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纠纷的裁判要旨汇编（上，001-047则）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纠纷的裁判要旨汇编

（上，001-047则）

目  录

一、地域管辖（28个）

二、专属管辖（19个）

三、协议管辖（22个）

四、级别管辖（10个）

五、移送管辖（5个）

六、管辖权异议（23）

一、地域管辖（28个）

001、通过微信订立的买卖合同发生纠纷时如何确定管辖？

裁判要旨：

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本案中，买受人与出卖人通过微信交流，订购熔喷布，约定通过货运配送，收货地为安徽省安庆市，故案涉买卖合同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买受人与出卖人明确约定收货地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安徽市怀宁县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案例文号：（2022）最高法民辖22号

002、民间借贷区分出借与还款两种情形确定合同履行地。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即出借人所在地和借款人所在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是否出借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及其利息是否归还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案例文号：（2017）最高法民辖终245号

003、非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起诉时管辖法院的确定。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时，“接收货币的一方”应当指合同一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非合同当事人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请求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参照代位权诉讼、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等的规定，此类案件应当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195号

004、债权受让人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

裁判要旨：

本院认为，当事人没有约定时，根据标的之不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从标的物所在地、行为地、权利义务的主体所在地分别确定了合同履行地。根据该规定，标的是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这里的“一方”应当指合同一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否则，如允许非合同当事人也适用上述规则，合同履行地显然陷入了随时变动的状态。比如本案，申银特钢公司作为非合同当事人主张给付货币，若另有第三人也主张该合同权利，合同履行地将出现多个和无法确定的情况，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此外，由于债权可以不经债务人同意而转让，也极易出现债权人随意变更，从而规避管辖、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况。因此，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所规定的“一方”应仅指合同当事人。非合同一方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

此种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地域管辖更为适当，本院在一些类似情况下有一贯的处理原则，可以予以参考。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应当由被告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有协议管辖约定的，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约定继续有效”。上述代位权诉讼、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与本案中实际出资人直接起诉股权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相似，均系非合同当事人诉请合同当事人给付货币。据此，形式上本案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缺乏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当。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195号

005、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中，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上诉人堆龙东为实业有限公司、成都百悦大地矿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某银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Ⅰ、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除当事人明确约定外，合同签订地并非是确认合同履行地的依据。因此，合同对履行地点约定不明的，应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地。

Ⅱ、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可知，认定合同履行地需要先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标的。争议标的是指双方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主要或特征性义务。在对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中合同履行地进行审查时，应对支付货币系属交易对价，还是合同特征性义务进行审查，以准确确定合同履行地。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385号

006、合同中同时约定履约地和交货地的，如何确定管辖法院——同鑫公司诉同发公司、朱某、谢某毅、谢某07买卖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合同双方当事人既约定履约地，又同时约定交货地的，交货地属于合同实际履行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交货地。履约地属于程序法意义上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辖57号

007、悬赏广告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接受货币奖励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蒋某与上海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纠纷案

裁判要旨：

悬赏广告纠纷属合同性质纠纷，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接受货币奖励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接受货币奖励一方对其所在地负有举证责任。

案例文号：（2015）民申字第1313号

008、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可按照合同纠纷确定管辖法院——王某与张某、吕某1、吕某2、吕某3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裁判要旨

在受理起诉期间，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对此类纠纷，所涉法律关系权利义务主体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财产继承人，属于债权人与债务继承人之间的债务清偿纠纷，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案例文号：（2018）最高法民辖165号

009、原告因被告未向其实际出借款项而诉求撤销其房产抵押权登记的，如何确定管辖法院——卢某庆与被告王某波民间借贷纠纷

裁判要旨：

原告向被告借款并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但被告并未实际出借款项，原告起诉请求撤销被告对其房产抵押权。合同履行地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作出判断。原告之所以请求撤销抵押登记，其成因是被告未履行出借款项义务造成，故本案“争议标的”应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即原告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同时本案涉及不动产权利的变更，而该不动产所在地也为原告所在地，从案件审理和未来执行的角度考虑，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为妥当。

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民辖42号

010、非合同当事人诉请合同当事人履行给付货币义务的，如何确定地域管辖——上诉人杨某平因与被上诉人宁夏申银特钢股份有限公司、黄某股权转让纠纷

裁判要旨

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明确了因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的地域管辖规则，其中规定的“接收货币一方”中的“一方”应仅指合同当事人，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否则，如允许非合同当事人也适用上述规则，合同履行地显然陷入了随时变动的状态。非合同一方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因形式上原、被告间缺乏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当。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195号

011、同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时以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

裁判要旨：

本案系上海华地公司与宁夏申银公司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上海华地公司主张袁某某（担保人）因债务加入而应承担共同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不改变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性质。

关于袁某某主张本案应由担保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

本案中，上海华地公司向仇某、上海盛玄公司、财拓公司、财拓宁夏公司主张担保责任所担保的主债权系基于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一审法院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确定管辖权，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291号

012、在确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时，应当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为依据——张某龙与被告北京墨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程某、马某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民事案件的管辖问题，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前述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该规定是规范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这一类民事案件管辖的特别规定。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该规定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针对的是发生在信息网络环境下，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并未限于特定类型的民事权利或者权益。与之不同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著作权人享有的法定权利，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是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特定类型的民事权利，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民事案件的管辖作出的特别规定。在确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时，应当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为依据。

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只有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例外情形下，才可以将“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视为侵权行为地。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性质和特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一旦发生，随之导致“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其侵权结果涉及的地域范围具有随机性、广泛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不宜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

本案中，秦皇岛市为原告住所地，并非被告住所地，亦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本案也不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例外情形。因此，秦皇岛中院对于本案没有管辖权，河北高院将本案移送北京互联网法院并无不当。

案例文号：（2022年）最高法民辖42号

013、被诉侵权产品使用地是否构成管辖连结点的认定——上诉人淄博市临淄瑞铄化工配件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固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固特公司对瑞铄公司提起诉讼，主张瑞铄公司生产、销售、许诺销售、使用被诉侵权产品，并提交了被诉侵权产品照片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单位为瑞铄公司。但是固特公司提交的证据仅初步证明了被诉侵权产品系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使用，不足以证明瑞铄公司在浙江宁波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故浙江宁波并非瑞铄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地。固特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瑞铄公司的生产、销售、许诺销售行为实施地在浙江宁波，故浙江宁波亦非瑞铄公司被诉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山东济南中院审理。

案例文号：（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310号

014、不能以仅实施销售“通过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得到的另一品种繁殖材料”行为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上诉人丹东登海良玉种业有限公司、宋某良、宋某与被上诉人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朗润农资超市、杜邦先锋投资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于2016年1月1日以后、2022年3月1日以前，故审理本案应适用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根据当时种子法的有关规定，仅实施销售“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得到的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行为，并非法律所明确禁止的侵权行为。

本案作为原告起诉据以确定案件管辖的朗润超市，其被诉销售“登海939”繁殖材料的行为不构成当时种子法规定的侵权行为，针对该被告的被诉行为显然不构成一个可争辩的侵权行为。再则，原告未主张朗润超市与涉案其他被告构成共同侵权或者帮助侵权。故该被告与本案纠纷缺乏实质关联。

因此，本案原告主张朗润超市构成侵权并以之作为共同被告确定案件管辖，欠缺法律依据与事实根据，其被诉侵权行为地及住所地不构成可以确定本案管辖的连结点。据此，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裁判明确，当事人对民事案件管辖有争议时，特别是在共同诉讼中原告以某一共同被告的行为地或者住所地作为管辖权确定依据而主张权利时，人民法院应当对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与确定案件管辖相关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进行初步审查，而不能简单地以有关被诉行为是否成立需要经实体审理认定即迳行驳回当事人的有关管辖权异议。

当原告针对据以确定案件管辖的共同被告的有关权利主张显然欠缺法律依据或者事实根据时，人民法院不能以该共同被告作为管辖连结点来确定案件管辖，否则，就可能纵容人为制造管辖连结点以规避法律的行为。

案例文号：（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267号

015、垄断纠纷案件的管辖确定——上诉人商丘市龙兴制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北拓思医药有限公司垄断协议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2020）鄂1202民初3390号（即前案）与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根据龙兴公司的主张，本案系涉及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

双方协议约定由拓思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拓思公司住所地位于湖北省咸宁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发生在湖北省辖区内的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据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187号

016、认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需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其一，被告必须在该地住满一年；其二，一年时间必须是连续的，不能中断；其三，到起诉时为止，被告还在该地居住。具体到本案，从法院查明的情况看，至起诉时，尚无法确定被告经常居住地。因此，本案应由被告户籍地法院管辖——方某与张某离婚后财产纠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离婚后财产纠纷，应适用一般地域管辖有关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

适用前述规定认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需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其一，被告必须在该地住满一年；

其二，一年时间必须是连续的，不能中断；

其三，到起诉时为止，被告还在该地居住。

具体到本案，从两地法院查明的情况看，至方燕丹起诉时，尚无法确定张刚是否仍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居住。因此，本案应由被告张刚户籍地法院即安徽相山法院管辖。

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民辖92号

017、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事实发生纠纷，以不同诉求分别向不同法院起诉的，如何确定管辖？——江苏新誉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与连浩特长风协合风能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不同的法院起诉，为避免裁判之间的冲突，宜将多个案件由同一个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其中一个法院立案后发现对于案件没有管辖权，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受理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两个以上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有关人民法院均应当停止进行实体审理，并按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协商解决管辖争议，协商不成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民辖60号

018、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即使公司丧失独立的法人人格，也不影响有管辖权法院的管辖权的行使——北京金宸星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春鸿二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之一海宸置业公司的住所地在广东省，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金宸星合公司称海宸置业公司已丧失独立的法人人格，主体资格受限。但这并不影响海宸置业公司的住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的事实。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168号

019、作为管辖连结点的零部件使用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被诉侵权产品系另一产品的零部件，使用该另一产品的行为亦使作为零部件的被诉侵权产品实现了使用价值，则该使用行为亦构成对于被诉侵权零部件产品的使用，可以作为确定案件管辖的连结点。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201号

020、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系指在信息网络上完整实施的侵权行为；若侵权行为仅部分环节在线上实施，则不构成上述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确定管辖。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

021、涉外民事纠纷案件管辖的适当联系原则

裁判要旨：

对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和代表机构的被告提起的涉外民事纠纷案件，中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应审查该纠纷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联系。判断被告在中国没有住所和办事机构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是否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可以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等是否在中国境内。前述地点之一在中国境内的，应当认为该案件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中国法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57号

022、涉境外垄断行为的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上诉人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TCL通讯（深圳）有限公司、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裁判要旨：

Ⅰ、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垄断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上述规定明确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原则。同时，上述规定也表明，垄断纠纷案件的管辖可以被诉垄断行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的结果地作为管辖连结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确定。”

本案中，TCL方起诉主张爱立信方存在实施不公平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滥用禁令请求权等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对TCL方在中国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造成经济损失，中国法院对此具有管辖权。

Ⅱ、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据此，对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均有权管辖。

在管辖权异议案件中，人民法院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

对于当事人是否适格，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应予审查的情形，如果当事人是否适格不影响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有关其适格问题可以在实体审理阶段予以审查。

如果当事人成为确定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当事人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

审查时，一般情况下只需有初步证据证明当事人与涉案事实存在形式上的关联性，即达到可争辩的程度即可，无需对实体内容进行审查。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2号

023、公司注册地与经营地不一致的，如何确定管辖权？

裁判要旨：

公司在登记机关办理主体信息登记时，住所是被要求登记的事项之一，公司选择以何地登记为其住所是具有法律后果的民事行为。登记部门会根据公司提交的信息对外公示，社会公众也会对代表国家行使市场监管公权力的登记部门所发布的法人登记信息产生合理信赖。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将法人在市场监管登记部门登记的住所作为确定民事诉讼地域管辖连结点的依据，于法有据。合同一方当事人基于对登记部门公示的法人登记信息的信赖而确定该法人住所，进而当与该法人发生合同纠纷时以此确定管辖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自为法律所允许，此亦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的应有之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根据该条规定，在根据法人住所地确定地域管辖连结点时，应当首选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只有在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无法确定时，才将其登记地确定为其住所，进而确定地域管辖连结点。

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二）住所；……”，“公司的住所是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的住所只能有一个。公司的住所应当在其公司登记机关辖区内”，“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未经变更登记，公司不得擅自改变登记事项”，“公司变更住所的，应当在迁入新住所前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新住所使用证明。公司变更住所跨公司登记机关辖区的，应当在迁入新住所前向迁入地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迁入地公司登记机关受理的，由原公司登记机关将公司登记档案移送迁入地公司登记机关”。由上述规定可知，公司在登记机关办理主体信息登记时，住所是被要求登记的事项之一，公司选择以何地登记为其住所是具有法律后果的民事行为。公司办理住所登记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第一，公司的住所须是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第二，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住所只能有一个；

第三，公司的住所应当在其公司登记机关辖区内。

由此意味着，一方面，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公司主要事项登记时，对所填写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公司在办理登记时应当合理预见，一旦其将所填写的信息（例如住所信息）向登记部门提交，后者会根据其提交的信息对外公示，社会公众也会对代表国家行使市场监管公权力的登记部门所发布的法人登记信息产生合理信赖。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上述规定进一步表明，公司设立时在登记机关所作的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将产生公信力，善意的公众基于对登记机关就法人登记事项所作的公示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受保护。故，一旦法人在存续期间原先登记的事项发生变化，其应当依法履行变更登记的手续，否则不得对抗善意不知情的相关公众。总体而言，以上关于公司法人住所事项登记、变更事项登记和相关法律后果的规定，核心意旨均在于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因为这些属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的本质归根结底乃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如果法人在登记部门初始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信息不可信赖，公众势必不得不自力调查法人的各项情况与登记信息是否一致，由此必然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提升和交易负担的加重，显然不符合市场交易透明化、规范化、法治化和可预期化的市场经济要求。

因此，将法人在市场监管登记部门登记的住所作为确定民事诉讼地域管辖连结点的依据，于法有据。合同一方当事人基于对登记部门公示的法人登记信息的信赖而确定该法人住所，进而当与该法人发生合同纠纷时以此确定管辖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自为法律所允许，此亦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的应有之义。

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291号

024、合同中未约定履行地点，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青海元鑫矿业有限公司与宁夏盐池县润发煤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履行地点的，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当事人支付货款，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应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案例文号：（2015）民二终字第233号

025、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被诉侵权产品系通过网络进行销售，依据网络销售商的被诉销售行为地确定案件管辖权时，被诉销售行为地的认定既要有利于管辖的确定性、避免当事人随意制造管辖连接点，又要便利权利人维权。在网络环境下，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以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共同作为被告的诉讼构成必要共同诉讼。

案例文号：（2018）最高法民辖终93号

案例来源：2018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026、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深圳市蓝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酷能量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在网络环境下，侵犯专利权的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涉案物流信息显示，被诉侵权产品通过邮政快递大宗收寄处理班收件，故可合理推断被诉侵权产品的发货地为侵权产品的销售地，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确定管辖连结点。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126号

027、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南通市通州区新天禾服饰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在网络环境下，专利纠纷案件中的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而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不能作为专利侵权案件的侵权行为地并以此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6号

028、网购收货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管辖地——广东马内尔服饰有限公司、周某、南京东方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管辖异议案

裁判要旨：

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形式上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无区别，但其所提出的侵权主张并非仅针对这一特定的产品，而是包含了特定权利的所有产品；侵权主张也并非仅针对合同的另一方主体，而可能是与此产品相关的、根据法律规定可能构成侵权的其他各方主体，因此，如果原告通过网络购物方式购买被诉侵权产品，不宜以网络购物收货地来确定案件的地域管辖。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也不同意作为共同诉讼审理，应当分案审理。

案例文号：（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

二、专属管辖（19个）

029、违反专属管辖规定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局、鄂尔多斯沿黄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立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上述规定，应当由案涉不动产所在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建设工程位于鄂尔多斯市沿黄一级公路树林召至独贵塔拉段，因此本案应当由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和二审法院并非案涉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本案一、二审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一、二审法院在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应当依法移交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原审法院未移交，存在程序错误。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程序错误情形，包括剥夺当事人辩论权、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违法缺席审判、审判组织不合法、审判人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等剥夺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有违审判基本原则、可能导致审判结果不公的程序错误。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案件的审理与执行的便利，具体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其往往涉及建筑物工程造价评估、质量鉴定、留置权优先受偿、执行拍卖等问题，所以法律及司法解释将该合同纠纷的管辖参照不动产纠纷管辖适用不动产所在法院专属管辖。上述专属管辖规定并不涉及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审判基本原则、公正审理等价值考量，违反该规定造成的程序错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程序错误有区别，不构成应当再审的事由。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申5628号

030、房屋买卖合同属债权类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定——再审申请人北京西曼国际服饰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辛集市万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适用专属管辖的不动产纠纷仅限于“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案涉合同系因房屋买卖引起不动产权属变动，属于因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类纠纷，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专属管辖。

案例文号：（2018）最高法民申1175号

03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专属管辖不仅包含自身还应当包括其项下相关案件——深圳市美达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的理解应不限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项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包括该项下的建设工程施工相关案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铁路修建合同纠纷、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

案例文号：（2017）最高法民辖30号

032、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也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北京天禾空间展示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汉能薄膜发电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大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限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应包括该项下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其他与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的纠纷。故装饰装修合同同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违反专属管辖规定则为无效的管辖条款。

本院认为，本案请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纠纷是否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条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限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应当包括该项下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其他与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的纠纷。本案案由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属专属管辖情形，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案涉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因违反专属管辖规定而无效，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案涉工程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长江路66号，安徽镜湖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民辖93号

033、公司解散纠纷中，以公司章程中仲裁协议为由提起管辖权异议的，不予支持——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华鹿阳坡泉煤矿有限公司、山西华鹿热电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

最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在公司陷入僵局、公司自治已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现行法律并未赋予仲裁机构解散公司的裁决权。因仲裁机构裁决解散公司没有法律依据，即便阳坡泉煤矿的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解散事宜，且约定因执行本章程所发生的或与本章程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可提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其有关公司解散的仲裁协议亦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华鹿热电公司有关本案应提交仲裁解决，人民法院不应受理的主张不能成立。

案例文号：（2016）最高法民再202号

034、确定案件是否属于专属管辖时，应依据其实质争议标准确定管辖法院——程全东与被告天津市龙川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东莞市思拓空气净化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8条第8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原告起诉被告履行债务的依据，是其受让的他人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形成的对被告的债权。从被告的答辩看，当事人对案涉工程质量、工程款数额有争议。案件受理后的审理，既涉及质量鉴定、造价评估等工程问题，也涉及被告与发包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履行情况，而不是单纯的给付一定数额的工程欠款，故本案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案例文号：（2022）最高法民辖82号

035、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在挂靠过程中履行挂靠协议所发生的争议不适用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河北力筑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与被告邵某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本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是否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从力筑公司起诉情况看，力筑公司与邵某之间不属于内部承包或者非法转包、分包关系，而应当属于挂靠关系。挂靠是指挂靠者通过借用被挂靠者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银行账户等资质，以被挂靠企业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挂靠者一般自负盈亏，被挂靠者收取固定管理费或者挂靠费。与挂靠相比，内部承包一方主体通常为发包单位的人员，与发包单位有合法的人事、劳动合同关系。在经营上，挂靠主要以挂靠者自己投入财产为主，而内部承包以使用发包企业财产为主，发包企业通常还提供工程所需的必要技术，进行必要的安全、质量管理。

另，非法转包、分包与挂靠虽然都是将项目工程整体或者部分转交他人，但非法转包、分包往往是承包方在承包案涉工程后，再将工程整体转包或者一部分内容分包，而挂靠通常是实际施工人事先与承包人进行约定后再承包工程，一般而言，非法转包、分包实际施工人可能有相应施工资质，但挂靠人基本都没有施工资质。

综上，本案属于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在挂靠过程中履行挂靠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并非发包人与承包人、转包人或分包人之间发生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适用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按照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的法定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民辖12号

036、以BT方式分期进行投资建设的纠纷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普天公司签署的《能源管理建设合同》《专业总承包工程合同》《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合同内容中包括了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基本要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文义范围。原审据此认为本案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由案涉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并根据级别管辖的要求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普天公司认为本案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根据协议约定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文号：（2018）最高法民辖终7号

037、李某与西宁林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邵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案由。本案中，李某与西宁林顺公司签订的《内部班组劳务承包协议书》虽名为劳务承包，但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是对西堡镇东花园村硬化路工程项目进行施工，并约定由乙方李某对工程人工和材料进行全额垫资，即由李某包工包料，而非仅提供劳务。该合同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律特征，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根据双方签订协议，项目所在地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即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甘肃省临夏县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不当。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60号

038、宏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吴某、谢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原告谢某、吴某依据其与宏大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责任合同》、《建设工程内部施工责任合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宏大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一审法院根据原告吴某、谢某的诉讼请求和上述两份合同的内容，确定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确定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宏大公司主张本案属于劳动合同纠纷，应根据劳动合同纠纷确定本案管辖权。但本案尚未进行实体审理，关于双方之间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应在实体审理中解决。在未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双方之间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劳动合同纠纷。故宏大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将本案移送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

案例文号：（2018）最高法民辖终128号

039、应某与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分包合同引发纠纷，应某起诉主张案涉工程没有开工，大庆建筑公司重庆分公司亦未按照约定返还工程保证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的规定，本案应由工程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管辖，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审理有错误。

案例文号：（2017）最高法民辖61号

040、伍某勇、伍某星等与重庆国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伍玉勇、伍卫星与重庆国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签订的是《劳务承包协议》，该《劳务承包协议》约定工程名称为思茅至澜沧高速公路，约定工程地点、范围为云南省澜沧县糯轧渡镇，约定施工内容梁场建设、预制T梁模板的安拆、砼浇筑等，约定每立方米砼的承包单价，工程主材由重庆国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提供，伍玉勇、伍卫星提供劳务；劳务费用按月支付，每月支付已完成工程量的85%的工程款，全部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后2个月内支付所有的工程款。因此，从双方所签合同内容来看，案涉合同性质应为劳务合同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案纠纷性质属于劳务合同纠纷，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同时，原告已将10万元押金转入被告重庆国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银行账户，劳务承包协议已经开始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在重庆市渝**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71号

041、破产重整执行期间新发生的有关债务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其目的在于通过集中管辖确保破产程序的有序进行，避免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发生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由不同的法院审理导致其与破产案件的审理进度难以协调，影响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故有必要将这些诉讼集中于审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或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程序终止。第八十九条规定，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第九十条规定，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由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本案中，国安建筑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主要工作系债务人执行重整计划，并由管理人进行监督和报告，并无证据表明大丰法院有关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工作仍在进行，本案作为民事诉讼，并无与国安建筑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审理相协调的必要，故本案国安建筑公司提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应适用《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而应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管辖。因本案涉诉标的额达45，360，715元，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应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14号

042、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贞玉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裁判要旨：

最高院认为，《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建华诚公司以与贞玉民生药业存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支付设计费等费用。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基本是在建设工程所在地，即不动产所在地，其争议会经常涉及建筑物工程造价评估、质量鉴定、留置权优先受偿、执行拍卖等，故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依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有关规定，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同样性质、具有建筑和安装内容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铁路修建合同纠纷、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其合同履行基本也在建筑物所在地，故应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同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与建设工程施工具有密切关联性，同样应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虽然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履行与工地有一定的联系，如设计合同，设计工作必须从工地勘察开始，但设计工作主体实际是在设计单位内完成；勘察合同的履行尽管数据采集等大部分工作在工地进行，但后期作图、报告制作等也是在承揽单位完成，故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不应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辖16号

043、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裁判要旨：

中铁公司上诉主张其与江涛公司之间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本案不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而应根据合同约定由中铁公司法人注册地陕西法院管辖。本院认为，分包是基于主体的相对性界定工程施工的一种形式，其实质仍然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218号

044、代位权诉讼需考虑有无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必要性。

裁判要旨：

本案债务人徐某某与次债务人华新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故需要在正确理解相关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判断陈某某1提起的债权人代位权诉讼是否应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规定。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之所以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原因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对工程的质量鉴定、造价鉴定以及执行程序中的拍卖等，由工程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便于调查取证和具体执行。

而本案中，陈某某1提起诉讼时称华新公司承建亳州市南部新区安置还原小区E2区一标段工程项目后，徐永利与华新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明确约定，经建设单位、华新公司认可的结算报告为徐永利与华新公司最终结算的依据。

申请再审时，陈某某1提交了《重点工程资金拨付记录一览》，主张建设单位已经按照约定与华新公司进行工程结算，并支付工程款。

由此可见，债务人徐某某与次债务人华新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债的纠纷，并不涉及工程鉴定、需要考察工程本身等应由工程所在地法院管辖的事由，故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不适用专属管辖与立法目的并不相悖。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申5252号

045、防盗门买卖、安装合同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裁判要旨：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供方所在地法院）认为，案涉防盗门供应合同约定和乐门业公司提供防盗门并进行安装，合同单价为包干价，包括运输费（含包装费）、安装费、安全文明施工费、税金及相关费用，双方之间构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法律关系，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从起诉提交的材料看，案涉《防盗门供应合同》约定了防盗门的名称、型号、规格、方向、色泽、数量、单价、货物的运输、安装，同时，合同约定“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产品”、“本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在供方所在地”，故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应当认定为买卖合同。

本案中，案涉《防盗门供应合同》约定了发生争议“应向供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辖17号

046、债权受让人基于受让的《建筑施工合同》索要工程款的案由确定——杜某与中建七局支付工程款纠纷

裁判要旨：

围绕《建筑施工合同》提出索要工程款的诉讼，其法律关系性质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债权转让的后果仅是《建筑施工合同》权利主体发生变更，并不影响诉讼的法律关系性质。

从杜金生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依据来看，案涉《路基工程施工合同》由中建七局与北京祁鹏机械租赁处签订，杜金生并非合同当事人或者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之所以向中建七局主张工程款，系基于其通过与北京祁鹏机械租赁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北京祁鹏机械租赁处在《路基工程施工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义务之事实。杜金生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路基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中建七局向其支付工程款、五盂高速公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均是围绕案涉《路基工程施工合同》提出，因此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仍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杜金生与北京祁鹏机械租赁处债权转让的后果仅是《路基工程施工合同》权利主体发生变更，并不影响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中建七局上诉提出本案应为债权转让纠纷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管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建设工程所在地为山西省盂县，因此按照专属管辖以及级别管辖之规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案例文号：（2018）最高法民辖终221号

047、无争议的工程造价和存在争议的结算内容一并诉求支付工程款，属于给付之诉——辽宁永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裁判要旨：

所谓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或者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人民法院审理确认之诉案件，只是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确认，一般不会判令另一方履行一定的民事义务。而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追索工程款纠纷，除非当事人对于工程量及工程款数额没有争议，否则必然涉及到对施工单位已完成的工程量和工程造价进行确认的问题，这种确认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案件基本事实的情形，并非是确认之诉。华新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永利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尽管该请求中包含了双方无争议和存在争议两部分内容，但是该公司是明确要求永利公司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的，相对于确认之诉来说，本案属于典型的给付之诉。

案例文号：（2016）最高法民终94号

转载请注明来源：类案同判规则。

山东高院：关于简化民商事纠纷管辖权异议审查程序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