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通过微信订立的买卖合同发生纠纷时如何确定管辖？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本案中，买受人与出卖人通过微信交流，订购熔喷布，约定通过货运配送，收货地为安徽省安庆市，故案涉买卖合同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买受人与出卖人明确约定收货地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安徽市怀宁县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02、民间借贷区分出借与还款两种情形确定合同履行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即出借人所在地和借款人所在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是否出借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及其利息是否归还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时，“接收货币的一方”应当指合同一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非合同当事人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请求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参照代位权诉讼、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等的规定，此类案件应当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04、债权受让人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本院认为，当事人没有约定时，根据标的之不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从标的物所在地、行为地、权利义务的主体所在地分别确定了合同履行地。根据该规定，标的是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这里的“一方”应当指合同一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否则，如允许非合同当事人也适用上述规则，合同履行地显然陷入了随时变动的状态。比如本案，申银特钢公司作为非合同当事人主张给付货币，若另有第三人也主张该合同权利，合同履行地将出现多个和无法确定的情况，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此外，由于债权可以不经债务人同意而转让，也极易出现债权人随意变更，从而规避管辖、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况。因此，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所规定的“一方”应仅指合同当事人。非合同一方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此种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地域管辖更为适当，本院在一些类似情况下有一贯的处理原则，可以予以参考。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应当由被告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有协议管辖约定的，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约定继续有效”。上述代位权诉讼、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与本案中实际出资人直接起诉股权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相似，均系非合同当事人诉请合同当事人给付货币。据此，形式上本案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缺乏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当。05、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中，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上诉人堆龙东为实业有限公司、成都百悦大地矿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某银合同纠纷Ⅰ、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除当事人明确约定外，合同签订地并非是确认合同履行地的依据。因此，合同对履行地点约定不明的，应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地。Ⅱ、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可知，认定合同履行地需要先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标的。争议标的是指双方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主要或特征性义务。在对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中合同履行地进行审查时，应对支付货币系属交易对价，还是合同特征性义务进行审查，以准确确定合同履行地。06、合同中同时约定履约地和交货地的，如何确定管辖法院——同鑫公司诉同发公司、朱某、谢某毅、谢某买卖合同纠纷合同双方当事人既约定履约地，又同时约定交货地的，交货地属于合同实际履行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交货地。履约地属于程序法意义上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合同右上角打印为“履约地点：江苏江阴”，第三条手写约定为“交货地点：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经开区三期标准厂房B栋，提货方式：送货上门安装、调试OK”。分析案涉合同的上述约定，四川武胜县属于合同实际履行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交货地，江苏江阴市属于程序法意义上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在双方当事人关于合同履行地和交货地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的情况下，同鑫公司、姜天福关于应当以手写内容载明的“交货地四川武胜”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07、悬赏广告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接受货币奖励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蒋某与上海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纠纷案悬赏广告纠纷属合同性质纠纷，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接受货币奖励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接受货币奖励一方对其所在地负有举证责任。08、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可按照合同纠纷确定管辖法院——王某与张某、吕某1、吕某2、吕某3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在受理起诉期间，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对此类纠纷，所涉法律关系权利义务主体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财产继承人，属于债权人与债务继承人之间的债务清偿纠纷，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09、原告因被告未向其实际出借款项而诉求撤销其房产抵押权登记的，如何确定管辖法院——卢某庆与被告王某波民间借贷纠纷原告向被告借款并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但被告并未实际出借款项，原告起诉请求撤销被告对其房产抵押权。合同履行地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作出判断。原告之所以请求撤销抵押登记，其成因是被告未履行出借款项义务造成，故本案“争议标的”应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即原告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同时本案涉及不动产权利的变更，而该不动产所在地也为原告所在地，从案件审理和未来执行的角度考虑，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为妥当。10、非合同当事人诉请合同当事人履行给付货币义务的，如何确定地域管辖——上诉人杨某平因与被上诉人宁夏申银特钢股份有限公司、黄某股权转让纠纷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明确了因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的地域管辖规则，其中规定的“接收货币一方”中的“一方”应仅指合同当事人，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否则，如允许非合同当事人也适用上述规则，合同履行地显然陷入了随时变动的状态。非合同一方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因形式上原、被告间缺乏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当。11、同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时以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系上海华地公司与宁夏申银公司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上海华地公司主张袁某某（担保人）因债务加入而应承担共同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不改变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性质。关于袁某某主张本案应由担保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上海华地公司向仇某、上海盛玄公司、财拓公司、财拓宁夏公司主张担保责任所担保的主债权系基于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一审法院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确定管辖权，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12、在确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时，应当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为依据——张某龙与被告北京墨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程某、马某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民事案件的管辖问题，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前述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该规定是规范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这一类民事案件管辖的特别规定。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该规定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针对的是发生在信息网络环境下，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并未限于特定类型的民事权利或者权益。与之不同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著作权人享有的法定权利，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是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特定类型的民事权利，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民事案件的管辖作出的特别规定。在确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时，应当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为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只有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例外情形下，才可以将“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视为侵权行为地。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性质和特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一旦发生，随之导致“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其侵权结果涉及的地域范围具有随机性、广泛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不宜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本案中，秦皇岛市为原告住所地，并非被告住所地，亦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本案也不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例外情形。因此，秦皇岛中院对于本案没有管辖权，河北高院将本案移送北京互联网法院并无不当。13、被诉侵权产品使用地是否构成管辖连结点的认定——上诉人淄博市临淄瑞铄化工配件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固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固特公司对瑞铄公司提起诉讼，主张瑞铄公司生产、销售、许诺销售、使用被诉侵权产品，并提交了被诉侵权产品照片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单位为瑞铄公司。但是固特公司提交的证据仅初步证明了被诉侵权产品系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使用，不足以证明瑞铄公司在浙江宁波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故浙江宁波并非瑞铄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地。固特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瑞铄公司的生产、销售、许诺销售行为实施地在浙江宁波，故浙江宁波亦非瑞铄公司被诉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山东济南中院审理。14、不能以仅实施销售“通过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得到的另一品种繁殖材料”行为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上诉人丹东登海良玉种业有限公司、宋某良、宋某与被上诉人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朗润农资超市、杜邦先锋投资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于2016年1月1日以后、2022年3月1日以前，故审理本案应适用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根据当时种子法的有关规定，仅实施销售“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得到的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行为，并非法律所明确禁止的侵权行为。本案作为原告起诉据以确定案件管辖的朗润超市，其被诉销售“登海939”繁殖材料的行为不构成当时种子法规定的侵权行为，针对该被告的被诉行为显然不构成一个可争辩的侵权行为。再则，原告未主张朗润超市与涉案其他被告构成共同侵权或者帮助侵权。故该被告与本案纠纷缺乏实质关联。因此，本案原告主张朗润超市构成侵权并以之作为共同被告确定案件管辖，欠缺法律依据与事实根据，其被诉侵权行为地及住所地不构成可以确定本案管辖的连结点。据此，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裁判明确，当事人对民事案件管辖有争议时，特别是在共同诉讼中原告以某一共同被告的行为地或者住所地作为管辖权确定依据而主张权利时，人民法院应当对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与确定案件管辖相关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进行初步审查，而不能简单地以有关被诉行为是否成立需要经实体审理认定即迳行驳回当事人的有关管辖权异议。当原告针对据以确定案件管辖的共同被告的有关权利主张显然欠缺法律依据或者事实根据时，人民法院不能以该共同被告作为管辖连结点来确定案件管辖，否则，就可能纵容人为制造管辖连结点以规避法律的行为。15、垄断纠纷案件的管辖确定——上诉人商丘市龙兴制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北拓思医药有限公司垄断协议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2020）鄂1202民初3390号（即前案）与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根据龙兴公司的主张，本案系涉及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双方协议约定由拓思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拓思公司住所地位于湖北省咸宁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发生在湖北省辖区内的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据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16、认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需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其一，被告必须在该地住满一年；其二，一年时间必须是连续的，不能中断；其三，到起诉时为止，被告还在该地居住。具体到本案，从法院查明的情况看，至起诉时，尚无法确定被告经常居住地。因此，本案应由被告户籍地法院管辖——方某与张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离婚后财产纠纷，应适用一般地域管辖有关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适用前述规定认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需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具体到本案，从两地法院查明的情况看，至方燕丹起诉时，尚无法确定张刚是否仍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居住。因此，本案应由被告张刚户籍地法院即安徽相山法院管辖。17、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事实发生纠纷，以不同诉求分别向不同法院起诉的，如何确定管辖？——江苏新誉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与连浩特长风协合风能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不同的法院起诉，为避免裁判之间的冲突，宜将多个案件由同一个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其中一个法院立案后发现对于案件没有管辖权，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受理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两个以上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有关人民法院均应当停止进行实体审理，并按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协商解决管辖争议，协商不成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18、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即使公司丧失独立的法人人格，也不影响有管辖权法院的管辖权的行使——北京金宸星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春鸿二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之一海宸置业公司的住所地在广东省，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金宸星合公司称海宸置业公司已丧失独立的法人人格，主体资格受限。但这并不影响海宸置业公司的住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被诉侵权产品系另一产品的零部件，使用该另一产品的行为亦使作为零部件的被诉侵权产品实现了使用价值，则该使用行为亦构成对于被诉侵权零部件产品的使用，可以作为确定案件管辖的连结点。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系指在信息网络上完整实施的侵权行为；若侵权行为仅部分环节在线上实施，则不构成上述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确定管辖。对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和代表机构的被告提起的涉外民事纠纷案件，中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应审查该纠纷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联系。判断被告在中国没有住所和办事机构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是否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可以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等是否在中国境内。前述地点之一在中国境内的，应当认为该案件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中国法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22、涉境外垄断行为的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上诉人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TCL通讯（深圳）有限公司、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Ⅰ、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垄断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上述规定明确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原则。同时，上述规定也表明，垄断纠纷案件的管辖可以被诉垄断行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的结果地作为管辖连结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确定。”本案中，TCL方起诉主张爱立信方存在实施不公平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滥用禁令请求权等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对TCL方在中国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造成经济损失，中国法院对此具有管辖权。Ⅱ、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据此，对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均有权管辖。在管辖权异议案件中，人民法院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对于当事人是否适格，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应予审查的情形，如果当事人是否适格不影响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有关其适格问题可以在实体审理阶段予以审查。如果当事人成为确定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当事人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审查时，一般情况下只需有初步证据证明当事人与涉案事实存在形式上的关联性，即达到可争辩的程度即可，无需对实体内容进行审查。23、公司注册地与经营地不一致的，如何确定管辖权？公司在登记机关办理主体信息登记时，住所是被要求登记的事项之一，公司选择以何地登记为其住所是具有法律后果的民事行为。登记部门会根据公司提交的信息对外公示，社会公众也会对代表国家行使市场监管公权力的登记部门所发布的法人登记信息产生合理信赖。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将法人在市场监管登记部门登记的住所作为确定民事诉讼地域管辖连结点的依据，于法有据。合同一方当事人基于对登记部门公示的法人登记信息的信赖而确定该法人住所，进而当与该法人发生合同纠纷时以此确定管辖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自为法律所允许，此亦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的应有之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根据该条规定，在根据法人住所地确定地域管辖连结点时，应当首选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只有在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无法确定时，才将其登记地确定为其住所，进而确定地域管辖连结点。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二）住所；……”，“公司的住所是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的住所只能有一个。公司的住所应当在其公司登记机关辖区内”，“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未经变更登记，公司不得擅自改变登记事项”，“公司变更住所的，应当在迁入新住所前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新住所使用证明。公司变更住所跨公司登记机关辖区的，应当在迁入新住所前向迁入地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迁入地公司登记机关受理的，由原公司登记机关将公司登记档案移送迁入地公司登记机关”。由上述规定可知，公司在登记机关办理主体信息登记时，住所是被要求登记的事项之一，公司选择以何地登记为其住所是具有法律后果的民事行为。公司办理住所登记应当符合下列要求：由此意味着，一方面，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公司主要事项登记时，对所填写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公司在办理登记时应当合理预见，一旦其将所填写的信息（例如住所信息）向登记部门提交，后者会根据其提交的信息对外公示，社会公众也会对代表国家行使市场监管公权力的登记部门所发布的法人登记信息产生合理信赖。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上述规定进一步表明，公司设立时在登记机关所作的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将产生公信力，善意的公众基于对登记机关就法人登记事项所作的公示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受保护。故，一旦法人在存续期间原先登记的事项发生变化，其应当依法履行变更登记的手续，否则不得对抗善意不知情的相关公众。总体而言，以上关于公司法人住所事项登记、变更事项登记和相关法律后果的规定，核心意旨均在于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因为这些属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的本质归根结底乃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如果法人在登记部门初始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信息不可信赖，公众势必不得不自力调查法人的各项情况与登记信息是否一致，由此必然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提升和交易负担的加重，显然不符合市场交易透明化、规范化、法治化和可预期化的市场经济要求。因此，将法人在市场监管登记部门登记的住所作为确定民事诉讼地域管辖连结点的依据，于法有据。合同一方当事人基于对登记部门公示的法人登记信息的信赖而确定该法人住所，进而当与该法人发生合同纠纷时以此确定管辖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自为法律所允许，此亦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的应有之义。24、合同中未约定履行地点，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青海元鑫矿业有限公司与宁夏盐池县润发煤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履行地点的，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当事人支付货款，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应认定为合同履行地。25、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被诉侵权产品系通过网络进行销售，依据网络销售商的被诉销售行为地确定案件管辖权时，被诉销售行为地的认定既要有利于管辖的确定性、避免当事人随意制造管辖连接点，又要便利权利人维权。在网络环境下，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以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共同作为被告的诉讼构成必要共同诉讼。案例来源：2018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26、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深圳市蓝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酷能量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在网络环境下，侵犯专利权的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涉案物流信息显示，被诉侵权产品通过邮政快递大宗收寄处理班收件，故可合理推断被诉侵权产品的发货地为侵权产品的销售地，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确定管辖连结点。27、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南通市通州区新天禾服饰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在网络环境下，专利纠纷案件中的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而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不能作为专利侵权案件的侵权行为地并以此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28、网购收货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管辖地——广东马内尔服饰有限公司、周某、南京东方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管辖异议案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形式上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无区别，但其所提出的侵权主张并非仅针对这一特定的产品，而是包含了特定权利的所有产品；侵权主张也并非仅针对合同的另一方主体，而可能是与此产品相关的、根据法律规定可能构成侵权的其他各方主体，因此，如果原告通过网络购物方式购买被诉侵权产品，不宜以网络购物收货地来确定案件的地域管辖。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也不同意作为共同诉讼审理，应当分案审理。29、原告诉求退还定金的，其所在地是否属于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黄某与被告湖南博阳盛建筑劳务咨询有限公司、戴某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请求判令其退回定金，原告是接受退回定金的一方。但是，前述“接受退回定金”，并不是双方协议约定的标的，而是来自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理解为《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接收货币”。从案涉协议书签订的情况，看双方同约定的标的是被告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属于《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标的”。根据该条款关于“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故被告作为履行义务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30、互联网借贷纠纷，合同约定的签订地、履行地必须有证据证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否则不能据以确定案件管辖法院——郭某铭与重庆度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小额借款合同纠纷案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度小满公司住所地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将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31、合同约定签约地与实际签约地不符，应按约定地确定为合同签订地，但故意规避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情况除外——金盛集团公司等与深圳平安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据此，无论《合作框架协议》是否实际签订于南京市，人民法院均应认定协议签订地为深圳市福田区。《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因协议发生的纠纷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金盛集团公司、金盛家居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2、当事人能否选择列举的5种管辖范围以外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条规定赋予了合同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权利，虽然从文义看是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属于当事人可选择的管辖范围，但亦用“等”字表明当事人还可选择除上述五地之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该规定在对“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进行必要指引和限制下，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意在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意思自治。33、判断约定两个以上管辖法院是否有效，应审查约定管辖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如均有实际联系则均有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合同中约定：“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在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可提交双方任何一方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该约定合法有效。34、约定履行地与实际履行地不一致，如何确定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合同履行地的确定首先以双方约定的履行地为准，即合同明确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35、争议标的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款规定明确了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即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结合合同履行义务来确定合同履行地。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本案中，中软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崇文公司支付涉案合同款及违约金，该诉讼请求所指向的主要合同义务为崇文公司向中软公司支付合同款的义务。因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则，故崇文公司关于本案接收货币一方不是合同履行地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6、“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应指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的履行方所在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且应为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因此，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所规定的“争议标的”，其内涵应当结合最能反映纠纷所涉合同之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来加以理解。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开发计算机软件。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以履行开发计算机软件义务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主要履行地。37、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地域管辖连接点应当如何确定——南京蓝泰交通设施有限责任公司与地洲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属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确定地域管辖连接点。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中的“侵权行为”应当理解为被诉侵害专利权的行为；相应地，此类诉讼中作为地域管辖连接点的侵权行为地，应当是指被诉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实施地及其结果发生地。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查认为：本案系因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所引发的地域管辖权争议，焦点问题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的制度设置目的在于，为因受到专利权人警告而陷入不安的被警告人提供司法救济，通过确认不侵权诉讼的审理，确定被警告人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侵害他人的专利权，从而使其尽快从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为后续的生产经营作出妥当决策。可见，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的核心仍然在于判断被警告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专利权，与专利侵权诉讼存在密切关联性，可以参照专利侵权案件地域管辖连接点的规定确定地域管辖。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的地域管辖连接点，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中的“侵权行为”，应当是指被警告人的涉嫌侵害专利权的行为。相应地，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中作为地域管辖连接点的侵权行为地，应当是指被警告人涉嫌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实施地及其结果发生地。在管辖权异议审理阶段，人民法院原则上只须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与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须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接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即涉案专利权人在给上诉人的客户发出的警告函中指控上诉人涉嫌实施了制造、销售侵害其涉案专利权之产品的侵权行为。一方面，上诉人的住所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结合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可以认定上诉人在其住所地即江苏省南京市实施了可争辩的制造涉嫌侵权产品的行为；另一方面，二审查明的事实亦初步证明上诉人在江苏省南京市实施了可争辩的销售涉嫌侵权产品的行为。因此，江苏省南京市可以作为本案的地域管辖连接点。虽然被上诉人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上海市亦是本案的地域管辖连接点之一；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5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上诉人选择在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即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是其行使诉讼处分权的表现，符合法律规定。38、发生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债权受让方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对于“原告所在地”或“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如何认定？债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南昌律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分公司、李某追偿权纠纷民事指定管辖管辖裁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追偿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在南昌律赢重庆渝北分公司未主张受让案涉权利时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情形下，案涉《金融信息居间服务协议》关于“纠纷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对南昌律赢重庆渝北分公司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即科金融公司与李某签订的《金融信息居间服务协议》关于“纠纷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其中，《金融信息居间服务协议》签订时，“原告”虽无法具体确定，但能够明确的是，此处的“原告”应为合同签订主体即科金融公司、李某。南昌律赢重庆渝北分公司作为即科金融公司对李某债权的受让人，起诉的实质是行使即科金融公司对李某的请求权，因即科金融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即合同明确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而不依据实体履行义务的地点确定合同履行地，如到货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为合同履行地。将合同履行地依照约定，明确为一个稳定的履行地，废止了《92年意见》第19条的规定。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22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必须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双方未约定合同履行地的，在合同履行地的确认中，给付货币和交付不动产的履行地比较容易确定，难以确定的主要是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在此，必须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合同的性质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如买卖合同，A为出卖货物方，B为买受方，如A起诉要求B支付货款的，A为接收货币一方，A地为合同履行地；如B起诉A交付货物的或者交付货物不符合约定的，A为履行义务一方，A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此类合同纠纷管辖地是确定的。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22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司法解释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结合实体法内容确定合同履行地的规则，因此，履行义务的含义要结合实体法内容确定。如“给付货币一方”的理解，这里的“给付货币”的义务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要求对方支付金钱，包括根据合同义务支付价款，也包括履行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用金钱的形式来承担。不能以给付金钱这种责任承担的形式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应当根据当事人起诉时的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确定合同履行地。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22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合同项下的义务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的，应当依照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所在地确定为合同履行地，何为主要义务，也要结合合同履行的实体内容来确定。当主要义务履行地无法确定的，两个以上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22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管辖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选择管辖法院的协议。将书面形式从合同书、信件扩展到数据电文等有形形式，是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为近年来的我国立法所确认。例如，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三条规定：“本条所称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的形式。”此外，《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三条规定：“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以书面形式或以将来能够使用、援引的其他形式订立的，为便于将来可能产生或者已经形成的具有一定法律关系的纠纷，约定某个缔约国法院或一个或几个专属法院的排他性管辖协议。”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22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某一具体义务的履行地，不仅有实体法上的意义，还可能有诉讼法上的意义。约定由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实际签订地、履行地与约定的签订地、履行地不一致时，应当以约定地为准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当事人在约定合同履行地时，双方对管辖有预期，不因与实际履行地不符而改变。《合同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22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在审判实践中，有两种较为常见的约定不明确的管辖协议。一是约定由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要判断何方当事人守约，需要经过实体审理方能确定，在确定管辖权的阶段无法判明，这类约定不明确的管辖协议无法执行，应当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经济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法函〔1995〕89号）认为，“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由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裁定中也认为，约定由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协议无效。二是约定由当地法院管辖。由于何为当地指代不明，常常产生争议。有的理解为当事人住所地，有的理解为合同履行地，有的根据合同类型理解为工程所在地。我们认为，应当综合考量当事人的意思、合同类型及其他因素，能够确定何为当地的，应当认定为有效；不能确定的，应当认定为约定不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民申字第809号裁定书中认为，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在合同执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所称的当地，系指工程所在地（即合同履行地）。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22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有观点认为，案件没有审理，无法按照实体法的要求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本解释保留了《92年意见》第18条，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我们认为，在对管辖争议处理时，主要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对合同是否履行作形式审查。江伟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中提出：“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有争议的义务的履行地法院管辖，履行地包括合同中约定的履行地或者实际履行地。民法规定的履行地只有在当事人未约定履行地或者约定不明确并且在合同未实际履行时才有适用余地。当事人约定的履行地在确定管辖时适用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因此，如果合同没有履行，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依照约定确定管辖，但是，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也没有实际履行的，也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能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22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47、管辖连接点的确定——奥光动漫股份有限公司与赵宏才、汕头市澄海区芭美儿玩具厂、汕头市澄海区星芝美玩具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原告对多个被告合并起诉，通常有初步证据证明被告与涉案事实存在一定关联即可确定管辖连接点，人民法院无需对被告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等实体内容进行审查。48、具有一定的运营资金并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交易业务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具有当事人能力，其住所地可以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天同证券公司与健康元公司、天同证券深圳营业部证券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天同证券深圳营业部系天同证券的分支机构，虽不是法人，但其依法设立并领有工商营业执照，具有一定的运营资金和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证券交易等业务的行为能力，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天同证券深圳营业部作为本案合同纠纷的合同一方当事人，是本案原告起诉承担直接民事责任的被告，且其工商登记住所地为广东省深圳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49、客户以侵权为由对证券营业部提起民事诉讼的，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世纪大道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证券交易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侵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客户在证券公司营业部开户投资，证券公司及其营业部对客户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和证券，不仅负有合同约定的妥善保管义务，而且负有法定妥善保管义务。当客户账户内证券或资金被证券营业部挪用后，客户有权选择违约或侵权诉由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住房公积金因在中旅营业部资金账户内的国债被挪用，以侵权为由对中旅营业部等相关被告向中旅营业部所在地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50、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后，除非发现受理案件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不得以不具有一般地域管辖权为由移送案件——杨君、云南墘坤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不当得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从上述规定看，受案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应当在开庭前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后，除非发现受理案件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不得以不具有一般地域管辖权为由移送案件。本案中，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为被告贵州大地建设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和被告贵州恒基华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一般地域管辖权，且受理本案并不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在已经进行开庭审理的情况下，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保山市昌宁县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51、当事人约定由一方“所在地”而非“住所地”法院管辖的，是否系约定不明而无效的条款——上诉人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乐昱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一审被告贾某亭、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Ⅰ、根据《民诉法》第35条规定，当事人在管辖协议中所选定的地点，应当是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Ⅱ、当事人约定的由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是否明确的问题，根据《民诉法解释》第3条关于“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之规定，“所在地”的含义与“住所地”并无二致。故当事人主张“所在地”系约定不明，应属无效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据此，当事人在管辖协议中所选定的地点，应当是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本案中，乐昱创业中心作为债权人与主债务人乐视移动公司订立的《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与质押人乐视控股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与保证人贾跃亭、乐视控股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均明确约定发生争议时由乐昱创业中心住所地或所在地法院管辖，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由于乐昱创业中心的住所地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辖区内，结合本案争议标的额已超过5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的规定，本案应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关于协议中约定的“出借人所在地”是否明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之规定，所在地的含义与住所地并无二致。因此乐视移动公司主张“所在地”系约定不明，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的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诉讼时效适用的32个裁判观点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32个裁判观点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45个裁判观点（修订版）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驳回起诉的20个裁判观点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诉讼费的20个裁判观点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违反诉讼程序的30个裁判观点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审理反诉案件的28个裁判观点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合并审理的41个裁判观点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重复诉讼的20个裁判观点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判决与判项效力的26个裁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