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学术史回顾问题探赜》
The Writing Method of Historical Papers
吴志军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
摘要：客观、科学、完整、准确的学术史回顾，既是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一种必备要素和基本规范，也极大地有利于研究者发现“新问题”“新维度”以及全面掌握学术进展，从而更好地明确特定历史问题研究的学术方位、意义和价值。但在近些年的投稿论文中，学术史回顾的写作仍然存在很多难以尽述的弊端，不仅直接导致一大批学术论文无法正常发表和传播，而且给学术编辑工作带来很多无谓的负担和困惑。学术期刊及其编辑有必要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仔细清理和科学总结一些问题与不足，从“负面清单”的角度分析如何改进学术史回顾的理念和写法，借此努力重塑党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
关键词：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学术史回顾；学术规范；写作规范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4.02.008
作者简介：吴志军，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北京100017）
如同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本质是历史学化一样，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本质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文。既然是历史学论文，那么就必须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其中，真正尊重历史学研究的“层累性”法则，切实熟悉和准确研判前人取得的研究进展与学术贡献，就是党史研究者在选题和写作过程中必须考量的基础工作之一，亦即学界通称的“学术史回顾”【不过，一般历史学论文写作中的所谓“学术史回顾”主要是指对于前人研究进展的梳理、回顾与评析，并不是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或研究形态的“学术史”，其仅仅是“学术史”研究和书写的第一步亦即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阶段。但“学术史回顾”的说法业已约定俗成，本文故暂且从之，其实笔者更愿意将其称为“研究进展的梳理和评析”。】。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史回顾逐步发展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学术研究必须遵从的基本规范和程式，包括党史研究领域在内的很多学术期刊均将学术史回顾列为历史学论文写作的必备要素之一，绝大多数历史学期刊也将学术史回顾的写作水准作为一个基本的审稿和刊用标准，甚至拒绝登记或受理完全没有学术史回顾内容的历史学论文。从具体的编辑工作流程以及笔者的实际感受和初步统计来看，超过一半的自然来稿未能通过期刊编辑部的最初审稿程序，均与学术史回顾的缺失或明显错讹等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学术史回顾的书写水准常常决定着学术期刊编辑对投稿论文的初步研判，由此可见学术史回顾对于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以及学术期刊组稿发表的高度重要性。客观而言，无论是党史学界的基本共识，还是新一代研究者所接受的基本学术训练，均充分强调学术史回顾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作用。但在具体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中，学术史回顾的写作仍然存在很多难以尽述的问题和不足，不仅直接导致一大批学术论文无法正常发表和传播，而且给学术编辑工作带来很多无谓的负担和困惑。鉴于此，笔者拟根据十余年来在审稿和编辑以及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过程中所积累的一手材料，仅仅从编辑角度就学术史回顾写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亦即“负面清单”作出一些总结，希冀为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乃至整个党史研究学术规范的建设与重塑提供部分参考信息。【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写作本文，并非笔者好为人师，绝不敢自称有资格从事“学术说教”，况且笔者的学术写作也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近年来，学术界相对一致地认为，选题和写作已然成为影响和制约历史学论文写作乃至整体学术研究水准的具有时代性的两大重要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逐步解决的程度。学术期刊编辑身处学术生产和传播的第一线，掌握学术生产与再生产的“大数据”，常年接触大量因存在各种写作弊病而无法公开发表的“问题论文”，确实有责任有义务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和学术分析，与历史研究者共同探讨，努力推助学术写作的切实改善。】
尽管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界早已就学术史回顾的重要性作出诸多论述，但其仍然值得在新的时代和学术语境下加以持续强调和重新阐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前提。在当下以追求论文产量和课题级别等为核心价值观的情境和场域中，学术常识本身及其践行仍然具有显著的建设性，重复学术常识有可能成为重建写作规范和学术规范的一条必由之路，故而“常识也是不怕重复的真理”【李连江：《学者的术与道》，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71页。】。学术史回顾对于历史学期刊和研究者来说，最为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借由对既往研究成果这种二手文献的系统整理、深入钻研和客观分析，发现以往学界尚未真正开展或有待继续深化的选题或议题。毕竟，党史研究（遑论广义的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已经很难有绝对的研究空白了，年轻研究者想要找到全新的题目或领域是很困难的。现在我们素常所说的“研究空白”只是相对而言的，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可能发现绝对的学术空白。正如韦伯一直强调的，科学在本质上是必须要被取代的劳动，学者必须意识到有无数的前人在同样的地方存在着类似的猜测，自己的研究工作只不过是将永远继续下去的劳动的一个环节，“我们竭尽全力的劳作，或者是前人劳动的继续，或者是未来我们意识不到的继续者的开始，而不是它自身的目的”【［德］马克斯·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01—202页。】。因此，对于尚无明确研究对象和选题方向的很多年轻研究者而言，系统梳理和全面熟悉前人的研究成果，就非常有助于发现可以继续研究的选题或维度，以往不少学术前辈常常强调的“一手史料出观点，二手文献出问题”指的就是这一点。笔者对此深有感触，在学术期刊编辑工作过程中，笔者坚持从事党史研究的学术论文索引、文献整理和观点摘编等方面的基础工作，加之尤其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党史研究学术史，从中发现和积累了很多可以继续研究的党史问题，部分议题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惜乎学识有限、时间逼仄，无从一一着手研究。无论如何，笔者的亲身经历真切地论证了“二手文献出问题”的观点。实际上，早在笔者求学早期，就有不少老师循循善诱，鼓励年轻人多去图书馆阅读各种学术期刊，从中获得一些初步的学术感受。应当说，这是非常普遍的学术道理，至于每个人能做到何种程度，则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取决于研究者对学术的热爱和心志。对于已有明确研究对象、选题或领域的年轻研究者而言，持续熟悉、深入研析和准确评判既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发现和确认在何种维度或层面可以继续推动特定历史问题研究就显得非常关键，特别有利于厘清和明确具体问题研究在一个更长时段的学术研究历史脉路中所处的方位、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今后的持续性和拓展性研究提供学理根柢。换言之，任何党史问题的科学研究一定或必须处于一种学术脉络和问题脉络里，才具有根本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离开这个学术脉络和问题脉络，相关的党史问题研究就失去了根脉，注定会走向不可规避的失败。【比如，数量史学或计量史学的研究就缺乏充分而自足的学术传统，或者因学术实践不成功而没有形成有效的学术传统，故而这些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始终未成气候；而心灵史、心态史、心理史、情感史等研究形态的难度虽然很大，但因其契合“史学是人的学问”这一根本主旨，无论中外均有一定的学术传统，故而很有可能发展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事实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必然是与前人及其学术成果的有效对话，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者可以在缺乏与前人对话的基础上完成自己的科学研究，“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只有通过有效的学术史回顾，年轻研究者才能识别出与研究主题或选题相关的学者群体及其归属的学术共同体类型，从而逐步明确今后潜在的学术对话对象。准此而论，学术史回顾体现的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意识，既往学术文献展现的就是相关问题研究的积累和集聚。研究者只有通过对既有学术文献的解读和交流，才能真正确认之前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才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原创性，甚至有效突破了学术共同体的阶段性极限。因此，如果党史研究者缺乏一种学术史视野的学术传承意识，这就从根本上显示研究者缺乏强烈而自觉的学术共同体意识，没有将自身的历史研究以及个人的学术发展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学者群落真正联系起来。研究者缺乏与前人及其研究成果的学术对话，既是对前人研究的不尊重，也表明自己缺乏一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治学理念，毕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只有掌握甚至熟悉每个时代的学术结构，才能对学术的发展走向作出更为精确的判断。至少就党史研究领域而言，凡是抱持学术化取向的研究形态，都大致分享着相类似的学术关怀和时代观照，各个时代的党史研究学术化取向具有大致接近的思虑和考量，只是随着时代推移，观察党史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不同而已。正因如此，学术史回顾在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才显得如此重要，它不仅仅是我们素常所强调的“学术规范”“写作规范”的基本规定动作，其本身更是历史研究生活及其结构本来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前辈学者常常强调历史学论文要“富有学理”，所谓“学理”就意味着后世研究者所探讨的问题是具有研究历史和学术传统的，是基于前人的学术贡献在特定的知识背景和理论框架中继续推进的，同时对原有的叙事结构和致思框架或有所突破，或有所发展，或有所深化，进而提升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理性认识。由上可见，“新问题”“新维度”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最为看重的审稿和用稿要素。对于党史研究这种尚不发达的历史学领域来说，学术期刊更要以“创新求变”作为根本宗旨，严防乃至杜绝低水平的重复和学术价值感低下的选题。但任何一个“新问题”“新维度”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们与历史本体的联结维度和程度，更取决于研究者对于“新问题”“新维度”之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定位与学术判断，毕竟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提就是“价值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主体性”。但目前很多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一个明显问题就在于，作者一动笔就直接进入主题叙述，很少富有激情和创造性地解释或定位研究特定历史问题的动因、意义和价值，严重削弱了特定历史问题研究的前提合法性。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没有做好与特定历史问题相关的学术史回顾。从笔者参与审稿和编辑的工作经验来看，很多学术论文认定的所谓“学术空白”，无论成立与否，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并不突出，在一个长时段的学术史视野审察下尤其如此。因此，从学术史视域观之，前人没有充分研究或相关研究成果不多的问题，不一定就是好问题；正是因为一些选题没有足够的学术合法性和长期吸引力，才导致相关研究缺乏有效的发展动力。在很多时候，年轻研究者若能借助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亦即“大宗议题”进入一个学术脉络，继续推进，其实更容易获得成绩，关键就在于能否真正熟悉前人的研究进展，能否真正沉潜至一个悠长的学术传统，能否发现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实际上，历史研究者无法充分观照既往研究成果和学术进展所引致的“学术事故”“学术危机”远不止于此，很多学术现象之间的隐秘逻辑关联和因果关系尚未得到国内历史学界的充分关注。比如，不充分的学术史回顾很可能导致宏观史研究式微和微观史研究浮泛的学术结构。著名历史学家、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就曾批判过“学科中的过量生产”现象，“我们都熟知的一个事实是……每年出版的各类专著和文章数量都很惊人，我们不可能对所有这些著作有个全面的了解”，这种情势招致的一个后果就是研究者逐渐远离了将注意力集中在“树干”上的“本质主义史学传统”，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史学不再重视“意义”，“而是致力于那些从前仅被看作‘注释’、对历史的大致情节无足轻重的侧面”。【转引自［美］阿兰·梅吉尔著，黄红霞、赵晗译：《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7页。】的确如此，任何一个学者都很难仅仅仰赖个人积累而很好地掌握宏观历史脉络和世界知识体系，很多情况下需要充分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或进行集体攻关；相比微观研究或局部问题研究，宏观研究更易受到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深刻影响，其理念、方法和实践总是具有较大的变易性，必须及时汲取他人的研究方法和治学理念。在此方面，历史学界很有必要作出更进一步的学理分析和理论重建。总而言之，历史研究具有高度的“层累性”和“互文性”，决定了孤居陋室、脱离学界主脉的研究者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既然学术史回顾对于历史研究如此重要，那么目前很多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在这一环节出现一系列问题、不足和弊端，其间原因就非常值得关注和分析。从实际的观察和了解来看，至少在技术环节，很多年轻研究者尚缺乏全面检索、系统整理和艰辛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自觉意识，大部分研究者不太青睐制作貌似最笨拙但其实非常有效的“学术年表”，亦即按照年份顺序、不分期刊级别、不作价值判断、极尽完整无缺地将特定党史问题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专著）目录制作成一份高度清晰的索引表格。这种索引表格的制作过程的确很辛苦，但可以使研究者清晰有效地掌握相关问题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和学术脉络，查询起来也比较方便，“通过不时地鉴赏它们……考察它们的内容、风格及方法，我们就可从历史中复活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精神，一如当年的样子”，“这样的历史会大大有助于增进有学问的人在运用和管理学问上的智慧和经验，呈现学问的各种运动和动荡，揭示学问对知识事务及社会事务的功绩和消极因素”。【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8页。】很多成名的历史学者多采取这种办法。【比如，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在介绍自己的读书治学经验时说：“你做一个博士论文，你要按照发表的顺序把学术史清理出来，那你要正读，看哪一年、谁发表的。注意不要看学者论文集的出版时间，而是要看每一篇文章原发表的年代……所以，做学术史的排序的时候，要回到论文原发表的年代去看。”参见傅杰主编：《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5页。】显然，从严谨的历史学规范观之，这是一条历史研究的正道和大道。借助这种最基本的治学技术，任何一个有志于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步的学者，都可以发展出既符合学术研究规律又具有自身特色的文献整理和知识管理系统，以及据以科学分析和客观研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效方法。
当然，研究者仅仅具有梳理研究进展的学术史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学术史回顾本身也需要明确的“问题意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中最常见的一种弊端，就是很多作者在学术史回顾部分偏好简单地罗列相关研究论文的题目，【在目前各种论文数据库大行其道的情势下，不少作者集中于容易通过电子检索查阅的学术论文，而很少关注著作的收集、整理和阅读，这也是制约研究者掌握和领略研究进展之学术水平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学术著作是在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具有学术综合的基本性质，更能体现相关问题或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当然，研究专著的阅读量远高于学术论文，造成不少研究者往往抱持避重就轻的心态。问题在于，如果不掌握全面的研究进展状况，研究者就无法获得广阔的学术视野，进而导致无法准确地定位自身研究的学术方位，类似的失败案例和沉重教训在学术史上可谓比比皆是。】严重缺乏对既往研究进展的准确估判和学术评论，很少明确指出自己所欲研究的问题是在前人的何种基础上继续前进的。这种简单罗列和划分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史回顾，研究者应努力把握前辈学者是在何种“问题”“主题”或“议题”的层面上开展并推进对话的，并在消化、吸收乃至质疑、反思的基础之上，提炼自己的学术问题和史学观点。但目前的绝大多数稿件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最少，很多作者没有清晰地交代或总结以往相关研究到底取得了何种具体进展、存在哪些缺陷或不足，从而导致学术史回顾缺乏实质的参考性，常常需要学术编辑自行查找和阅读相关研究成果，并据此研判来稿的学术新意所在（当然，这种自行判断有时是不准确的），从而降低了编辑工作的效率。应当说，这是学术期刊编辑在审稿过程中最为头疼的一件事，很容易给编辑带来一种错觉，认为此类论文的学术合法性存在问题，进而造成审稿误判等后果。实际上，这种罗列研究成果的做法，对于研究者掌握真正的学术进展几乎没有实质性帮助，常常导致论文的学术新意显得异常模糊。比如，一篇研究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的历史学论文，在学术史回顾部分明确指出“已有前人研究作为基础”，并在此作注罗列了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但对前人研究所取得的学术进展等未着一丝笔墨，由此导致后文所着力叙述的诸如“研究科技交流合作在中美关系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探讨科技与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更深入地理解改革开放前后新中国科技事业建设的历史”等大部分内容缺乏新意，因其同样属于以往相关研究的关注重点；一篇研究中越边界谈判历史的论文，在学术史回顾中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越边界谈判问题研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分别罗列了一些论著，至于每个阶段到底取得了哪些研究进展、存在哪些不足，则缺少分析和评断，致使论文所欲解决的所谓“旨在厘清中越边界谈判问题的全过程及其影响和意义”等问题陷入重复叙事的困局之中；等等。由此可见，仅仅罗列既往研究成果的出版数据，欠缺实质性分析和评述，对于作者及其论文而言，极容易造成创新性不足甚至炒冷饭、重复研究等弊端。退一步看，即使是罗列研究成果，目前很多论文的罗列也是极端不完整的，只是依据作者的喜好甚至熟悉程度进行“选择性罗列”，将一些作者的知名度不高但可能具有一定甚至突出贡献的论文排除在外，沦为“象征性罗列”“礼节性引用”，“谁若是真的跟随历史学家的脚注而回归到他们使用过的史料，相应地花时间查考它那深埋于地下的复杂根茎，很可能会在底层的酸性土壤中发现远超意料之外的人情世故”【［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著，张弢、王春华译：《脚注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还有不少研究者仅仅偏好罗列和援引在目前学术评价体系里具有较高位次的期刊及其发表的论文，而对一些处于学术评价体系低端和“洼地”的期刊及其论文的观照严重不足，存在明显的“学术（期刊）歧视”。故而，如果论文在罗列研究成果时出现“代表性（典型性）的论文有……”“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等表述，严格来讲，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毋庸讳言，在目前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学术期刊不得不被划入各种层次的评价体系，但从人类社会和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角度观之，研究成果特别是学术思想不能有级别，不能搞三六九等。一般而言，只要不是处于特别低级水平的论文，总是有其可取之处，绝不可能一无是处，这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判断能力以及审视特定论文的视角和心态。【其实，在很多时候，关注和分析水平不高或确实处于学术低端的论文，既有益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本学科领域的整体状况和发展概貌，也有利于研究者从反面或“负面清单”的角度激发提升论文写作水准的自觉性。从广义上讲，一个学科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结构，是由已经公开发表的著述（无论水平高低）和由于达不到发表水准而永远处于“沉没”“沉默”状态的未发表著述这两个部分组成的。】另外，关于“代表性（典型性）成果”“知名学者”的判断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对于不同人来说，其感受和认知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不如抛弃这种说法，加强学术史回顾表述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无论如何，学术对话的基础原则就是平等。如果我们将“社会平等”视为一种可欲的政治准则和社会理想，那么“学术平等”理应成为必须践行的一种现代学术法则。过于突出典型学者、典型成果的研究地位，多少存在“一叶障目”的弊端，学术史回顾既要重视典型学者的成果，更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研究进展。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研究者一定要将所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全部罗列出来，而是在做好研究成果索引年表的基础上，认真细致地阅读每一篇学术论文，清楚地界定每一篇学术论文在推动相关问题研究进展上的作用、意义、价值以及不足和欠缺，进而在总体上作出一种学术史意义上的研判和定位。但现在很多年轻研究者热衷于撰写自己的论文，很少细致阅读和缜密思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阅读也是一目十行，很难真正理解和准确评断论文的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只能采取一种避重就轻的“典型替代”“代表作覆盖”的简单罗列做法。显而易见，这样的阅读习惯和研究基底无法有效完成真正的学术史回顾。选择性罗列研究成果的做法与一些学术史回顾明显“失焦”的情况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这是目前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在梳理和评析以往研究进展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弊端，需要格外引起注意。比如，一篇研究中共筹划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活动的论文初稿，其学术史回顾并未集中在“周年纪念活动”的历史研究进展，而是在梳理和论述整个五四运动历史的研究进展；一篇研究某个历史突发事件对于20世纪70年代中法关系缓和之影响的论文，将中法建交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为主要的罗列和分析对象，而不是聚焦于前人在特定历史事件对于中法关系之影响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进展；等等。还有一类同时设置了主副标题的论文，在学术史回顾中却将相关研究成果的罗列对象集中到副标题所指向的研究内容，明显脱离了主标题对于学术史回顾范围的限定和约束。类似情况的绝对数量不小，不再一一举例。一般而言，研究者梳理以往研究进展和前人成果，必须严格遵循论文主标题的主谓语限制以及由此展现的核心论题，不能脱离主标题以及即将叙述和论证的核心论题去做外围的学术史回顾。如果学术史回顾未能有效聚焦到论文主标题的研究指向，显然会削弱论文主题的独特性与合法性，导致审稿人和读者无法很快理解作者选择研究特定历史问题的内在缘由。比如，一篇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天津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问题的学术论文，如果仅仅罗列一些全国和天津市土改历史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围绕“天津市土改（研究）”中的“阶级划分（研究）”这两个关键词展开学术史回顾，那么审稿人既无法理解作者为何选择天津市而不是其他地方的特殊缘由，也无法很好地理解天津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其他地方乃至全国土改过程中的阶级划分的历史差异。出现这种“失焦”的结果，很大可能是研究者未能仔细阅读前人成果并从中提取、概括与论文主题相关的内容，因此往往倾向于从大的角度或横断面加以罗列或概述，由此亦可见制作学术成果索引年表、全面掌握前人研究进展的重要性。具有“失焦”特征或取向的学术史回顾还有一些其他表现形式。从理论上讲，学术史回顾的对话对象应该主要是一般意义的学术界或特定研究者，而不应该集矢于从事党史工作的官方机构以及由其编纂的党史基本著作（以往也被称为“党史正本”）。目前有些党史研究论文在学术史回顾环节，常常针对诸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由原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系统编纂的集体著作中的某些问题。应当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失焦”。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基本著作基于相当程度的历史研究理念，具有很高的学术性，但其关注的重点以及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写作程序等与一般意义的历史研究还有一些差异，不适宜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对话对象，不能以此来直接评判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与此相类，学术史回顾的对象也没有必要聚焦一些党史研究领域的敏感著作和敏感议题，更不应该将其作为首尾呼应的内容。受到多种因素特别是核心史料匮乏的深刻影响，此类著作和议题所带来的研究进展在学术研判和史料互证方面存在很多现实困难，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战略耐心。另外，在近三年来的审稿和编辑工作中，笔者还发现部分年轻研究者在学术史回顾中过于推崇一些国外研究者或港台学者的研究成果或部分观点，在论文中多次对其作重复性强调和征引，比如在近些年比较兴盛的“新工运史”研究中，有研究者就过于突出裴宜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中共工运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行文过程中不断引用其观点，使得整篇论文实际上主要是在与裴宜理进行学术对话，严重忽视了中共工运史研究本身的学术脉路以及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在研究某个省份中共暴动的一篇论文中，作者抛开国内学界在中共暴动历史研究领域的悠久学术传统，仅仅分析了国外学界讨论中共暴动历史所呈现的学术特征，多少有些喧宾夺主或本末倒置；等等。仔细研读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当然有其可取之处，特别是在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颇具启发性和适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外党史研究著述中的很多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中国历史实际、错误解读或强制阐释相关史料等问题，个别观点和思想也曾被国内学者提出或实践，并不需要单独或刻意突出国外相关成果的地位和作用。最重要的是，中国学者研究自己国家和政党的历史，固然要充分观照和熟知国外研究成果，但主要应该在中国学术界自身的学术脉络中展开，理应在一个长时段的学术历史发展理脉中，深入分析中国学术研究存在的缺陷或不足，从中寻求创新和突破。即使利用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应该准确把握其所处的整个学术语境，客观深入地评价国外研究成果的性质和作用，而不是仅仅偏好具体观点或知识的征引。循上所论，学术史回顾本身必须“聚焦”，这既是一个研究能力的问题，也是作者有无明确而坚定的“问题意识”的体现。当然，研究者在“对准焦点”“聚焦问题”的同时，在很多时候还需要适当注意学术文献的“相关性”，亦即党史研究者在梳理学术进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注意主标题和主议题的限定，而且需要尽量充分观照其他专业领域的相关研究情况。2022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一篇题为《开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的学术论文，其学术史回顾的写作令人印象深刻。在集中罗列和分析历史学界关于中共会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总结指出：“相对历史学界，政治学界也有值得注意的成果，可见胡威：《困于会议室——会议负担对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学术研究》2020年第6期。杨帆等：《组织多重互动下基层‘文山会海’的形成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行政论坛》2021年第2期。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主要处理的是历史议题。”由此可见，学术史回顾中的“文献相关性”主要是指对其他学科相关研究成果的观照、吸纳和评议，这对于研究者调动更多学科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学术研究成果来讨论历史学议题，只有莫大的好处和助益。之所以需要重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根本上与中共党史研究特有的跨学科、跨边界特性相关。在很多党史问题或论域的研究格局中，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和介入，特别是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等学科研究者的学术生产及其质量令人瞩目。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有时没有遵循严格的历史学规范，有时并非基于党史学本位，但其所呈现的历史面相、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等足资借鉴，很有启发性，且这种多学科研究中共党史问题的学术趋势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加强，既形成了党史研究新型学术化发展和转型的先声，也构成党史研究学术史回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的年轻研究者需要对此有所观照。
在高度熟悉前人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问题的基础上，研究者还需要对前人研究到底取得了哪些学术进展、存在哪些缺陷或不足、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推动发展等一系列议题作出若干准确估判和科学预设，从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在创新求变方面的路径或维度，并为审稿人和读者判断论文的学术旨趣和研究水平等提供一些直接的参考资料。质言之，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史回顾既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收集和整理，也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研判和评析。一般而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议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实践和发展，方为学术史回顾的精髓所在。在这方面，目前很多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出现了不少明显的问题和不足。比如，很多论文在学术史回顾这一环节里说，以往的研究“比较模糊”或“比较简单”或“比较笼统”，而自己的研究将“更清晰”“更详细”“更全面”“更系统”“更完整”“更丰富”“更生动”“更复杂”，并认为这就是通过学术史回顾所得出的“结论”，将此作为自身研究的学术起点。应当说，这是对学术史回顾的一种误解，其本质是将历史知识“数量”的增加和累积而非“质量”特别是思想创新和学识突破视为学术进步的表征。与此相类似，有作者在评述既往研究进展的时候，笼统地说“以往的学术探讨还不太多”“相关研究成果略显不足”“学界对相关历史问题不够重视”“相关专题研究还比较薄弱”等也是不够的，毕竟“还不太多”“略显不足”“不够重视”“比较薄弱”等在学理上是非常模糊、含混的概念，作者理应对“还不太多”“略显不足”“不够重视”“比较薄弱”的具体情况作出综述和评析，【比如参加某个学术研讨会的一篇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在学术史回顾中指出，范力沛（Lyman Van Slyke）及其学生在开拓中共革命史地方化研究的“根据地范式”时强调了地方经济社会条件、本地干部和地方精英的作用，但地理要素仍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有论文评议者就此指出，“地理要素仍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说明范力沛等学者对于地理因素还是有所关注，作者需要作出详细说明，“不能这样模糊甚至抹杀前人的学术研究”。】不能将这种过于随意的判断作为学术研究的起点。纵观中外学术史，成果数量多寡无法构成判断特定研究领域发达与否或特定问题研究水平高低的核心标准，一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有时可以覆盖很多年的研究进展，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可以压制许多篇低水平的论文，“学术变迁史上的新陈代谢，未必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学术当然是层累叠加，可是学问却不一定后来居上”【桑兵：《对话前贤与标高学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22页。】。另外，有作者认为以往研究均属于宏观历史层次而缺少个案研究，“多为脉络性梳理和宏观概述”，“鲜有微观叙述和讨论”，自身所撰论文则以某个地方或某个单位为研究对象，并将此视为论文的创新之处。这样的思想认识亦有所不妥，混淆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功能、作用和价值，将历史研究对象的不同性质和层次等维度简单等同于学术创新，这不仅是“问题意识”匮乏的表现，而且直接涉及个案研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根本问题。直言之，即使个案研究构成某个党史问题研究的创新之处，那也需要作者明确自己所从事的个案研究在哪些“问题”“主题”“议题”或哪些历史维度上有效推进了相关研究进展，明确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是否具有本质意义。这些理论问题及其难度在诸如中共地域史（包括三线建设史、知青史等）、单一报刊史等一系列个案研究形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但目前来看，类似论文在这一点上的认知和判断还显得非常模糊甚至有些混乱。上述学术史回顾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均与很多研究者没有完整梳理、充分阅读、消化吸收直至建设性批判前人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某种根本性的因果逻辑。党史研究发展到今天，类似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中共创建史、苏区史、抗战史、20世纪50年代史等一系列“大宗议题（领域）”构成党史研究的绝对主体，它们高度仰赖“学术增量（意识）”来彰显不同时代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而有无“学术增量（意识）”从根本上取决于学术史回顾的水平。从学术期刊编辑的角度来看，如果缺乏对以往研究进展的充分观照和准确评析，那么此类稿件基本无法通过最初的一审流程。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学术史回顾必须展现出充分而恰切的谦虚和谨慎态度，年轻研究者理应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其所体现的学术进展，不能错误判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进展，更不能苛责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进展。准此而论，目前不少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判断和评价可谓“自负”“非历史”。一些研究者根本没有全面梳理和仔细阅读前人的研究文献，而是“稍加检视目前学界的相关成果”或“简略俯瞰前人的相关研究”，仅仅根据三两篇相关文献甚至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对以往研究“下结论”“作判断”，导致出现了明显忽略重要学术文献、前后判断矛盾、叙事逻辑混乱等弊端。还有不少年轻研究者不熟悉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只凭借一厢情愿的判断和以往不全面的知识积累，就对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前一些时段的党史研究作出全盘否定性评价，认为这些时段的党史研究是“政治性”“宣传性”的。事实上，无论从目前可以看到的党史研究成果还是有关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学术史治理的情况来看，80年代正是党史研究奠定学术化根脉、重整研究理念和方法体系的关键历史时期，尽管一些研究成果在现在看来有所不足，但也存有目前党史研究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超越的学术维度和学术精神，可谓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母体结构”。至少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取向来看，目前我们仍然处在“80年代学术”的延长线上。正因如此，党史学界理应继续加强80年代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重点挖掘和科学建构党史研究的“80年代学术传统”。此外，我们现在还非常缺乏对于毛泽东时代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那个时代的党史研究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学术性，在哪些向度上具备现代史学意义的学术性，目前来看，一概否定恐怕是有问题的，作出类似否定性评判还是要非常慎重。毕竟，历史研究、历史叙事所内含的“硬核”性内容和精神，无论在何种政治社会环境下都无法被改动和篡改，这正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延绵赓续的知识与文化根基。从较长一段时期审稿和编辑的总体情况观之，党史学界特别是年轻研究者比较重视和借鉴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的一些学术进展，但不太熟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党史研究成果及其学术精神，特别是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至关重要的基本学术传统——“胡绳学派”的思想和实践至为隔膜。这种情势不仅显著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层累性”法则，而且给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写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事实上降低了不少论文在学术史回顾方面的学术效度乃至整体学术水准。尽管一些研究者对以往的学术进展作出了否定性评价，但因为有些前人的研究成果确实无法忽略，导致相关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前后矛盾。比如，一篇研究新四军历史的学术论文先是在学术史回顾中认为“新四军第五师基本没有学术性研究”，之后又在一个注释中说“目前有关第五师……公开出版物中最详细、权威的专门叙述参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而《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正是80年代出版的学术著作，目前来看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从检索的技术和范围来看，大部分年轻研究者过于依赖电子数据库，普遍比较忽略一些尚未“上网入库”的纸质学术期刊。比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办的第一本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党史研究资料》（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身期刊——《党史通讯》《党史研究》、以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为核心内容的《中共党史资料》等，都是党史研究领域绝对无法绕开的学术期刊，承载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党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进展，惜乎尚未得到党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引用。如果考虑到八九十年代特别是80年代的开放性和解放性以及学术期刊尚未分级等因素，不少质量很高的论文发表在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学术地位的期刊上，很多党史研究的内部期刊所刊论文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那么研究者需要查找和检索的资料还有很多。【在一般意义的“学术史”研究领域，存在一个虽然不成文但较为通用的治学规范——“照远不照近”，研究者一般不会将与当下太过切近的历史时段作为学术史研究的对象，比如党史研究学术史治理一般会优先选择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时限范围。但在党史研究进展的梳理和评析方面，很多研究者偏好“找近不找远”，最关注近十几年的研究成果，能回溯到90年代就算不错了，特别忽视之前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缺乏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规范，这也是笔者不赞同将研究进展的梳理和评析称为“学术史回顾”的原因之一。】职是之故，研究者理应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到全面观照，如果没有意愿或能力去做全面检索，那就尽量不要妄下结论，“仅有”“仅见”“少有”“少见”等高度限定性的词汇在学术史回顾中最好少用或不用。学海无涯、史林浩渺，党史研究者总会遗漏很多学术信息。
考虑到以上诸多复杂情况，年轻研究者在阅读和审察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更应坚决贯彻历史主义准则，充分观照特定时代的整体历史氛围、史料利用条件与核心学术观念，着重于发现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所作出的学术贡献，给予正面肯定的积极评价。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缺点和不足的评判，一要准确、二要宽容，尤其要有强烈的时代意识，不能以当下的“问题意识”“时代主题”甚至一厢情愿的想法去要求和评价前人的研究成果。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具有就事论事的写作特征，主要致力于重大和基础党史问题的重新叙述以及中共宏观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重塑，“整体性”研究思维和实践的历史层次较少（但绝非没有），且论文的篇幅大多较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故而后人应该着重肯定特定年代党史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无须以目前优越的研究条件来贬低、苛求甚至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就曾阅读过不少研究八路军和新四军历史的论文，一些年轻研究者常常认为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研究成果“难以反映当时华北（华中）地区各股势力竞逐、消长的态势”，“缺乏历史研究的整体视野”。应当说，这样的评断对前人而言多少有些苛刻，超越了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时代语境。特别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料来源尤其是支撑这种史料来源的现实物质基础，不能因为近十几年来党史研究者拥有了更多的史料来源，就在学术史回顾中明确苛责前人。比如，近些年发表的一些质量很高的革命地理学论文，往往直接指出90年代的相关研究成果所依赖的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笼统地这样评说是可以的，但似乎无须明确点明所针对的具体前人研究成果，毕竟90年代的整体史料利用条件仍然不甚理想以及21世纪以来地理学研究所倚重的信息整理技术日趋成熟等不同时代条件对于历史研究的显著影响，是不能被轻易忽略的。在这方面的学术史回顾中，很多投稿论文最常出现如下几种情况：前人的论文侧重于历史叙事，作者批评人家没有对历史作出解释；前人的论文侧重于历史诠释或理论分析，作者又批评人家“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缺乏实证性；前人的论文主要从微观层次叙述和重构历史，作者批评人家没有宏观性；前人主要从宏观历史角度写作论文，作者又批评人家没有微观观照和个案支撑；等等。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找茬式”“杠精式”的学术史评述非常没有建设性，即使这些判断有一定道理，研究者也需要尽量含糊、隐晦一些加以表达，尽量不要太直接或具体针对性太强，否则既没有科学、中肯地评价前人研究，实际上作者批评前人的问题也常常无法很好地落实在自己的论文写作中。这种简单粗暴的学术史回顾不在少数，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高度注意。根据多年来的编辑经验，笔者主张后世研究者可以在准确指出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后，简要、客观地分析一下为何会出现这种不足，要为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寻找一些理据，不能只“批”不“立”。由此来看，后世研究者在评议前人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拷问如下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前人的研究会在某些维度有所不足或缺失？为什么我们就比前人聪明并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换言之，前人忽略的问题真的就是一个好问题、真问题吗？前人忽略的问题就一定是重要的历史问题或值得年轻研究者去研究和写作的问题吗？即使重要，我们有能力真正继续推进吗？应当说，类似的学术拷问和提前思虑不是可有可无的，理应在学术史回顾中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评述，否则就会极大削弱特定选题单独成立的科学性。兹据此意，笔者在此尝试提出一种学术史回顾的写作方法，亦即研究者无须很明确指点前人研究成果的缺陷或不足，可以在充分肯定前人所作学术贡献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自己要解决的学术问题或论文的学术新意所在。从理论上说，自己要解决的学术问题或论文的学术创新之处，就是以往研究尚有不足的地方。这种模糊处理的办法也未尝不可。【申而言之，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特质所决定，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都是在一个角度、层面或维度的规约甚至“偏见”的指引下展开的，只要符合基本的学术逻辑和写作规范，并在某一方面推动了相关研究，那就是作出了学术贡献。前人研究成果的所谓“缺陷或不足”仅仅是相对而言的，任何学术论文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任何一篇历史学论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周延。因此，后世研究者没有必要对前人研究成果过于苛刻，如何更科学、客观地表述和感知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不仅需要一定的学术识别和评价能力，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智慧。尽管笔者倡导在学术史回顾中“发现”前人研究成果的“缺陷或不足”，但也认为这种“发现”主要应该反映在后续研究的“问题意识”层面，没有必要体现出太明确、太具体的针对性。】总而言之，对于前人研究成果及其学术贡献，后进研究者一定要给予充分尊重，绝对不应忽视，更不该有意无意间贬低，否则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现实麻烦，“因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是小众群体，将来关注你研究成果的，也是这个小众群体。也就是说，你的这种做法迟早会被同行发现的”【仲伟民：《直面人文学术危机》，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55页。】。比如在前些年历史学界的一次所谓“抄袭”事件中，一位年轻研究者竟然在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学术史回顾中声称之前发表的一篇同类主题论文“疏于研究”，引发了作者的极大不满。有学者针对此事客观评价道：“做同题的专门研究，后来者受前行者的启发，理应在论文的综述中给予……充分尊重与肯定，然后说明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推进……一味强调自己研究的新意，但基本不谈其研究受××的启发。在这一点上，××本身就有缺点……目前大陆研究类似的问题真不少。”也有学者就此引申强调：“据个人观察，国内对于先行研究确实比较缺乏尊重，名不经传的提也不提。要提，也是根据来头和自己的关系，尽管内容都不太相关。有的明明是引用他人研究发表中引用的外文资料（翻译），也不加以说明，直接写对方引用的资料的外国出处，给人曾跑到某国去查过档案的印象。也不核对原文资料的内容，结果跟着错。”笔者在多年的审稿、编辑和索引阅读过程中，亦发现很多特别明显的刻意曲解、低评甚至贬低前人研究成果的学术史回顾或评论，直接降低了审稿人对论文的好感度，论文在他刊发表以后也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笔墨官司（包括公开的和未知的），极大地扰乱了历史研究的正常秩序，冲击了党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稳定。由是言之，在学术史回顾环节，后进研究者对于同时代或较近时期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价，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一则缺少时间检验，二则有些问题未必看得出，或是看出了未必可以讲，三则见仁见智，不易定论”，“学问本来就是危险的事业，评价同时代的学问，更是险之又险的险中求之事，应该慎之又慎”。【桑兵：《对话前贤与标高学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22页。】与此类似，学术编辑和外审专家在日常的审稿工作中常常会发生“走眼”“误判”等情况，包括二次文献转载在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学术成果评价的差异性极大，各种研究综述论文在“选谁不选谁”“评价不评价”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更是复杂无比，等等。应当说，这些学术写作和编辑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困惑，均与如何进行科学的学术史回顾以及如何准确评价同时代研究成果等一系列问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值得引起党史学界的广泛关切和深入总结。
承上所论，无论研究者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是否直接评说前人研究成果的缺陷或不足之处，这都是学术史回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学术史回顾的基本目的。只有明确前人研究成果存在的缺陷或不足之处，并对此作出准确、中肯的原因分析，才能真正科学认知和定位之所以研究特定历史问题的学术起点，进而明确研究对象或选题的特殊性与合法性。毕竟，历史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揭示和展现特殊性的学问，不是所有过去发生的事件都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合理对象，这既取决于特定事件在历史本体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是否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历史和学术传统，也取决于后世研究者对这种地位和价值的理解、定义甚至赋予。在这方面，目前很多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尚未写作到位，读者和审阅者无法很好地理解作者选择特定研究对象的缘由，特别是在同类或相关历史研究对象的比照下更加凸显某些选题的合理性不足。比如，作为“大宗议题”之一的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已经拥有很长时间的学术发展历史，无论是在具体历史问题研究还是在展现某个根据地的历史特殊性方面，前人的学术积累业已相当宏富。后世研究者若欲在新的观察视窗或理论视域下重新研究某个抗日根据地的特定历史问题，那就既需要对某个抗日根据地史的整体研究状况作出评述，也需要重点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在关注某个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特殊性方面取得了何种进展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无论是在历史本体还是在学术认知等层面把握某个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特殊性，往往取决于某个抗日根据地在整个中共抗日根据地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方位以及不同抗日根据地及其历史特殊性之间的深度比较，这就需要研究者不仅仅熟悉某个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学术史，更需要高度熟悉整个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学术史。正因如此，研究者若欲在单一根据地史研究中突出历史特殊性，从而明确选择此根据地而非彼根据地作为党史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在学术史回顾方面需要积累的工作还有很多。要而言之，能否体现研究对象的历史特殊性，既是检验学术史回顾工作效果的一个基本标准，也是学术论文选题本身是否具备合法性的主要体现。
与此同时，在学术史回顾环节，面对一些以往学界涉猎不多的历史研究对象或维度，如果研究者不去认真分析之所以形成这种研究结构的原因，从而提前预判研究对象是否足够重要，就有可能造成夸大、放大或拔高特定研究主题的重要性而走向偏颇的结果，并在具体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导致相关叙述脱离历史实况。这也是笔者在审稿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虽然总体比例不高，但绝对数量也不少。比如，关于抗战时期民间武装的历史研究成果确实不多，如果研究者就此认为以往相关研究刻意忽略了民间武装，“只有将民间武装与国、共、日三方势力放在同等的地位进行考察，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就在无形中夸大了民间武装作为一种特定军事力量的独立性，人为放大了民间武装在抗战时期的作用和地位。实际上，民间武装研究之所以未能形成一个比较成形的研究领域，可能与民间武装相关的史料过少、过散有关，但也可能从根本上受制于民间武装本身在抗战时期军事势力结构中的附属性、附从性地位，其历史研究价值可能没有一些研究者想象的那么高。【其实，何止普通的民间武装，即使中共军队内部的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之间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等也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如果从历史学角度研究中共军队的地方武装，同样不能将其人为抬升至与正规部队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家乡位于太行山上，多有前辈亲属和同村乡人在抗战时期参加中共的地方武装，参与对日军的多次战斗。笔者从小就不止一次听闻他们讲过中共地方武装的基本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这一问题。】更多的情况还是因为后世研究者不熟悉甚至没有意愿去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前人的学术贡献，对自己的研究主题作出了错误的定位和判断，甚至认为自己的研究是“独创性”的，岂不知在很多情况下，前人早已有所涉猎，这在一些“老问题、新研究”的选题中表现很多。这种选题的历史学论文越是准确研判前人研究成果的作用和贡献，就越能彰显自身研究维度的独特价值，否则同样会出现“炒冷饭”或丧失论述重点的弊端。研究者在此类问题的写作过程中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自身研究的“独创性”，而是应该立足于一个长时期的学术史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框架，着力突出重新研究某个旧问题的“时代性”，亦即研究者当下所处的时代情势和政治社会需要从这段历史中获取何种思想资源，抑或对推动党史研究的时代创新具有何种意义，等等。诚如上文所论，通过研判和评析前人研究成果的缺陷或不足及其原因所得出的主要认识和结论，理论上就应该是论文在后续写作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这既是作者“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也是论文写作取得学术突破和创新的要津所在，因此必须在全文写作流程中加以切实贯彻。反之，如果不熟悉前人的研究进展，无法准确评判和集中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就会导致研究者缺乏正确、恰切的对话对象，必然无法提炼出“核心问题”，更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问题意识”。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党史研究论文在学术史回顾的过程中随意发议，但具体行文和结构布局又无形中脱离了学术史评述的观点；不少作者虽然在学术史回顾环节多方面评述了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貌似要在一篇论文中解决多个性质和难度迥异的问题，可谓“既要……又要……还要”，但实际上根本无意或无力将此同时作为研究和写作的中心。直言之，即使前人研究成果确实存在着多种问题和不足，但在一篇独立的学术论文中，作者也只能指出一个问题，并以此为中心议题展开全文写作的基本逻辑和结构框架。例如，笔者就曾接触过一篇类似学术论文，其在论文的开头和结尾均强调了之前发表的一篇同类主题论文的若干不足甚至“错讹”之处，但论文的主体内容并未围绕其认为的这些不足展开历史叙事和逻辑重塑，并未形成与前人成果和论据之间的有效争鸣，导致主体内容与前后文之间的脱节以及明显的主线分散和主题模糊，堕入自说自话的陷阱，似乎仅仅“为了反对而反对”。有学者就这篇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颇具典范性的评论，无妨摘录如下：“在写作上，先肯定××文有哪些贡献可以认同，指出其有哪些疏漏，与××形成全面的对话与良性互动。具体写作中，对认同××文的部分，不再赘述，对疏漏的加以补充，构成文章的重点。文章的问题意识也清楚——在肯定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在视角与史料上加以补充，推进该课题研究。如此，既可以与人为善，共同推进研究，亦可主线清晰、压缩篇幅。”总而言之，既然指出了前人研究的不足，那就是研究者在研究和写作中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如果研究者在论文写作中无意或无力推动解决，那也就无须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比如，常常有年轻研究者认为，以往相关研究没有体现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竞逐消长的“整体历史画面”，或以往的历史叙事和理论解释“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时人抉择的艰难”，但问题是这些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未在后续论文写作中得到很好解决，部分研究者反而在写作中极大地简化了历史，陷入了同样的历史叙事困境。从笔者的阅读和编辑经验观之，一篇学术论文总是有其核心论题和叙述重心，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在一篇单独的学术论文中很难充分实现（学术专著有此功能），故而这样的学术史评述对于年轻研究者而言是一种巨大挑战，这也正是笔者认为诸如“更全面”“更系统”“更完整”“更复杂”等写作愿望难以构成学术史回顾合法性的原因所在。既然明确了论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或学术新意，具体行文就要严格围绕核心问题或学术新意而推展开来，与此无关或关联不大的历史内容可以少讲或不讲。毕竟学术史回顾的作用就是让作者熟悉研究进展，将研究和写作的重点聚焦到被前人所忽略或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上。如果研究者作了学术史回顾，但又不按此行文，在论文内容和结构布局中重复已经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或历史知识相对明确的问题（大概是一些作者担心不重复一些历史内容则论文“不完整”了，这实际上是一种主观臆测），就等于丧失了学术史回顾的作用。也有研究者通过学术史回顾提出了较有新意的“问题”“主题”或“议题”，但后续行文没有围绕这些新的问题角度而铺展历史内容和结构，导致学术史回顾迅速“失能”。比如一篇重新研究上海工人运动的论文，通过学术史回顾提出了“劳资纠纷、停工罢工与城市社会嬗变互为镜像、共生共长”这一较为新颖的历史问题和研究目标，但后续行文实际上将写作重心置放于中共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力以及职工团体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和策略等方面，从而造成明显的“偏题”“跑题”，可能作者在没有想得太清楚的情况下就动笔写作了。应当说，上述情况在实际来稿中的数量很多，本质上凸显的是一种“写作逻辑”“论证思维”的缺位或缺失，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至于在不同类型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中如何写作学术史回顾，哪种写法更好，还可以再探究，迫切需要党史学界真正将此作为一门学问或一门科学加以深度探讨和实践。从笔者的研究和写作以及审稿和编辑的经验来看，研究者可以在仔细研读过往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对前人取得的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缺陷或不足等作出一个总体性判断，这种判断既要“精准”又要“决绝”，需要确保两个方面的有效性：其一，判断或决断至少在本文语境下是成立的，可以有效支撑全文主题、内容和结构等方面的学术创新；其二，其他学者看到这个判断或决断，即使有所疑惑，但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提出颠覆性的反驳意见。曾有前辈学者将在学术史回顾中作出的科学而坚定的学术判断，非常形象地概括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杀伐决断”，并认为所谓“杀伐决断”就是学术论文写作中的新意或创新所在以及特定研究推动的学术进展。在笔者看来，这种“杀伐决断”既是学界强调最多的所谓“问题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统领一篇学术论文的核心精神与灵魂所在，直接决定着学术论文写作的问题焦点、结构布置和内容论证等所有环节。设若研究者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将自己的问题研究顺畅地纳入相关学术语境和发展脉络中，明确彰显自身论文的学术新意甚至独特性，就可以完全不用罗列研究成果或苛评前人的研究成果。【桑兵《〈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一文的起始段就是这样一个写作典范，无妨原文摘录如下：“《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总结全面抗战展开十个月经验教训所写的名篇，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性质、过程和发展阶段，历来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以往多就字面意思加以阐释和解读，并不会产生多少疑问。近年来，随着相关历史的研究逐渐扩展，文本与史事如何相互印证，成为深入探究的取向之一，与之相应，围绕《论持久战》的各种质疑与困惑也日见增多。其中的一大问题，就是言说对象究竟是谁，换言之，即《论持久战》是为何以及对谁而写。现行的各种意见说法大都言之有据，有的更是旁征博引，曲折周转，可是相较于文本与史事，总觉得未必得当，因而心有未安。有鉴于此，应当回到文本本身，首先理解作者的本意，然后再考虑朝向各个方面的引申之义。”这段学术史回顾没有一个注释，更没有直接罗列相关研究成果，但作出了非常有根据、掷地有声的判断或决断。】正是在此意义上，一些学术编辑认为：“文献回顾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文献回顾！”【王雨磊：《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指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很多年轻研究者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作出学术决断，所以常常倾向于简单罗列或随意评判前人研究成果，避重就轻，给人一种做过学术史回顾的感觉，但这种做法几乎没有多少参考作用。当然，作出科学的“杀伐决断”确实存在很大难度，直接取决于研究者对于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学术信息的“综合”能力【有学者分析了“综合”能力和“总结”能力在学术史回顾过程中的指向差异性：所谓“综合”或“合成”（synthesize）是指把多类内容整合到一起并产生新内容的过程，需要研究者以一定的逻辑框架顺序，将不同文献进行联结、对比、分析、讨论，从而作出具有创新性的评价和观点；所谓“总结”（summarize）只是较为机械性地罗列、概括不同的文献。应当说，“两者都是文献综述中不可或缺的技能，但前者比后者难度更大，更强调新观点的输出，对新知识的贡献，因此也更加重要”。参见刀熊：《做研究是有趣的：给学术新人的科研入门笔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3页。】，同时需要很多前置性条件，其中一个根本条件就是要通过大量广泛的多学科阅读和运思，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一个更伟大、悠长的学术传统联系起来，透过具体历史问题研究，实现与伟大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我们常常讲“多谋善断”，所谓“多谋”也就是多听多看、多读多思各种不同认识和思想，唯其如此，党史研究者才能在学术史回顾中做到真正有效甚至石破天惊的“善断”。此外，从研究、写作和投稿的技术角度讲，之所以高度强调梳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除了作者要通过这样的学术准备来获得研究基点外，更重要的是要给学术编辑、审稿者和读者提供一些估判论文学术水准的知识前提，否则学术编辑就得自己去检索和判断，这当然既不利于稿件的审阅和编辑，也不利于论文发表后产生相应的学术影响。在这样一个“匆忙时代”或快节奏的社会生活状态下，给别人便利，也就是给自己便利，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经验感觉。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凡与学术史相关的内容最好统一置放于脚注中，不要夹杂在正文中，尤其是在正常的历史叙事过程中出现前人研究成果的内容，非常突兀，“每个人都明白，这些注释中所包含的资料不能搬到正文中去”【［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著，张弢、王春华译：《脚注趣史》，第90页。】。笔者在审稿和编辑的过程中，发现类似“脚注内容妨害正常叙述”的情况比比皆是。党史研究者理应自觉意识到脚注的学术功能，充分运用好脚注，加强正文中历史内容的写作连贯性。从脚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脚注就是主要体现学术论文的史料来源以及与前人研究成果之间的学术对话或“互文关系”，带有学术史回顾性质的写作内容天然属于注释而非正文。研究者在学术史回顾中介绍或评述前人研究成果时，尽量以“有学者”“有研究者”等第三人称来表述，最好不要直接出现学者的名字，以强固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客观性以及历史研究的中立性取向，这也是党史研究“历史学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在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学术史回顾是一件非常高端的学术工作，考验着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水平，绝非可以随意对待、轻易完成的附属性程序。或许正因如此，很多年轻研究者才对浩如烟海的前人研究成果抱持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多亏有你，我才有基础做我的研究，然而要是没有你，我的生活该有多美好。”【刀熊：《做研究是有趣的：给学术新人的科研入门笔记》，第1页。】但从学术编辑的角度观之，工作既久，不免常常感受到一些研究者固然“有研究”但不一定“有学问”。“有学问”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研究者懂得前人的研究，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学问”，“言外之意，他没表现出对其他研究者的基本尊重。根本不提别的学者发表的相关文献，只提一两篇公认的权威论文，把它们当跳板（springboard），那么学术研究的积累性就体现不出来了”，“所谓学问好，就是对其他学者做的东西非常清楚。所谓学风严谨，就是诚实对待其他学者的成果，不贬低他人，不抬高自己”。【李连江：《不发表 就出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9页。】回顾十几年的学术编辑工作，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守正出新”这四个字的沉重分量，“守正”“守成”才是“出新”“创新”的前提，甚至在很多时候，只有“守正”“守成”有余，才能真正“出新”“创新”若干。但目前浮泛在学术论文写作中的严重情况是，很多年轻研究者根本无力或无意“守正”“守成”，所以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绕过前人”，自诩能“填补空白”“发现绝学”“唯我独创”，这严重违背了学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显著制约了新一代年轻研究者的学术成长。正如胡绳所强调的：“一百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到荒岛上也建设不起共产主义来。”【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00页。虽然胡绳此语的初衷和语境并非在讲学术研究，但道理是相通的。】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做好学术史的梳理和评析，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早已不证自明，但仍然存在一些可以补充论说的角度。正如上文一直强调的那样，学术史回顾就是厘清特定问题研究及其所属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问题脉络、理论流派和学术传统，从而推助研究者回归一个相对明确的学术共同体，并在这个共同体的范围内寻求新一轮的对话、交流、交锋和突破。复言之，学术史回顾的本质功能和根本作用就是找到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家”，就是让研究者“回家”或至少找到“回家”的路，然后以“家”为根据地，重新出发、开疆拓土、开枝散叶。俗话说：“先成家后立业。”学术研究同样如此，学术不外乎生活，学术的本质维度之一就是生活，学术研究也必须遵从生活本身的一些必然逻辑。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学术之家”的历史问题会具有真正的发展前途和学术潜力，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学术归宿感的研究者能取得真正的研究实绩。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上的“孤魂野鬼”既无法真正推动学术进步，也无法使自己在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这已经是被很多学术史事证明了的。真正的问题脉络、理论流派和学术传统是具有覆盖性、笼罩性和弥漫性的，如果研究者感受不到学术传统的强大感染力、规范性和制约性，那就说明他还没有真正进入研究状态。由于每个人的学识和能力不同，有些年轻研究者即使很认真努力地去梳理和熟悉前人的研究进展，仍然有可能感受不到问题脉络、理论流派和学术传统的存在，也就是“望家而不可归”。但从理论上说，只要研究者努力了，用心去做了，即使看不到“家”的模样，也能切实感受到“家”的重要性。如果历史研究者连“学术之家”的重要性都感受不到，那可能就真正失败了。总之，学术史回顾的工作非常重要，对于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具有根本性。即使数理化专业的学生，也都需要首先去了解和掌握数理化知识和研究本身的发展历史，谁都不可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学习和创新。历史科学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无论哪个学科的研究者，如果不懂得自己学科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些学科的历史又都是历史科学的分支。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也可以在这个维度上获得理解和诠释。
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24年第2期，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