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彩礼纠纷司法文件（司法解释+官方解读+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4〕1号
（202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5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以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彩礼后，因要求返还产生的纠纷，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
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
（一） 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
（二） 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
（三） 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
第四条 婚约财产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
离婚纠纷中，一方提出返还彩礼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仍为夫妻双方。
第五条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第六条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第七条 本规定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涉彩礼司法解释》官方解读
一、制定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形成攀比之风。这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使彩礼给付方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不利于社会文明新风尚的弘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工作要求。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回应人民关切，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总结近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本《规定》。《规定》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第一，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移风易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彩礼作为我国传统婚嫁习俗，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但是，超出家庭正常开支的彩礼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在婚龄较短的情况下，造成双方利益失衡，彩礼纠纷数量增多。针对这一问题，法院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予以适当调整，妥善平衡双方利益。甚至有些人借彩礼之名行诈骗之实，严重损害彩礼给付方合法权益，司法更应坚决予以打击。《规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借婚姻索取财物，对于弘扬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推动文明乡风建设，有重要意义。
第二，有助于推动提升高额彩礼专项治理效果
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提出治理的目标是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区持续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农民群众在婚丧嫁娶中的彩礼等支出负担明显减轻。《规定》通过明确裁判规则，能够给予相关当事人以行为指引，助力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推动提升高额彩礼专项治理效果。
第三，有助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依法平衡双方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规定了三种可返还彩礼的情形，包括：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但是，近年来，涉彩礼案件呈现以下两个新特点：
一是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但是共同生活时间较短；
二是仅按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即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
该两类案件无法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如何确定返还比例成为审判实践的难点。《规定》基于彩礼的目的性赠与特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因素，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基础上，完善相关裁判规则，有助于统一类案的法律适用标准，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二、主要内容
《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予以规范，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结合，形成逻辑完整的彩礼纠纷法律适用规则。
一是重申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借婚姻索取财物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应当坚决予以打击。《规定》明确，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是明确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的区别。
彩礼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相比，虽然当事人的目的和动机相似，但是彩礼的给付一般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直接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关系，有其相对特定的外延范围。为此，《规定》明确，在认定某一项给付是否属于彩礼时，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实认定。比如，可以考察给付的时间是否是在双方谈婚论嫁阶段、是否有双方父母或介绍人商谈，财物价值大小等事实。《规定》同时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确了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包括：一方在节日或者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等。此类财物或支出，金额较小，主要是为了增进感情的需要，在婚约解除或离婚时，可以不予返还。
三是明确涉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
彩礼返还纠纷中，程序上存在的主要争议问题是婚约双方的父母能否作为诉讼当事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一般由父母操办，接、送彩礼也大都有双方父母参与。《规定》充分考虑上述习俗，区分两种情况：
一是婚约财产纠纷。
此类案件原则上以婚约双方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但考虑到实践中，彩礼的给付方和接收方并非限于婚约当事人，双方父母也可能参与其中，为尊重习俗，同时也有利于查明彩礼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确定责任承担主体，《规定》明确，婚约财产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
二是离婚纠纷。
考虑到离婚纠纷的诉讼标的主要是解除婚姻关系，不宜将婚姻之外的其他人作为当事人，故《规定》明确，在离婚纠纷中一方提出返还彩礼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仍为夫妻双方。
四是完善彩礼返还规则。
近年来，涉彩礼纠纷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虽规定了彩礼返还问题，但在法律逻辑上，尚有两种情况未予规定，需要完善相关规则：
一是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
二是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
在第一种情况下，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应予以支持。但是，也要看到，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在“闪离”的情况下，如果对相关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完全不予支持，尤其是举全家之力给付的高额彩礼，会使双方利益明显失衡，司法应当予以适当调整，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返还。但亦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一方面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曾经有过妊娠经历或生育子女等情况。如果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受彩礼一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规定》对此用两个条文予以规定。
要特别说明的是，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2023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200余份反馈意见。我们对反馈意见高度重视，逐份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慎重研究。就其中的扩大诉讼主体范围、规定嫁妆处理规则、明确借婚姻索取财物具体形式、共同生活界定等意见，反复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
首先，关于诉讼主体范围。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适当将诉讼主体由婚约当事人扩大到其父母，符合传统习俗，但如果扩大到其他亲属，将导致过多人牵涉诉讼，严重影响诉讼效率，也容易激化矛盾。对于有的婚约当事人父母早亡，由其他亲属抚养长大并在彩礼给付接收中代行父母职责的情况，我们在《规定》起草过程中已对此予以特别关注。但是，考虑到个案千差万别，亦无明确的法律或习俗概念界定该类人员，为保证司法解释准确清晰，《规定》未作扩大表述。实践中，如出现此种特殊情况，可以基于习俗，参照适用本《规定》处理；
其次，关于嫁妆处理规则。作为与彩礼相伴相生的婚嫁习俗，嫁妆目前仍较为普遍，但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可能存在较大差别。为此，《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均明确在彩礼返还时要考虑嫁妆情况，即应当扣减已经共同消费或已经添附到男方财产上的嫁妆数额。
此外，传统上一般认为，离婚时，尚存的嫁妆应归女方，现实生活中亦对此争议不大，从审判实践情况看，仅就嫁妆返还产生的纠纷极少，故《规定》未就嫁妆返还问题再作单独规定，逻辑上可以参照本规定处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强监督指导。
第三，关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具体形式。
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彩礼在实践中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是否有结婚意愿作为区分标准，因为有的情况即使当事人有结婚意愿，也可能借机索取财物，且结婚意愿作为主观因素在诉讼中亦需要客观事实证明，实践中当事人很难举证证明。有意见提出，收受彩礼后携款潜逃或者短期内多次以缔结婚姻为名收取高额彩礼后无正当理由悔婚的，应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我们认为，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一方根据《规定》第二条，请求对方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践中，如果情形严重的，甚至已涉嫌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对该种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第四，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
有意见提出应当明确共同生活多长时间即可以不需要返还彩礼。考虑到彩礼返还比例不仅需要考虑共同生活时间，还要考虑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不同因素叠加会出现各种不同组合，规定具体的时间反而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故《规定》未就具体的生活时间进行规定。实践中应当依据个案具体情况综合认定。
此外，有意见提出，不应将是否孕育作为彩礼返还的考量因素。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考虑到女性在妊娠、分娩、抚育子女等方面的付出，《规定》明确将此作为酌情减少彩礼返还甚至不予返还的考量因素，以更好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比如我院此前发布的一件涉彩礼典型案例，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法院判决不予返还彩礼。
此外，我们根据反馈意见，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比如，将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和第六条中的“孕育子女”修改为“孕育情况”，以涵盖终止妊娠等情形。再比如，将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和第六条中的“共同生活时间”修改为“共同生活情况”，以指引法官在考量共同生活事实时，不能简单计算时间长短，还需要综合考虑是否实际一起居住、未实际共同居住的原因等情形。反馈意见对于完善《规定》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一、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的彩礼酌情返还——王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9月，王某某与李某某（女）登记结婚。王某某家在当地属于低收入家庭。为与对方顺利结婚，王某某给付李某某彩礼18.8万元。李某某于2021年4月终止妊娠。因双方家庭矛盾加深，王某某于2022年2月起诉离婚，并请求李某某返还彩礼18.8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由于婚前缺乏了解，婚后亦未建立起深厚感情，婚姻已无存续可能，准予离婚。结合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及王某某家庭经济情况，王某某所给付的彩礼款18.8万元属于数额过高，事实上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女方曾有终止妊娠等事实，为妥善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化解矛盾纠纷，酌定李某某返还彩礼款56400元。
【典型意义】
彩礼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的财物。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彩礼是男女双方及家庭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也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然而，超出负担能力给付的高额彩礼却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不仅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遏制高额彩礼陋习、培育文明乡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盼。基于彩礼给付的特定目的，一般情况下，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也要看到，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中，双方共同生活仅一年多时间，给付彩礼的目的尚未全部实现，给付方不存在明显过错，相对于其家庭收入来讲，彩礼数额过高，给付彩礼已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同时，考虑到终止妊娠对女方身体健康亦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等事实，判决酌情返还部分彩礼，能够较好地平衡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倡导形成文明节俭的婚礼习俗，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案例二、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共同生活较长时间且已育有子女，一般不支持返还彩礼——张某与赵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与赵某（女）于2018年11月经人介绍相识，自2019年2月起共同生活，于2020年6月生育一子。2021年1月双方举行结婚仪式，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赵某收到张某彩礼款160000元。后双方感情破裂，于2022年8月终止同居关系。张某起诉主张赵某返还80%彩礼，共计128000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自2019年2月起即共同生活并按民间习俗举行了婚礼，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一子，现已年满2周岁，且共同生活期间必然因日常消费及生育、抚养孩子产生相关费用，若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数年且已共同养育子女2年后仍要求返还彩礼，对赵某明显不公平，故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民法典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彩礼纠纷案件中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关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应返还彩礼的规定，应当限于未共同生活的情形。已经共同生活的双方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审理彩礼返还纠纷时，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不仅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也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孕育子女等情况下。如果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收彩礼一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年有余，且已生育一子。本案判决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特别体现了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案例三、已办理结婚登记，仅有短暂同居经历尚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的，应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返还部分彩礼——刘某与朱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刘某与朱某（女）2020年7月确立恋爱关系，2020年9月登记结婚。刘某于结婚当月向朱某银行账户转账一笔80万元并附言为“彩礼”，转账一笔26万元并附言为“五金”。双方分别在不同省份的城市工作生活。后因筹备举办婚礼等事宜发生纠纷，双方于2020年11月协议离婚，婚姻关系存续不到三个月。婚后未生育子女，无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双方曾短暂同居，并因筹备婚宴、拍婚纱照、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等发生部分费用。离婚后，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议，刘某起诉请求朱某返还彩礼106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时一方依据习俗向另一方给付的钱物。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除已明确注明为彩礼的80万元款项外，备注为“五金”的26万元亦符合婚礼习俗中对于彩礼的一般认知，也应当认定为彩礼。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双方虽然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但从后续拍摄婚纱照、筹备婚宴的情况看，双方仍在按照习俗举办婚礼仪式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仅存续不到三个月，期间双方工作、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对于后续如何工作、居住、生活未形成一致的规划。双方虽有短暂同居经历，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能认定为已经有稳定的共同生活。鉴于双方已经登记结婚，且刘某支付彩礼后双方有共同筹备婚礼仪式、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等共同开销的情况，对该部分费用予以扣减。据此，法院酌情认定返还彩礼80万元。
【典型意义】
涉彩礼返还纠纷中，不论是已办理结婚登记还是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在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时，共同生活时间均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案件情况千差万别，对何谓“共同生活”，很难明确规定统一的标准，而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案中，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短，登记结婚后仍在筹备婚礼过程中，双方对于后续如何工作、居住、生活未形成一致的规划，未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宜认定为已经共同生活。但是，考虑到办理结婚登记以及短暂同居经历对女方的影响、双方存在共同消费、彩礼数额过高等因素，判决酌情返还大部分彩礼，能够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案例四、婚约财产纠纷中，接收彩礼的婚约方父母可作为共同被告——张某某与赵某某、赵某、王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与赵某某（女）经人介绍认识，双方于2022年4月定亲。张某某给付赵某某父母赵某和王某定亲礼36600元；2022年9月张某某向赵某某银行账户转账彩礼136600元。赵某某等购置价值1120元的嫁妆并放置在张某某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未举行结婚仪式。2022年9月，双方解除婚约后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议，张某某起诉请求赵某某及其父母赵某、王某共同返还彩礼173200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某与赵某某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张某某不存在明显过错，但在案证据也能证实赵某某为缔结婚姻亦有付出的事实，故案涉定亲礼、彩礼在扣除嫁妆后应予适当返还。关于赵某、王某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审理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彩礼136600元，系张某某以转账方式直接给付给赵某某，应由赵某某承担返还责任，扣除嫁妆后，酌定返还121820元；关于案涉定亲礼36600元，系赵某某与其父母共同接收，应由赵某某、赵某、王某承担返还责任，酌定返还32940元。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法律没有就彩礼问题予以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按照习惯处理涉彩礼纠纷。根据中国传统习俗，缔结婚约的过程中，一般是由男女双方父母在亲朋、媒人等见证下共同协商、共同参与完成彩礼的给付。因此，在确定诉讼当事人时，亦应当考虑习惯做法。当然，各地区、各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彩礼接收人以及对该笔款项如何使用，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婚约当事人直接接收的，也有婚约当事人父母接收的；彩礼的去向也呈现不同样态，既有接收一方将彩礼作为嫁妆一部分返还的，也有全部返回给婚约当事人作为新家庭生活启动资金的，还有的由接收彩礼一方父母另作他用。如果婚约当事人一方的父母接收彩礼的，可视为与其子女的共同行为，在婚约财产纠纷诉讼中，将婚约一方及父母共同列为当事人，符合习惯，也有利于查明彩礼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从而依法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就治理高额彩礼问题答记者问
2023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何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
问：有人认为“高额彩礼”是对爱情、婚姻重视程度的表现，也有人认为，无法接收“高额彩礼”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放弃，为何法院受理的涉彩礼案件数量越来越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彩礼案例是要倡导怎样的理念？
答：彩礼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是男女双方及家庭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也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但是，超出家庭负担能力给付的高额彩礼却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不仅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我们坚决反对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从司法实践看，大量超出家庭正常开支的彩礼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在婚龄较短的情况下，此种不平衡尤为凸显，进而导致矛盾激化，彩礼纠纷数量增多。这恰恰说明，高额彩礼并不能保障婚姻稳定。相反，过分重视彩礼金额、忽略感情基础反而给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埋下隐患。
高额彩礼的产生有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遏制高额彩礼陋习、培育文明乡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盼。为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相关部门开展了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配合民政、妇联等部门的前端治理工作，打好“组合拳”，通过妥善审理相关案件，依法平衡各方利益，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推动文明乡风建设。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都是从彩礼的目的性特征出发，斟酌各种因素确定不同的返还比例。希望大家通过这些案例，更理性地看待婚姻和彩礼的关系，更多地关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双方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契合度，着力于感情培养，夯实幸福美满婚姻的“地基”，树立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理念。
问：当前，涉及彩礼返还纠纷比较多的有两种：一种是 “闪离”的情况；还有一种是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况。请问这两种情况下，给付彩礼一方是否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主要的考量因素有哪些？
答：存续时间较短的婚姻会导致基于婚姻的很多财产安排出现失衡现象，彩礼问题就是这种困境的体现。彩礼是以合两姓之好、并长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一般情况下，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也要看到，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在“闪离”的情况下，如果对相关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完全不予支持，尤其是举全家之力给付的高额彩礼，会使双方利益明显失衡，甚至导致给付高额彩礼的一方因此返贫，对未来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践行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就体现在具体案件的妥善审理中。比如，我们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一，双方共同生活仅一年多时间，给付方不存在明显过错，相对于其家庭收入来讲，彩礼数额过高，给付彩礼已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因此，返还部分彩礼对彩礼给付方是公平的。同时，也要考虑终止妊娠对女方身体健康亦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等事实，注重保护女性合法权益。在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司法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重点调整的是高额彩礼导致的利益失衡现象。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家庭之间经济情况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别，因此，难以对高额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需要在个案中参考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收入等事实具体认定。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五条虽然将彩礼返还区分为未办理结婚登记和已办理结婚登记的不同情况进行规定，但关注点仍在于是否共同生活。在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已经共同生活的双方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审理彩礼返还纠纷时，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不仅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也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孕育子女等情况下。如果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收彩礼一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因此，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况，应当考量各种因素确定是否返还。比如，本次发布的案例二就是这种情况。双方当事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年有余，且已生育一子，该案判决女方不需要返还彩礼，符合当地风俗习惯，特别体现了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全国法院：关于表见代理与职务行为的68条指导意见（2024年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