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典丨李济：形成时代的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

文 / 李济

王局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人感到很大的荣幸接受文化局邀请讲我自己很关心的一个题目。这是提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我所想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开始以来，由于全国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讨论，我个人也听见过很多的不同意见，他们都各有自己的见解，可以说各有千秋。不过讲到文化的内涵，一般说来，包括有最好的，也包括有若干成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甚至不需要的。所以谈到中国文化的素质，我们首先要谈到的，就是把文化的内容作一分析。究竟有那些优点应该保存，继续予以发扬光大？关于这一点，当然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本人今天要提出来的，只就个人的看法作讨论的起点。

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有个大前提应该澄清，就是这个问题是与历史研究有关的问题。大家都同意讲中国过去的文化是一个历史问题；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所走的有好些不同的方向，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根据，决定他走的那条路。本人也根据自己的见解，选择了我的研究途径。我本来不是受传统历史训练出身的人；就传统历史说，我走的这条路，也许有些人认为是旁门左道。但是现代人类学、考古学，大家都认为是条正当途径。这几十年来我转到历史，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从历史方面说，有很多与别人不同的见解；不过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现在讲中国历史有两个方向：一是完全根据记录的历史，即所谓传统的历史；另一方面就是最近在国内发展很快的，根据由考古以及各种不同的科学所聚集起来的若干与历史有关的知识；这些知识把中国历史作了重新建设。这两个方向，当然都是历史研究。谁也无法评断，哪一个绝对地对，哪一个绝对地不对。不过有些事实，我们早已知道，就是传统历史保存的资料，掺杂许多想象的成分，与可以说明经过的事实是不相符的。例如古代的历史传说，有益为启所杀，太甲杀了伊尹，文丁杀了季历，都与正史上记录不一致；我们就无法判断它们是不是完全假造的，或真有这些方面为正史的作家所删。又如传统历史记载前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母亲在池边洗澡，吃了一个蛋就生了努尔哈赤。这一类史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是神话性的，靠不住的。但传统历史却把过去这些神话都详细记录下来。在民国初年，一位中国很杰出的学人王静安先生，在清华大学开史学新证课程，提出“地下材料”四个字为史学新证据的重要来源；实际上地下材料在西洋早已发展成一门大的学问；王静安是第一个把地下材料介绍到中国史学界的人，他是研究甲骨文最有成绩的一位学者。自他以后，考古学这一门学问在中国渐渐为学术界注意，到现在已将近半世纪；可以说中国史学界，尤其是研究上古史这一部分的，起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四十年来地下出土材料重新建设上古史，现在已经开始。因为本人参加了这件事情；我们根据这些地下材料，可以认定它们与传统历史所记录的大致是相符的。不过地下材料范围相当广大，可以把过去传统历史的简略记载加以大量的充实。今以殷商历史研究为例。司马迁《史记》记载仅短短几句话，现在我们知道的多过《史记》登记的几千倍以上。地下材料的出土，供给了研究中国历史新的资源，也证实了传统历史若干不确定的记录。地下材料和现在一般社会人文科学发展可以扣合起来，将人类主演的故事可以打成一片，不像传统的记录，有很多失去联络，和自然界观察的现象合不起来。

1989年，史语所在安阳开展殷墟的考古发掘；李济于1929年加入考古工作，并引入了一套科学的考古方法，促成了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

要了解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所应注意的不仅是材料的可靠性，同时更应该注意使用材料方法的问题。根据地下材料认识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并以现代的方法处理这些材料，我们往往可以看出若干传统看法看不出来的事情。例如在抗战期中，有一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他是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在英国是头等学人，有文字学天才。他在很短的时间，对中国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将原来学的生物化学放弃，研究中国文化。举一个简单的例讲，依他的看法，在纪元前一千八百年以前，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流传到西方去的有二十余件，西方的发明流传到中国的不过四件。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相较毫无逊色，不仅不落后，还稍有领先。中国文明落后只不过二百多年时间，为什么中国过去对于这件事情看不出来，由英国教授看出来，这是因为一般的看法不一样，中国对于这一类的事情，觉得它的价值没有什么了不得，因而把若干发明埋没下去。例如冯道发明印刷术，因为觉得冯道不是重要人物，对于印刷术的推进也就不甚努力，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不必谈。现在的看法，从若干社会人文科学看中国历史，比较客观，与历史经过相符合。过去的看法固然有一套逻辑，不过很多与实际现象不相符合。现在就以最近四十年中国所发现的考古的史实，重新建设中国上古史；由这个基础上讨论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两个大问题形成时代的情形，可以了解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在最早形成时代所表现的成绩及精神。

现在我把民族和文化两件事情合并一起讲，是因为有很多学者把文化当作独立存在，单讲文化，有时愈讲愈远。因此我感到要谈文化必须谈到人；要讲中国文化，就要讲中国民族。如果不讲中国民族，单讲中国文化，所讲的也许与实际情形距离太远。我们把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讲，就认识文化是人所创造的；地球上的生物，只有人有文化，其他生物没有文化，这是一个大前提。

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和人本身一样，有所谓孕育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成熟以后，假如新陈代谢停止，就衰老下去；假如继续新陈代谢作用，就可以跟上时代。中国文化在年龄上好像比西洋文化要高。记得在幼时读书的时候，常常听到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种种文化，它们过去都有光辉的成就；现在却只有中国文化还在地球上巍然独存。这话使我们感到兴奋，可是历史家所讲恐怕是虚构，并不切合实际。中国文化诚然可以说在世界上所有文化中比较老大，西洋是新兴文化，如美国、英国、法国，都是比较新的。这是表面上看，实在西洋的文化学家、史学家有另外的看法。所以要把文化和人连在一起讲，对于文化的了解更清楚，这是我今天把这两件事件归并一起谈的基本原因。

现在就谈到“形成时代的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题目的本身。我们一讲到人文科学或文化本身，或在经常口语中，以至于做文章时，“文化”和“文明”恐怕是交换使用，两者是相等的。不过专门讨论的文章中，文化和文明是分开用的。

李济（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

人类的文化，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是没有文字的，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叫史前时代。人类发明文字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最多不超过一万年；中国文字在年龄上比不过埃及。人类有了文字才有文明；文化则包括全体，凡是人类生活的方式，都叫做文化，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文明形成的时代，以中国来讲，是在商周之间。传统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诞生、成长，现在地下出土的材料供给我们很丰富的研究资料。中国民族传统的说法，好像是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他们的后代渐渐就分布到各区域，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这个传统的说法当然也有若干根据，我们不敢说绝对对或绝对不对。现在研究地下出土人的头骨成为专门的学问，是研究人类文化很重要的资料；由此对于中国民族在殷商及周的时代形成过程的大概情形，以及创造的文化，有一点认识。根据这个认识发现中国文化的特征似乎有一点长生不老，其秘诀在什么地方，在这里面比较容易找。根据考古资料研究这个时代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的形成，在民族方面是融会很多不同的成分；就体质来说，包括很广泛，大体上是蒙古种居中——黄皮肤黑头发是蒙古种的特征。不但商朝是如此，据步达生先生说，华北黄河流域一带中国人的体质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和现在华北人没有很大分别。他说这句话是在安阳地下材料发掘以前。有的则和西伯利亚人，还有南部的若干民族，体质都有类似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是各方成分汇杂在一起，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直到商周之间，渐渐融合成一个伟大的中国民族。这是就民族本身形成的一般的说法。从文化方面可以追溯更远，不仅新石器时代，更可以到中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总而言之，有很多成分可以列举出来，就是一直在中国本土渐渐出生、发育、成长流传到现在；同时在长成的过程中，也无限制地收纳各方的长处，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亚，而且显然是有选择的纳入中国本土文化系统，渐渐消化，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中国列祖列宗创造中国文化，一方面当然是根据自己原有的文化，同时看见其他民族好的文化将其吸收进来。消化以后，更进一步创造新的东西。所以在秦以前，根据地下材料可以归纳出几个要点：第一，中国文化在秦以前的创造性，从现在的社会人文科学看，是人们生存必要的条件。人类必须时时刻刻运用智慧来征服自然环境，因为自然环境是常常变的，人类必须有应变的能力，不断的创造，才能够活下去，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看见外面好的东西对自己有用处的就吸收进来，以节省自己的精力，更进一步创造新的东西，增进自己的生活，这是很显然的常识问题。在秦以前，殷商及周朝时代已表现非常清楚。这时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正在形成时代，当然有很大的成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根据现在地下材料供给我们的资料。知道那时候的民族能够融化各种不同的成分，没有狭隘的看法，是很超然的。中国文化没有像外国希腊、罗马文化有种族偏见；中国民族相当复杂，其所以能够融合，是由于有良好的民族性。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己”；“恕”是中国最高德行的境界，也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容纳别人。这种恕道品德的发达，与中国文化的远长延久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儒家哲学和外国宗教不同。外国宗教具有排除性，信仰上帝就不能信别的教，认为别的教是邪教。但是中国很早就发现恕道，成为儒家的中心观点，这是根据生活经验体会出来，到了孔子发挥到最高程度。孔夫子说：“温故而知新。”做一个老师，温了故不知新，就不配做老师。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求进步、求新。从实际生活上发挥，就是要创造。现在发现，当时创造的成绩的确相当多。先从殷商历史说起，商朝的历史经过考古学家四十年来的努力，成为很大一部专门的学问。

我现在举一个比较具体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中国形成一个国家，有国家观念的群体感，最重要的关键可以说是对外战争。在中国上古史上所写对外最早的战争，是“五帝本纪”所说的黄帝阪泉战炎帝，涿鹿战蚩尤，不过没有证实。但是今天对殷商时代的研究的确有非常伟大的成就，在甲骨文中记载有一件事情值得大家注意，就是殷高宗和鬼方的战争，那时不叫鬼方，是叫【工口】方[1]，还有土方，甲骨文记录关于殷高宗有五百几十条，其中有大部分是讲与鬼方及土方的战争。这件事情在过去的历史上寥寥数字，内容一点不知道，战争如何打的，当然更是茫然；战争的范围究竟多大，当然都不知道。在最近甲骨文出土以后，知道这是中国民族对外第一个大战争。中国在海禁开放以前，大部分外患都是从西北来的，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鬼方就是周朝时的猃狁，战国时的胡人，汉朝时的匈奴。唐朝时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无定河就是在河套一带。根据地下材料甲骨文资料，远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殷高宗和西部鬼方的战争，其艰苦情形，可以由很多事情看出来。为与鬼方打仗，告庙（在宗祠祭祀）有很多次，征兵有时候一次可以征到三千人，打了三年，把鬼方打败。自此以后，商朝天下安定二百多年，在艺术上、工业上、政治上各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一直到后来春秋战国及儒家的哲学，都受这时的影响。那时中国已形成一个大民族，与现在的西伯利亚、蒙古、太平洋都有接触，在黄河流域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至于对鬼方、敌人的仗怎么打法，这也是近代考古学新的贡献。大致可以作初步的估计，甲骨文并没有记载。从其他地下材料研究，商朝已经是青铜时代鼎盛期，铸铜技术发展很高，能够一次铸成近乎九百公斤重的大鼎；在器物、美术各方面的表现，一直到现在还赢得全世界专家一致的称赞。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纪，世界青铜文化以安阳为中心。西方铜器比中国早，但是这个时代中国发展到巅峰，不但东南亚、太平洋区域赶不上，欧洲地中海所有区域也赶不上，这是现在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学人大家都同意的事情。那时候用青铜所铸的武器，发现的至少有七八类：第一是戈，第二是矛，第三是箭头，第四是弯头大刀，第五是小刀，第六是盔，还有车。同时一次征三千人到前线作战，规模相当大。鬼方敌人没有文字，不知道他们的文化，但是知道他们是中央亚细亚的游牧民族，活动力相当强。把整个世界文化连在一起看，可以看出【工口】方、鬼方侵犯中国的国土（甲骨文有详细记载），商朝奋然而起，战争打了三年，把他们打败，奠定中国文化形成时代二百多年太平基础。从武器研究，我总感到中国应该有武器博物院。中国在西北的战争，从殷高宗起一直到汉武帝，经常对付的敌人是从西北来的。他们非常强悍，有时打不过他们，有时候把他们打败。一连串的战争所用的武器，现在从故宫博物院不收藏的破铜烂铁中研究出一番道理。中国最早的武器是戈，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戈同现在的镰刀差不多，在商朝时的戈尚很原始，以后才一步步发展。矛不是中国的，是西洋的东西。西方用矛很早，中国早期用的矛，底下安柄的地方是铜的，把柄插进去。西洋的矛最早也是插在柄里面，以后渐渐变成圆筒。安阳出土的矛与爱尔兰第三青铜期的矛完全一样，我感到奇怪。一个远在西方，一个远在东方，两者完全一样。经下过一番工夫研究，中国的矛很可能是从另外地方输入的。到了周朝，春秋、战国，中国的武器起了很大的变化。旧剧有“辕门射戟”，戟在战国时已经完成，是将矛与戈合在一起。当时中国军工很了不起，在考古方面发现，战国初期戟还没有完全成功，到战国时才配备在军队中打仗用。戟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最重要的武器，汉武帝打匈奴也是以戟为重要武器。这一点研究有一个很具体的意义，值得现在的史学家、教育家注意的，就是在商周之间，这些列祖列宗有一种试验的精神：自己技术不到的，能够收纳外人的东西，而用的时候并不甘心这样就算了，还要继续改进。把矛与自己发明的戈两种东西合在一起，变成戟，经过八百年的试验才成功。假使没有耐心，没有久远的计划，就不可能成功；这固然由于国家有此项需要，但毕竟中国人有容纳外人的雅量。一种大文化的形成，无论希腊文化也好，罗马文化也好，没有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必须能够利用现成的，再经自己消化，作一番创造的工夫，然后变成自己的。中国在西北的战争已经有很长的时期，当然武器发明的很多，不止这一件。我提这一件，只是显示考古学材料证明不容怀疑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情很多。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整个中国文化在形成时代所表现的精神。确实是如此。

商代早期的兽面纹青铜钺。钺最早是兵器，又象征君权、王权。这件兽面纹铜钺为商代前期文物，身饰兽面纹，双耳突起，镂空的大口中有两枚粗壮的兽牙上下交错，甚为狞厉，体现了商代铜钺在造型上繁缛狞厉、在气势上恫吓威慑的特点。图据河南省博物馆。

中国文化在基本上是本土创造的多，而且有些事情到后来变成所谓东方文化的特性。我从中国古代史研究铜器，进一步研究了装饰艺术。所谓装饰艺术，就是做一件器物当然注意适用性，行有余力，还可以加一点工，使其好看，令人起一种美感。这种装饰在中国是很特别的系统，和西方系统是并行的；这一点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人，早期不能了解，现在可以解释。殷商的饰物雕刻、骨头雕刻、纺织品，进一步在殷商以前时代的陶器、石器、玉器、各种不同的器物上，那时候的艺术家在上面加的装饰，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影响很大：在大的建筑和小的雕刻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传统，流传的范围，达整个南北美洲，以至于太平洋区域、阿拉斯加等地区。这些地区的装饰艺术在基本观点上，都受过商朝艺术的影响。但是中国在此时期也接受西洋若干文化，譬如杀人殉葬这种事情。商朝一个帝王死了，埋葬的时候，往往杀很多人殉葬，将人头与尸体分开埋，十个人头埋一坑。最初我们感到很迷惑，不知道作何解释。中国有很多事情，假如关起门不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去看，不容易解释。但是假如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研究，有很多可以得到解释；有些事情本来认为毫无意义的变成有意义，认为毫无价值的变成有价值。现在我们知道杀人殉葬，在青铜期初期，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有这个阶段。最早是两河流域，在公元前三千一百年前就有这种事情；以及埃及、希腊、爱斯基摩，一直到新大陆，在铜器时期都是如此。因为从青铜时期开始，人类有了权的观念，而在石器时代，用石斧石刀杀人不容易。青铜武器发明以后，杀人比较方便。人类既有了政治组织，又有了比较方便的杀人武器，酋长的权力相当大，杀人像宰小鸡一样。同时对于自然界的信仰有一个说法：一个人生存的时候，要多少人侍候，死后也就要多少人侍候。这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当时普遍的程度，达到全世界不分东西南北。由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受了西洋很多的影响，幸亏一到人文主义哲学兴起，把这件事情废除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直到现在才知道孔夫子说这句话时非常悲恸，他是悲天悯人的意思。中国周朝晚期的人文主义和希腊同时，当时有很了不起的成就；此项成就始建在商朝，但是周朝更表现发挥，原有的好的接收下来，不好的毅然废掉。

今天根据本人接触的若干资料，一知半解地给各位先生作最诚恳的陈述。我的见解不见得大家同意，我也并不如此希望，不过是陈述个人的见解。我所讲的是根据可靠的事实，可靠的历史。█

本文选自《李济文集（卷五）》，李济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90页。

本文系作者讲演记录稿，发表于1969年初。发表时，作者只校改了一千余字。——文集编者注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原文“鬼”字写作上工下口，为古字。此字不见于电脑通用字体。故本文中除非古字写法与“鬼方”同时出现，否则均采用“鬼方”。

编辑 丨 秦   沅

校对 丨 陈   哲

审核 丨杨勇、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