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说：逆境之下更要挺直脊梁

有个朋友给我私信。说，最近的生活过得太难了。从20多岁在广东打工，从最基础的流水线做起，到自己有了个小工厂。2020年的时候把工厂给转让了，得了好几百万块钱，回乡想开个连锁火锅店。没想到，刚装修好，还没等开业，遇上了三年特殊时期。

最近，房东找到他，倒不是催房租，而是说免他一年房租，让他把火锅店重新做起来。本是一件好事，结果打开店面一看，傻眼了，全部的装修有大半都已经不堪再用，投下去的两百多万基本是打了水漂。

他跟我说，兄弟，你看我多难啊。

我说，你不难，真的不难。第一，你没外债；第二，你还有积蓄；第三，你再难，还能难过1918年那时候的教员吗？

时间推回到1918年，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十九世纪，列强轮番侵略中国，腐朽的清廷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侵略者的长枪大炮下奴颜婢膝，却将战争赔款肆无忌惮转嫁到人民头上。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当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清王朝反动统治“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急，发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

各地反抗此起彼伏，终于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给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摧毁性打击，革命果实反倒被反动军阀所篡夺，中国人民仍受着压迫和奴役。

各派军阀称帝，复辟、争战，一幕闹剧接着一幕闹剧，搞得中国内忧外患，山河破碎。大批有志救国的青年，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追求新思想，渴望冲破封建束缚，到国外去寻求救国真理。

1917年初，蔡元培、吴玉章等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同时大量留法预备学校成立。

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运动，从北京发源，很快就席卷全国，这自然也包括正在橘子洲头吟诵“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教员。

1918年8月15日，教员和萧子升等20多名青年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乘火车离开长沙，8月19日到达北京。

此时，受法国国内经济状况不佳和国内捐款渠道不畅等因素的影响，北京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已经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要出国，就需要自己去筹钱解决旅费。这也给满腔热血从湖南奔赴北京的教员一行人，当头泼了一盘冰水。

人生地不熟，加之阮囊羞涩。无奈之下，教员先是寄住在钟楼北侧豆腐池胡同9号，也就是恩师杨昌济的“板仓杨寓”。

之后，为了便于联络，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就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夹道7号（今吉安左巷8号）租了3间房，“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十分清苦。

与韶山的自给自足不同，到了北京这个大城市，一睁眼，就是吃喝拉撒的开销。许多年之后，教员在陕北保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

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经北大校长蔡元培书面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教员谋了份临时差事——图书馆试用书记，负责管理新闻纸阅览室（第二阅览室）上海《申报》、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15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前来看报人的姓名，月薪8块大洋。

在图书馆所在的红楼里，教员“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是啊，大人物们又有几人，会舍得低下头，俯视一下那些远远不如他们的芸芸众生呢？

自命不凡和高高在上，历来是资本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臭毛病。这种毛病与生俱来，并不因为地位和身份的不同，而产生任何改变。

拿傅斯年来说，1945年7月，他与黄炎培等5人被推选为代表飞赴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几日，他与教员两人单独聊了一夜。

那一夜，两人上天下地，谈得很是投机。其中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教员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但他认为教员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所以心底认为他不过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傅斯年不忘挖苦教员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面对傅斯年的不敬，教员在赠傅斯年的字幅中，题了首诗回敬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成见这东西，一旦产生就很难消弭，这也告诉我们，人世间最难的事情，就是现如今的自己去否定曾经的自己。多少人为了掩饰之前的错误，而犯下了更多的错误。

五四期间，如果问一个进步青年，你最敬佩的人是谁。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会是“陈独秀和胡适”。作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教员也不例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教员曾专门为是否出国一事，上门“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而在胡适日记里对此的记载仅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这一句话。

确实，小人物的大事，能成为大人物的小事，记入日记，传扬出去，反倒应该是颂扬大人物气度的美事了。

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教员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究竟是因真理的追求所驱动，或是因生计的窘迫而无奈接受呢？

时光飞逝、沧海桑田，此间的初衷，已无可探究。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北大的经历，才让教员有了接触各位革命先驱的机会，才得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深度滋润，进而有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的毛泽东思想。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北大工作，教员得以时常向李大钊请教问题，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各种新思潮研讨活动，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聆听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演说，阅读《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开始了解俄国十月革命。

教员表现出来的非凡抱负、理想和才干，深得李大钊赞许，评价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

31年后，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途中，教员深情回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教员加入了北大哲学研究会，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东西诸家哲学著作，进一步拓宽了知识视野，提高了研究哲学的兴趣。1921年初，他谈到个人研究计划时曾明确地说：“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趣，喜欢研究哲学。”

1936年9月22日，他自延安致信蔡元培：“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可见，毛泽东不仅在北大校内旁听，而且遇有名人在校外讲演，也是往听不放。

明明是解决生计的无奈之举。到了教员这里，却主动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利条件，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思辨各种学说，“找寻出路”。逐渐地，他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教员后来回忆，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大学各种思想、学术争奇斗艳，毛泽东在这里参加了过去参加不了的学术活动、阅读了过去阅读不到的书籍，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之事,我事之师。

生而为人，一辈子没有谁是一帆风顺的，从某种意义而言，跌宕起伏或许才能体验更为厚重的人生。向死而生，本就是生命的归属。身处逆境，怨天尤人，并不能改变际遇，反倒是接受现实，沉下心来，从逆境中寻找契机，积蓄逆袭的能量。要相信“会好起来的”。

因为，人生既然不会一帆风顺，自然也就不会一跌到底。

困难的时候，想想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做佐理的教员，你现在的困境，比他还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