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树上的王柳云
“我在梦里都在写文字”，她说。
只有她自己开始讲述这些故事时，她才不再是任由媒体形塑的棋子，她才开始真正能控制她的世界，她的人生。
王柳云“住在树上”
在那条最早使她火遍全网的短视频里，她在女厕所边上的一间小房间里作画。王柳云熟练地带着我直奔那间小房间，那是一个储物间，原本应该是存放清洁工具用的，两平米，比视频里看起来还要逼仄。视频里那条鲜亮的红裙子就在里面挂着，后面还挂了两条黑色的裙子。
狭小的空间里放满了层层叠叠的画，少说有三四十幅。全放在一起时，看得出明确的主色调：紫色、蓝色、绿色。情感浓烈，色彩明快，我觉得风格上有点像后印象派，她说不知道有什么派别，“就是写实派”。
她带我去15层窗户边的工位，因为疫情，这里空空荡荡，冬天下午两点的阳光照进来，桌上摆着柿子和柚子，颜色鲜亮。我意识到这是她经常接待记者的地方，桌面上还放着那本报道里频繁露面的《夜航船》——明张岱著，贾平凹题字，一本古代的百科全书，是她读书写字的证明。
她一边说话，一边填清洁记录表——在表格的每一行写上时间，打勾，然后签上名，写完一张，再换下一张。她开始吃柿子，大口地啃，汁水滴下来，滴到记录表上，她埋下头去舔掉。
“一会儿你还是从小门出去，去对面的超市买一两斤便宜的水果给我。” 她指挥我。疫情封锁期间，进楼需要保安的通融。“楼下的两个保安，来一次要招待一次，一开始都是我自己招待他们的，后来我觉得不行，还得是你们买。”
我与她一起去附近的水果店，买了两斤冬枣，一盒柿饼，一袋金桔，统共六七十块钱。我说：“阿姨，我给你也买一点吧。”她连连摆手，说：“我傻吗？我肯定会给自己留一点。”
头几次见面，我立刻被她的语言表达吸引。她讲话语速快且密，遍地都是散落的珠玉：那些画面感、轻巧的戏剧性、对美的敏锐捕捉、以及一种“文学性的粗俗”。
所谓“文学性的粗俗”，是一种剧本语言。好比她讲自己找工作，车厂厂主嫌她不会技术，不肯要，“你娘的，你不要我是吗？我今天晚上就让你屋顶掀一个洞！”
“狗屎”是她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粗话，其次是“狗屎不如”，但她往往能通过“狗屎”，升华到“道在屎溺”。
她会在故事中不自觉地使用意象，好比她讲自己年轻时学种植技术，村民自私，总是将她种在公共区域的好品种一拔而空。
那时候她得了一棵梧桐树，要种到村里高高的一片荒地上，用来保持水土。“梧桐很高贵的嘛。”她说。梧桐长到窗子这么高、梁子这么粗的时候，一夜之间被村民砍去了，“干嘛呢？当他的猪圈。”
一棵被砍了当猪圈的梧桐树，她只是随口一说，就提供了一个关于她本人最浑然天成的意象和隐喻。
我发现王柳云对美与不美的直观感知很惊人。她觉得家乡湖南的土壤颜色不好看，“那种最瘦最瘦的土壤，赤裸裸的红色，到处都光秃秃的，要山没山，很难看的样子”，后来她学画画，也不喜欢画红色的土地。
色彩是她最敏锐的天分，“春天的绿是牙白牙白，让人感觉到心疼的，嫩嫩的，好像有乳汁掉出来的那种。” “老房子的门板，是黑里糊糊的，暗红色的，枣红色的。”
我仍然觉得自己离她真实的生活很遥远，或许她也有意遮蔽。那时候她不愿意告诉我她住在哪里。过往的报道里，她曾在北京的城中村里有一间六平米的出租屋。但是她现在不住在那儿了，只说住在这座楼里，再问下去，就说是住在地下车库。
我问：“是公司默许你们住在地下车库吗？”“老鼠晚上睡在垃圾堆里，有谁默许他在那里住吗？”她勃然变色，语调骤然间升高八度，仿佛痛心疾首，“太幼稚了，你怎么这么幼稚呢？”
又有一次，我提出去她住的地方看看，她显然不愿意，把话说得搪塞敷衍：“我现在又不住在地下室了。”
“那你住在哪里？”“我住在树上。”
她讲话有些微湖南口音，我没有完全听清楚，迷茫中，她又重复了一遍，疾言厉色：“树上！你没见过小鸟吗？小鸟就是住在树上。”
感受、渲染、魔改
很快我就意识到，王柳云是一个叙事的天才，同时也是个不可信的叙事者。她擅长讲故事，前因后果一应俱全，但她的叙述中总是夹杂着大量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细节。
几乎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遍布看不起她、欺侮她、嫉妒她、想骗她、或是想要占她的便宜的人：
小学三年级时，王柳云送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给要转学走的同学，这位同学不领情，“人家恶心都恶心死了”。同学是桥梁工程师的女儿，漂亮又时尚，她觉得对方看不起自己。她写的信也被退回，一定是“拿个假地址给我”，“一个小孩子，就那么有心思，她眼里就分了三六九等”。
年轻时在台州打工，厂里的傻子也看不起她，“在耳濡目染之间，就知道王柳云是个下贱胚子”，见到她，“老远就说，傻逼傻逼，穷鬼穷鬼，我打死你外地人，打死你臭婊子，本地人还嘿嘿嘿，发出那种魔鬼一样的笑”。
来北京做保洁后，她的第一任主管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没什么文化，又矮又丑，那个嘴巴，又宽又恶，我们比她高一点，衣服比她穿得好看一点，说话谈吐比她有水平一点，她就整你，故意折磨你”。
第二任主管又是另一种形象：年龄和她差一岁，高高的，挺漂亮，因为看到别人都跑过来采访自己，心里觉得不平衡。
我逐渐发现了她讲故事的要义。无论哪个欺侮过她的人，都拥有完整的人物形象，她擅长几句话勾勒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婚姻状况、外貌年龄设定，高效地为此人立传，并由此找出一条说得通的逻辑链，使整个故事自圆其说。
这个问题困扰我许久：究竟是她放大了周围环境的恶意，还是我见识太浅，不能理解她生存环境的恶劣？
这些故事的当事人早就消失在人海，真假已不可考，我只能去见她的身边人。我想知道是否所有人都如她所说对她不好。今年一月，我见到了她的现任主管陆娟。
陆主管是个东北女人，生得亲善，披一件貂，眉毛画得生硬，口红涂得过红，但仍被视作这个群体里好看的一类。她从去年八月起来到这座大楼，被分配管包括王柳云在内的16位保洁。
“王姐人不坏，确实人不坏。” 陆主管保持微笑，显得亲和又端庄，紧张又谨慎。“画家，作家，艺术家嘛，有一点点古怪也很正常，但都能沟通开。王姐手脚也麻利。我经常跟大家说，你可不要小看王柳云，可不是在咱们那个小镇上上电视呢。”
她分配给王柳云打扫的是15层和17层，两层楼都没有太多的人。15层常年空着，17层直至疫情放开后，公司才来上班。“优点就在这里”，陆主管说，这意味着这两层楼不会频繁地产生垃圾。
去年十二月，王柳云感染了新冠，不肯说，只说感冒了。陆主管知道她怕阳了就不能工作，平白少掉几天工资，还有被赶出大楼的风险，曾专门叮嘱王柳云，“谁问你感冒了没有，（就说）没有，没什么症状，也别说迷糊，咳嗽。”看起来，陆主管对王柳云还是很照顾的。
有一天，我翻王柳云的头条号时，翻到她写过一个叫“娟子”的同事。头条号中的娟子是这样一个形象：丈夫四十出头病逝了，她与另外三个女工挤在一间十二平米的屋子，生活使她学会了隐忍，因为偶然与邻居家的残疾男人爆发的争吵，意外喜结良缘。
陆主管的抖音账号与小名就叫“娟子”，但这显然不是陆主管的故事。陆主管在王柳云口中，是“东北人嫁了个北京人，有钱”。
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一篇小说。曾采访过她的记者刘妍告诉我，王柳云在微博与头条号上写的，很多都是小说。她有加工自己生活的倾向，有些时候还是反复加工。“感受——渲染——魔改”，她这样总结王柳云的加工路径。
刘妍是腾讯谷雨的外约记者，她曾在去年六月去采访王柳云。见面那天，为了表示友善，刘妍专门带了一个帆布袋来作为伴手礼。朴素的蓝色帆布袋上写着，“允许一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
采访很顺利，这一天王柳云的状态很兴奋。录音的最后，她对刘妍说：“我要向你致敬，你提的问题思路和别人完全不一样，你真的非常了解我。”
才步行到地铁站，刘妍就收到了编辑的微信，说王柳云将她删了。次日清晨，刘妍发现自己也被删除了。她怀疑是帆布袋上的那行字冒犯到了王柳云，于是专门发消息询问知情的介绍人。
介绍人发来一张微信截图，截图里，王柳云说：“昨晚来那女人，拿一塑料袋包一垃圾袋，当伟大的礼物送我，我已经拿来垫坐了，她仍然金元宝那么地一再强调送我，实在为了侮辱我，缺德。我指望什么了吗？”
刘妍觉得自己“路过一个篮球场，突然被篮球砸到了头”。
在王柳云的头条号里，她仍持续描写着这段自己受辱的经历：
“一位女写手来找我，站在小饭店一角夸张地拿出一塑料袋说送我一礼物，饭店老板两夫妻张大眼巴望，又与我熟，我当面打开，里边一凡士林颜色的小旧布袋。
这东西村里时不时成打地扔，卖废品也不要，却被她感觉良好地当礼物送我？
……
这一类人都自我感觉良好。
连浅薄的级别都没到。”
到了我去拜访她，这个版本又被接着扭曲，她讲的是：一个女记者送了一个袋子送给她，结果反拿这个袋子自己垫着坐了。
我想她或许不知道帆布袋是一种流行的文化产品，因此误解了。我尝试向她解释这件事，王柳云说：“但她拿来垫着坐，那就是她不尊重人了。”
作家范雨素在她口中也显得傲慢无礼。有媒体前辈曾试图将范雨素引荐给她，在王柳云口中，这件事是这样的：
一开始，她说：我去看你吧，我请你吃一碗面好吗？范雨素隔了几天没有回她。“第三天我又发微信，说范老师，范雨素老师？”王柳云昂起头，模拟出倨傲的神态，“她（范雨素）说，时间由我来定，我叫你来的时候，我会发微信给你的。我就把她，啪，删掉了。”
不少记者都有过类似的感受，刚与她打交道，总是战战兢兢，生怕哪句话说错。她总是时而凶悍，时而友善，时冷时热，时晴时雨。你很难确认她的夸赞是否出自真心，因为我亲眼见过她人前热情，人后却表示“我只是捧着她”。好在她的愤怒也并不持久，运气好时，你能在她发过脾气的两天后，等来她的道歉。
有时，她会通过讲反话来表达她的善意。我要去她的老家出差，她专门打电话叮嘱她老公买好黑皮西瓜与虾招待我，但要“煮最难吃的给她吃”。在场的人都笑，知道她是好心。
她总是很难克制自己对生活中出现的人的点评欲：谁长得难看，谁嫁得好，谁老婆凶悍。不止一个人告诉过我，在工作结束后，他们很难再与王柳云继续维持长期的联系，“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她口中会变成什么样”。
一件小事
使我理解媒体对王柳云而言意味着什么的，是这样一件小事。
四月初，有一天她忽然态度很好，专门发来微信：好久没联系了，阿姨之前态度不好，没让你把采访做完，你最近要不要过来？
第二天去到大楼，她前所未有地配合，甚至特意嘱咐，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可以记录。我觉得是意外之喜，又担心事出反常。果然很快，她将话题扯到她要说的正题。
事情是这样：几天前，她正在画室里画画，听到在大厦加班的员工在隔壁男厕所“看了四十多分钟恐怖电影”，严重打扰到了她，她冲出去与那人争辩，那个员工反而“神经病、老不死、老婊子”一通乱骂，她遂与此人“争辩起来”。
为了显得她的叙述更可信，她又对我讲这家公司“乌烟瘴气”，“非法集资”，每晚“都在打牌喝酒”，将一些漂亮小姑娘留到很晚。她专门好心劝人家别留在这，然后就“被那些领导记恨”。
总之，这个员工将她告到物业，因此今天，她即将被主管和经理找去谈话。
中午，主管叫她下楼。王柳云喊我一起去17楼拿东西，再下到地下三层的主管办公室，气势汹汹，仿佛迎战。她肉眼可见地紧张，整个人的状态比平常亢奋八度。
在电梯间里，她愤怒地讲起她画画的小房间的由来。一开始，前主管并没有将那个房间给她，是她利用媒体作为要挟要来的，“不是不允许我在那里画画吗？当天晚上我就喊了媒体来，全给我拍一下！”
这不是她第一次说起这件事，几个月前，她也曾讲起过这件事，那是另一个她不生气的版本，听起来像一种智慧的周旋：
主管，央视要采访我，要不要提我们公司？要不要提我们老板的名字？主管，叫老板表一下态嘛。你看现在，社会这么宽容，国家这么美好，我们这儿的工资、老板都这么好，却容不下我这个流浪的画家。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了。她总共为这次谈话统共准备了三样东西：三幅画，四份出版合同，以及一个作为摆件的媒体工具人：我。
三幅画分别送给经理、主管，以及17楼的业主，这是她有限度的示好。因为她同时要说明，“这几幅我是不满意的，水平是差的”。（实际上，这一天我也收到了一副她送我的“次等的画”。）
接着她马不停蹄地介绍四份合同。从去年四月开始，几家出版公司陆续找到了她，要为她出书。“今年出三本，明年出一本，一本诗集，一本长篇小说，这本讲社会问题的，这本是游记的，都是有名的出版社，明年这些书出来了，再怎么样也有几十万。”
至于我，她介绍说，“人家要跟我半年。”事实是在此之前，这个跟踪访问的要求并未被她准许过。
经理不收她的画，笑眯眯说，我更喜欢另一幅。出版合同更是明珠暗投，经理与主管讶异地问，王姐你要出书啦？是自费出版吗？王柳云明月照沟渠，一时气结，怎么能是自费出版的呢？
经理很有经验，一番话讲得滴水不漏：工作是工作，咱们的交情是交情，你的创作是创作，这是三回事。我们给你空间，尊重你职业和你的这个艺术，但我们首先也是公司，要对这个项目负责的。我就是个保洁经理，她是保洁主管，您就是保洁员。我们都是拿着公司的钱，我们要兢兢业业地做好我们这个工作的。而且王姐，你当时是不是还喝酒了？红酒对吧？
“糯米酒，”她辩称，“老家带来的。日本喝的都是这种酒，度数很低的。”
事情始末已不可辨，经理与主管也不愿再去调监控。只知道，那位员工只是在厕所里刷了会儿抖音，并非“看了四十分钟恐怖电影”，所谓“老婊子”、“老不死的”，听起来也更像王柳云自己的语言风格。据经理说，她觉得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员工骂了一句“神经病”。
王柳云给自己找台阶下：这样，不如我先离职一段时间，过段时间风波平息了，我还可以再回来嘛。假如真的回不来，你们再帮我找份待遇差不多、能解决吃住的工作？
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她有一番雄辩：原本我也只打算呆到六月份的。马上我就能拿到稿费了，我打算下半年就辞职去旅游的。真可惜，没想到这么快。你们不是问我平时钱存到哪了吗？之前我一直不想和你们说，我这几年攒了十万块钱，全都捐给了老家的佛堂。
经理问，如果我们争取让你留下来，最低条件是你必须向那个员工道歉，你也不道歉吗？
王柳云拒不道歉。她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下次绝不再犯”，但怎么都不肯写“我错了”。“我没有错”，她坚持。
从办公室出来，王柳云向我解释：其实她们早就想搞我走，已经谈好了新入职的人，如果我不走，位置就空不出来。我把你叫来，只是希望她们处理得温和一些。
事实并非如此，当我再次下到地下三层的办公室时，经理和主管刚从17楼回来。她们并未处心积虑将王柳云赶走，而是替王柳云道了歉，争取让她留了下来。
陆主管与我上一次见到她时截然不同，她显得牢骚满腹，心烦意乱。她告诉我，这件事不是第一次发生，王柳云几次与大楼的员工发生冲突，每次都坚持自己没有做错。
王柳云在三月的微博里提到了陆主管与她的矛盾，这个小片段叫作《下午的谎言》：
我得出门一下，向主管请假一会儿。她说我就是花言巧语骗她，叫我有事向上级报吧。
我说自己为人天地可鉴，又何曾骗你来。她很生气，问，
那你没有错？还不反省你的错！
……
你就满嘴胡言，鬼话连篇！主管十分生气了，细长的指甲敲着桌子，有如猫磨爪子的声音，提醒我说，
放明白了，你就是个扫茅厕的！
嫌我太傻，又加重语气，指骨反扣在桌面咚咚敲响说，
听清楚来，恁你花言巧语哄骗我，你就是个扫厕所的清洁工。听得懂吗，再有违拗你可以明天不在！
陆主管拿出聊天记录给我看，里面的内容与微博所写处处呼应，但几乎每一处说法都被轻巧地转换过。
事情发生在王柳云去与出版社签约那天，陆主管长久积压了不满，质疑她工作时间出门。王柳云说，我过去一直很敬仰你，现在你却总是为难我。陆主管说，你只在需要我时甜言蜜语。有时你向我请假，有时不请假也出去了，我说过一句吗？王柳云说，我为人天地可鉴，从来没有骗过你。陆主管说，你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错。王柳云说，你觉得我错了就错了吗？我觉得我是对的。
整段对话发生在微信对话框里，更没有“细长的指甲敲着桌子，有如猫磨爪子的声音”、“指骨反扣在桌面咚咚敲响说”。
这天离开大楼后，我收到了王柳云发来的消息，经理与主管将她不用走的好消息告诉了她。她很高兴，极尽甜言蜜语，在微信上对我说：“你是吉祥鸟。你一来天就下雨。”
她太高兴了，话又说得太多了：“要不然我得在一个月内喝完一箱红酒，因为那东西带不走，别人又不喝这个。”
我问，“原来还是红酒哦？” 她没有再回复我。
种梧桐树的细节曾经很打动我，编辑要我问得再详细一些。
“哪里是梧桐？那是槐树！”下午时，她瞪着眼睛回答，“是不是你听课不认真啊？开槐花，春天可以吃的，有深红色的槐树，还有紫色的槐树。”
我终于确信她话里可以相信的细节并不多了。
同理心与利用心
王柳云的出名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媒体。最开始，她在福建学画，就是地方媒体帮她卖画。宣传好时，画就卖得好，等到宣传落下了，画也卖不出去了。
她开始逐渐被文化圈所知晓，最早是因为GQ报道刊发的一篇特稿。这篇报道里，写到了她2017年去福建双溪村的公益画室学画，2018年到深圳大芬村，2019年到河南的村小教美术的全过程。
央视的摄影记者王伟在看到一个视频媒体拍摄的短纪录片后，专门循着纪录片里的线索，按图索骥，挨家挨户在北京著名的城中村安家楼村中找到了她。一段时间后，王伟促成了王柳云上央视三套。
自此，各路媒体纷至沓来，熟识她的机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央视，凤凰网，新京报，十点读书，一条，腾讯谷雨，中国新闻周刊，任何一家机构报出来都赫赫有名。
王柳云对媒体的来访总是感到厌烦。媒体打破了她原有的生活节奏，使得她不得不匀出时间来接待，“我已经没有时间画画了”，她不止一次抱怨。
但媒体能帮助她卖画，更能帮助到她吸引出版公司，“我总不能把媒体得罪完了”，王柳云说。
尽管她称自己 “从来不看”关于她的报道，但她会判断媒体的效果。一篇稿件传播得不够好，王柳云认为是“起了个小水泡”，而某一家的短视频获得了十万加的播放量，她称之为“名扬天下”。
既需要又排斥，在一种紧张的拉扯里，王柳云显得喜怒无常。我们的关系是其中的一种缩影。她频频指责我天真，屡次勒令我不得再来。当我尝试将某个细节问清楚，有时会感受到她突如其来的敌意，“问那么仔细干什么？”她大声呵止，因为这一切脱离了她的控制。
在北京，王柳云遇到的媒体人大约有如下两种倾向：一类年轻，单纯，王柳云觉得她们不仅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还总想求证她口中描述的那些迫害是否夸大其词，我与刘妍都在此列。
另一类就是颇有社会经验的江湖人，嘴甜，哄着她，王柳云时常怀疑他们是否会欺骗自己，因此显得反复无常。王伟曾试图引荐王柳云去他朋友的画室学画，“一次只要花上两三百”，但王柳云怀疑王伟在利用自己，想从她身上捞取额外的好处。
从孤岛逃到孤岛
关于王柳云住在哪里的谜底要到今年四月才浮现——并不是在树上。
她工作的这栋大楼每一层的格局都一样，17楼厕所边的工具间是她的画室，而15楼厕所边的工具间则是她的住所。同样不足两平米，推开门就是小小一张床，床下塞满了颜料，从边角溢出来。
女卫生间深处另有一片三角形的空地，拉上一根绳，就可以晾衣服。烧饭用的电饭锅也藏在里面，早上烧好，可以吃一天。只要不“滋啦”一炒，也不散出味来，主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王柳云是2020年来到北京的。一开始，她住在东五环的费家村，后来搬到了亮马桥附近的安家楼村。我对安家楼有所耳闻，它位于最繁华的亮马桥一带，离美国大使馆直线距离只有1.3公里，被叫作“闹市孤岛”。
去年十一月，与王柳云见面后，我准备去她之前住过的安家楼村看看。干净整洁的道路上，你注意不到有一条狭窄的街巷，像通往异世界的入口。必须承认，如果不是这份职业，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地方。
在一片空地上，成百上千的骑手电动车停在一起，旁边配有巨大的充电站，蔚为壮观。很明显，这里也是大量骑手的聚集地。越往里走，密密麻麻的感觉越盛，空间利用率是正常地方的十倍不止。置身其间，“人活得像蝼蚁”不再像一句比喻。
村子正在拆迁整改。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出现在应该出现的位置。路障栏杆被当成晾衣架，挂满了衣服。真正的晾衣架上却架着水管，水管开三个口，做成一个大型盥洗装置。路边有时候忽然冒出一把椅子，有时候忽然冒出一个洗衣机。洗衣机轰隆隆地在路边运作，水管裸露在地表，白色泡沫就从水管里源源不断地漏出来。
我越往里走，越觉得像个迷宫。所有建筑的排布和形状都非常不规则，杂乱无章，没有任何规律。楼房经历拆迁，而拆迁又半途而废，墙是残缺破损的，还都坚挺地住着人。有一栋楼，拆到只剩一面墙，无依无靠，孤零零立在一片空地上，上面镂着一排窗，望出去就是背后的天。
2021年到2022年，疫情三年的一半时间，王柳云与她的丈夫老林就生活在这里。
后来我见到了老林，他时常提起在安家楼村的日子。很显然，那里给他造成了痛苦的记忆。北京的空气不好，干燥，总有许多白杨树的毛毛。他们住的房间不到六平米，屋内容不下厨房，所有人都在门外插电烧饭。更令老林难以忍受的是，房东在楼上养过猪，气味骇人。安全隐患也是大问题，离他们没两步路的房间，有一天电路故障，发生了火灾。
就是这样一个小房间，房租800块钱一个月，电费还要每月200。老林抱怨北京电费贵：北京电费2块钱一度，而台州只需要0.58元一度。
他坚信那里的环境对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影响。床太小，两个人挤着睡，睡不好，每天早上醒来都头晕脑涨。他先是查出了高血压，短暂地晕了过去，后来腿脚越来越不好，去医院做检查，发现是脑血栓所致。
2022年，老林的腿脚问题越来越严重，腰也不好，加上大楼的管理层换人，不再能给他一个保安的岗位，干脆结束了北漂，彻底回了老家。
王柳云的女儿去看过安家楼的那间小房子，她说，“我们三个人这一辈子都没有过过这么艰苦的生活，最小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艰苦过”。
相较而言，浙江的农村并不贫穷。王柳云与老林结婚后几年，就住进了他家的新房，在浙江台州上岙村，一栋4x13米，占地面积52平米的四层小楼。2017年，王柳云甚至拿卖画的钱买了辆车。也就是说，在台州，她也算有房有车。
看起来，北京很苦，而台州生活舒适。但王柳云形容北京为“世界玫瑰的都城”，台州却是她努力逃离的地方。即便过年，她也不想回家。在今年端午节前，她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过台州了。
今年七月，我来到王柳云在台州市三门县的老家，试图搞清楚，她即便受苦也想要逃离的究竟是什么。
在台州，我是一个闯入者。最开始，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很善意。内向的，会拿眼睛一动不动觑着你，外向的，就会热情地来搭话，有时送一个李子，有时送几根玉米。所有人都以为王柳云上的是“星光大道”（其实是央视三套的另一档节目），他们总是热情或腼腆地表示，“她很厉害”，“很不容易”。
但据王柳云自己说，老家的人总是觉得这个女的“不牢靠”，“在农村，一个地方最突出的人，和境况最差的人，都会成为被众人嚼舌根的对象”。
丽姐是第一个向我证实这个村风气不好的人，因为她自己也是被嚼舌根的对象。她是王柳云左户的邻居，隔壁珠岙村人，买房买到这儿的，因此与王柳云一样背着“外地人”的身份。丽姐过去是做白事时唱歌的，也爱去县城里唱越剧，旁人觉得她轻浮。后来她的喉咙做了甲状腺手术，唱不了了，开始到服装厂做工。傍晚的时候，她与王柳云会一起去坝上遛弯。
“往家里带一个男的，他们就要说闲话、嚼舌根。隔壁的隔壁那户最坏了。农村就是这样的，你赚的钱比他多，他就会嫉妒。”丽姐说。她又补充，“柳云在外面跑，他们就要说她赚不好的钱。”
她觉得隔壁的隔壁看她赚钱多，嫉妒自己，因此总说她的闲话。很快我发现，原来她也嫉妒隔壁的隔壁。因为隔壁的隔壁儿子上了大学，而丽姐最遗憾的事就是，当年她顾着做生意，没顾上儿子的教育，儿子最终只考上了专科。
家里穷，女儿不结婚，是王柳云主要向丽姐抱怨的两大主要内容。我问，但王柳云家条件不好吗？她们不是装修得挺好，还买过车吗？
“她们家条件不好的。”丽姐压低了声音说，“我们两家不一样的。柳云家有地种，我们家没有地种，买房买在这里的，吃的都是买的。我老公做装修，一天能挣四百块。她老公不挣钱的。”
老林也是被嚼舌根的对象。他在村里的风评很微妙：一个好人，娶了外地媳妇，养育着非亲生的女儿，视如己出，可惜没有能力，不挣钱。村民编派老林时，总要说他的缺陷，编派到王柳云时，又要说起她老公的好来。
王柳云工作过的帽厂里也流传着关于她婚姻的风言风语。她们表述给我的是相对体面的版本：她老公人很好，你知道吧？女儿不是他亲生的，也一直供她上大学。现在她老公残疾了，她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创业啊，实现自己的梦想啊，是不是有点自私？我们也想出去的，但我们家里有老公小孩，都有家庭责任的。
老林一向不喜欢找上门来的男摄影师与男记者，“这几年好一点，（王柳云）年纪也大了，早几年肯定不行，村里人要说闲话的。”
“我这个人，心是很好的，就是有点软弱，没什么能力。”几口白酒下肚，老林这么评价自己，“之前养猪亏了，我都觉得很惭愧。”
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柳云都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老林曾经养了四年猪，亏了七八万，要靠王柳云替他偿还外债。到了去年，老林的腿坏了，她就成为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老林每个月的零花钱是王柳云给的，总共1300元：500元的生活费，以及799元的养老保险。他花起钱来没有节制，总喜欢在拼多多上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次想买辆新的自行车，下了单，等到货了才知道，原来买到的是1:25的模型。
老林已经是王柳云主动挑拣的，心善，对女儿好，有宅基地，又能给女儿上户口。他想过生养自己的小孩，因为考虑到王柳云有先天性心脏病，放弃了。王柳云头脑聪明，有胆魄，敢和人吵架，都是老林欣赏她的地方。
王柳云有时夸老林善良，文雅，与自己契合。更多时候，她还是咒骂，“活着就是为了等死”，“东张西望等好吃的”，“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那里，你跟他说话，（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真的是很屈辱的。”
有时候，我忍不住要挑破她的自相矛盾之处，我说，你之前不是说他挺好的吗？“说两句好话你还信了，”她说，“就是讲句好话给自己听，烦人。”
王柳云与世界不一样
王柳云打过的工浩如烟海。“就打工，只是打工而已”，她在电动车厂、汽车厂、手套厂、帽厂、理发店打过工，在县宾馆做过服务员，在饭店洗菜，还做过售货员、裁缝。
日常繁琐的打工生活里，王柳云对美的感知仍然细腻。她讲自己在饭馆里洗小葱，“拿刀一切，抓住上面，把底下的叶子一抖，把抖下来的一拉，但不能掉它的叶子，不能把葱白切掉。要正好切到根齐好看。洗出来亮亮的，还是完完整整的叶子，干干净净。”
王柳云在帽厂踩缝纫机，已经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但这里几乎每一个女工都记得王柳云，她们的生活十年如一日，过去的事情宛在昨天。她们记得王柳云过去是教书的，有文化，字写得好看，也记得她性格古怪，常与质检闹矛盾，也记得她因为觉得质检对自己不公，喝多了酒，在厂里耍酒疯闹事。
“她根本没醉，借题发挥呢。”老林告诉我。
在老林的记忆里，王柳云打工挣一点钱，就要花掉。她喜欢旅游，有时候为了去旅游，就把上一份工辞掉，回来再找下一份工。
王柳云出生在湖南新化，在这里一直呆到第一段婚姻结束。新化这个地方，“民风彪悍、重男轻女”，王柳云又补上一条，“道德缺失”。2002年，她到浙江台州的汽车厂打工，遇到了老林，在此地扎根。
新化蛮霸，台州温吞，这两个地方王柳云都不喜欢。她想要游遍中国，因此总是随身带着一本《中国地图图册》。她选择的是最节省经济成本的旅游方式：在省内骑自行车，出省就“坐个慢火车，叮叮当当跑到那”。“反正便宜嘛，”王柳云说，“等我打一年工，存一点钱，走遍全国很容易呀。我到新疆也很容易呀，坐三天三夜，咣当咣当就去了。”
2018年，她从福建双溪村学画回来，卖画挣到的钱加上此前的积蓄，一共凑了八万，买了辆车，然后她又彻底身无分文了，“我赶紧打了一个月工，挣了四五千，还留了两千块给我老公，自己带着两千多，就去安徽玩了”。那时，她已经决定了要去深圳大芬村继续学画，干脆规划了一趟“南辕北辙”的旅途，从浙江，到安徽，再到深圳，一路穷游，走到深圳时，兜里已经只剩870块钱。
老林说，养猪那几年，母猪产崽时，王柳云人在贵州旅游。
老林喜欢养猪。养猪乐得轻松，猪只吃人工饲料，一早一晚喂上两次，别的什么都不用干，他觉得“把自己性格养坏了”。
但王柳云不喜欢喂猪，猪栏很高，她又矮，里面很脏，还要打扫。那时候老林还接木工活，有时候要靠王柳云喂猪，王柳云常向他抱怨，有时怒气冲冲，要与他吵架。
王柳云喜欢喂小鸟。从一开始，她工作的大楼的保安就告诉过我。2019年，她在河南的一家小学教过美术，报道中写过，因为她喂鸟，一个多月引来了近千只鸟，到她走后，河南小学的孩子们自发将喂鸟的习惯保留了下来。
在北京，喂鸟时间固定在每天下午四点开例会前，王柳云先去地下三层的垃圾房，舀出浸泡在汤水里的剩饭，装在白色塑料泡沫盒子里，端到一楼，走到树林前，伸手进汤里，把剩饭往外扬，白米粒划出利落的抛物线。
她爱美，爱自己设计衣服。有一次，我与她聊到一半，她接了一个电话，对着电话说：“我不要扣子，也不要打开的。两片衣襟压在一起的……袖子稍微小一点吧？最好是麻布，麻布还有一种坠感，那个棉布呢，到身上老是泡泡的，有点缩……”
是一家服装店打来的，王柳云在那家店定做衣服，她自己修改图样。这几年，她喜欢在衣服里添加些汉服制式。她给自己做过一件汉服制式的红色大衣，对她来说重要的场合，她就会穿上这件大衣出席。好比后来，她穿着这件红色大衣，去与出版社签约。
一直给她做衣服的裁缝叫麻巧华，我在台州三门县的城东市场见到了她。麻巧华人好，大多数裁缝难以理解王柳云的需求，只有她有求必应，所以王柳云在她那做了十多年。“小地方，做来做去都是睡衣款式，只有王柳云喜欢做些不一样的款式。”麻巧华说，“她做过那种雪纺裙，我们一般的就像这种中规中矩，她喜欢后背再加一片，把这一片又像门帘一样的把它分出来的，走起路来就会飘飘的，风一吹，它会飘。”
麻巧华和我描述，2017年，王柳云剃掉了下半部分的头发，将上半部分头发扎起，穿着鲜艳的大红衣服，在市场里穿行，引得路人侧目。麻巧华说：“你现在真的像个艺术家了。”
王柳云的房子也是她亲自设计装修的，又亲自画了家具设计图。嫁过来时，老林已经盖好了房子，王柳云开始装修，统共花了三四十万，不惜欠下一大笔钱。论风格，她的房子在整个村都算前卫，许多细节都彰显了王柳云的巧思。
比如卫生间的玻璃门里嵌着八骏图，二楼和三楼卧房里的衣柜各有三扇玻璃移门，同样是国画的片段，二楼是三幅竖卷彩画，画的是春夏秋，三楼是一副横轴国画山水的三个片段。客厅墙上有些中式的架子，是她从一本书里照搬下来的。
“很多女人是绝对不花钱搞一个房子的，”王柳云说，人与人的价值排序不一样，“看看口红，玩个手机，两三千块钱一个的手机，她们舍得买。我心想，两三千块钱，我可以买很多装房子的材料。”
在王柳云的家，我翻到了很多她平时读的书，和她的手稿。据老林说，王柳云从嫁过来就开始，一直看书，买书是一套一套的，看到夜里。
书房里的书主要分三类：古典文化相关的，旅游相关的，佛教相关的。《人一生要读的古典诗词》《唐诗三百首》《庄子全解》《水经注》《三国志》，随便翻开一页都有密密麻麻的笔记，“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下划线，标注了月神，“飞廉”下划线，标注了风神。《纳兰词全篇笺注》里，她记下了：“纳兰与曹雪芹同时代人，宝玉同纳兰。”
她也喜欢在每本书的扉页写一些话，一本书的扉页上写道，“如果遇到伟大的爱情必将是悲剧，……例如，梁思成与陈徽因，陈徽因与徐志摩。”林徽因一开始被她写作了陈徽因，画了个点，又改过来。书里也间或夹杂了一些心情记录，“过了半生半世，连自己的女儿也没了解”。
床头柜上放着她的稿子。有一页是水笔线稿，画在稿纸上，练习山石海浪的画法，还有好几页是一封写给县长的信的草稿。
她曾经讲起，自己年轻时学种植技术，总觉得“这个村归我管就好了，我要把它建成那种桃花源式的”。没想到她真的给县长写信。
这封信洋洋洒洒，列举了当地的风物，民俗，地理环境，最终要求县长不要允许村民将山后的土地卖掉。后来卖土地的事确实作罢，有邻居从此不再与她说话。王柳云觉得是她的信奏了效，“关键是我写得好，你相信吗？”
老林与丽姐都没有读过王柳云写的任何东西。我想，或许大家都知道她会写，但是没有人知道，她其实写得很好。
“把好的片段集结起来”
2017年，一场冒险使她出名。王柳云在三门一家县宾馆做服务员，她在央视九套的纪录片里看了福建屏南有间画室，免费教人画画。纪录片里一个农妇，六十来岁，“穿得土不啦叽，真的画出了一盏马灯”，王柳云心想，她也可以。
她带着300多块钱去了福建。“下午一点钟到，到了两点钟我就把那个画室全部转了一圈”，当天下午五点，她就把那盏马灯画了出来。
几天后，画室老板林正碌注意到了她，不再要她画静物，叫她出门画山画水。林正碌帮着她卖画，第一幅画就卖了500块钱。
王柳云很诧异，她发现在这里，只要她随便一画，别人就都捧着她，说她是个天才。但在家乡，无论她做什么，别人都觉得她“狗屎都不如”。因此她轻易就觉得，“我爱画画，画画也爱我”。
后来，许多媒体人都尝试过挖掘她对绘画的理解，过程并不顺利。大家试图了解她画画时在想什么，她总是显得不耐烦，“你是要和我谈艺术吗？”她总想要迅速地结束这个话题。
在央视十二套《心理访谈》直播间的采访视频里，主持人问她，你在画画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经历什么，让自己很烦、很不舒服？主持人实际上想问她绘画时的心境。她答非所问，说，有时候我在画画的时候，忽然手机里有别的事情来，我会烦。
有一次，她提起绘画的痛苦，记者想要深挖下去，非要她举例。她不知怎么回答，又暴躁起来。到第二天才醒过神来，原来记者是要问她创作的痛苦，“颜色调出来左也不像，右也不像，当然痛苦”。
其实她的艺术观念很朴素，追求的主要就是“像”（后来又有人跟她说“越不像越好”，她也记住了）。她的方式是在网上找喜欢的图片，然后临摹。有时，她会让老林给她拍家乡的照片，发给她来画。
最开始，她临摹的理由理直气壮：因为疫情，她出不了楼，更无门去写生了。后来她似乎隐隐意识到，这不是媒体想听到的答案，于是就强势起来。仍是央视十二套那次拍摄，主持人询问她，新疆杏林的那副画是否是按照照片画的，她一面承认，一面飞快地反问：“人家拍得这么好，我为什么不画呢？把人家的辛勤的劳动，拿出来以后，得到更广泛的一种欣赏，不是很好吗？”
有的照片的某个局部不好看，她就找另外的图，“拆东墙补西墙地补进去”，要填得和谐、相融，“找这个也不对，找那个也不对”，这也是她创作的一部分。
写生时，景不好看，她也会发挥一些创造性，把景组合起来，这里一片山，那里一棵树，糅起来画，像中国画的技法。她喜欢黄公望，后来她去过富春江，发觉富春江和想象中并不一样，“这应该是世界的著名风景嘛，怎么没有甲过桂林山水呢”，后来她悟到了，“画画和写文章一样，就是把那些好的片段集结起来嘛”。
从媒体不断来拜访她起，王柳云就没空画画了。整整两个月，她始终心情焦躁，什么都画不出来。
两个月后，为了配合媒体的拍摄，我才终于看见她重新拿起画笔。
她找的是一张海浪击打礁石的图片，大海是层次丰富的浅蓝、蔚蓝、深蓝，海浪用粗笔蘸了白色的颜料画，往外画发散状的射线，然后在上面星星点点地按，简单粗糙却有力量的画法。
整幅画里，她最喜欢的是石头，“这个石头，我必须画得有力气感，这么一个长得非常难看的，但是非常坚硬强悍的石头，海浪拍了它千万年，所以我喜欢这幅画”。
她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在专业人士看来，色彩和造型是她的画最受赞誉的部分，缺乏景深与虚实关系却是她一直以来的弱点。
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人教。双溪村不仅没有人教，更标榜这种“没人教”。林正碌笃信“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看中素人天然的灵气，但王柳云恰恰苦于没人教。
她给我举过很多例子，说明她从小到大有多爱学习。小时候，她靠去别人家看糊墙的报纸认字，长大了，辗转在各份工作的间隙，学习每一种技术，还见缝插针地去新华书店看书。
我去见她时，有一次，两位跟拍她的媒体摄影老师答应教她画人物。王柳云立刻兴奋起来，短短两天，她就打了四五幅人物线稿。
在双溪村呆了将近一年后，王柳云决定去更正规的环境学习画画。她选择的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油画基地，被称作“行画和复制品之乡”的深圳大芬村。
林正碌曾说过，王柳云去大芬村，“是要将自己的灵气毁了”。王柳云并不觉得大芬村更低贱。双溪村的学画者，在她看来是“被社会边缘化了的，懒惰的，做着空空的艺术梦的，想一夜发财的人”，但“大芬村的人都是努力的”。在王柳云心中，能在大芬村留下来，说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画出来的画，能够被别人收。
但在大芬村也很难找到人教她，“年纪太大了，别人都要笑话你。”她说。好容易拜了老师，老师只叫她买名画来临摹。整整一年，她一边在酒店打工，一边四处偷师。有个老师教了一句，“把黑、白、灰三种颜色的位置关系表现清楚了”，她记了很久，几度向媒体转述。
一年后，她还是离开了，因为“无法立足”。她将之归结为自己年纪大了，而大芬村的生意又在走下坡路：“我的老师说，哎呀，哪怕你早来三年，保证你在这里立足。那个地方费用那么高，我有什么本事在那里待下去啊？”
画画能使她生存吗？王柳云几度想过、也几度怀疑过这件事。她已经靠画画出名了，但就算一个月卖两三幅画，也不过是一两千块钱。
很多画她需要重复画，有人买就再画一遍，最多的画了五六遍，她形容说，这种感觉就像是吃多了。她也几次想要放弃画画，“飘过一下子，很快又清醒”，“一看画卖不出去了，我就又去打工”。
她也曾找过与美术相关的工作。2019年，她在旁人的介绍下去河南一所村小教美术。一直有人认为，她应该在河南的小学教下去，这才是她应该做的事。
王柳云觉得这种想法很天真：村小根本不需要美术老师，如果没有她，那里根本不开美术课。她无法融入其他老师的群体。而且“工资实在太低了”，月薪1300元，哪怕加上校长额外给她的1000元补贴，也不过是2300元——现在这份保洁工作，她的月薪有5200元。
到了北京，她选择的余地仍然不大。这个年纪的女性外来务工者，只有保洁、保姆与护工几种职业可选择。她应聘过保姆，超龄了，去养老院做护工，常见生老病死，心情沉重。除了保洁，她并没有别的路可走。
在电影《立春》中，王彩玲形容自己的音乐才华为“像六指一样”，多而无用，这份才华既不足以支撑她向上再迈一个阶级，又使她无法再心甘情愿忍受庸常的世俗生活，因此变得格格不入。
身在底层时，你的天赋无法兑现，这才是王彩玲真正的要义。
好像一种呼应，在王柳云在很早期的一条微博里，她曾经解释过“王柳云”这个名字的由来，恰恰用来形容自己无用：
“二月我生时，二姐在浸冬的水田旁洗我的尿布，溪岸一株细柳长出叶芽，回头提议叫我柳云，缘我爹姓了王。”
“到了杜甫人生百岁独登台的年龄后，回头总结一下，这个柳字不好，你看那柳树，没一棵派用的，材疏而质寡，性软多虫病，枝多疴断，虽为风物，人观而即去，明白这理时，二姐已不在世。姐姐呀，当初你干脆直说我没用好了，那樁芽儿不也正当二月发吗，它香而挺拨，树干是造船的良才，叫我椿树多好呵。”
作为反抗工具的写作
为什么要画画，为什么要写书？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功利一点的，为了名利，钱财，与生计。纯粹一点的，为了对文学艺术不掺杂质的喜爱。而这之间还有一层，是为了自我实现。
在与王柳云的相处中，我逐渐意识到，王柳云追求的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精神自由。绘画与写作都是获得自由的工具。她不太懂那些艺术术语，也不太明白外界希望听到一个怎样的画画人的故事，所以有那些答非所问和愤怒。
她一直有种精神世界的优越性，时常强调“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灵魂的”，“我与兄弟姐妹格格不入”。但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份独特是需要她证明的。她总是在寻找证明。
绘画未必是最好的工具。王柳云的女儿告诉我，她更有感知的，是她妈妈在她小时候读书和写字。王柳云最终因为画画被媒体关注，其实更像是一个偶然。这是她万千次冒险中的其中一次，只是恰好被捕捉到了。我问过王柳云，如果一定要在绘画和写作中二选一，你会选哪个？王柳云选择了写作。“我在梦里都在写文字”，她说。
王柳云对于写作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热情。2021年，采访过她的记者建议她可以开个微博，她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专门去找对方学习注册微博。她给自己的微博和头条号命名为“苦苔石”，这是南方常见的物象，地头山涧的野草，“光溜溜的石头上长出的生命”。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她为自己取的笔名了。
刚开始，她连换行和分段都不懂，写出来都是“泥巴团”。三个月后，她才学会换行。但是从学会用微博的那一天开始，她就每天写作，头一个月就写了60多篇。
去年十一月，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刚刚和出版公司签完合同，开始写书。据编辑回忆，她们正式说定出书那天，是2022年10月27日，拉群的时间是中午的11：17。到了晚上6:11，王柳云就已经在群里发来了样章。
王柳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每周八千到一万字，因此明令禁止我在周六周日打扰她。她写得飞快，到了春节时，已经提交了一稿。出版公司说，你写得太急了，像快餐。她又全部返工重来，这才“符合我原来的水平”。
她确实有天生的语感。在她的微博与头条号上，可以看到她写作的许多小片段，有些像日记，有些像回忆录，有些像小说。我非常不准确地想到，她的文风其实非常像胡兰成的那本《今生今世》，既非常乡野，又非常古典。
在王柳云的文字世界里，记者、主管、保洁同事，通通都化作她笔下的人物。有时候，她直接借用身边人的名字，虚构出一个新的故事，比如娟子；有时候，她将真实发生的事改头换面，写个七分真，三分假。
这时候，许多事情忽然重新浮现出了它们的意义。我忽然意识到，曾经让我饱受困扰的她的受害者倾向，其实与她讲故事和叙事的能力是一体的。她在脑海中塑造了这些人物，他们有鼻子有眼，在她自己心里活了过来，连她自己也分不清楚了。
但是，只有她自己开始讲述这些故事时，她才不再是任由媒体形塑的棋子，她才开始真正能控制她的世界，她的人生。
媒体只是实用主义的出名工具，出版公司才是命运真正送给她的礼物。在出版公司面前，王柳云会呈现出许多在媒体面前完全不会有的样态（尽管她的脾气并无改观）。她对编辑的反应往往更敏感，许多编辑都收到过她伤心的追问，“阿姨知道，你们再也不会来联系”，或者，“这么快就把我抛弃了？”
所有规则对她来说都是陌生而崭新的。一开始，她连稿费的问题都搞不清，总觉得别人要骗她。编辑给她发过一个计算稿费的公式，王柳云怎么也看不懂，算出来出版一次自己能拿到64元，回复说：我都扫垃圾扫厕所的了，在意六十四元钱写个名字干嘛呢？
有时候，她担心出版公司会把她的书打折卖了。编辑与她沟通书的定位问题，讲“小而美”，王柳云咂摸出味来，“我明白了，你们是想把我的书打折卖了。”
后浪的编辑谢妤婕告诉我，其实签约之后，理应王柳云是甲方，出版公司是乙方，但是王柳云一直觉得自己才是乙方。所以编辑要她写什么，她就写什么，增删修改，从无怨言。她也不知道，出版是一件时间周期很长的事，总觉得她必须要在很短的期限内将书稿完成。
编王柳云的书稿对每个经手的编辑来说都是挑战。“她是对句子的使用是出自本能的，很灵巧”，编辑们告诉我，“但她不是按主谓宾、定状补那样来架构一个句子。”加上她用她不熟悉的智能手机写作，编辑有大量修改错别字与标点、疏通文句，弥缝补阙的工作，工作量可能是编其他书稿的几倍之大。
但时至今日，王柳云的小说初稿带给谢妤婕的震动仍久久存在。那是她编辑生涯里见过最特别的文稿，最开始，王柳云告诉她“写在微信号上”，谢妤婕以为她会收到一个文档，结果，她看到了一个微信聊天框。
这是王柳云女儿注册的一个不用的小号，王柳云每天往那个微信框里发她的小说，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一整段话，一直写到字数限制为止，“所以，她整个小说就是那个聊天记录”，谢妤婕判断，至少也有五六万字。
谢妤婕和周志轶都提到过，写作对于王柳云来说是一种反抗工具。但是她想要反抗些什么呢？
或许，她是想要证明，她真的有才华，她不需要靠标签和反差叙事，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或许她想要证明，她可以离开农村痛苦的环境，她的命运没有被阶层局限，她与周围的人不一样。
到目前为止，王柳云一共签出去了五本书稿。她给我展示过其中的四份出版合同，分别来自后浪，十月文艺，与时代华文书局，一本是关于自己人生经历的自述，一本是议题式的自述，一本是微博里的小短文与诗的合集，一本是关于留守儿童的小说。
过去，王柳云以为画画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没想到即使出了名，也仍然只是“清洁工画家”。但出了书，就是真正的文化人了，王柳云这样期盼着。
作者——于友嘤
yuyouying@mianduifuza.com
编辑——于蒙 顾问—王天挺
视觉——pandanap
封面、头图摄影——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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