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过个四川年
去年11月我在火车上认识了唐先生，春节就去了四川农村他家过年。唐先生说天天都要喝，顿顿都要喝。我白酒来一口，豌豆尖汤来一口。坐上桌，我不再是外国人，而是唐先生的客人。
说话算话
“我买了头猪，八千多”，唐先生说。“过年我们一起吃。”
2022年11月1日的早上，我和唐先生在一趟到成都的火车上认识了。我们聊了布料行业的状况，交换了电话号码。做完了核酸，我们一起吃了个早餐。各自回了各自的家以后，唐先生通过微信向我宣布了：我们是永远的朋友。
不要觉得唐先生是一个说漂亮话的人。十几天后，他给我买了一张到陕西的车票，让我去他的服装公司里参观。我在公司里的小单间住了十天，度过了三年疫情中最后一波封控。
我们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小城市，喝了白酒提起精神。他给我转了一万块钱，让我妈从意大利买几件衣服寄过来，好给亲戚送点不一样的礼。聊到我姐姐卖茶叶的事情，唐先生安排了一个国际快递，给我姐姐寄了他朋友在当地产的茶叶。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是在闲聊，但实际上，唐先生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蕴含着某种我还没有看清楚的行动力。
说我们下个月一起去四川的农村过年，一样不是客套话，而是他心里的一个计划。1月14日，唐先生到了成都，中午和我吃了顿美蛙鱼头。我喝了三杯白酒，和他约了第二天的行程：一路向川东，坐大巴坐到他的老家。
但是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得意于中午的酒量，我继续参加了个白酒品牌的品尝会。跟在饭桌上大口吃菜不同，品尝会只提供一些简单的下酒菜，很快就把我弄醉了。第二天早上，我无法让自己从沙发站起来。我接到唐先生的电话。我说我可能赶不上当天的大巴。
“你克服一下吧”， 唐先生说。“已经小年了。老家还有很多事。”
我说行。虽然没有使用很特别的逻辑，但你有时候很难不被唐先生说服。
室友刘水从房间里走出来，到沙发的旁边。她仔细地观察我的表情和躺着的姿势，似乎在确认还有没有活着的可能性。
“你这样子还能走吗？” 刘水说。这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问题，我却把它理解为一个对我的身体的判断，类似于，“你这样子，不太行吧！” 我同意刘水没有表达的观点。我不太行。
像是在念遗嘱一样，我对刘水宣布自己把车票改到第二天的意愿。她帮我执行。我通知了唐先生，接着睡到下午。
大巴
第二天，我在车站的“车站餐厅”吃顿16元无限加菜的午饭。像在一个夜店一样，车站的洗手间全是来抽烟的人。我毅然决然地走进烟雾去找个地方刷牙。
车上，司机不敢说我们几点能到。我要问三遍才能获得一个预计的到达时间，好跟唐先生交代。他要安排儿子小艾从农村开车到达州来接我。
成都东汽车站
跟车站来比，车上的气氛比较克制。没有人抽烟，也没有人大声讲话。很多乘客是一个人出行的。路走了一半，我们在南充服务区停车休息，大家有序地下车去买零食和饮料。我一个人走在空旷的服务站，腿部紧缩的肌肉终于得到一些放松。我转身望着我们白色的大巴，记住它停车场里的位置。我想，它要是不等我就走了，我会做什么？高速上能打车吗？我会需要找个陌生人载我一程吗？我放下这些杂念，快速去买了个巧克力棒和一罐王老吉。
前半段路比较沉默，坐我旁边的乘客在回到车上之后和我搭起话来。搁在我大腿上的电脑提供完美的闲聊素材，“你写的是英文吗？屏幕这么黑能看得清吗？”
他是达州的一名医生，刚去了趟成都拜访他的大学老师。车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一排一排的人都很安静，杨医生小声地和我说话。杨医生说他的老师“很特别”，是一个作家，曾经还加入了重庆地区街头上的“棒棒军”，扛着竹棒，做山城中的搬运工。为了体验生活，他申请到监狱和囚犯同吃同住劳动一段时间。他叫周嘉。
我们聊起达州。杨医生说他们那里很早就有疫情，十二月初就有，大家都感染了。我礼貌地表示惊讶，甚至佩服，仿佛这是他们当地人某种优异的成绩，一个科学突破，一个改变格局的发明，会在城市博物馆展出来的那种。这是达州人在当代历史对自己的定位：一座新冠得得比别人早的城市。
晚上九点了，我们到达达州车站下大巴。杨医生帮我提行李，陪我去找小艾的车。我祝他新年快乐，准备去农村。
一个信仰
2007年的夏天，一棵树救了唐先生。参加完亲戚的婚礼，唐先生上了车，开上了四川的山路。和唐先生一起在车上的，是他的儿子小艾。开了不久，饭后的困倦渐渐上来了。唐先生打了瞌睡，车失控了。小艾眼看着喜事快要演变成悲剧。他往下看，因为只剩下往下了。车开到悬崖末端的时候，一棵树出现在了小艾的视野中。树横着倒在路边。这是一场救生性的碰撞。树挡住了唐先生的车，终止了它致命的轨线。那棵树避免了唐先生和小艾从悬崖上掉下去。
十五年后的冬天，小艾开车带我去他们的老家。走出市，靠近乡的第一个信号是路灯变少了。我们还有七十多公里才能到。我感到有些内疚。原来我不跟唐先生一起坐大巴的后果，是他的儿子要单独跑两趟来接我和他。我说一句抱歉。小艾心情很好，看来他不嫌弃开车。
“意大利春节怎么过？” 小艾转移话题对我说。我一时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一笑而过的，是那种对方说完了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的场景。但是小艾期待我的答案，而且在未来七天，不少村民表示了同样的疑问。小艾等于是在进村之前帮我先排练。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意大利那边不过春节，过圣诞，因为圣诞节就是我们那边的。
小艾说他父亲今天去办了新护照。在陕西的时候，唐先生有提到过我们一起去意大利的事情。我大概是把它和其他的那些喝白酒时许下的承诺放在一起，没想过会再次被提起。我又低估了唐先生。
“我也要去办”，小艾说，“说不定我们到时候都一起。” 我表示欢迎。
“可以的话我还想去德国”，小艾接着说。我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意大利，变成了个欧洲小旅游团的团长。我问小艾他想去德国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叫啥我忘了”，小艾笑着说。
他说的是特里尔市，德国西南。特里尔沿着摩泽尔河，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现在产白葡萄酒。当地人爱吃白芦笋。但这些都不是小艾想去这里的理由。1818年5月5日，在特里尔桥巷664号，荷兰裔犹太女性罕丽·普列斯堡生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一个小梦想吧”，小艾说，“从意大利过去远不远？远就算了。”
“不远”，我说。我们刚仔细比较了意大利奢侈品牌在国内和国外的差价，让从事服装行业的小艾有些兴奋。我现在能想象他提着阿玛尼的购物袋走进社会主义之父的故居的样子。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算是一个信仰吧。” 小艾一口气总结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座用十四个字就可以说完的奥林匹斯山。
聊到过去，小艾会把中国的八十年代定义为一个“开始走偏了”的时期。他对现在的世界的理解，是“哪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资本，这没办法。” 小艾像是身处某种长久的善恶之争当中。目前的状态虽说他不觉得理想，但是可以接受。
村里的居民房
深夜的乡道又窄又黑，还充满着拐弯。透过车窗我们看到一个独自走在路边的村民，让小艾感慨。
“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现在在美国吗？” 他笑起来说。问题的语气意味着我应该能想象得到，但我脑海中没出现任何画面。我总对闲聊就闲聊到美国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感到吃惊。
“得多吓人”，小艾说，“走在这种路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枪击。美国那边主要是资产阶级，所以老百姓还是比较受苦受累嘛。”
农村初体验
由于工人已经放假了，我住的是一个装修到一半的新房子。家里只有男人：我，唐先生，他父亲，他儿子，各住一间。有电，有煤气，没有热水。
在客厅，两个小太阳对着一个沙发——一个简陋的环境接待客人最体面的一处。晚上，如果不被唐先生的父亲发现，我会把其中一个小太阳带到我的房间。要取暖的不止我自己。我电脑的电池失灵了，只能通过插座才能正常运行。房间里的气温在七八度左右，低于苹果公司建议的最低使用气温十度。像人一样，在小太阳边呆了小会儿，电脑的电池也活过来了。
在农村的第一天，腊月二十六，我中午去参加酒席。是一个村民的七十大寿。现场很热闹，有小孩，家长，老人。在外面摆的一个小桌用来处理随份子写礼账单的事务，像公司前台，大家需要经过这一关才能进去。
一楼的气氛很好，小朋友们到处玩耍，五六个圆桌相互离得很近，剩余的空间勉强够让阿姨们走过去上菜，很香，热乎乎的，刚在院子里用柴火蒸出来的。作为一个来体验乡下生活的城市人，我的农村幻想已经被满足了。
农村第一顿
但唐先生把我拉回到现实，他的现实。
“我们弄几个菜，一点酒，就上去吧”，唐先生说，接着找阿姨们来协助他的想法。“楼下太乱了。”
我们上了露台，临时安排一个小桌，总共六个男人。回到了农村过年，唐先生追求这种vip待遇。更何况，他觉得把我带到安安静静的露台吃菜喝酒才是对我好。他无法想象我会更喜欢待在有烟火气的一楼。我尝试说一楼也挺好的，唐先生可能觉得我在客气。
离我在成都喝醉才过了两天，我面前又是一杯倒满的白酒，我一闻就感到恶心。出门之前，唐先生和我说过，到饭桌上他会劝我不要喝多了。
“不是不让你喝”，唐先生当时说，“是我需要这么说，这样显得我对你好。”
但是也不能不喝。我不断地给自己盛豌豆尖豆腐汤，喝一口白酒，就来一口汤。
唐先生下楼去社交的时候，我趁着机会悄悄地溜出去。我已经懂了我在农村这段时间会一直被安排在中老年男性的喝酒桌，因此下楼看看年轻人和各年龄的女性能让我松一口气，似乎回到了个正常的世界。我和一个小朋友和她的妈妈一起玩，聊她们平时在广东的生活。
下午，小艾开车带我去镇上的超市。在车上，我问他会怎么形容他和父亲的关系。
“也就那样。”
“怎么讲？”
“世界观不一样。”
“比如？”
“格局不一样。”
沉浸于抽象的词汇，我怕很快就又聊回到列宁，就选择放下这个问题。
我们经过村里的稻田，养鸭池，柚子树。几乎每户会在家门外种菜。小艾说村里的一些人在外面挣钱了，花了一两百万在村里修了个别墅，像是为自己的成功提供标志性的证据。
开了没多久，我们停在一个房子的外面，等一个男生出来。他坐进车的后排和小艾打招呼。他叫小磊。
在镇上，我们先在“好又来”买饼干，再到超市。我们买薯片，核桃，地瓜干，土耳其干梅子，牛肉颗粒，巧克力棒。小艾还拿个零食大礼包，但是把它落在收银台上，等开回家的时候才意识到，并开始纠结是否被算在账上。我们看到水果店就靠路边，小磊下车买几大包够吃到2024年春节的橘子。我们准备去朋友家割白萝卜。
散步偶遇的鸭子
“你对中国的年轻人有了解吗？” 小磊问我。我说我应该算是对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有些了解。
“其实很多中国年轻人有梦想，但会为父母选择放弃”，小磊说。
他的意思是放弃一个没有经济保障、但是自己喜欢的职业道路，而选择一份收入更高、性质更稳定的工作。小磊喜欢美术和摄影。他现在在苏州一家做新能源汽车的线路的工厂上班。
刚上班那几年，小磊买了张站票坐了三十小时的绿皮车回家过年。车票300多，机票1800多，他觉得省的这1500可以给父母花。
我相信谁都无法概括中国年轻人如此庞大的群体是如何想的，如何生活的。比起做一个社会观察，小磊更像是在形容他做的选择，甚至在说服自己这样选择是对的。
那天下午，小磊很热切地跟我分享了他心目中孝敬父母的方式。在接下来的七天，我们经常会在各种酒席上碰到。他忙着切菜，倒酒，招待客人。我们时不时会偶然对视，可什么都不说。
白酒是村里的暖气
第二天，我精神比较崩溃。是我没做过心里准备。出发之前，我知道在农村会有听不懂方言的时候，会吃不到新鲜的面包，身边不会有什么亲人。这些精神上的困难我都有准备。但我没预测到会有身体上的挑战。
早上是最冷的时候。每要做一件事情，我都先把它在脑子里过一遍，好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完成再回到床上盖两层被子。我用烧水壶烧水，倒到水盆里简单地洗个澡。这七天会需要极高的抗冷和适应能力。我可以做到，但这不太像是唐先生说的来玩，更像是过冬。我对他的邀请感到有些复杂。关于要住的房子的条件，他怎么没有早说？
“马路修得还可以吧！”出门的时候唐先生和我说。他感觉到了我的委屈，并尝试以一种让我哭笑不得的方式安慰我。但我还是觉得比较可爱。
我们去亲戚家吃午饭。是一个旧房子，而这在农村是最好的。在屋里做饭，大家能围着柴火坐下来闲聊取暖。这些天，每次去做客，我怕的就是去新房，又冷又大。作为一个没修完的新房子，唐先生的家有可能是村里最不宜居的地方。
比起以男性为主导的饭桌交谈，在柴火边上更容易听到女人的声音。我在这里认识唐先生的女儿。原来她不是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一个更暖和的房子。我听到父女之间一次比较难忘的对话。
“你工作了之后要发红包”，唐先生说。
“你先把学费交上了”，女儿回答。
她对我的局外人的身份比较有共情能力。吃饭的时候用方言，她偶尔会把大概聊的内容用普通话和我交代。
在一个传统习俗推动一切的日常，她让我感到一些新鲜的幽默和思维。下午跟着她下田挖芋头，我随便拍几张她的照片。她转身向我说：“你在拍抖音视频吗？女大学生回家干活？”
在酒席上遇到年轻人，我心里会渴望这种事情发生——一个抛开过节日的场合规则、作为同龄人的精神连接，聊点彼此的想法和感受。他们有时候会坐我对面，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敬酒的节奏容不下字面意义上的闲聊。
客厅的电视播放着当天的国际新闻：法国人的罢工，缅甸工厂的火灾，土美关系的恶化。同时，饭桌上的人在争取自己的男性尊严。倒酒倒满当，喝酒喝到底，一滴不剩，才算耿直。大家情绪激动，酒壮胆提神。有人说他喝白酒喝两三两就差不多了。
“我能喝半斤”，其他人不服气地说，“饭都不吃了，就喝酒。”
喝不下去的男人试图用发烟的方式来弥补，但是遭到排斥：“你不喝我不抽”，唐先生拒绝亲戚发的烟说。
其他适合男人的话题是烟的价格，关税的问题；事业以及国内外这几年的状态；老表的分类，亲老表和远老表；谁算是自己家里的人，谁嫁出去了不算。
酒喝到位了会出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唐先生选择这样的场景来委托他人帮忙办事。果然很顺利。
“我懂你的意思”，对方说，“相信我的能力。”
我虽然没有事要办，但是喝了两杯之后不觉得冷。白酒是村里的暖气。
一桶白酒
我融不太入大家聊的话题，特别是因为方言的障碍。唐先生确保我有腊肠吃，有酒喝。有人问我吃不吃得惯，是不是比在城市好吃。
“在城市也觉得好吃”，唐先生的某个亲戚插嘴说，“在国外都是吃肯德基。” 这也许是我在整个春节听到的最刺耳的一句。
坐我旁边的82岁的大爷借着酒精和我聊起来。他一直重复两句话：“年轻人多吃点菜，要吃饱”，还有，“大学研究生前途好得很，有能力，也要吃得苦。”
他回想起和生产队一起过的年，说那时候“感情好”。
“现在大家都隔得很远。不容易凑齐一家子人。”
大爷以前是当兵的，不停地变换地方。他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都要学会语言。
“在美国就说美国话，在中国就说中国话，大家才好交流。”
像唐先生一样过年
唐先生说话喜欢把一句分成上下两部分，中途停顿一下，增强戏剧效果。“上”说得慢，一般是我已经知道的信息。“下”说得快，经常搭配一个手势来拉满情绪。
“早餐想吃什么自己吃啊”，他会说，“中午我们喝酒！”
“他们送一两百”，唐先生说起别人发的红包。“我送 ......” 这里他的表情会严肃起来，并且会举起他的食指，等我的反应。
“一千？”我表现得比较惊讶。唐先生把食指放下，无奈地点点头，仿佛在讲一次痛苦的经历。
大年初一的上午，唐先生问我有没有对公账户。他想安排公司把一笔钱转给我，我再用微信转给他用来发红包。他说今年红包要花三万。我没有对公账户，所以帮不上忙。他跑去其他地方找办法。应该是找到了，因为初二他和我汇报，已经发了1.3万红包。
初一中午我们去镇上，在“条件好”的姐夫家吃饭。姐夫当过兵，现在做殡仪馆。
“所有人都要请他”，唐先生说，“他很调皮。以前从部队拿走了一把枪。”
在姐夫的家，一个花圈挂在墙上，盯着我们吃饭。条件确实好，洗手的时候有自来热水。
对唐先生来讲，回家过年是一个维持关系和处理问题的时机。老人需要做手术，就跟堂弟协商怎么在家里内部分担支出。初三天还没亮，他去参加了县委主任的儿子的婚礼。晚上，我们到村长的家里吃饭了，发现我住的房子是村长的公司盖的。我理解唐先生当初说的“老家还有很多事”。唐先生的春节挺忙的。
准备除夕的午饭
除夕祭祖，十二点后放鞭炮，初一早餐吃猪蹄，这些事情唐先生都做。但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些习俗之间的一种距离。“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他边点蜡烛、烧纸边和我说，“这都是迷信。”是一个不得不走的流程，跟发红包一样。点燃鞭炮快速从坟墓走开的时候，他边跑边笑，像是找回了一颗童年的心。
正月初三，唐先生用上了他买的猪。去年他母亲去世了。这一天，亲戚村民朋友来参加他举办的酒席，纪念他的母亲。来的人很多，甚至无法同时都坐得下，需要分两轮来。
在村里的小卖部打麻将、打牌是唐先生固定的娱乐活动。他会向我汇报自己的手气：昨天赢了四百，今天输了一千。“小事小事。几百块，千百块。很正常。就是为了高兴玩嘛。”
麻将桌的气氛平时安静，但容易爆发。一两个人会站起来大喊大叫地指责对方。像一场猛烈的夏雨，争论很快就会平息，一直到下一场。不吃饭的时候，村里的男人很少离开这里。春晚播出的时候，他们同样留在了没有电视的小卖部。
“给我看看你老家的两个美女”，站在麻将桌旁边的一个男人对我说。场面比较尴尬，我一时不知所措。
正在打麻将的唐先生转身扫了一眼想看美女的男人，再和他对视说，“你看不懂。”
两个初中生和一个红包
打牌的男人们的儿女会偶尔出现在小卖部。一个高三生说他平时在县里上学。他是村里唯一想了解我学习中文的过程的人。他个子高，说话快，态度礼貌，看起来成绩很好的样子。他说他每周只在家里待“one afternoon and one evening”。他明年想去国防科大读化学专业。
两个初中生是为数不多不对我见怪的人。她们站在我旁边，继续聊自己的。
“好多？”
“0.01. 因为我就想试一哈发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我就发了个0.01，哈哈。”
“我昨天给了四个人发红包，结果”
“你没给我发！”
“好，我回去给你发。”
“发个一角吧。”
“大哥，我上次才领二角三嘞，别个在群里头发的那次。”
“发个一角吧。”
“一分，嘿嘿。”
“只有一分吗？！”
“一分也是爱，嘿嘿。”
一个早餐
唐先生一直把我当客人，而不是外国人。这很宝贵的。他的世界很复杂，又很简单。村民问“我们那边”吃什么菜的时候，他就会说“西餐”，省我一个没头没尾的解释，“他们吃西餐，我们就是中餐。”
初四，整个村还没醒的时候，唐先生开车送我去火车站。
“哎，他妈的。没招待好。”唐先生边开边对自己说话，“农村里面就这样。”
到了火车站，时间不晚不早。很多人领着大小包准备返回到他们平时的生活。唐先生看我，再次说那句让我们成为永远的朋友的话。
“一起吃个早餐？”
作者———ale
豆瓣：@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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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蒙 顾问—王天挺
视觉——梁爽 插画——陈禹
版式——日月 运营——欣怡
创意——Vicson 出品人/监制——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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