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 | 彼得·盖伊：弗洛伊德的知天命之年

文 / 彼得·盖伊

190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年届五十。这之前的年月，是充满奖赏，充满应许的。在1899年末至1905年之间，他出版了两部关键性的巨著：《梦的解析》与《性学三论》，一部专业性的研究著作：《笑话与潜意识之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一部有关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的畅销书和一部案例分析报告：《朵拉案例》（Dora）——他第一个和最具争议性的案例分析报告。另外，经过争取，他也终于获得了特任教授的头衔。随着在维也纳的医生之间有了若干的支持者，他专业上的孤立感开始消退。不过，如果弗洛伊德以为出版了两本创时代的著作、获得了一个高贵头衔和找到一些追随者，生活就会从此变得平静晴朗，那就错了。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年月，他将要面对的动荡不安，一点都不会比19世纪90年代少。他将会发现，推广精神分析的工作极为艰巨费力，会耗去他相当大的精力。但这些外务并没有让弗洛伊德停止一再重新检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接下来的15年，是其理论进入细致化与近似修正化的阶段。然而他亦将发现，精神分析圈的人事纠纷将占去他检讨自己理论的不少宝贵时间。

为祝贺弗洛伊德50岁诞辰，其追随者订造了一枚大纪念章作为礼物。纪念章的一面镌有他的侧脸像，另一面是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谜题的情景。上刻一行引自索福克里斯《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的古希腊文铭文：“他解开了著名的谜题，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据琼斯回忆，当大家出示纪念章，念出上面的铭文时，弗洛伊德的脸色“变得苍白而激动……就像是碰到一个亡魂”。他真的是碰到一个亡魂（the revenant）。大学时代，弗洛伊德喜欢在学校广场散步，看着广场上著名校友的塑像，遐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塑像也会竖立于此。而他当时想象刻在塑像上的铭文，恰恰与追随者为纪念章所选择的是同一句。这枚大纪念章意味着，现在至少已经有一些人肯定他这个潜意识探索者是个巨人了。

这种赞美，正是弗洛伊德当时亟需的，因为他和弗里斯之间早就奄奄一息的友谊已告彻底破裂了，并演变为一件众所周知的事件，此事让弗洛伊德深感痛心。自从弗里斯1900年夏天质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的价值，两人大吵一架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但仍然断断续续通了两年信。

1904年初夏，弗里斯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不友善的信。他刚刚读完魏宁格（Otto Weininger）一年半前出版的《性与人格》（Sex and Character）。此书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集生物—心理学的思辨与异想的文化批评于一体，书一出来，很快就受到热烈的崇拜，而这也多少跟魏宁格戏剧性的自杀有关。魏宁格是个天分高、早熟而狂乱的青年，原是犹太教徒，后来脱教；他对犹太人的憎恨，一点也不亚于对女人的憎恨。23岁那年，他在维也纳的贝多芬旧居举枪自尽。弗里斯在信中告诉弗洛伊德，魏宁格的书让他大感惊愕，因为书中“用了我的双性倾向（bisexuality）观念和由这个观念导出的关于性吸引力性质的想法：女性化的男人会吸引男性化的女人，反之亦然”。弗里斯认为，这个想法是他原创的，多年前曾私下向弗洛伊德透露过，只是一直没有公之于世罢了。现在看到魏宁格的书，他很肯定，这个观念要不是弗洛伊德直接泄露给魏宁格的，就是间接通过斯沃博达（Hermann Swoboda）——一位心理学家，也是弗洛伊德的病人泄漏的。

诚如先前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性别会含藏另一种性别的元素这一观念，和弗里斯认定自己为这观念的原创人，早已在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间造成某种紧张。而现在，1904年，面对弗里斯的泄密指控，弗洛伊德的回答显得吞吞吐吐。弗洛伊德在回信中承认，在治疗斯沃博达的过程中，他是向后者提到双性倾向的观念，但这样的观念，事实上在很多分析里都可以看到。他又说，他相信一定是斯沃博达把这个资讯告诉了魏宁格，因为后者当时正着迷于性问题的研究。弗洛伊德在信中说：“已故的魏宁格，是个自己找到钥匙的窃贼。”他又补充说，也不能排除魏宁格是从别处捡到这个观念的，因为这个观念出现在专业文献里已有些时日。但弗里斯并没有因此释怀，他回信说，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魏宁格曾把《性与人格》的手稿给弗洛伊德过目，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其内容荒诞不经，劝对方打消出版念头。弗里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弗洛伊德显然没有尽到警告魏宁格不要剽窃别人智慧财产的义务。

弗里斯说的句句是事实，这逼得弗洛伊德不得不进一步承认：魏宁格确实找过他，给他看过手稿，但手稿的内容，和后来出版成书的大不相同。弗洛伊德又严厉地表示，弗里斯因为这种小事而恢复与他通信，让他深感遗憾。又说，抄袭本来是很容易的，但他本人从不会把别人的观点据为己有。为了避免引起进一步的争端，弗洛伊德表示他愿意把未出版的《性学三论》手稿先交给弗里斯过目，让他检查其中有关双性倾向的论述，有没有抄袭之嫌，甚至表示愿意延后《性学三论》的出版日期，好让弗里斯的书可以先一步出版。这些都是示好的姿态，但弗里斯都拒绝了。

弗洛伊德与弗里斯通信至此终了，但他们的争执却没有就此打住。1906年初，弗里斯终于出版了他的书，并雄心勃勃地取名为《生命的课程：准确生物学的基础》（The Course of Life: Foundation of Exact Biology）。书中极详尽地阐述了其有关周期性与双性倾向的理论。与此同时，一个叫普芬宁（A. R. Pfennig）的人也出版了一本充满挑衅意味的小册子（弗洛伊德认为是出于弗里斯唆使），指斥斯沃博达和魏宁格是剽窃者，又说他们之所以接触到弗里斯的智慧财产，是弗洛伊德泄的密。这本小册子最让弗洛伊德感到被冒犯的，是它引用了弗洛伊德写给弗里斯的一些私人信件的内容。弗洛伊德在一封写给克劳斯的信中对此提出反驳。他承认魏宁格对弗里斯理论的认识，确是从他那里间接得来，而且表示，他对魏宁格的剽窃行为非常不耻。不过，对于普芬宁的其他指控，他一概否认，并称普芬宁（当然无形中包括了弗里斯）为小心眼的诽谤者。

这一次，尽管弗洛伊德已经宣泄了怒气，却不能释怀。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不是自己曾经不谨慎地对斯沃博达谈过双性倾向的观念，而是自己一开始没有老实告诉弗里斯，魏宁格曾找过他。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弗里斯都是弗洛伊德最亲密的至交，是一个他投注了最深感情的人。所以，在1906年的时候，弗洛伊德觉得他无法对这份友谊的决裂淡然处之。在这种苦恼的情境下，能得到来自追随者的恭维，被他们比作俄狄浦斯，自是让弗洛伊德感觉大受鼓舞。

弗洛伊德与弗里斯

50岁的弗洛伊德思想力旺盛而身体强壮，不过却时而被自己会老朽的灰暗念头所困扰。亚伯拉罕在1907年第一次拜访弗洛伊德时观察到：“很不幸，老年情结（old-age complex）似乎压迫着他。”我们知道，早在44岁，弗洛伊德就自嘲为衣衫褴褛的老以色列人，这种情绪在他的内心不断发酵。1910年，他写信给朋友说：“我曾经觉得，我大概活不过1906或1907年。”不过，他旺盛的生命力和炫人的风采却让别人难于察觉他内心潜藏着的这种神经官能症般的执念。弗洛伊德虽然只有中等身高（约1.73米），但因为仪表威严、穿戴整齐和目光炯炯，让他站在众人中间时总是显得鹤立鸡群。

弗洛伊德的眼睛受到很多人的谈论，这时期与他过往甚密的威托斯形容，他的眼睛“棕色而有光泽”，带着“审视性的眼神”。有些人觉得弗洛伊德的眼睛让他们难以忘怀，其中之一是葛拉夫（Max Graf）。他是维也纳的音乐学家，对创造活动的心理学深感兴趣。他在1900年初认识了弗洛伊德，很快就成为密友。他形容弗洛伊德的眼睛“漂亮”而“严肃”，“看起来像是从某个深处打量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认识弗洛伊德的英国女精神分析师琼·李维叶（Joan Riviere）指出，尽管弗洛伊德拥有“深具魅力的幽默感”，但却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他“头总是向前探，眼神锐利而凌厉”。如果诚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说，“观看”是比“触摸”更文明的感官形式的话，这一双锐利的眼睛，自然是与他最匹配不过的。威托斯说弗洛伊德具有“学生般的恭敬谦逊”。但这一点，似乎完全无损于弗洛伊德的威严气势。

不过，他的气势，有一部分是精心营造出来的。甚至他的髭须与尖尖的颌胡，每天都必经过理发师的修剪。弗洛伊德已经下定决心，要节制自己的一切欲念（火山般的情绪、对思辨的沉湎和无穷的精力），一心一意为实现他的使命而努力。1910年他在写给朋友普菲斯特（Oskar Pfister）的信上说：“我不能想象没有工作的生活会是舒适的。”又说：“对我来说，遐想与工作是重合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事情会让我觉得是娱乐。”为了专心致志于工作，他除了进行一种坚毅的自制外，还用一个最精准的时间表来规范自己的生活。据他的侄儿瓦尔丁格（Ernst Waldinger）形容：“他是靠着时钟过活的人。”身为一个优秀的布尔乔亚，弗洛伊德也从来不讳言这一点。

哪怕是日常生活里的调剂变化——牌局、散步、夏天度假——都有固定时间表。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开始接见病人，直至12点。午餐准时在1点开饭：钟声一敲响，一家人就会聚集到饭厅餐桌边。弗洛伊德会从书房里出来，他太太会在餐桌的另一头与他面对面坐下，女佣随之出现，把有盖汤碗端到桌子上。饭后，弗洛伊德会出去散步，以促进血液循环，有时候会顺道去寄出校对稿或买雪茄。会诊在3点进行，之后，会接见更多的病人，往往一直到晚上9点为止。然后是晚餐，饭后有时他会与小姨子敏娜打一会儿纸牌，要不就是跟太太或女儿散步，散步的终点站总是一家咖啡厅，他们会在那里读报，夏天还会吃一客冰淇淋。晚上的其余时间，弗洛伊德会用来看书、写作或从事精神分析期刊的编辑杂务，他总是在凌晨1点就寝。

弗洛伊德在大学开的课，时间总是不变地排在星期六下午5点到7点。下课后，他也总是不变地到老友柯尼希施泰因家打塔罗克（Tarock）牌。这是一种四个人一起打的纸牌，在奥地利与德国相当流行，历史悠久，也是弗洛伊德自承少不了的娱乐。星期天早上，去探望母亲，之后，写一些过去一星期该写而没时间写的信。每年夏天的度假对弗洛伊德一家来说是件大事，也是他们翘首企盼的。弗洛伊德在度假的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备，这期间他有大部分的书信都会提到这件事。1914年他在写给亚伯拉罕的信上说：“我知道夏天度假是一件多复杂的事。”在中产阶级的世界还没有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以前，夏天度假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一件最需要花费脑筋的事情。通常，弗洛伊德在初春就开始选择度假地点，等夏天一到，一家人（夫妻俩、六个子女和小姨子敏娜）就前往奥地利的巴德·加施坦（Bad Gastein）或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住进位于山区的安静旅馆。开始几星期，一家人会一起捡拾蘑菇、采集草苺、钓鱼和远足。到了夏天的最后阶段（8月与9月上旬），弗洛伊德则会跟弟弟亚历山大或一个同事（如费伦奇）到意大利旅行。1904年，他和亚历山大去了一趟雅典。站在卫城的上面，他思绪万千，疑幻疑真，因为这个他多年来靠着书本熟得不能再熟的地点，终于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眼前了。

1904年至1905年间，也就是弗洛伊德快要写完《性学三论》期间，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出版了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书中，韦伯形容现代人犹如被困在一个铁笼中，饱受强制的守时性、磨蚀心智的劳动和刻板的官僚制度所折磨。不过，对弗洛伊德来说，非强制性具有韵律的生活形态，是他快乐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他说只有工作会带给他快乐，是不尽公允的）。上坡路19号的访客以及他夏天的游伴都可以证实，即使年过五十以后，弗洛伊德对新鲜事物仍然有不偏不倚的接受能力。虽然，有时在餐桌上他会因为陷入沉思而把客人交给家人，但更多时候，他都是一个热情的主人。亚伯拉罕1907年12月底拜访过弗洛伊德以后，满怀幸福地写信对朋友艾廷冈（Max Eitingon）说：“我在他家里受到异常热诚的接待，他本人、他太太、小姨子或女儿带我在维也纳到处游逛。我们去了艺廊，去了咖啡厅，去找书商凯勒，也去逛旧书店，不一而足，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日子。”

尽管弗洛伊德偶尔会陷入低潮，但充沛的精力让他不会长时间沉湎于忧郁的思绪中。在回顾他1909年的美国之旅时，他说：“我当时才53岁，感到自己年轻而健康。”在他儿子马丁对这段岁月所写的回忆录里，弗洛伊德是“一个快乐而豪爽的父亲”。马丁形容，他父亲拥有ein froehliches herz，这句话大致可以翻译为“一颗快活的心”。安娜·弗洛伊德的话印证了她哥哥所言不假：她告诉琼斯，她父亲的个性，并没有完全从书信中反映出来，因为这些书信“总是为别人而写的，有时是为了告诉他们一些什么，有时是为了安抚，有时是为了打气，有时是为了分担问题与事情”。她说，一般而言，她父亲为人“温和、乐观，甚至欢快”，“极少生病，即使生病，也不会病得延误一天的工作”。

照片里的弗洛伊德，脸色以阴郁居多。他自有脸色阴郁的理由：他的追随者以至于人类同胞，都有太多可叫他愠怒之处。不过，这并不是他在照片里总是一脸阴郁的全部原因。琼斯指出过，弗洛伊德不喜欢照相，显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正式照片中的他，看起来要比真实生活中的本人肃穆。然而在那些儿子们趁他不注意时拍下来的照片里，却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弗洛伊德：或在欣赏巍峨山景，或在审视一颗丰美多汁的蘑菇，或在凝观一片异国城市风光，都是一脸欣悦的表情。这个弗洛伊德，就像正式照片中那个心灵世界的牛顿、那个独自邀游过深邃知识海洋的思想家、那个用冷峻眼神谛视叛教者的创教宗师一样，都是真实弗洛伊德的一部分。

规律化并不代表僵化。事实上，弗洛伊德喜欢搞非正式的组织，也喜欢与出版商或翻译者进行非正式的会面（这有时会造成他生活上的混乱）。但除此以外，最能反映他的弹性的是，他不会死守自己某些观念不放。除却一些精神分析最基本的原则以外（如“儿童性欲”、“神经官能症的性病源”和“压抑作用”），他对有潜力的理论性和技术性歧见的态度是敞开的，甚至是欢迎的，他一点都不害怕折中。他的谈话风格就像他的书信风格一样，清晰而有力，充满原创性的构思。他喜欢说笑话，特别是一针见血的犹太人笑话；而惊人的记忆力，也让他在讲演和写作时，可以顺手拈来地引用最相宜的诗歌或小说文句。他尤其是一个吸引人的讲演者，讲话时缓慢、清晰而充满活力。威托斯回忆，在大学的教室里，弗洛伊德“可以不靠笔记而连续讲课近两小时，而听众无不全神贯注”。又说弗洛伊德的“教学方法是一种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方法，再加上一种他大概是从巴黎学来的谈话语调。既无虚浮词句，也不矫揉造作”。即便是在最专业性的讲演里，他的幽默感与不拘一格仍然会不断浮现。“（他）爱使用苏格拉底的方法，他会在讲演半途突然打住，提出问题或招请批评。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时，他都能做出机智而有力的回应。”

尽管穷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弗洛伊德并不是个吝啬的人，他比较吝惜的是时间，例如，当侄女莉莉·弗洛伊德·马尔莱（Lilly Freud Marlé）——一位知名朗诵艺术家——在维也纳首次登台演出时，弗洛伊德就因为觉得自己花不起这个时间而没有出席。在写给莉莉的道歉函上，他说自己“不过是部赚钱机器”又形容自己是“暂时拥有极高天赋的临时工”。但对于真正有需要的人，弗洛伊德从来不会吝于慷慨助人，他对青年诗人格茨（Bruno Goetz）的资助就是一个好例子。1905年前后，也就是弗洛伊德快50岁的时候，格茨正在维也纳学习。他一向深为头痛所苦，试过一切方法都不见效，他的一个教授建议他不妨找弗洛伊德看看。事前，这位教授寄了一些格茨写的诗给弗洛伊德。接见格茨时，弗洛伊德先让格茨放轻松，然后诱导他说出年少时代的往事。格茨的叙述中充满私密的性细节，其中包括他跟一些水手的荒唐事。听罢，弗洛伊德告诉格茨，他没有接受精神分析的必要。开了处方以后，弗洛伊德突然无缘无故问起格茨为什么会那么瘦弱。“对，”弗洛伊德听完格茨的回答后说，“对自己严苛是不无好处的，但却不能太过分。你上一次吃牛排是什么时候？”格茨不讳言已经是四星期前的事。“我想也是。”弗洛伊德说。接着，他给了格茨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又表情近乎尴尬地交给对方一个信封，说：“希望你不会为此觉得受到冒犯，但我已经是个年长的医生，而你还只是个青年学生，请你接受这个信封，容我扮演一次你的父亲，仅此一次，这只是你的诗歌与你少年时代故事带给我快乐的一点小小谢礼，你过些时候再来找我。没错，我的时间都是排得满满的，但半小时或一小时是应该腾得出来的，再见！”格茨回到住处打开信封一看，发现里面竟放着200克朗（奥币）。“我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回忆说，“以至于放声大哭起来。”这并不是弗洛伊德资助有潜力的年轻人，甚至病人的唯一一次。他的帮助总是最切中需要和婉转的，让领受的人满怀感激。

弗洛伊德为人父的风格，跟他当讲演者、作家和小慈善家的风格是一贯的。尽管弗洛伊德一辈子都讲究19世纪的家庭礼节，但他仍不全然是一般的布尔乔亚家长。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太太费尽心思，务求让丈夫可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和写作。在她的操持下，家中事务井井有条（唯一一次重要的例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弗洛伊德夫妻对子女的基本要求是行为端正——但只是行为端正，而不是畏首畏尾。正如他们的长子所回忆，妈妈虽然慈祥，却是有原则的家长。“我们并不缺乏管教。”弗洛伊德重视子女的学习成绩，但并不过分强调。另外，尽管小孩子被要求循规蹈矩，但并未被禁止开玩笑或嬉戏。“我知道，”马丁回忆说，“我们弗洛伊德家的孩子，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在外人看起来会有点怪怪的。”这是当然，因为他们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父母从来不会规定我们只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也从来不会叫我们不要问问题，他们把我们当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对待。”这是一种精神分析教育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一种以布尔乔亚礼节来平衡的现代开明主义。弗洛伊德太太指出，她丈夫“明言”不希望三个儿子“继承父业”，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的三个儿子无一显示出有继承父业的性向和天分。尽管如此，他们的幺女安娜最后还是成了精神分析师，“他阻止不了女儿的想法。”不过，证诸弗洛伊德晚年岁月的遭遇，女儿的违逆，是他衷心欢迎的。

弗洛伊德为人父的风格，很能从马丁少年时代的一件轶事反映出来。一个冬日，马丁偕姐姐玛蒂尔德和弟弟恩特斯一起滑冰。两个男孩挽着手一起滑冰，却一个不小心，撞在一位年长蓄须的绅士怀里，后者猛摆双臂，好不容易才恢复平衡，姿势相当滑稽。恩特斯见状，说了几句取笑的话。当时，在场的一个滑冰者目睹这一幕，误以为说话的人是马丁，滑了过来，掴了他一耳光。马丁当时还年少，满脑子都是荣誉感和骑士精神之类的观念，视之为奇耻大辱。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是，溜冰场的管理员没收了马丁的季票，而一个肥胖的滑冰者则上前自我介绍是个律师，表示愿意替马丁出面打官司。马丁回忆说，这个提议“只增加了我的绝望感”，因为诉诸法律正好是与他信奉的中世纪行为原则背道而驰。所以，他愤怒地拒绝了那个自称是律师的人的帮忙。后来，在玛蒂尔德的力争下，马丁的季票被要了回来，几个孩子马上回家，把事情告诉父母。玛蒂尔德和恩特斯都不觉得这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有马丁一个人始终闷闷不乐。“在我看来，我整个未来都被这件不体面的遭遇给毁了。”他深信，等到他需要服兵役的年纪，“我将不会成为一个军官，而会被分发去干削马铃薯的工作”，不然就是当个下等兵，负责倒垃圾或洗厕所之类的，他感到自己的名誉已荡然无存。

弗洛伊德专心聆听几个孩子活灵活现的复述，等他们冷静下来后，就把马丁带到书房去，叫儿子把事情从头到尾再叙述一次。然后，他对马丁说了一番话。尽管马丁已不记得父亲当时说了什么，但却记得，这番话让他本来觉得是一件“断肠的悲剧”，淡化为“无足轻重的不快琐事”。这事情反映出，弗洛伊德并不是一个完全只专注于工作或只知管教，而吝于抚慰孩子的父亲。

作为一个深受其时代和北方文化熏陶的典型布尔乔亚，弗洛伊德并不是个情感非常外露的人。据他侄儿哈利回忆，弗洛伊德“对待子女很友善”，但却不会“感情洋溢”,“总是有一点礼貌与保留”。事实上，“他极少亲他们，几乎从来不会。即使是自己的妈妈——一个他挚爱的女人——他也只会在告别时吻她一下”。不过，在1929年写给琼斯的信上，弗洛伊德表示自己内心对家人有着“泉涌般的柔情”，哪怕他并没把这种柔情炫耀出来，“但我家人都很清楚”。似乎，弗洛伊德虽然对儿子们有所保留，但对女儿们却不会。琼斯在一次拜访中注意到，弗洛伊德的一个女儿，“当时还是个女学童，坐在他的大腿上撒娇”。尽管弗洛伊德的柔情是内敛的，但已尽够为子女提供一个温暖而有安全感的家庭环境的责任。他在1910年写给荣格的信上说：“当祖父的很少会对小孩子疾言厉色，而我虽然只是父亲，但情形大概没两样。”弗洛伊德子女的回忆印证了他这个自我评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弗洛伊德在那时候并不是个十分严肃的人，也绝不是个禁欲主义者，然而他的性生活似乎从很早就开始逐渐减少。我们知道，他在1893年8月，37岁时，就已经开始过着节制性欲的生活。但这并不代表他从此没有性生活，因为他最后一个小孩安娜，是于1895年12月出生的。第二年，他告诉对人的生物周期性深感兴趣的弗里斯，每隔28天的周期，“我就会没有性欲，变成一个性无能。不过在其他的日子，情况却不是如此。”1897年，他向弗里斯报告他的一个梦境：梦中的他衣不蔽体，正在上楼梯，后面跟着一个女的。不过，他说，他在梦中的感觉却不是“焦虑不安而是性兴奋”。

没错，诚如前面曾提过的，在1900年，他就表明自己“不会再生小孩”。但仍然有有趣的证据显示，弗洛伊德的性欲乃至性活动，仍然要再延续到十多年之后才告停止。1915年7月，他做了一连串的梦，醒来后迅速把它们记下来，一一加以分析。其中一个梦和他太太有关：“玛尔塔走向我，我看来正准备为她写下些什么——写在笔记本上。我掏出笔……之后，梦境就变得非常不清晰。”他的分析结果当然少不了“性意涵”：这个梦“一定和星期三早上我的成功勃起有关”，他当时59岁。同一年，他告诉普特南（James Jackson Putnam），他“非常少利用”到自己所鼓吹的性爱自由，言下之意，他基本上是反对婚外情的。就像他的梦境那样，他的一些文章和不经心的评论也透露出这些年间，他持续有着极丰富的性幻想。不过，这些幻想很有可能始终只是停留在幻想的层次。51岁时，弗洛伊德曾对他的追随者说，“我们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点心理性阳痿的倾向。”几个月后，他又开玩笑地表示（但不无惆怅意味），应该恢复一种古老的机构：“一家爱的学院，让人们在里头开设爱的技艺（ars amandi）的课程。”但他自已有多大资格可以在这所学院里任教，却不无疑问。因为他既然会在1915年分析自己梦境时特别提到“成功勃起”，可见他有过很多次不举的经验。

弗洛伊德的寡欲，多少跟他对任何形式的避孕方法都心存并蒂有关。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90年代，他在探索神经官能症的性病源时，已经指出过避孕会带来不良的心理后果。他相信，除非是在最良好的环境下，否则使用保险套是有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性交中断法和其他方法也好不到哪里去。至于是男方或女方会因为避孕而成为歇斯底里症或焦虑症的患者，则要视使用的是什么避孕方法而定。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说过：“如果弗洛伊德的探索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进，他就会成为一种较佳保险套的发明者，而非精神分析学的创建人。”不管怎样，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研究，都若隐若现地透露出保险套让他产生的欲求不满。

在一个更幽深的层次，弗洛伊德的寡欲似乎和他预期自己会早逝有关。他1911年告诉荣格的太太艾玛：“我的婚姻早已失去了生命力，而现在等着我去做的只有一件事：死亡。”但他也多少为自己的禁欲感到自傲。在1908年一篇论文明的性规范论文里，他指出，现代文明对性欲的节制有极严苛的要求：它要求人们把性行为延至婚后，并把对象局限于单一的性伴侣。弗洛伊德相信，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限制都是无法遵循的，而如果遵循的话，将会付出沉重的精神代价。“只有小部分的人可以通过升华，通过追求更高的文化理想，成功地达到节制性欲的目的。”而其他大部分人“不是会得神经官能症，就是会得其他种类的心理创伤。”

弗洛伊德不认为自己属于得了神经官能症或受了心理创伤的类型，而是认定自己的生物本能已通过追求最高层次的文化理想而获得升华。然而，他身上的男性欲望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制服的：在晚年，弗洛伊德明显喜欢受到来自漂亮女性的恭维，莎乐美就是最显著的例子。1907年，也就是他自认为已经把性冲动升华得很好的时期，他从意大利度假地点写信告诉荣格，说自己碰到荣格的一位年轻同事，“看来他又开始与女性交往了，这样的实践是会破坏理论的”。这件偶然事件让弗洛伊德反省自己的实践：“当我能够完全克服我的原欲（一般意义下的原欲）以后，我就可以展开一种‘人类爱的生活’（Love Life of Mankind）。”这反映出，在1907年，他还没有能完全克服他的（一般意义下的）原欲。

但弗洛伊德从来就不是个敌视感官之乐的人，他对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格言“及时行乐”（carpe diem）曾表示出若干认同，认为那是一种有感于“生命的不确定性和克己的徒劳性”而产生的生命哲学。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承认这种生命哲学的时刻。”这些时刻，我们会倾向于批评道德教诲那种不知怜悯的严峻：“这种教诲只知要求而没有提出补偿。”因此，弗洛伊德尽管是个严厉的道德家，却不完全否定快乐的价值。

经过多年的累积添购，弗洛伊德家里的家具和摆设变得相当可观，这说明了医生和居家男人双重身分的弗洛伊德，基本上还是个相当热衷于感官享乐的人。上坡路19号是一个经过精心经营的小世界，通过它所包含的东西与所排除的东西，让弗洛伊德可以安安全全生活在他所属的文化脉络里。尽管弗洛伊德是其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布尔乔亚典型，但他对这个阶级所偏好的事物（艺术、音乐、文学、建筑）的态度，却是不可全然预测的，他对人为的美感具有很大的感受力。1913年，当他听说亚伯拉罕喜欢荷兰的度假胜地诺德韦克（Noordwijk aan Zee）时，深感高兴（他自己曾经在那儿度过假）。“那里的日出尤其壮丽。”他回忆说。不过，他更激赏的是人为的美：“这些荷兰小镇魅力无穷。代尔夫特（Delft）精陶有如小小的珠宝。”让他得到更多视觉之乐的，是那里的绘画、雕刻与建筑，风景只是其次。

姑且不论弗洛伊德欣赏的是何种类型的美，他的审美观都相当传统。他所选择布置在他四周的艺术品，都具有毫无妥协余地的保守色彩，无不是属于一些声誉确立已久的传统产物。他喜欢大部分19世纪布尔乔亚认为是幸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摆设物：亲朋好友的照片、去过和值得怀念的地方的纪念品、由传统艺术观主宰的蚀刻画和雕刻品（也就是都是学院派和不具冒险性格的）。尽管艺术上的革命在维也纳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弗洛伊德对前卫性的绘画、诗歌和音乐却是碰都不碰。当他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这种时候很少），他总是激烈地否定其价值。从挂在弗洛伊德家中墙上的油画，你不可能得知法国印象主义已经繁荣了一段时间，或得知克林姆（Klimt）、柯克施卡（Kokoschka）和希勒（Schiele）是在维也纳作画的。有一次，弗洛伊德看了亚伯拉罕一幅“非常现代”的肖像画之后表示，很担心“你（亚伯拉罕）对现代‘艺术’的容忍或同情，将会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他为艺术两字加上引号，挖苦之意昭然若揭。他也向普菲斯特坦承过，自己对于印象主义是个大外行。

同样，你也不会在弗洛伊德家拥挤的家具中间，看到任何实验性的式样（那是当时维也纳较时尚的家庭所不乏见的）。弗洛伊德一家人生活在坚实、舒适的维多利亚式家具之间，衬托以绣花桌布、长毛绒椅套、镶框的人像照片和大量的东方小地毯。这些家具驳杂而缺乏系统性，反映出它们并不是出于某个装潢师的布置，而是一点一点经过长年的添购堆积而成。换成品位挑剔的人，也许觉得这种家居环境深具压迫感，但弗洛伊德一家人生活在其中，却是如鱼得水。它贯彻了弗洛伊德在婚前已经定下的家居原则，并见证了他最后终于成为一个有财产的人和拥有许多可资回忆的往事。事实上，“财富”和“回忆”正是上坡路19号的两大标志，烙印在房子里的每一个空间，包括了弗洛伊德的专业角落：他的诊察室和私人书房。弗洛伊德对艺术的分析，远远比他对美的品位极端。

弗洛伊德和他的两位服役中的儿子，1916年

同样的落差也见于弗洛伊德对文学的态度，他的著作处处流露出他的阅读范围之广、记忆力之强与对风格的强烈讲究。他喜欢引用德国古典作家（尤其是歌德和席勒）和莎士比亚的文句（他能够用近乎完美的英语长篇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海涅般的智者和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般粗线条的讽刺作家，则为他提供了锐利明快的写作榜样。不过，弗洛伊德对于同时代的欧洲前卫作家却颇为轻视。他固然也读易卜生，但主要是尊敬他是个有胆识打破旧传统的斗士，至于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之类的诗人和斯特林堡（Strindberg）之类的剧作家，弗洛伊德都兴趣索然。在当时维也纳的前卫艺术家和文学家里，会得到弗洛伊德毫无保留的掌声的，只有史尼茨勒一个，但这只是因为，后者对维也纳社会的性现象有鞭辟入里的心理学观察。

这倒不是说，弗洛伊德不会为了消遣而阅读小说、诗歌和文章。事实上，他不只会为消遣而读书，而且口味很广泛。当他需要放松时（特别是晚年动完手术休养期间），他嗜读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和塞耶斯（Dorothy Sayers）等古典侦探小说作家所写的凶杀和神秘故事。不过，一般来说，他阅读的档次要高很多。1907年，弗洛伊德应其出版商海勒之邀，挑选10本“好”书，结果，被他相中的作家当中，两个是瑞士人：凯勒（Gottfried Keller）和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两个是法国人：法朗士（Anatole France）和左拉（Émile Zola），两个是英国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马考雷（Lord Macaulay），一个俄国人：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i Merezhkovski），一个荷兰人：穆尔塔图里（Multatuli），一个奥地利人：贡培兹（Theodor Gomperz），一个美国人：马克·吐温（Mark Twain）。这个偏好，就像他艺术上的偏好一样，是相当保守的。不过，它最少还是显示出一点点叛逆性的味道，例如，像穆尔塔图里——荷兰评论家暨小说家德克（Eduard Douwes Dekker）的笔名——就多少是个政治和道德的改革者；吉卜林的《丛林书》（Jungle Book） 可以解读为对现代文明造作的抗议；至于马克·吐温，更毫无疑问是幽默作家中最辛辣的一个。

事实上，一些弗洛伊德偏爱的作家，都是以某种方式带有颠覆性的，例如麦考莱有关17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文化史论文，和贡培兹有关古希腊哲学史的论述皆属这一类。这一点让人想起，弗洛伊德深受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和对人性的希望，通过对伏尔泰和狄德罗或是19世纪作家的阅读，能深刻感受得到。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喜欢说自己一辈子都在努力摧毁幻象，不过，尽管他有着坚定的悲观主义，但他有时仍然会在人类事务中看出进步是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当他的东西是为出版而写时（不管那是有关个体的心理学、有关群体的心理学，还是有关文化整体的心理学），他的态度都相当不乐观。不过，在为消遣而阅读时，弗洛伊德看来却允许自己对进步的观念怀有遐思。

毫不让人惊讶的是，弗洛伊德用来臧否一个文学家的标准，经常彻头彻尾是政治性的。例如，他会推崇法朗士，原因之一是后者的反反犹主义（anti-anti-Semitism）立场鲜明；而梅列日科夫斯基——《达·芬奇传奇》（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a Vinci）的作者——之所以会受到弗洛伊德推崇，则是因为他所讴歌的达·芬奇，正是弗洛伊德所景仰的人（弗洛伊德景仰达·芬奇的独立人格与知性上的勇气）。不过，大部分获得弗洛伊德青睐的作家，都因为他们是有天赋的业余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他的专业可以从这些作家中获益，一如可以从传记学家和人类学家中获益。这倒不是说，弗洛伊德对文学只是个“外行”，不过，他的文学品位中包含着实用性格，却是无可否认的。在一篇讨论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的文章中，弗洛伊德自承：“我察觉到，一件艺术作品的主题，要比它的形式或技巧特质更吸引我，尽管后者才是一个艺术家的真正价值所在。说实在的，我对很多艺术的方法和它们的效果缺乏恰如其分的了解。”这反映出，弗洛伊德认识到艺术或文学具有一个形式、美学的面向和一个主题内容的面向，而这两个面向是不同的。但他的反省到此就打住了，部分是因为，他认为艺术家的方法是超乎理解的。“对这些人而言，意义是无足轻重的，他们所关心的全只是线条、形状和轮廓吻合度的问题。他们是完全向享乐原则（Lustprinzip/pleasure principle）臣服的。”但对弗洛伊德而言，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重要性是凌驾于享乐原则之上的。

这种重实际的心灵模式，无可避免地会让弗洛伊德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显得既遥远又怪异。他坦承自己没有音乐细胞并且五音不全。在《梦的解析》一书中，他说，要是他哼一段《费加罗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的旋律，“别人大概不会知晓他是在哼什么”。那些被迫听过他唱莫扎特歌剧咏叹调的人，都可以证实此言不假。弗洛伊德没有音乐家朋友，他女儿安娜指出，他“从不去交响乐演奏会”。但他倒是喜欢看歌剧，至少是部分歌剧。他几个女儿努力回忆，记起了五出父亲所欣赏的歌剧：莫扎特的《唐·乔万尼》（Don Giovanni）、《费加罗婚礼》和《魔笛》（The Magic Flute），比才（Bizet）的《卡门》（Carmen）和瓦格纳（Wagner）的《纽伦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这份名单可说是既安全又保守：没有德彪西（Debussy），也没有施特劳斯（Strauss）。在瓦格纳的歌剧之中，《纽伦堡的名歌手》明显要比他早期的作品，如《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易于欣赏。《卡门》一剧虽然1875年首演后花了一段时间才征服巴黎，但却快速风靡德语地区。勃拉姆斯（Brahms）、瓦格纳和一向挑剔的柴可夫斯基对它交口称赞，都认为这是一部杰作。尼采看过此剧不下20遍，认为它轻快的高卢风格，要远胜瓦格纳那种沉重的日耳曼风格。俾斯麦声称自己看过此剧27次。由此可知，能够欣赏《卡门》的人，不需要是一个前卫的拥护者。

像弗洛伊德这样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会喜欢歌剧，其理由不难理解。毕竟，歌剧并不是纯粹的音乐或歌曲，而是音乐和文字、歌曲与剧情的结合。就像文学作品一样，歌剧可以带给弗洛伊德一种熟悉的震撼和快感，因为它们会以夸张的方式，探讨弗洛伊德毕生所关注的心理学课题：爱、恨、贪婪、背叛。除此以外，歌剧是有场景的，而弗洛伊德又是一个对视觉感受特别敏锐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对病人的谛视，会像他聆听病人说话一样专心）。更重要的是，歌剧会展现道德冲突，而最后又会达到完满的解决。在弗洛伊德最欣赏的五部歌剧中，除《卡门》以外，都是以道德战胜邪恶收场的（《魔笛》与《纽伦堡的名歌手》尤为明显）。这个结果，可以为最老练的聆听者带来愉悦。

因此，对弗洛伊德而言，歌剧和剧场只是偶一为之的调剂。相比之下，他对饮食的钟爱，要固定恒久得多。弗洛伊德既不是饕客，也不是美食家，他对葡萄酒也少有好感。不过，他喜欢用餐，这一点，从他进食时总是全神贯注就可以反映出来。在弗洛伊德住在维也纳的那些月份里，一天的主餐——午餐——会在中午1点准时而迅速地端上桌，内容包括了汤、肉类、蔬菜和甜点：“这种三道菜的午餐，内容会依季节的不同而变化；每逄春天，会再加上一道以芦笋为主的菜式。”弗洛伊德特别喜爱意大利洋蓟、炖牛肉和洋葱拌烤牛肉，但却不喜欢花椰菜鸡肉。他喜欢扎实、有饱足感的家常菜，而不喜欢如法国菜那样精雕细琢的料理。

不过，弗洛伊德对雪茄的味道，却是毫不挑剔的，他是个嗜烟如命的人。早在19世纪90年代，弗里斯为他治疗鼻黏膜的时候（弗里斯是一个鼻喉科的专家），曾经要求他戒烟，弗洛伊德如丧考妣，苦苦求饶。他抽烟始于24岁，最初是香烟，很快就转嗜雪茄。他声称，这个“习惯或恶习”可以大大增加他的工作效率和自制能力。他父亲显然就是他的榜样，因为前者“一直到81岁为止……都是个大烟枪”。在50岁前后，弗洛伊德有一群为数不少的烟友。每星期，“星期三心理学社”要在弗洛伊德家里聚会前，女佣都会在桌子上摆上很多烟灰缸：一个客人一个。据马丁回忆，每次聚会结束，房间里都会“弥漫着浓浓的烟臭味，我只觉得惊讶，人类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活上几小时，更别说开口说话而不被呛到”。弗洛伊德在侄儿哈利17岁时要送他一包香烟，但却被谢绝了。当叔叔的告诉这个侄儿：“孩子，吸烟是人生最大和最便宜的娱乐，如果你决定不沾香烟的话，我只能为你惋惜。”抽烟所带来的感官满足感，是弗洛伊德所无法抗拒的，但他也将要为此付出重大代价。1897年，他告诉弗里斯，他相信，人的种种癖好（包括烟瘾在内），其实都是人的“首要而基本的癖好”——也就是手淫——的替代物罢了。只是，弗洛伊德并未能把他这个心理学的洞察转化为戒烟的决心。

19世纪的维也纳城市鸟瞰图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烟瘾反映出口欲期的遗迹，那他搜集古物的癖好，就可以视之为肛门期的遗迹。弗洛伊德曾经告诉他的家庭医生舒尔，他对史前文物的爱好，“强度仅次于嗜烟之癖”。弗洛伊德接见病人的诊察室乃至毗邻的书房，慢慢地挤满了东方小地毯、朋友照片和石匾。玻璃书橱里除了摆满书，也摆着很多摆设物。墙上密布着照片和蚀刻画。供病人躺卧的沙发盖着一张波斯毯子，上面高高堆着几个枕头，椅脚边放着毯子，以供病人冷的时候使用。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高低错落地占据着每一个平面的雕刻品。它们密密麻麻地占据着书橱各层多出来的空间，摆满桌子和柜子的顶部，最后甚至入侵到弗洛伊德井井有条的桌面：他喜欢一边写信或写文章，一边饶有兴致地打量它们。

这个雕刻品丛林是他的访客和病人印象最鲜明的部分。据弗洛伊德的密友萨赫斯（Hanns Sachs）回忆，他在1909年初拜访上坡路19号时，尽管弗洛伊德的搜集“仍处于起始阶段，但其中一些物品已足以马上攫住访客的目光”。“狼人”是在隔年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他回忆说，弗洛伊德的古文物相当吸引人。他说，“两个紧邻的书房……总是透着一股神圣的祥和宁静感”，而身在弗洛伊德的诊察室，他的感觉不是“在一个医生的办公室里，而是在一个考古学家的研究室里。哪怕是门外汉也看得出来，摆在这里的各种小人像以及其他不寻常的东西，都是来自埃及的古文物，墙上各处挂着的石匾反映的是一些消失已久的古老王朝”。

搜集古物是弗洛伊德的终身爱好，而他的搜集，是带着热忱和系统性的。他的老友罗维（Emanuel Löwy）——罗马的考古学教授——每次来访，都会为他带来考古学界的最新消息。弗洛伊德也大量阅读考古学的书刊，激情地追踪各个考古挖掘的进展情况。“为了搜集希腊、罗马和埃及的古物，”他晚年告诉斯蒂芬·茨威格，“我做了很多牺牲，我所读过的考古学书刊，甚至要比心理学的还多。”这当然只是夸大其词：从他著作后面收录的参考书目，就可以知道他对当时心理学专业文献的掌握有多全面。不过，古代文物带给他的乐趣仍然是巨大的。早期，他只能依自己财力状况搜购，到后来，朋友和追随者的馈赠让他的收藏大幅增加。晚年，当他坐在诊察室那张舒服的扶手椅上四望，可以看到一幅画着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一间古埃及神庙的大画，一幅英格尔（Ingre）油画的复制品（画的是俄狄浦斯诘问斯芬克斯的情景）和一幅古代浅浮雕的石膏模型。在对墙一个摆满古物的玻璃橱柜顶上，则挂着一幅位于吉萨（Gizeh）的狮身人面像照片——它再次让人联想起，弗洛伊德是重大谜题的无畏征服者。

这样一种对古物的强烈激情，自是引人好奇的，而弗洛伊德自己也不吝提供一个解释。他告诉“狼人”：“精神分析师就像考古学家一样，必须要层层挖起病人心灵的覆盖物，才能得到最深层、最有价值的宝藏。”但这个有力的比喻只解释了弗洛伊德强烈好古癖的一部分。事实上，他喜爱古文物，还是因为它们可以带给他视觉和触觉的乐趣。他坐在书桌前，喜欢观赏或抚摸这些古物。有时，还会拿着一件新得的古物，到饭厅去检视和把玩。它们同时也是他回忆的凭据，可以让他回忆起送他这些文物的朋友以及忆起南方：那些他旅行过的阳光普照的地方，那些他希望去而没有去过的地方，还有那些远得他无法去的地方。就像从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到佛斯特（E. M. Forster）的许多北方人一样，弗洛伊德热爱地中海文明：“现在我的房间里点缀了很多佛罗伦萨铜像的石膏模型，”1896年底他告诉弗里斯，“它们带给我异乎寻常的活力。为了可以再一次从事这些旅行，我打算加把劲赚钱。”

不过，在更隐晦的层次，弗洛伊德会酷爱古文物，似乎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一个失落的远古世界——他和他的民族（犹太人）可以溯源之处。1899年8月，他从贝希特斯加登写信给弗里斯，表示打算在接下来的雨天，“行车”到他“深爱的萨尔斯堡”，在那地方他最近“找到过几件埃及的古物。这些东西会述说遥远的时代与土地，让我精神抖擞”。许多年后，他告诉费伦奇，当他审视自己的得意收藏时，会有“一股奇怪的、秘密的思慕”在内心升起，“那是对东方和地中海以及一种相当不一样的生活的思慕。这种思慕，也许是一种远祖的遗传，是一种我童年晚期的梦想：它从未得以实现，也从未能适应于现实”。这就怪不得，会让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一个人（大概也是最嫉妒的一个），就是特洛伊城的发现者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谢里曼是德国考古学家，在1873年挖掘出古代特洛伊城的遗址。——译者注］。弗洛伊德认为，谢里曼的事业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在发现了“普里阿摩斯宝藏”［普里阿摩斯（Priam）为特洛伊最后一任国王，所谓的普里阿摩斯宝藏并非指真正的宝藏，而是指特洛伊城的遗址。——译者注］的同时，也找到了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只存在于儿时梦想的实现里”。显然，在弗洛伊德的现实人生里，儿时梦想是很少得到实现的。

不过，正如弗洛伊德告诉“狼人”，他对古文物的偏爱，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古文物是他终身工作的主要隐喻。1896年，在对一群维也纳医界同仁演讲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时，他疾呼：“石头是会说话的（Saxa Loquuntur）！”至少，石头会对他说话。在写给弗里斯的一封喜气洋洋的信里，他把自己新近从成功分析一个病人所获得的快乐，比拟于发现特洛伊城的快乐。他说，在他的帮助下，一个病人发现了在自己一切狂想的最底层，“埋藏着一个原始期（22个月大以前）的场景，它解释了一切……我至今仍然不敢置信这个发现是真的，那就像是谢里曼挖出原来被认为只是传说的特洛伊城一样。”弗洛伊德对考古学的比喻一直偏爱有加。在为朵拉的案例分析报告所写的序言里，他把自己“分析结果的不完全性”比拟于考古工作的局限性。他说，自己固然是做了一些恢复的工作，但就像每个“有良知的考古学家那样”，他不会“在每一个个案中忘了提到我所重建的只是事情原貌的一部分”。36年之后，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为了说明“心灵保留性的普遍问题”，弗洛伊德拿罗马来做比喻：罗马的古迹虽然有很多已被考古学家给挖掘了出来，但未被挖掘出来的却更多。因此，可以说，弗洛伊德对古物的搜集，是集工作与娱乐、儿时的冲动与成年的升华于一体的。尽管如此，他对古物的喜好，仍然不能说没有带癖好的味道。弗洛伊德是个有多种癖好的人，所以，在“星期三心理学社”1902年秋天的首次会议上，讨论的主题是吸烟对人的心理影响，并不是偶然的。█

本文选自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龚卓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四章“四面受敌的宗师”，“50岁”与“感官之乐”两部分。注释从略。

编辑丨秦  沅

校对丨陈  哲

审核丨赵逸洲，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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