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之后，最理想的下一站指挥棒是什么？
最理想的下一站指挥棒，仍是公正、规范的同行评议。
来源：中国科学报
某评审会上，一名青年科研人员不停地向评委们道歉：“对不起，我研究的方向比较小众，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都不是很高，真是不好意思……”他甚至表示，下一步考虑转换研究方向。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评审席上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过分推崇影响因子，把论文当作指挥棒，这对个人学术成长和科学领域发展的影响都太大了。”
2020年，仍然是科研界高举“破唯”大旗的一年。这一年，国家相关部委继续提出治理“唯论文”不良风气的系列措施。2020，为进一步深化人才制度改革，激发人才队伍活力，《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相继印发。文件对消除我国人才工作中长期存在的“SCI至上”“唯帽子”倾向等顽瘴痼疾提出了指导意见和具体举措，明确了构建新时代人才评价制度、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路径。教育是未来价值的创造者，评价指挥棒影响着办学导向，也影响着如何培养出面向未来的急需人才。与此同时，人们依然在热烈地讨论：“‘破唯’后，立什么？”
我们还需要新的指挥棒吗？下一个指挥棒会更好用吗？
破除“唯论文”，会影响积极性？
2020年，又一组重拳接连打向“唯论文”痼疾。
先是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文，取消直接依据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之后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不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与奖励奖金挂钩。
亮剑之后，高校和科研单位也纷纷开始探索适合自己的剑招、剑式。
8月，山东省农科院发布了《关于破除“四唯”十条意见》。
意见第一条就指出：“论文发表和授权专利一律不再奖励。”接下来，则依次列出9种可直接竞聘正高岗位的条件，例如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科技成果转化或创办科技型企业；长期扎根基层生产一线，服务“三农”做出突出贡献等。
作为国内首个“破四唯”细则，“十条意见”立刻引起了关注和热议。
点赞的人说：这一做法有“破”有“立”，突出了科技转化和利国惠民的价值导向；吐槽的人则说：这类细则有“走极端”之嫌，一味向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倾斜，让专注基础科研的人“有点寒心”。
类似这样的争议，一直伴随着“破唯”的进程。
有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高校教师的工资收入普遍较低，科研奖励占收入比重较大。论文和奖励脱钩以后，会影响积极性。”
“对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而言，生活压力很大，生存问题解决不了，何谈发展呢？”
“不难看出，人们讨论的‘唯论文’问题，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问题。”科学网博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王善勇说。
“我们曾和国外同行交流过，他们对发表论文竟有这么高额的奖励，表示非常惊讶。”黄力说，“我们这种根据论文和影响因子‘论分行赏’的做法，有特殊的历史成因。但跳出个人利益来看，科研的确不该是这么功利的。”
指挥棒不再好用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部分科技领域仍处于落后甚至空白的状态。
20世纪90年代引入的SCI期刊体系，给国内科技工作者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
而在科研人员普遍收入很低的年代，与SCI影响因子相关的奖励制度也起到了一定激励作用。
此后几十年间，中国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论文大国”。
但光鲜数据背后，像青蒿素那样足以改变世界的成果却依然鲜见。一些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的领域，仍然缺乏有效的科技支撑。
正如中南大学教授喻海良所说，“目前我国已经不缺论文了，缺的是有影响力的工作”。
与此同时，对论文和影响因子的过度推崇也滋生了许多怪象：学术“大咖”被曝造假，研究生论文被曝代写，大规模撤稿事件时有发生，第三方论文服务机构乱象丛生，个别科研人员为提高论文引用率而频繁“自引”，或者一味追逐热点不愿在一个领域内深耕细作……
人们越来越多地反思，“论文”这支挥舞多年的指挥棒，用错了吗？
“错不在论文本身。”
王善勇对《中国科学报》说，“论文作为一种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科研评价指标，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问题在于，这个指标为什么没能用好？”
让指挥棒真正握在人的手中
大约10年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开展了科技评价试点改革。
他们摈弃了以论文影响因子换算奖金的做法，把奖励评价依据分成三大块：一是科研成果贡献（论文、专利、成果转化等）；二是学科竞争力（基金项目申请等）；三是社会服务（科普公益、政策建议等）。
“这样就逐步弱化了论文影响因子在科技人员评价体系中的地位。”黄力说。
令他欣慰的是，新的评价制度推行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包括论文在内的各类科技成果产出不仅没受影响，反而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不会只是为了奖励做研究，他们会自觉地努力把工作做好。”黄力说。
“拿什么当指挥棒、指挥棒怎么用，应该把自由还给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让它们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价值观足够灵活地自我管理。在自由氛围和宽松环境下，人们才能更好地创新。”
王善勇说，“与此同时，每个大学和研究机构还应当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同行评议的国际评审，这对于加强评审的公平、公正，也是非常有益的补充。”
在黄力看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上述改革措施只是一个过渡，最理想的下一站指挥棒，仍是公正、规范的同行评议。
“论文专利也好，其他荣誉、成绩也好，都只是一种客观数据。只有小领域内的同行，才能根据这些客观数据，结合一个人在领域内的认可度等综合表现，做出比较可靠的主观判断。”
“出于文化心态等原因，同行评议在我国的推行效果一直都不太理想，但人和社会风气都是会变的。”
黄力说，“慢慢来，逐渐摈弃掉我们传统中阻碍进步的部分，让科技评价真正回归到人的评价，让指挥棒真正握在人的手中。”
如今，“破唯”已是大势所趋。
相较于一时利益得失，中国科研人员即将迎来的，其实是一个更好的时代。
期待新的一年，有更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打磨出适合自己的评价体系和奖励举措，聚沙成塔，终将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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