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总死亡人数才三千万，何来“饿死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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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大力开发北大荒（资料图）
三年大饥荒的出现，虽然是由工作失误、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从基本方面说仍在于中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是历史的问题。它清楚说明：中国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决不会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即可解决，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设想千百年来形成的饥饿状况会在十年时间里完全消除。搞不好，旧社会的灾难仍会重演。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
中国共产党认真吸收“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教训，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一贯强调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认真研究价值规律，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因而使经济建设在此后再无发生大的波折。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右派分子们对“大跃进”和“三年困难”的挫折如获至宝，成为他们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个难得的箭矢。他们不惜歪曲事实、夸大问题，制造了所谓“饿死3000万人”等各种谣言。在某些文痞笔下，更出现了所谓“白骨累累”、“饿殍遍野”、到处“人吃人”的景象。有些人还把那时的经济危机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对于这种编造谎言、糟蹋历史的恶劣行径，一切正直的人们必须予以反驳。
人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饥饿及至死人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至今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还不能消灭饿死人的现象，即使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目前还存在着贫穷、无家可归以及营养不良的人。在1959—1961年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10多年，有人就要求中共消灭饥饿现象这实属一种无理的责难。
新中国历史上关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人口数据是很不完整的，各种意见出入很大，不足采信。而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整理的《1949—2001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所提供的资料及相关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中国大陆在1958—1961年的人口总数分别是 65346、66012、66207、66457万，这个数据比较贴近实际。从中看出，1959—1961年的大陆人口虽然较之1956—1958年出现了增长率显著下降、死亡率升高的情况，但总人口却仍然是增长的，即从1958年的65346万增至1961年的66457万，三年增加了1111万人，年均增长率是5.46‰。这个增长率同目前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增长幅度差不多少，但仍高于世界同期的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大大高于解放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人口死亡率分别是14.59‰、17.91‰。14.24‰，年均是15.58‰。，总计死亡人数3095.23万人，这个数字虽然比前三年的平均死亡率11.40‰；高出千分之四，即约多死了830万人，但与同期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相比仍基本持平，即是说属于当时全世界的正常情况，而大大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20‰的死亡率。解放前民国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各年份都在25‰—33‰。之间，人均寿命不到35岁。如果以其最好的年份与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相比，后者的人口死亡率还低10‰。按此计算三年间约少死1871.67万人。根据历史资料，在1928—1931年，也是三年时间，中国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309万，即由47479万降到 42170万，下降幅度之大使人难以想到。而在1937年—1947年长达十年之间，中国人口又减少了2781万人。过来的人们都知道，在旧中国饿死人、冻死人完全是正常年景下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就是说，即使在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状况仍好于旧中国，在人口死亡率上成倍降低。这难道不就是历史的真实吗？右派们有什么理由责难新中国初期饿死人的问题？
几十年来右派们反复不休地宣传他们所收集的“三年困难时期”某些地、县大批饿死人的材料，然而他们所谓某地饿死几十万、几百万人的数字有哪一个是根据统计而得出的？完全是一种虚夸和臆估。他们胡说全国“饿死3000万人”，而当时三年中全国总死亡人口才3000多万（即上面所说的“总死亡人数3095.23万人”），如果按右派们的说法，岂不是就没有人口的正常死亡了吗？
对于一个有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就是在正常状况下三年死亡人数也要有二、三千万之多，例如处于正常年景的1962至1964年，据全国统计资料就死亡2322万人，那时可没有被右派们称为饿死人的记载吧！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右派们为了达到夸大饿死人数的目的，竟然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正常死亡人口统统算作饿死的。这种手法岂不是太掘劣了吧！人们知道，在食物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人口必然死亡率升高，对此如无认真、深入调查，任何人都不可能分清人究竟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难统计出具体饿死的人数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国的右派们居然能判定出全国饿死的人有3000万，这岂不是一种骗人的事！
其实右派们所关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每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等统计数字得到综合、客观地说明。从全国统计资料看，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比50年代的其他年份人口死亡率升高，即多死了800万左右的人，但是若与解放前的正常年景相比却是少死了2000多万人，人均寿命提高了15岁左右，总人口增加了1.5亿之多，而这种变化只经过了十多年时间。难道说这不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吗？
右派们尽管对个别地方饿死人的现象炒得何等严重，表现得多么深恶痛绝，但仍改变不了三年中全国人口增加了1000多万的事实吧，抹杀不了比解放前死亡率成倍降低的事实吧！你们闭口不谈解放前人民的痛苦和大量饿死人的状况，对新中国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而唯独对“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极度夸大、编造、攻击之能事，这种做法岂不是太无说服力了吧！
尤其是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人们过了一段忍饥挨饿的日子，但当时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怨恨情绪吗？有“饿着肚子骂娘”的吗？有抢劫、杀人、强奸、贪污受贿等犯罪问题吗？有社会动乱、治安恶化情况吗？非但没有，社会还十分安定。在这方面人们至今回顾起来还有一种怀念之情。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事情并不奇怪，这正反映了“三年困难”所具有的实质性问题：
第一，当时群众生活虽然很苦，但却没有达到解放前的那种地步。刚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们都亲自经历过解放前的痛苦生活；那时穷人们挨饿受冻、逃荒要饭、卖儿鬻女。饿死人等是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老百姓的生命从来是鸡狗不如；只有共产党来了才真正把贫穷百姓当人看。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求翻身所带来的好处广大群众在50年代都亲自感受到，新旧社会对比，孰优孰劣，人们心里很清楚。
第二，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好在大家都一样，社会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这虽然并不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理念，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是保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个财富分配不均，有人挥霍有人挨饿，吃的吃、看的看的社会里，人们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歧视和伤害决不比肚子的饥饿更容易承受。“大跃进”之后，虽然困难局面造成了，但是人们看到全国各地情况都一样，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各行各业都吃不饱饭，都同样在千方百计地渡荒、找饭吃，绝没有任何人有什么特殊，更无任何人囤积居奇。当时包括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对吃粮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给，他们也同样节衣缩食，过苦日子。就是最高统帅毛泽东也曾在一段时期不吃肉，同全国人民一块承受饥饿，甚至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浮肿。这样，老百姓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人们生活上虽然苦，但心理上是平衡的。历史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处于当时的困难中，假设共产党不与人民同甘共苦，假设社会上有少数人奢侈挥霍，那么老百姓能够容忍吗？社会能安定吗？不会的。
第三，人们清楚地看到：“大跃进”失误完全是在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中、在全党上下探索如何建设劳动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它丝毫不带有任何权力争斗和谋私的成份。“大跃进”的失误过程是那样直接、公开、简单而又真实地袒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群众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当时经济形势虽然恶化，但全党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虚弱，人们对共产党一心为公的观念没有动摇。人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会很快好起来。
右派们是一批四体不勤、脱离实际，只会坐享其成的人，他们一贯攻击“社会主义糟得很”、生活赶不上西方国家，但却不讲历史条件，不懂得好生活必须从艰苦奋斗中得来，而只想自己早早发财致富。他们关心饿死人的问题是假，梦想恢复那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是真。两种历史观、两种政治心态的对立是多么地显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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