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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这个世界有没有多余的声音?

阿斗的梦 阿斗凿墙 2023-12-11


题图:作者。

作者:黄裕生


音乐需要额外音吗?

大概是10日,我的朋友春阳看到我朋友圈知道我在柏林,便嘱咐其在柏林学艺术并已有成的女儿联系我,为我预订了15日柏林音乐厅(Berliner Philharmonie,也即通常所说的柏林爱乐音乐厅)的一场新古典主义音乐会。

于音乐我完全是外行,但这是一个感受现代音乐的机缘。

音乐会晚上八点才开始。这种音乐会通常都分上下场。上场有两部交响曲,一部是希腊作曲家Lannis Xenakis的Jonchaies;一部是匈牙利人Márton Illés创作的Lég-szín-tér。这两部作品的名字就都很怪,听起来也特别怪。

第一部刚开始有一种宏大的气势,似洪水,似泥石流,似狂风呼啸,象电光石火,激起我心里满满的期待。后来看介绍才知道,这位希腊作曲家同时是一个建筑师、数学天才,他声称自己在音乐上奉献出的是“一个声质量的世界”,一个声音、云天、星河的强力世界。所以,带有很强的“物理色彩”。在音乐语言上,他似乎自觉要摆脱传统交响乐的规范,以无规则的音距为特点的一种非西方音域(Tonleitern)创作交响乐这种纯西方的音乐体裁。所以,听下来,让我觉得非常怪异,几乎找不到愉悦的段落。

在现场,我就想,这种新古典主义只有音乐体裁、形式是古典的,而表达与内容已经离古典很远了,与其说是古典艺术的延续,不如说是古典艺术的断裂。

第二部作品是首演(Urauffuehrung),似乎比第一部作品还“无定型”,给我最鲜明的印象音段就是有似现代工厂里的轰鸣声,钢丝碰撞声。如果以捕捉旋律为欣赏习惯去听这部作品,一定会失望,甚至不堪忍受,坐我前面的一位中年女士在很多时候就用双手捂住双耳——整场音乐会期间都是如此。

如果说这部作品也有旋律,那么这种旋律都是稍纵即逝,而且是相互断开的。作曲家的音乐自我主张是,“我的音乐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总是灵活的,总在运动中,就如大自然那样。”

的确,大自然的运动从来都没有旋律,甚至没节奏。谁知道呢?其实,有音乐是静止的吗?有音乐不是运动的吗?这位作曲家在德国学习、工作了二十多年,这部作品演完之后,指挥请他上台接受听众的掌声。

这种新交响乐大概只合适于现场听,而不合适于灌成唱片欣赏。不知道网络版如何。

音乐会的下半场也是两部作品:一部是德国著作音乐家Karl Amadeus Hartmann创作的Gesangsszene,还有一部是匈牙利著名作典家György Kurtág创作的Stele,带歌剧。

爱乐人大都知道这两个作曲家,也可能都听过他们的作品。这两部作品虽然在时间上更接近古典,但是,对于习惯了古典乐的耳朵来说,也会觉得远离古典。这正如在国内致志于古典哲学的人,到了欧洲会发现这里并非自己想象的思想国度。

哈特曼活跃于上个世纪上半叶,曾以作品反抗过纳粹,受到纳粹的迫害。这一经历使他对自由有一种彻底的坚定,以致他认定:“即便我们被毁灭了,自由也会取胜(Die Freiheit siegt, auch wenn wir vernichtet werden.)。”而这种经历,对他创作产生的一个影响则体现在:他把音乐创造视为不应只是满足于符合审美标准,而应表达人性理念。

所以,他的作品听起来并不舒畅,不优美。创作不合审美标准的音乐,在他这里具有了正当性。我不知道,在音乐上,这是否是他开了偏离审美标准的先河,绘画方面显然早已开始了这种尝试。对审美的偏离是否意味着可以把审美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甚至完全忽略它呢?从实践上,似乎是如此。前两部作品,至少在这个方向上与哈特曼相关,并走得更远。哈特曼的这部作品至少不用捂起耳朵听。

相比之下,最后这部作品相对抒情一些,至少在男声介入之后。虽然如此,在很自然流动的音段却突然冒出一声类似鞭炮声的“额外音”,让人错愕,这样的音点显得是从外面突然介入的,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它们是多余的、偶然的、不可预期的,甚至是破坏预期的音。但是,又凭什么来确定它们是多余的音呢?这个世界不就充满意外与偶然吗?那些偶然与意外只是相对于一个确定的参照系来说,才是偶然与意外,但是对世界本身来说,所有出现的事物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当一部音乐作品演完之后,在演奏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音都是它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音是多余的。删去了那种鞭炮声,它就不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那么,究竟有没有多余的声音?有没有额外音?这是一个问题。

的确,艺术创作与艺术感受、艺术理解并非只是审美活动或审美行为,审美只是艺术活动的一种追求,而不是艺术的全部。艺术不仅只在于给人带来愉悦感,它同样可以给人带来痛苦感,正如哲学常常给人带来痛苦一样,但人们并不因此否定它的正当性。审美使艺术具有正当性,痛感、苦感甚至恶感也同样可以使艺术具有正当性。这使艺术成为一种更需要理解力与多种感受力的领域。

值得附带提一下的是,柏林爱乐乐团的开放性与国际性:它的现任指挥Kirill Petrenko是一个俄罗斯人,小提琴首席是一个日韩混血的亚裔,乐队成员显现出来自不同洲的面貌。更重要的是,柏林爱乐对各种试验性音乐持一种更包容的态度,是很多新作品的首演厅。

从柏林爱乐乐团来自不同域、不同国家的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就会让人感受到这些地区或国家的影响力。所以,一个国家的世界影响力,更多的是靠这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才在自由流动中走向世界,以其能力与品格在各种高水平的平台上取得相应的职位,而绝非靠一两个人走向世界中心就能实现的——实际上,靠少数人也是永远不可能走向世界中心的。

只有人人强,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才能强。但是,人人强的一个前提是没有人上人。 


【作者简介】黄裕生: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等;主编有“纯粹哲学丛书”,主讲的《西方思想经典与现代社会》入选哲学类国家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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