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了的，议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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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l 余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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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丨明清两代，为何越反越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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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历史总可借鉴。

明王朝和满清（后金）之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议和上做了很多文章。

那时，对于双方来说，议和也许就是权宜之计。

不过明朝没能很好评估自己，失去喘息之机，把自己生生逼上绝路。

那么，明清之间原本存在着议和成功的可能性吗？皇太极也好，崇祯皇帝也好，对于议和到底有几分真或假？议和最终失败到底是为什么？

一直以来，皇太极都以议和为话题，与明朝不断周旋。在战与和之间纵横捭阖：议和是为了选择更有利的时机发动战争，而战争又是为了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促成双方的议和。

但皇太极屡次提出议和，并不完全是出于兵不厌诈的军事考虑，可以说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他的议和举动是真诚的。

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皇太极的实力虽然比努尔哈赤时大为增强，但也希望同明保持友好，发展贸易。

因此，即使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文书上，也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

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

皇太极还把征战中抢夺来的，原明朝发给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诸部的敕书(实即与明的贸易许可证)，一直保存到崇祯十二年，表明了他要与明朝发展贸易的愿望。

由此可见，明清之间原本是存在着议和成功的可能性的。

02

当然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明朝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即承认后金(满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为其统治，封其为王。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但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国家减轻困扰。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变。

而用款封王的作法，在明朝并不是没有先例。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出于与明贸易、要求封王的目的，攻掠明边境，致使京师多次戒严。

明统治者在吃尽了苦头后，终于清醒过来，于明隆庆五年 (公元1571年)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封其下各部首领以相应的官职，从而结束了长达40年的战乱，使边塞安宁数十年。

这是以和制叛、以和取胜的先例。

对清议和完全可以参照办理。

兵部右侍郎杨嗣昌，就曾在上书中指出，俺答犯塞时与今日边峰“前后酷相类”，就是情形十分相似。俺答受封之后，蓟门宣大一带男耕女织，百姓生活十分安定。他认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

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皇太极的成熟与稳健，也促使他思考问题比群臣更深一层，比崇祯皇帝高出一筹。皇太极感到，目前内部的稳定局面，是因为有明朝这一大敌才形成的，一旦失去这一大敌，清廷内部的稳定和谐将会随之瓦解。只有在取得一些胜利之后，加强内部的整顿，同时对周边势力的驯服，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

明崇祯十五年农历五月，基于对敌我形势的分析，尽管崇祯皇帝不伦不类的“议和信”，让皇太极看了很不爽，但还是委曲求全，热情地接待了马绍愉等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

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 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境内。

诚信和礼遇都做足。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清与明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得以保存，从行文来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

皇太极的和谈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明朝每年给满清金万两，银百万两；明以宁远双数堡中间土岭为界，清以塔山为界；双方在连山地带互市；双方若有叛逃到对方境内者，一律遣返。

实话实说，皇太极要价真不高。

要知道，松锦大战，明朝13万大军主力被皇太极彻底击溃，剩余部分明军被困于松山、锦州等城。与此同时，国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局势十分危急，明朝已经有了亡国的苗头。

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啊。

当然，皇太极对明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03

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抄送诸臣的报告)，未请示陈新甲就开始抄传，在《邸报》上发表了！

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览阅，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

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对他的大意泄密没有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

▲崇祯帝画像

但过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言论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新甲悔过。

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

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什么额外的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还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

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

多年以后，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经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

其实，明朝在与清的军事对峙中，不是没有看到议和的好处，也多次采取主动与之议和，但最终议和却又多次为自己所破坏而失败，使明遭到清更大规模的进攻，终于一败不可收拾。

这是一种奇怪的结局，是多种因素汇集的必然。

首先，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大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造成议和所应有的气氛。

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习惯思想始终占据上风。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清是国贼是凶寇，必欲大彰挞伐，翦除、扫荡之，决不与其言和。

当议和伊始，便遭到不断的围攻和咒骂。议和被斥为“顿忘国贼 ”，“损威辱国”，“诅师养寇”，是“祸胎”，将“酿无穷之衅”。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

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

如果说袁崇焕进行议和时，对“上章累累”的反对议和的呼声，尚能镇定坚持，并表示“不讳言”自己的议和主张，那么他身后的主张议和者，在不断高涨的反议和声浪中，就越来越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了。

杨嗣昌本是坚定的主和派，他曾连续上疏阐述议和主张，坦率表明自己的“体国”之心。尽管他的议论剀切透辟，文情深挚感人，但却不敢也不能公开出来。当主战派攻击他“主抚”是订“城下之盟”，大唱出战高调时，他竟不敢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反而违心地加以否认说：“从无抚说，毋以长安蜚语陷人”，表现得十分软弱。

在这种“议和即误国”的叫嚷声中，出现了“一日不战”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处于被动、受误解、受谴责、遭围攻的地位。

明朝的政治家们在议和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的思考，而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以为议和便是向对方乞和，是明朝的施舍和恩赐，一定要对方就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

读到这里，你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300年过去，在咱们这里，这样的姿态、言论从来不缺。

谈判必然各自有进有退，有坚持，有妥协，可他们从来不想妥协。

当明朝首次与满清议和时，袁崇焕对满清使者的“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并书封称大人”，很是欣赏、陶醉，进而错误地估计，这是皇太极兵力不济，乞求休战的表现。他要乘此机会“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天启皇帝头脑更热，他对让后金“易去年号（满清），遵奉正朔”一事，还觉不够，好像议和便可使后金乖乖听命，束手就擒，明朝将得到战场上绝对得不到的东西。一心秉承圣意的袁崇焕，在致皇太极书中提出了：令其退出城池地方、送还官生男妇的要求。

这近似于痴人说梦，皇太极理所当然不能接受，并感到明朝皇帝“渺我益甚”，意思就是也太不把我当一回事了。

皇太极认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今明方“侈然以退还辽东土地、人民为言，是尔有意激怒我，愿事争战矣。”这是直话、实话，拿成千上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土地和人口，凭什么轻易地交出？即便交出的话，明朝用什么来交换？！

04

明朝皇帝对议和的态度是暧昧迟疑、出尔反尔。不论天启帝还是崇祯帝都是如此。

天启皇帝曾赞扬袁崇焕“战守可恃，操纵合宜，深慰朕怀”，当袁崇焕被攻讦去职后却又否定他说：“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臣下。

崇祯帝在议和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恶劣。他最初谴责“袁崇焕托付不效，专事欺隐”，继而信其“引敌胁和”，加罪名处以极刑之后，便“以复仇为志”，一味地反对与后金（满清）议和。他下令：“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递片字。”严禁臣子与后金（满清）的一切往来。

兵部尚书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与清议和，完全是在崇祯帝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是因为明王朝已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

但议和之事泄露后，明廷群臣激愤，以“堂堂天朝，何至讲款?”交相攻击陈新甲，甚至将清兵入关杀掠，地主、官僚、兵丁狼狈逃亡、百姓流离失所，一股脑儿地算在陈新甲的账上。此时的崇祯帝，却马上换了一副面孔，“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最后又以陈“戮辱我宗藩”的罪名将其诛杀。

崇祯帝采取这种杀替罪羊的办法，虽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明清议和的大门。

拒绝与清和谈是崇祯朝最大的失策，这一政策的失误朱由检难辞其咎。

而原本这扇大门另一边的皇太极，对议和还是抱有诚意的，他甚至已经初步划定了两国的边境线，只等明朝的皇帝点头，就可鸣金收兵，各安其政。

而边境一安，无后顾之忧的明廷，可以腾出大量镇守辽东的精锐兵力来对付农民起义。取出了辽饷，财政方面也可以在沉重的负担下略缓一口气，至少败亡时间可以后延几年，甚至可以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因为明朝在江南的统治势力一直很强。

一次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却因为崇祯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没能审时度势，最终失败。

可惜了！

明朝的皇帝这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将为自己的出尔反尔付出沉重的代价。

议和失败成了明朝灭亡的直接催化剂，从此明朝深陷两线作战直到北京陷落。

然后，清军入关，江山易代。最可叹的是，生民涂炭，流离失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苦的都是老百姓。

唉。

张宏杰代表作《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以七个核心人物串联起整个大明王朝。这七张面孔，各个都充满争议，各个都非常典型，他们是——

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

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这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极具特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这七张各不相同的面孔，构成了那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大明王朝的侧影。

了解明朝那些事，要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厘清276年的漫长历史，对一般读者而言既过于枯燥也没太大必要。但是从以上七个关键人物奇诡的人生故事中，便可比较轻松容易的对大明王朝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大概的把握；甚至，不只是明朝，还能看出整个中国历史的共性和悲哀。

这本《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揭开人所共知的七个角色生命历程背后难为人知的艰辛、焦灼和不得已，分析其何以矛盾、扭曲和心力憔悴。读上去“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一方面，作者把历史写得诙谐、好玩，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另一方面，作者又把那个时代的荒诞、悲凉描写得剥皮见骨，读起来让人不寒而栗、脊背发凉。

难怪姜文说，这本书“读了好几遍都读不够”。莫言也说，“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

历史是用人来写的，本书用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奇特、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张宏杰用明朝人的故事证明了一点，“革命都是空的，中国的根本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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