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生平最佩服的“大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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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l 释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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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这两句诗是金庸武侠世界的浓缩。

金庸，社会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被全球十余所著名学府，授予过名誉博士学位。

金庸笔下创作出“大侠”无数，但他最佩服的是哪一位？

传统的江湖侠义，《射雕》传奇里的郭靖，已是巅峰。

郭大侠不仅武功超群，关键是完全符合华夏正统的儒家价值观，江湖义士、儒家仁者、民族英雄的三极统一，近乎完美的儒家理想人格。

金庸由此提出了大侠的标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武侠到此，亦可绝笔。因为郭靖是任何武侠文学无法超越的巅峰。

1969年，金庸完成了另一部另类武侠巨著，《笑傲江湖》。

令狐冲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侠者，而是陶渊明式近于佛道的隐士，逃避甚至厌恶集体价值观，更像是崇尚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者。

从成书背景看，不难理解，1967年——1969年，正是北方多事之秋，国事惆怅，风雨如晦，神州陆沉。

《笑傲江湖》我小时候第一次读就觉得，根本不像武侠小说，而是一部类似于《1984》的，架空历史型政治寓言小说。

书中的“黑木崖”，有好事者专门根据小说描述，在地图用GPS定位，好像就在现今的河北某地；

书中的东方不败、任我行、向问天，皆似有所指，指向不可描述之方；

书中的情节，人性的黑暗，权斗的残酷，与60年代的现实政治均丝丝入扣；

…………

与写作相呼应的是，金庸的《明报》社论。

1959年，金庸靠8万元港币创办《明报》，开设社评专栏，对世界时事加以评述，如同当代“月旦评”。一年300多篇社评，全由他亲笔撰写，观点之鲜明、语言之犀利，让发行量不多的《明报》，成为当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第一大报”。

金庸的政论文章透露出锋利的现实政治眼光，预测十有九中，对政治局势的预测视角独到，在港台有着一大批比迷他小说还迷他的“金迷”。

1966年，狂潮兴起，金庸在《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专版，每天都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他对“极左”的抨击是尖锐的，坚信运动是错误的，例如金庸对于红卫兵揪斗刘和邓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是欲加之罪的冤狱。

针对林和江一伙，虽气焰熏天，金庸在《明报》上不断发表措词严厉的批判文章，引起了极左派的反感。《明报》在那一时期曾被内地列为“反动报刊”，金庸本人被本港“左派”骂作“豺狼庸”，危险时明报社甚至收到过，激进分子邮寄的包裹炸弹。

最后，70年代金庸封笔，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是《鹿鼎记》。这是最不像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

主人公是韦小宝，无论如何与“侠”字联系不上，然而这是金庸对武侠世界的最后落笔。

开始我也不解，后来逐渐读懂了。

鹿鼎，逐鹿，问鼎，都是皇帝特有的行为，韦小宝显然不配。

韦小宝为什么在江湖、在庙堂，一路都能游刃有余，朝廷、天地会、沐王府、吴三桂、罗刹人、神龙教、少林寺，方方面面均吃得开，不是因为他是韦小宝，而是隐含着他最大的靠山——康熙。

《鹿鼎记》真正的主角，是康熙，但小说家总不能写康熙四处巡游奇遇吧，太戏说啦，所以拟制出“韦小宝”，是康熙皇帝的分身。

所谓鹿鼎记，就是康熙大帝的创业记录，借韦小宝的视角展现，如何削平群雄，如何缔造盛世……

原来金庸最后的大英雄，是皇帝，是明君，是领袖！

金庸后来在一篇后记里，表明态度：郭靖是大侠，但还有蒙汉之别，是民族主义英雄；到了鹿鼎记时代，真正的主角康熙是满人，只要能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幸福就是“侠之大者”，就是大英雄，这一角色显然不再是江湖客，而是政治家。

满汉蒙回藏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只要能让人民安居乐业，不管江山是满人的还是汉人的，并无区别。还原到当代语境，就是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姓社姓资，关键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最后的绝笔《鹿鼎记》，背后隐含了金庸与北方政权的和解，他最佩服的“大侠”变成了政治家，康熙似的人物。

金庸

1981年夏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金庸。在这次会见中，金庸对两岸的统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邓小平向金庸介绍了他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金庸的海宁查氏，是书香望族。金庸在进入香港报界的初期，对中共的认识是迷茫又充满恐惧的，原因他的父亲查枢卿，在其祖籍浙江海宁县土改斗争中作为地主受到镇压（改开后被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大陆形势日新月异，激起了金庸返回内地看一看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思归之心也与日俱增，而邓小平的再次出山，给金庸心里带去了更大的兴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很钦佩他（指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金庸对党所持态度发生根本改变，在于他亲眼看到1977年邓小平再次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对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尤其赞许。

面对邓小平在国内实行的拨乱反正政策，金庸在振奋之余，又利用为《明报》写社评的机会，对内地出现的大好形势，不断加以赞美与讴歌。有一段时间，金庸几乎每天都看新华社电讯，然后亲自提笔撰写赞许的文章。

金庸在《明报》上如此关注和赞许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明报》与此前相比 焕然一新。在对邓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大为佩服的同时，金庸甚至还在社评中主张请邓出任国家主席。

1981年春天，金庸正式向新华社在港分社提出访问内地的请求。中央对于金庸的这一请求非常重视，虽然《明报》从前曾经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言论，但是金庸和他的《明报》在“文革”前后，对中共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足以说明这位素有武侠风格的著名报人，在思想深处发生着变化。

北方也选择了和解，容忍并接受了金庸。

这是一次惺惺相惜的历史性会见。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金庸。

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他立即走上前握着金庸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并同金庸及他的妻子和子女合影。

金庸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邓小平笑脸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邓小平对金庸也早己熟知，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时，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来读。金庸在《明报》上发表社评，邓是知道的。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金庸在《明报》上发文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带来幸福。”

在国家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便是金庸。一个多小时的会见，气氛欢快，宾主谈笑间，碰撞出了“英雄所见略同”的思想火花。在这次会见中，虽然对回归问题还没有公开提出来，但邓小平在交谈中明确告诉金庸，“回港后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

回到香港后，金庸积极为和平回归而奔走。

1984年，金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五个专题小组，金庸担任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同时担任经济专题小组的成员。

1988年，基本法起草期间，金庸和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联名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双查”方案，奠定了现行基本法的基石。

1995年12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金庸也在这个名单之中，是筹备新政府的重要推手之一。

1997年7月1日0点0分0秒，高悬在那片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邓小平时代》堪称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由于种种限制，中文世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同等分量的著作，而傅高义几乎是目前英文世界最有资格写邓小平的学者。

傅高义得天独厚地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家属、身边干部在内的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都使该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傅高义曾半开玩笑的说假如邓小平还在世，他也会向邓小平承认，不管他的书存在什么问题，但还是努力按照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教导做的。

本书中文版由国内公认的翻译家冯克利先生亲自翻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与三联书店编辑部联手译校。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读懂那个时代，看清未来中国（还可一并选购文中其他学者的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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