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编译】蒙田研究所等最新报告：重启欧洲的对华战略 @大外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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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2/ No.769
来源@库智交外大（原 大外交智库）
蒙田研究所等最新报告：重启欧洲的对华战略
作者：伊恩·邦德（Ian Bond），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外交政策主任；顾德明（François Godement），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汉斯·摩尔（Hanns W. Maull），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SWP）高级荣誉研究员；史丹泽（Volker Stanzel），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SWP）高级荣誉研究员。
摘要：本报告针对欧洲国家的对华政策得出了一些结论：欧洲首先要对中欧关系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在确保自身全面安全的基础上，与世界上民主国家携手应对现有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欧洲需要在严格互惠的基础上处理中欧关系，减少欧洲面对中国的脆弱性，提高议价能力，并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制度积极接触。
要词：欧洲；对华战略；国际秩序；中美关系
文源：蒙田研究所；欧洲改革中心；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
收录：《大译编参》2022年第46期，总第191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石雅风，《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王若彤，《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审校：张鸿儒，《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终审：柯洁楠，《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副主编，就读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盖盖，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院长、《大译编参》总策划、总编。
编译精选
该报告在引言里明确表明：当下，由于众多国际问题错综交织（俄乌冲突、新冠疫情、英国脱欧、欧盟分裂），欧洲正面临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而中国，这一近几年才被欧洲视为“巨大挑战”的国家，在这一关头给本就焦头烂额的欧盟带来了新的问题。中国在经济、政治、价值观甚至安全方面都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仅会对欧洲产生直接的影响，更会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冲击。
欧中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由于担心失去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以及对华制造业竞争力，同时提防中国影响力行动对欧洲价值的潜在威胁，“对华脱钩”这一概念逐渐风行于欧美各国。
所谓“对华脱钩”，就是在关键军用或军民两用科技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以此防止在关键领域产生对华依赖。而对中国来说，国家安全早已被纳入了中国经济政策的考量。在保持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之际，中国政府也着手准备了应对“脱钩”的相关对策（如“双循环”战略）。脱钩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全球化进程相抵触的，而全球化对于各国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
欧洲的对华依赖与对俄依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欧洲的对俄依赖是对俄罗斯原材料的依赖，而对华依赖则是对中国完整供应链的依赖。这种不同决定了欧洲不可能将俄乌冲突中的对俄制裁措施复制到中国身上。欧洲能做的仅是削弱在敏感领域的对华依赖，但在经贸领域，欧洲的对华依赖将进一步加深。
因此，欧洲必须在经济发展、国家（包括欧盟）安全与政治团结的不可能三角中做出取舍。
该报告论述的核心问题是：欧洲应如何应对中欧之间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带来的挑战？但在论述之前，有必要阐明这里所提到的“欧洲”一词的具体含义。本文提及的“欧洲”包括欧盟的相关机构、欧盟的成员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欧洲是一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的认同（包括原则、规范、价值与利益）。欧洲不应被任何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所代表，欧洲是欧洲国家的共同体。
一、欧洲的目标
（一）欧洲的原则、规范、价值和利益
在欧中关系中，欧洲应如何确认自身的利益和战略目的？如何看待被欧洲奉如圭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欧中关系中的地位？欧洲能否在坚守自身价值观的同时维系与中国的互惠关系、避免双边经济的破坏性脱钩？
欧洲独特的历史进程塑造了欧洲的价值观与利益认知，这种欧洲认同应当在欧中关系中有所反映。因此，仅对“什么不属于欧洲认同”进行辨析是远远不够的，欧洲必须明确欧洲认同的具体内涵。
本文认为欧洲认同有如下几个核心要素：欧洲是民主的（存在自由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区分）；欧洲是多边主义的，并致力于全球范围内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多边对话。需要表明，这些认同并不意味着任何欧洲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丝毫的背离，但代表欧洲的欧盟，必须践行自由与民主。
在国际事务中亦是如此。欧盟愿意遵守国际规则是因为从长期来看这样对欧洲的共同利益最为有利。作为一个多边组织，欧盟不愿过多地依赖某一成员国（哪怕地区安全形式迫使欧盟接受更为激进的防务政策）。尽管需要遏制侵略、保卫自身，但欧盟仍致力于减少军事冲突、弱化武力作用。而论及原则，欧盟不仅仍自认为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还将欧洲的价值观自视为自由民主多边主义国际制度的核心。
作为自由多边主义国家的聚合体，欧盟将始终如一地维护世界经济秩序，鼓励知识、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必须要承认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欧中的经济往来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的分配并不平等）。但在中国的挑战与日俱增之时，欧洲不得不以短期损失为代价对欧中经济关系做出调整，以防欧洲的制造业受到中国的冲击，甚至在世界供应链中为中国所取代。
（二）处于中美之间的欧洲
报告认为，至少在经济领域，欧洲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从经济角度来说，中美两国缺一不可；从安全领域考虑，美国对欧洲更是难以替代。因此，欧洲唯一的选择就是增强欧洲的战略主权，在实际中则反映为增强欧洲的战略韧性，并且有能力更好地处理欧洲的内部事务。这就需要欧洲增强其对华、对美影响力，并在二者间保持某种均衡。为此，欧洲不仅要发展经济，也要在政治与军备上取得进展。
从欧洲角度来看，美国是欧洲在国际和国内推行自由民主准则的不二盟友，更是天然的领导者。但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现有的东亚地区秩序，“威胁”到了美国作为东亚国家安全提供国的地位。因此，美国不得不将资源与精力同时投入欧亚大陆两端，在遵守对欧安全承诺的同时推行其印太战略。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与周边稳定，欧洲必须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
美中在经贸领域的紧密联系与在地缘政治领域的频繁交锋将成为国际政治的新常态，欧洲必须重新思考自身在美中对抗中的地位与作用。欧洲的首要关切就是避免美中之间发生危险的对抗行为，同时欧洲的繁荣也离不开美中在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合作。为了缓和美中关系，欧洲应该发挥战略自主性，通过分别进行欧美、欧中的双边战略沟通以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问题。
美中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双方的政治体制不同，这集中体现在双方反思与改错的能力上。只要美国是一个坚持分权制衡和法治原则的民主政体，它自然就会保有这些能力。而所谓的“系统性对抗”，无非是看哪一套政治秩序能更好地适应变动发展的内外环境。对于这场对抗的最终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二、中国带来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从1980年的不到2%增长到2020年的18%；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从1980年占世界总额的0.5%上升到2020年的12%。中国似乎将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最终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欧洲普遍认为，中国是欧亚大陆遥远的另一端，尽管其在经济上十分重要，但政治上与欧洲尚不相关。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是由政治因素推动的，这将对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近来，俄乌冲突已经成为中欧关系的主要议题，欧洲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及其战略意义。
中国在欧洲即将面临的挑战中主要扮演了三个角色：合作者、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竞争者。由于中欧治理模式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系统性竞争始终是中欧关系的核心，并渗透到其他两个方面。系统性竞争会影响到未来国际秩序的规范、规则、实践和制度，也会影响到各个国家的治理模式。
（一）中国作为合作者
当今世界，很少有商业参与者能够忽视中国的力量，与中国的合作也至关重要。在气候变化、流行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等问题的解决上，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针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各国需要在旧的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上进行合作。然而，中国质疑这一现存的秩序。因此，尽管中国和欧洲需要建立伙伴关系来解决全球性挑战，但在指导这些伙伴关系的框架上，系统性竞争将持续存在。
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一方面，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坚持出口导向型战略，经济高速增长，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做出的任何行为都将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其法律上（联合国安理会）或事实上的否决权来参与到有效全球治理的进展中。
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019年，中国、欧盟和美国三个行为体的碳排放量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中、欧、美达成有效的多边合作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中国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是否能在2030年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是否会进行双边或多边合作以确保其经济伙伴承担缓解全球变暖的责任？中国将如何并将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其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影响力来确保全球社会的发展？
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之一，在新冠大流行的今天，中国有效遏制了冠状病毒在中国的传播，这也展示了中国治理的卓越性。由此可见，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与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
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国一直以来的政策是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核武器。中国于1992年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NPT），1994年加入核供应国集团，1996年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CTBT），其在核不扩散制度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日益紧张的不扩散秩序角度来看，中国的态度十分重要。
（二）中国作为经济竞争者与合作者
中国一直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并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因此，企业热衷于与中国合作，以实现互利。中国与欧盟的经济相互依存将会持续下去，但具体模式可能发生改变。对欧洲来说，与中国双边贸易的直接利益流向了相关的商业参与者、公司、股东和员工，间接利益则是可能促进社会繁荣、经济实力甚至国家力量增强。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存在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双方开展经济活动是否基于相同的假设？
同床异梦，中国是竞争者。自由民主国际秩序（Liber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Order，LDIO）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它有能力整合新兴事物，包括正在崛起的权力。这在四波民主化浪潮中都很明显：第一波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如果没有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资本、出口市场和技术，其战后经济复苏就不可能实现。第二波是新工业化的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的崛起，随后是东盟国家的出现。第三波是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解体。中国大陆代表了第四波浪潮，2001年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它成功地融入到了世界经济发展中，并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但其自身的经济政策与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范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中国和技术创新。欧盟将中国定义为经济竞争者，而这种竞争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创新能力。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竞争表现出双重性质：它既涉及社会经济繁荣，也涉及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安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用经济带动国家全面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中国希望从半导体、机器人、量子计算或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中获益，并取得技术领先地位，从而减少并结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然而，由于中国与西方对全球化的预期不一致，中国的技术政策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缓解这些矛盾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是，欧洲可以在军民两用甚至关键的高科技产业与中国脱钩，打造西方和中国独立的“技术集团”。在这一背景下，知识可能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加速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因此，技术竞争的结果将主要取决于国家或跨国家的科学军事工业复合体带来的生产力或军事能力提高。
另一种方法效仿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即通过政府引导和补贴或边境调节税（Border Tax Adjustment，BTA），来防止不公平竞争。
科学知识的民用和军用将继续融合，而欧洲在这两个方面都严重落后，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因此，它面临着在这场竞争中被甩在后面的风险，这将对欧洲维持其繁荣、保持国际影响力、获得战略自主权以及拥有充分保护自己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始于2013年，旨在通过欧亚大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项目涉及欧洲、东南亚、南亚、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等多个地区，到目前为止，中国花费了约2000亿美元。中国还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以改善目标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极地丝绸之路”以建设基础设施并鼓励使用北极的海上路线和“健康丝绸之路”来加强国际卫生部门的合作。
然而，“一带一路”在一些方面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合作模式，这也是中西方系统性竞争的主要案例。西方国家针对“一带一路”开展了一系列竞争性项目，如2021年欧盟宣布的“全球门户”。
（三）中国作为系统性竞争者
系统性竞争是中西方关系的核心，渗透在竞争与合作之中。与前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提出自己普遍适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中国主张与西方国家在建立互利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无论个人还是集体，中国想要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愿望，都为这种实用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近年来，中西方模式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繁荣，财富和平等。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物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物质条件大幅度提高。2020年，《福布斯》全球百个亿万富翁榜包括15位中国人，合计净收入29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内部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日益严重。设定地方最低工资，建立社会再分配和退休制度，中国领导人始终关注消除贫困和促进落后地区发展。
中国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这也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实力。2020年中国有1465万个孩子出生，相比前一年减少了4%。人口统计学家预计，80年后将只有7.3亿人生活在中国。自2016年以来，独生子女政策的放松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独生子女政策成功的原因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大城市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随着时代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受过高等教育，在职业生涯中竞争力也不断提高。父母更希望在一个较小的家庭中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中国的国际公共外交。近十年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国际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的国际形象明显改善，人们期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强大且能与之合作的参与者。
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主要对以下几个领域造成了影响：首先，中国目前正以一种更加自信和创新的方式实施其外交政策，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然而，这类外交政策也引发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活动的担忧。第二，中国不断推送本国人员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从而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第三，中国正在通过媒体或孔子学院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讲述“中国故事”，从而让中国声音在其他国家得以传播。
三、美国、中国与新冷战
（一）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衰落
欧洲调整对华战略的大背景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即LDIO的衰落，这种衰落一部分要归因于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于民主国家内民粹主义的兴起。
LDIO的内核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的主权平等原则，在不断的发展中又纳入了门户开放、民族自决、民主与人权等准则。从制度角度来看，LDIO由几个地区性国际秩序以及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一系列全球功能性秩序组成，而美国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发挥了支撑联合国权威的作用。
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俄乌冲突标志着LDIO的解体与权力政治的回归。这虽然有些极端（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LDIO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也表明了LDIO在过去20年间面临的困难。LDIO走到如此境地，美中俄三方都有责任，但最大的责任可能要归于美国自身。作为LDIO的领导者，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多次以人权为由公然践踏主权原则（1999年的南联盟、2003年的伊拉克、2011年的利比亚），这违背了LDIO的核心原则，也损害了美西方的国际形象。
LDIO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大国经常滥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权，挑战国际法与国际制度的权威；其次，大国时常以势压人，强行改变国内或国际现状；最后，民主国家内部民主的退潮使这些国家难以维系原本对LDIO的支持，进而直接威胁到了LDIO的存续。只有当一国政府遵循法治、透明、制衡等原则，当一国公权力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时，该国的人权才能得以保障。因此，在各自由民主国家难以通力合作之时，LDIO自然寸步难行。
（二）美中争端是“新冷战”么？
中国的崛起使国际政治进入了“新两极时代”。但与冷战时期不同，美中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美在经济、军事与社会等领域有着其他大国难以比拟的丰富资源，从而在世界舞台上获得独特的地位：
欧盟空有强劲的经济支撑，但在共同军事防务上有着明显的短板，各国也缺乏团结统一的政治意愿；俄罗斯自视为地区军事大国，但在人口与经济上的极度匮乏阻碍了俄成为与美中并肩的世界大国，与西方的隔阂也使其不可逆地转向中国，最终成为了西方世界与LDIO的又一个挑战国；印度有着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但短期内无法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能力；日本则在安全与军备问题上受到美国与国内的双重限制。
“新两极体系”也继承了冷战体系某些特点：美中冲突最终将使双方视对方为全方位的威胁，对方的政治体制以及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将影响本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地位；双方都将自身的国际地位内化为国家/民族认同的一部分；都坚信本国的政治体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表现上都优于对方；都不惜采用某些手段以暴露对方政治体制的弱点。并且，“新”冷战也将是一场全方位的竞争与对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领域能够独善其身。
新“冷战”有别于美苏冷战的一方面在于军事盟友与集团政治的作用相对降低了。尽管美国还保持着传统的防务同盟，但中国则对军事结盟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排斥，转而选择缔结灵活度更高的双多边协定以及非军事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已经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了，即使是中美之间也存在着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而深度依赖则意味着脱钩的代价已经今非昔比。
（三）其他国家与未来的多边主义
同为LDIO的挑战国，中俄关系虽然在普京任内一路升温，但双方都无意正式达成同盟协定，这种默契关系使两国在多个领域紧密合作的同时保持战略灵活性。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对欧洲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俄乌冲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欧中俄的三角关系需要在俄乌冲突尘埃落定后重新加以评估。
美日同盟的存在为欧日之间的良好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问题上，日中邻近的地理条件使日本相比欧洲而言更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带来的巨大挑战——更加深厚的经济相互依赖与更加严重的地缘政治博弈。因此，欧洲可以学习日本调整对华依赖与应对中国挑战的方式与战略。
在应对中国挑战的问题上，印度是欧洲的另一个天然盟友：在政治上，印中之间也存在着地缘政治竞争；在经济上，欧印经济高度互补。但目前来看，很难说印度与欧洲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印度的国力也仅能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俄乌冲突中印度的暧昧表态也进一步表明，欧洲需要对印度有所保留，保持观望。
中小国家也在许多方面与欧洲有着相似的利益诉求，是欧洲坚持多边主义的重要盟友。但这些国家大多体量较小，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因此在应对中国挑战的问题上的立场会时常摇摆。欧洲应该重视中等强国与区域性组织的作用，积极与其合作，努力维护多边主义，为小国提供更多国际公共物品。
四、结论：欧洲的对华战略（编译人：石雅风）
该报告指出，40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希望搭上经济全球化的便车，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40多年后，中国正在通过全球化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并正寻求以自身的意志重塑国际制度。国际政治进入了新一轮的变革调整期，而这则意味着风险的增加与不稳定性的上升。俄乌冲突则更是火上浇油，使核战争的阴霾重新笼罩了整个世界。险象环生的国际形势已经对欧洲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冲击，甚至威胁到了欧洲的自由与民主。在此背景下，欧盟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运作。
（一）战略目标
欧洲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形势继续恶化。为此，在对外关系领域，欧洲有必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实现三大基本战略目标：①维护欧洲的整体认同（聚焦保护与推行民主、法治、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增强欧洲的战略韧性；②巩固与民主国家和价值观相近的国家的伙伴关系（尤其是欧洲的跨大西洋盟国以及印太盟国）；③支持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联合国机构维护国际安全的各项努力，在强调国际规范的前提下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支持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善治政府与法治政府。
（二）欧洲对华战略的五大要点
①欧洲应管控并缩减对华依赖的脆弱性；②欧洲需要提升对华议价能力；③欧洲需要加大对联合国、国际组织与多边制度的投入，防止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对其进行重述和改造；④欧洲可以、也应该维持与中国的互利关系，合作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其基础不能建立在法律或现实上，而要建立在互惠以及对公认制度的共同尊重之上）；⑤欧洲有必要探明中国的对欧政策，并分别从全局和特定领域的角度对中国形成更加准确的认知。
译者评述
《重启欧洲的对华战略》这篇报告从欧洲的自我认知入手，分析了在中美矛盾逐渐激化的国际背景下欧洲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对华关系问题。抛开意识形态的部分不谈，报告难能可贵地反思了所谓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解体缘由，并做出了对欧洲无法完全“对华脱钩”的理性结论，脚踏实地地提出了欧洲在调整对华关系上应当遵循的原则与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
报告中提到，中国对于欧洲在不同维度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是欧洲的合作者；在经济领域则是竞争与合作并存。而这两者则是建立在中国是西方国际秩序的系统性竞争者这一核心意象之上的，相对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而言，欧洲的对华战略认知相对温和。但相对于近年欧洲频繁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与挑衅，能否将这种理性的认知转化为政策现实还需观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目前正在经历新一波“自由主义幻灭”。虽然欧洲将这次幻灭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但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美国。从相关研究与报告中可以发现[1]，欧洲国家（包括欧盟）对华态度的转向集中于2018年左右，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任内，而此时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欧态度基本没有改变。因此，与其说是欧洲的对华依赖在这个时期终于达到了质变，不如说是欧洲由于对美危机感的加深而主动降低了阈值。
外部危机与敌人意象的塑造是加强内部凝聚力常用、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在经受“特朗普冲击波”带来的战略冲击后，国力稳步上升的中国（以及疲态尽显的俄罗斯）就成为了加强欧洲团结的“凝合剂”。尽管欧洲对华态度愈发强硬，但这种“敌人意象”的塑造要么是炒作对华依赖的“潜在威胁”，要么就是编造捕风捉影的“价值观对立”，完全没有任何对欧洲的直接威胁。而如果说中国对欧洲的真正威胁，可能就是中国的崛起将同美国的衰落一道，击碎欧洲自由主义的美梦，从而将飘在天上的欧洲拉回“实用主义”的地面。
注释
[1]参见欧洲中国事务智库联盟（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ETNC）于2022年4月发布的报告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 —— Weighing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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