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 | 海涅：英吉利片断

文/海涅

译/张玉书

海因里希·海涅（1797年12月13日—1856年2月17日）

德国抒情诗人和散文家

我一看见泰晤士河翠绿的岸边，待在我灵魂各个角落里的夜莺都苏醒过来，这时，那位黄衣人挨着我站在甲板上。“自由的国度，”我叫道，“我向你致意！——向你致意，自由，你这再现青春的世界的年轻太阳！那些年老的太阳，爱情和信念，业已枯萎，冷却，不能再发射光芒，使人温暖。古老的桃金娘树林，从前百鸟栖息，如今已经荒芜，只有呆傻的雉鸠在细柔的灌木丛中营巢筑窝。极端虔诚的一代人当年曾想把他们的信念造进天国里去，于是把教堂构筑得高若巨人，如今这些古老的教堂纷纷坍塌，它们业已朽坏，衰败，教堂里的神明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诸神已经活到尽头，我们的时代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创造新的神明。人的心胸的全部力量如今已变成对自由的热爱，自由也许是新时代的宗教，这又是一种不向富人宣讲，而向穷人宣讲的宗教，它也有自己的福音布道师，自己的殉道者和自己的叛教者！”

泰晤士河

“年轻的狂热分子，”黄衣人说道，“您不会找到您在寻觅的东西。您说自由是个传遍全球的新宗教，这话也许有理，不过，就像从前，每个接受基督教的民族，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性格来塑造它，那么，每一个信奉新宗教，信奉自由的民族，也只接受符合地区需要和民族性格的东西。”

英国人是个恋家的民族，过着与世相隔，深沟高垒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范围内，英国人寻找那种灵魂的舒适，由于天生不善社交，在家门之外，他是得不到这种灵魂的舒适的。因此英国人满足于那种保障他个人权利，无条件保护他的人身、财产、婚姻、信仰甚至保护他的古怪念头的那种自由。在家里，没有一个人比英国人更自由，用句名言来说吧，他是他四堵墙壁之内的国王和主教，他常用的格言说得不错:“My house is my castle”[1]。

如果英国人主要的需要是个人自由，那么法国人必要时大概可以放弃这种个人自由，倘若有人能让他充分享受我们称之为平等的那部分普遍自由。法国人并非恋家的民族，而是一个社交的民族。他们不喜欢默默无言地围坐一堂，他们管这叫做“uneconversation anglaise”[2] 。他们一面聊天，一面从咖啡馆跑到赌场，从赌场跑到沙龙，他们轻快的流淌着香槟酒的血液以及天生的交际才能驱使他们去过社交生活，而社交生活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条件，是啊，社交生活的灵魂乃是平等。因而在法国随着社交性的培养，也必然产生了对平等的需要。尽管爆发革命的原因应该到财政预算中去寻找，可是首先由那些卓有才智的非贵族人士来鼓吹革命。这些人在巴黎的沙龙里似乎和显贵们处于平等地位，但是人家不时提醒他们那巨大的、屈辱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虽然富有贵族气派地微微一笑，几乎难以觉察，但因而更加伤人。这些非贵族的流氓胆敢砍掉那些显贵的脑袋，也许与其说是为了继承他们的财产，毋宁说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祖先，即以贵族的平等来代替市民的不平等。尤其因为法国人不久在他们伟大皇帝[3]的统治下感到幸福而满意，我们更可以相信，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乃是革命的主要原则。皇帝注意到法国人尚未成年，就把他们所有的自由都置于他的严格监护之下，只给他们以享受一种光荣的完全平等的快乐。

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

因而英国人容忍那些享受特权的贵族，比法国人更加耐心：英国人自我安慰，说他自己拥有使贵族无法干扰他享受家庭舒适，实现人生要求的权利。那些贵族表面上也没有大陆上的贵族享有的那些权利，在伦敦的大街上和公开的娱乐厅里，只有在妇女的帽子上才有五彩缤纷的绸带，只有在仆役的衣服上才有金色和银色徽章。那种美丽的花里胡哨的制服在我们这里[4]标志着享有特权的军人等级，而在英国绝非荣誉的标志：就像一个演员演出之后卸妆，英国军官值勤完毕，就忙着脱下他那红色外套，穿上朴素的绅士外衣，于是他又是一位绅士。只有在圣·木姆斯剧院[5]里，那些从中世纪的垃圾堆里保存下来的服装、道具才依然有效。那里勋章的绶带飘飘，星章闪闪，绸子长裤和缎子拖裙飒飒作响，金制的马刺和古法语的词句轧轧连声，骑士招摇过市，小姐卖弄风情——但是在圣·杰姆斯演出的宫廷喜剧与自由的英国人何干！他从未受到此事的骚扰，没有人阻止他在自己家里也同样演出喜剧，让他家里的辅祭们[6]在他面前下跪，用厨娘吊袜带调情——honny soit qui maly pense[7]。

至于德国人，那他们既不需要自由，也不需要平等，他们是个耽于空想的民族，是些思想家，思前想后的思想家，梦想家，只生活在过去和未来，却没有现在。英国人和法国人有现在，他们每天都在进行自己的斗争和反斗争，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德国人没有什么可为之斗争的东西。当他开始假想，可能有些东西是值得拥有的，他的哲学家们便充满睿智地教导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存在表示怀疑。不容否认，德国人也热爱自由，但是爱的方式和别的民族不同。英国人爱自由则犹如爱他的合法妻子，他拥有它，尽管待它也并不特别温柔，可是在紧要关头，他会像个男子汉一样地保卫它。那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小子——不论是作为风流种子还是作为法庭差役，胆敢侵入它那神圣的卧室，可就活该倒霉了。法国人爱自由犹如爱他选中的未婚妻，他为它迸发热情，为它燃起爱火，他匍匐在它的脚下信誓旦旦，表明心迹，为它进行殊死斗争,为它去干千百件傻事。德国人爱自由犹如爱他年迈的祖母。

人可真是稀奇古怪！在祖国我们嘀嘀咕咕，那儿的每一件蠢事，每一件颠三倒四的事情都使我们义愤填膺；倘若我们终于走到遥远的地方，那么我们又觉得那里过于遥远，我们暗地里又常常怀念故乡的狭隘的蠢事和颠三倒四的事情，我们又想坐在那里熟悉的旧日的房间里，若是可能，就在炉子后面盖幢房子，暖暖和和地蹲在屋里，读德国人的《总汇报》。我到英国去旅行时，心情也是这样。德国的海岸刚在我眼前消失，心里对那些条顿睡帽和假发怀有的古怪的眷恋之情便在我心里倏而苏醒，虽然我刚刚离开它们时心里非常恼火。祖国刚从我眼前消失，我又在心里找到了它。

因此我回答那位黄衣人时声音听上去大概有些柔和：“亲爱的先生，请您别向我责骂德国人！尽管他们是些梦想家，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做过一些美梦，我可不愿拿它们来和我们邻居的清醒的现实相交换。既然我们大家都在睡觉，都在做梦，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不需要自由，因为我们的暴君也同样在睡觉，只不过他们梦想的乃是他们的专制暴政。只有当信天主教的罗马人剥夺了我们做梦的权利时，我们才清醒过来：于是我们采取行动，取得胜利，又躺了下去，进入梦乡。啊，主啊！你们可别嘲笑我们的梦想家，他们有时像梦游者似的在睡梦中说些奇妙的事情，他们说的话将变成自由的种子。谁也不能预见事物的转变。脾气古怪的英国人，讨厌他的妻子，也许有一天会在她脖子上套根绳子，把她带到斯米施费尔特[8]去卖。轻浮成性的法国人也许会对他心爱的未婚妻不忠，把她抛弃，一面唱歌，一面跳着舞步去追逐王宫(palais royal)里的宫廷命妇(courtisanes)[9]，而德国人则永远不会把他年迈的祖母完全推出门外，他总会给她在炉边留个位子，她就在那儿给那些竖起耳朵倾听的孩子们讲她的故事。——倘若日后自由从整个世界消失——上帝保佑可别这样——那么一位德国的梦想家会在他的梦里重新发现它。”

汽船逆流而上，我们在船上谈话，这时太阳已经西沉，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格林威治医院，一幢雄伟的宫殿似的大楼，原来是由两翼构成，两翼之间一片空地，从旁驰过的人，可以看见一座绿树葱茏的山，山上有座精致的小王宫。现在水上航船增多，越来越挤，我奇怪的是，这些庞大的船只互相避开，非常灵巧。船只相遇，一些真诚友好的面孔向你致意，一些你从未见过，也许也不会再见的面孔。船只从旁驰过，挨得很近，简直可以伸出手去相握，同时表示欢迎和送别。看见这么多鼓起的船帆，不由得心潮澎湃。岸边传来杂乱的哼唱，遥远的乐声和水手低沉的喧闹，你会心情奇妙地激动起来，然而蒙着夜雾白色的轻纱，各种事物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长长的光秃的桅杆高耸入云，宛如森林，还能看见。

黄衣人还一直站在我的身边，沉思着仰望高处，仿佛想在夜雾迷漫的天空寻找苍白的星星。他一面仰望高空，一面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和我说话，说话的口气，仿佛是把隐秘的思想不由自主地变成了话语：“自由和平等！在地上找不到，甚至在天上也没有，天上的星星也不平等，这一颗比那一颗更大，更明亮。没有一颗可以自由运行，大家都服从规定的铁的法则，奴役遍及天上人间。”

从河上看到的伦敦塔，可以看到被称为“叛徒之门”的水门。

“那就是伦敦塔[10]！”我们旅伴中突然有人指着一个高耸的建筑物叫了起来，它像一个鬼气森然的阴沉的梦，在雾气笼罩的伦敦拔地而起。

我见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东西，它使人惊愕不已，我看见了它还一直为之惊讶——这由房屋组成的石头森林依然凝固在我的记忆里，房屋之间是活生生的人脸汇成的汹涌澎湃的急流，带着五花八门的激情，它们的爱情，饥饿和仇恨都匆忙得可怕——我这说的是伦敦。

派一个哲学家到伦敦去：千万别派诗人！派哲学家去，把他放在琪普赛德[11]大街的一个拐角处，他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将比从最近一次莱比锡博览会上所有的图书里学到的东西更多。正如汹涌的人流在他四周喧嚣翻腾，新思想的汪洋大海也在他眼前渐渐涌起。在海上漂浮的永恒的精神将向他迎面吹拂，社会制度隐藏得最深的秘密将突然向他展现。他将清晰地听到并且清楚地看到世界的脉搏，因为如果伦敦是世界的右手，那活跃的、强劲的右手，那么从交易所通向唐宁街的那条马路，便可以视为世界的大动脉。

可是别派诗人到伦敦去！这种浸透一切事物的严峻无情，惊人的单调，机器似的动作，快乐本身的憎恶，这放纵无度的伦敦扼杀人们的想象力，撕碎人的心。你们若甚至于派一个德国诗人前去，一个梦想家，他会在任何现象面前都停住脚步，譬如站在一个衣衫褴褛的丐妇或者一家珠光宝气的金匠铺子面前不走——啊！这下他可就惨了，他会被人家从四面八方推来搡去，甚至被人轻轻地骂一声God damn[12]！给推倒在地。God damn！这该死的推搡！我很快就发现，这个民族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们过惯了阔绰的日子，尽管这个国家的衣食比我们那儿昂贵，他们却想比我们吃得好穿得好；故作高贵，也就负债累累，尽管如此，为了摆阔装富，他们有时也大肆挥霍大量金币，付钱给别的民族，为了自己高兴而让他们互相殴打。此外还给这些国家可敬的君王们一道精美的甜食——因此约翰牛[13]只好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干活，为了挣钱支付这些开销。他白天黑夜都得绞尽脑汁，发明新的机器，满头大汗地坐在那里算来算去；目不旁骛地连奔带跑，从码头到交易所，从交易所到海边。倘若他在琪普赛德大街的拐角处，把一个站在画店前面傻看、拦住去路的可怜诗人颇为粗暴地撞到一边，那也完全情有可原。“God damn！”

拿破仑抢渡别列津纳河（文中译为贝雷西娜河）

1866年，亚努阿雷·苏霍多尔斯基，油画

现藏于波兹南的国家博物馆

1812年11月穿越别列津纳河

彼得·冯·赫斯，1844年，油画

现藏于冬宫博物馆

在琪普赛德大街拐角处傻看的那幅画乃是《法兰西人渡过贝雷西娜河》[14]。

我从观赏中惊醒过来，再往人头攒动的大街瞥上一眼，那里男男女女，孩子，马匹，驿车，色彩斑驳地搅在一起，其中还有一个送葬的队伍，它们喧闹，喊叫，呻吟，车声隆隆，向前滚动，这时我觉得仿佛整个伦敦便成了一座贝雷西娜大桥，每个人为了苟且偷生，怕得要死，都想挤过去。大胆放肆的骑兵，把可怜的步行者踩倒在地。谁若倒了下去，就算永远完蛋。最好的伙伴也毫无感情地一个踩着另一个的尸体匆忙地跑过去，而成千上万精疲力竭、浑身流血的人想要紧紧抓住桥上的木板，可是徒然，结果全都跌进死亡的冰穴之中。

相反，在我们亲爱的德国是多么明朗欢快，多么舒适宜人啊！事物的运行在这里是何等徐缓，如在梦中，又是何等安详，如在安息日一样！卫兵安安静静地上岗，制服和房屋在宁静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燕子在瓷砖墙上翩跹，胖乎乎的司法顾问官的太太们在窗前微笑，静得发出回声的大街上有足够的地方：狗儿碰在一起可以互相嗅个痛快，人们可以舒服地站住脚步议论剧院的演出，深深地鞠躬，并且深深地致意，这时有一位高贵的小无赖或者一位次等小无赖从旁走过，穿旧了的小外套上挂着花花绿绿的小绶带，或者有一位头上扑粉身穿锈金衣衫的宫廷小侍卫长一边仁慈地回礼，一边踩着舞步似的从旁走过。

我原来下定决心，对于伦敦的绝妙之处不表示惊讶，对此我已颇有所闻。可是我和那个可怜的学童情况相同，他决心对他该挨的板子不去感觉。情况原来该是这样，他原来期待着人家用平常的板子，以平常的方式，平平常常地在他的背上痛打一顿，可情况不是如此，他在不平常的地方，让人家用一根细藤条，给了他一顿不平常的痛打，我期待着宏伟的宫殿，看见的却尽是些矮小的房屋，但是恰好是这些小屋的式样单调及其难以估算的数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些砖砌的房屋受到潮气和煤烟的侵蚀获得同样的颜色，都变成略带褐色的橄榄绿。它们建造的式样雷同，通常都是两三个窗户宽，三个窗户高，屋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红砖烟囱，看上去就像一颗颗刚拔出来的血淋淋的牙齿。这些房屋构成的宽阔整齐的马路就像是两排其长无比的军营里的营房。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每个英国家庭，哪怕只是两口之家，都想要住一整幢房子，拥有他们自己的城堡。有钱的投机商迎合这种需要，就建造了整条整条的街，然后又把那里的房子一幢一幢地出售。城市的主要大街，是伦敦的商业和手工业行会所在地，那里还有古色古香的房子分散在新房子之间，房子的正面直达屋顶，覆盖着几尺长的姓名和数字，通常是金色的浮雕：在那里房屋单调划一的特点不那么引人注目，尤其因为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的新奇美丽的产品琳琅满目，使外国人目不暇接，因而更加无人在意。不仅是这些陈列的物品自己产生最大的效果，因为英国人总把自己提供的产品做得尽善尽美，每件奢侈品，每盏星灯，每只靴子，每把茶壶和每条女裙总是那么精致完美，讨人喜欢。便是陈列的艺术，色彩的对比和花式的繁多也赋予英国商店以特有的魅力，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必需品也显出使人感到意外的魔力。平常食品也通过新式照明而吸引我们，甚至生鱼，经过加工也显得招人喜爱，那鱼鳞的彩虹似的光泽使我们赏心悦目，生肉像是画在彩色小瓷盘里，四周圈着新鲜的芹菜，是的，一切都像是画出来的,让我们想起弗朗茨·米里斯[15]的光彩夺目可又如此质补的画幅。只有这里的人不像在这些荷兰画幅上那样开朗欢快，他们神情极端严肃地出售最快活的玩意儿，他们服装的式样和色彩同他们的房屋一样单调。

弗朗茨·米里斯（1635年4月16日-1681年3月12日）

在伦敦的另一端，人们称之为西边，the west end of the town[16]，住着比较高贵而又不大忙碌的阶层，在那里房屋的单调更为明显；可是这里有整条整条长长的、宽阔的大街，所有的房子都像宫殿一样宏大，但是外观绝不出众，只不过这些房子和伦敦一切不甚简陋的住房一样，二楼的窗户安装了有铁栏杆的阳台，在底层也有一道黑色的铁栏杆，用来保护低于地面的地下室住宅。在城市的这一部分也有宽大的广场：像上面所描写的，一排排房屋组成一个四边形，中间便形成一个四周用黑色的铁栏杆围起来的花园，里面放着一座什么人的塑像。在所有这些广场和大街上，外国人的眼睛会看到摇摇欲坠的贫困的茅屋，到处都充斥着财富和高雅。穷人连同褴褛的衣衫和苦涩的眼泪，被挤进偏僻的小巷和阴暗潮湿的过道。

因此只在伦敦宽阔的大街上徜徉而没有闯进真正贫民窟的外国人，对于伦敦究竟有多少苦难毫无觉察，或者见得很少，只有偶尔在一条阴暗小巷的巷口，默默地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干瘪的胸前抱着一个婴儿，在用眼睛乞讨。这双眼睛还是美丽的明眸时，也许你还会看上一眼，而现在你在她眼里看到一片苦难，会大吃一惊。乞丐一般都是老年人，大多是黑人，他们站在街角，或者为行人扫出一条小路——这在遍地垃圾的伦敦非常有益——从而要一个铜板。穷人得到晚上才从他藏身的角落里悄悄地溜出来，伴随着他们的是罪恶和罪行。他们的苦难和到处炫耀的富人的骄纵越是形成对比，他们就越发害怕白昼的光芒。只有饥饿迫使他们有时在中午从阴暗的小巷里出来，这时他们睁着一双沉默无语却又不住诉说的眼睛站在那里，抬起头来凝望着那兜里钱币叮当乱响，忙忙碌碌，急匆匆地从旁走过的富商，或者凝望着那无所事事的爵士，他像一位怡然自得的天神，骑着高头大马四处游荡，偶尔向他身下拥挤的人群投去冷漠而高贵的一瞥，仿佛他们全是渺小的蚂蚁，或者只是一堆低等的造物，他们的快乐和痛苦跟他的感情毫无共同之处——因为英国的贵族飘浮在这些紧贴着地面的贱民之上，他们就像是高级的生物，把小小的英国只视为他们歇脚的旅店，把意大利视为他们消夏的花园，把巴黎视为他们社交的客厅，是啊，把整个世界视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无忧无愁，无拘无束地向前飘浮，他们的黄金是护身符，会用魔力使他们最疯狂的愿望得以实现。

可怜的穷人！你的饥饿不知使你多么痛苦，别人却以嘲弄的神情，穷奢极欲，纵情享受！倘若别人无动于衷地随手扔块干面包皮到你怀里，你用来泡软它而流下的泪水会是多么苦涩啊！你用你自己的泪水毒害了你自己。你当然有理由去与罪恶罪行为伍。遭到社会唾弃的罪犯往往比那些生性冷漠、无瑕可击、俨然美德化身的市民心里怀有更多的人性，在那些美德化身的市民苍白的心里邪恶的力量业已熄灭，但是善良的力量也荡然无存。甚至罪恶也并非永远是罪恶。我看见过一些妇女，她们的脸上画着罪恶的红晕，而天国的纯洁却寓于她们心中。我看见过这些女人——我真希望，还能再见到她们！

本文载于《自白：海涅散文菁华》，海涅著，张玉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英文:我的家便是我的城堡。

[2] 法文：一种英国式的聊天。

[3] 同上书，第18页。

[4] 指欧洲大陆。

[5] 海涅一语双关，称这座1691年建造的王宫为剧院。这里指王宫里举行的典礼。

[6] 神父做弥撒时有人辅祭，在此指他家里的管事、仆役、帮手。

[7] 法文：谁想到歪处去，就该倒霉。这是1350年成立的裤带骑士团的格言，该骑士团为英国最高骑士团。据说在一次舞会上，英王爱德华三世的情人把吊袜带丢了，国王拣起带子，系在自己的左膝上，说道：谁想到歪处去，就该倒霉。该团骑士都把用金字写着这一格言的蓝色天鹅绒带子系在左膝下面。

[8] 伦敦的牲口市场，原先为行刑地。

[9] 王宫为当时巴黎的一个热闹场所，有赌场，商店，咖啡馆，18世纪末是巴黎社会的享乐之徒聚集之地和妓女的活动场所:“宫廷命妇”影射的是卖笑女郎。

[10] 古代曾作幽禁重要囚犯的监狱，因而闻名于世。

[11] 这是伦敦最热闹的大街之一。

[12] 英文：真该死。

[13] 英国人的绰号。

[14] 贝雷西娜为俄国境内第聂伯尔河支流，在明斯克省，1812年12月4日拿破仑大军从俄罗斯溃退，在渡贝雷西娜河时受到重创，渡桥断裂，死伤无数，损失惨重，标志着拿破仑侵俄彻底失败。海涅在此指以此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一幅画。

[15] 弗朗茨·米里斯（1635-1681），荷兰画家，以画小型风俗画和肖像画著称。

[16] 英文：城市的西边。

编辑 丨张宇一

校对 丨王　锐

审核 丨杨勇、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