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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我得知高考分数和一本线的那几天，哭了个呼天抢地。我离一本线差了两分。
我高中的成绩不算特别突出，但是在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都能上一本的重点高中火箭班，我以为自己至少过保底一本线没有问题。没想到，还是成为了全班仅有的跌破线的几个人之一。
我哭着跟爸妈说，我要复读。
我的父母竭力阻止。他们态度非常坚决，我妈给的理由是，“我复读过，我知道那个苦，不希望你再受那个苦了。” 这话对于我说服力并不大，我没有受过那个苦，无法想象那苦，一心只想着雪耻。当时家里还是照当地习俗小小摆了升学宴，我非常抵触。就考一个二本大学，有什么好庆祝的？
后来说服我的是一位很亲近的阿姨。她说，高考没考好不代表一切，还可以考研究生，考博士。你看我认识那谁谁，大学就只是上了一个xxx师院，但是她自己一直努力，后来又考上了xx大学的研究生、又考上了博士，现在都去美国了，还是走了很远。这个叙事和这个实际的例子都非常打动我，以至于十几年过去我依然印象深刻。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来说，从一个小地方小破本科一路走向研究生走向博士走向美国的开挂人生比眼下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更能带来对人生的美好想象。原来，我还可以走那么远。如今，高考结束十几年后，我似乎的确走上了当时那位阿姨描绘的蓝图。在一所市重点的二本大学念本科后，我考雅思、写PS，去英国一所排名十左右的大学念了硕士，回国在一线城市工作几年后，又再次考雅思、写研究计划, 申请到了香港一所大学念全奖博士。去年博士毕业后，跟着导师继续做博后。听起来，我已经走得很远了，似乎完全洗刷了高考失利的耻辱。
但是，那位阿姨一定没有想到的是，或者说，一种逆袭开挂的人生叙事没有囊括的是，在制度层面，这个世界的确给努力的人留出了一些逆袭的通道，但是在社会层面，一本之下，会成为这个人一生的羞耻。
我想讨论的，就是这个“社会层面”。
包括你逆袭后，进入的精英圈层。这个圈子，总是装作不经意地打量着你的出身，确认你是不是根正苗红。“你本科在哪里念的？” 往往成为“你是哪里人”的客套之后人们默默好奇的问题或者互相之间八卦的议题。包括你自己的羞耻感。在无数个聊天时刻，你耻于说出自己的本科大学。名校毕业的人往往会直接说出自己大学的名字，而我，往往只说自己读书的城市。当然，训练有术的精英并不会在听到一间无名大学后嘲笑你，只是，在说出后那一刻后现场的沉默，信息量已足够大。
包括自己社会积累的不足。当聊各自的经验时，你会从精英学生那里听得到许多熠熠生辉的机会与人脉，甚至一些对你来说遥远的名字/名词，对他们来说都是轻易的、熟悉的。而这些资源，又形成了他们当下和未来的抓手，让他们更容易地可以展开自己的触角。而你，在相比之下，忽然觉得自己的积累也没什么可说的，哪怕曾经让你骄傲的一些事，此刻也变得那么不足为道。
包括招聘和升学赤裸裸的筛选条件。这样的情况近年愈演愈烈。疫情之后，香港多所大学要求，博士生的入学标准是本科大学是世界前一百。而一些公司或高校的录取条件，恨不得把985、211高校本科毕业直接写在招聘标题上。哪怕在某些系统内部的资源竞争，一二本也成为了筛选条件，近期南林老师的自杀事件就凸显了本科局限造成的终身影响。
包括媒体上盛行的“他者化”叙事。这两年黄灯《我的二本学生》火了，似乎把“二本学生”从边缘带入了大众的视野。但是，媒体上可见的二本学生叙事，哪怕黄灯自己，都是把二本学生”他者化“的。二本学生好惨，二本学生好无奈，二本学生好沉默。大家带着同情的眼光凝视着这群被称之为“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为他们的迷茫和无力而唏嘘。或者，就是我阿姨那样的故事线，双非低学历学生如何逆袭。
它们，大抵是一些社会默认的非正式制度和规则。而正是这些非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我们在正式制度里的命运起伏和尊严起伏。而二本学生自己，始终失语。没多少人愿意说出自己就是二本学生。这是社会的参差在个体身上的具体经历和感受。因此，在这些年这样无数的错位感、羞耻感和失语后，我想作为二本学生，以自我为样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发出一些二本学生的声音。我个人可能只能代表二本，但在这个话题下，我还是很想尝试囊括三本、专科、专升本的同学一起来讨论。因为我身边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朋友，我发现大家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甚至一些一本尾巴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也在生活中不时经历着本科羞耻。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我用“二本”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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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二本羞耻”的帖子下，最高赞的回答是，你感到羞耻是因为自己选择了继续上升：
等你上了二本，你就发现周围的同学都是二本，你跟他们一起饮食起居，找一份跟大家差不多的工作。工作了以后呢，也许回老家当一个基层公务员，也许大城市里一个普通的白领，周围也少有名牌大学的人出现。逐渐地，你就忘了现在的这种耻辱感了，甚至看到你三本的同事，你还可能有一丝丝优越感。但是呢，如果你二本，拼了命地学习，考研考博，考到一个985，或者进了华为、阿里或投行。你发现周围的人的学习能力、谈吐、眼界见识等都比你强太多，那个时候，你拼命追赶只为了自己不掉队的时候，耻辱、自卑和悔恨真的是挥之不去。这篇帖子呈现了一个二本的分叉。如果你安于走一条这个社会给二本设计的普通道路，或者继续下沉，去到学历更低的世界降维打击，那你拥有的只有优越感；而如果你选择继续往上爬阶梯，那么你注定遇到碾压你的人，耻感和自卑也就接踵而来。
帖子这里说到的后者，可能正是我面临的困境。我的羞耻感来源于我往上爬，还要走向远方的蓝图，又带着一个血统不纯的过去。
我们称之为“凤尾困境”好了。
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我想先区别于一个非常流行的话题，阶层。
大众视野下，往往很容易把出国留学、高学历的背景等同于含着金钥匙出身的精英阶层，把二本学生等同于家境贫寒和出路无望。这些简化公式抹去了很多现实中的参差。实际上，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看，大量二三专的大学生并非与底层重合。这里的阶层可以分两个层面。一是毕业后的职业走向。按照中国职业阶层的划分，本科毕业生可能大体都属于中等阶层。上文提到的以985/211为筛选条件的用人单位和高校一般都是行业头部，而这社会上还有大量普通工作，其实是可以承载二三专学生的。对于能力较强的一些凤尾们，经过奋斗和积累，可能从经济实力、工作层级或专业技能上还能超过许多一本学生。二本学生并不等于人生无望。但这样也不能消弭一二本的隐形的沟壑。如果一个一本学生知道自己的上司或老板是二本学生时，那感受一定不一样。二本的中产和一本的中产，依然不是同一个凤群。因此，职业上的高低不一定能区别一二本身份，对二本学生的讨论无法和底层的讨论合并同类项。
二是原生家庭所属的阶层。二本学生的家庭出身比起一本生更复杂。有来自农村的、城市的，有家庭困顿的，也有大量小康之家，甚至还有精英家庭。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本的弱势家庭学生和二三本学生同样承受了社会不平等的后果，同样在经历着某种社会排斥和压迫，也都面临着被阶层和学历双丰收的精英审视与凝视的压力。但是，这两个群体在经受的不平等维度并不相同，前者遭遇的是阶层，后者遭遇的是教育体制。至少在中国，它们的优劣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整齐划一地聚集在同一个群体。相比一本学生精英阶级再生产和鲤鱼跃龙门两个极端的路径，二本学历对于不同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意味会非常不同。但不同的家庭出身对二本学生的影响可能是另一个更细化的议题，我这里聚焦的只是，二本学生毕业后因为自己的本科学历遭遇的困境。因此，跟《金榜题名之后》讨论的低阶层跃升的名校生不同，我这里讨论的二本学生不涉及阶层，只以一本线之上和之下这个硬指标为基础。
这个划分无法通过跃升克服。非一本像一个出厂设定，或者一个产品认证戳，伴随着你走到天涯海角。即使它不一定在就业或升学机会这类非常显性的层面发挥作用，也会在无数个你与其他人接触的微妙时刻，弱化掉你的其他强势。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鹅厂工作的二本的学生，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但是，一旦述职，就变成了名校pk的竞技场，业务能力一下不重要了，“藤校回来的人都骑在他的脖子上”。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我另一个朋友，靠自己的努力做到了行业内非常优异的位置，却还是会在一些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被合作伙伴问本科学校，而一些人在得到答案后，往往态度陡然转变。
二本带着一种永远被鄙视被凝视的底气不足。哪怕二本毕业生事业再成功，挣到再多钱，品味再好。在18岁的十字路口，大家就已经被输送上了社会不同的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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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本线那个大筛子在筛什么呢？我认为，最主要是能力。过去这些年，批判应试教育差不多成了主流认识。然而，表面上，大家对应试教育口诛笔伐，实际上，在生活中默默用应试教育的胜出与失败来评判他人的能力。上文提到的那些聊天中的沉默时刻，大家头脑中正在运转的，正是对这个人能力的掂量。
这里的能力，更多是指基础能力。它跟可以通过后天经验积累的业务能力很不同。它是一些通用的智识能力，包括思维能力、反应能力、理解能力、逻辑能力等等。
虽然高考分数是一个结果评价指标，但是人们往往会用它来审视你人生的两个能力形成过程，一个是高考前的能力，一个是高考后的能力。
高考前的能力需要天赋及基础教育中的个人与环境的投入，二者占其一才能为一个孩子保驾护航送上一本。如果两者都没有或者只占其一，那么就很有可能跌落进那85%的泯然众人。如果高考胜出，便充分证明了你对它们的拥有。
但更重要的是高考后的能力。这一个阶段的能力直接取决于本科学校的资源，即《金榜题名》里提到的“教育过程”。当人经过这段传送带时，才发生最悬殊的区别。
我遇到过一个鲜活又令人唏嘘的例子。几年前我偶然认识了两个大学即将毕业的男生，小A和小B。他们俩是河北某县的高中同学，高中时两人关系非常好，都是尖子生，小A比小B成绩还要好一些。然而高考时小A发挥失常，小B超常发挥，于是，小B考上了北大元培学院，小A只考了一所普通大学。大学最后阶段，在北大的小B已经顺利保研，将跟从最著名的学者继续求学，而小A还在辛苦而茫然地准备考研，不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此时的气质和谈吐完全不同。小B谈吐自信从容，对专业知识信手拈来，颇有大家风范，小A整个人都非常局促和不自信，完全看不出当年他也是班上的尖子生。他俩那微妙而尴尬的关系张力，也是藏在两人的互动中。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于一本生尤其是名校生来说，人生简直就是叠buff的过程。一本所代表的基础能力加优质教育资源，对一个人的能力从筛选标准和训练过程上都提供了一个“担保”。
用一位名校出身的知名人士的话说， “名校身份，大大降低了互信成本”。
在优绩崇拜的社会制度和逻辑下，重点大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筛选和训练体系。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稀缺，门槛高、难进入，能闯关拿下这个资源的人就很容易被认为具有争夺（占据）优质资源的能力。因此，一本内外的身份就已经认证了某一批人的许多特质，你只需要按照这个既定机制去进一步识别他人就好了。一个校名就可以瞬间解锁这个人的主要经历和能力，非常省事。可谓人与人交往的“懒人包”。如果你没有这重认证，别人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检验你是不是确实具备所期望的能力。我们成年后认识的人，无法了解我们之前的能力，只有“一本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具有共识性和稳定性的参考。考试是一个无视过往的评测体系，它对于考试失误或不擅长应试的个人非常不公，但是对于其他更多人来说，却是最简洁方便的一个能力互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闯关失败的二本生，就很容易被认为在这些能力方面不足，也就更难与他人发生能力互信。哪怕二本生后来挣到了更多筹码，因为你的原始筹码不够，依然很难兑换那个默认的“瞬时识别”的互信勋章。打不通关。即使二本学生继续升学、留学，也拼进了大厂名企，拥有了不错的前景，北大的本科生私下依然不愿意承认非北大本科的北大研究生博士生和自己是校友。一个再如何推崇教育多样化的人，也会无意识地骄傲自己的名校身份或为考上重点大学的贫困生而欢呼。因此，二本学生面临的互信成本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自己努力去填平能力和资源沟壑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别人相信你的能力已经完全克服掉本科弱势的成本。后者并不容易。比起个人努力，“出身”有更强大的瞬时说服能力。人们更倾向相信这个社会既有体制的筛选。在阶层固化和不确定性的时代，过去比未来更值钱，稳固的东西比变动的东西更容易取得信赖。这就加大了二本学生面临的结构困境。我们无法回到每个人的18岁去考察那时他们到底能力差异如何，但是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套或可被称为“优绩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影响和塑造，尤其是对于一直在教育体系里往上走的人（早早辍学的人或许并不能分清大学生和博士生的区别）。这些过关斩将考入大学的人，从小到大都被训练对这套体系的认知，并且清楚学历鄙视链的三六九等。成绩差，被权威批评，被认为前途暗淡；成绩好，被权威喜爱，被认为前途无量。在教育系统里，当成绩/学历被作为最可衡量的关键能力指标时，人们自然而然就在二者之间划了等号。无论与事实差距如何，这个等式基本形成了人们无需思考的共识。即使我们遇到了水平堪忧的一本生，质疑并不会针对一本的权威性，而更多的是怀疑，“这人怎么考上一本的？/这人还是一本的呢，怎么这样？”
反过来，对于二本的出身，我们自己也会感到羞耻和难为情。浸淫在教育系统里多年，我们早就习得并内化了这套区隔和筛选机制及其价值观，并且还会用来规训自己。面对一群优胜者时，自知自己是被同一个筛选机制淘汰下来的人，自知在高考那一刻，自己就成了一个失败者或者平庸之辈，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大方地承认。对于通过努力实现一路跃升的人，“一本之下”的过去，似乎给自己努力的结果打上了一道污点。自己变得不纯粹了。学历形成了一种文化区隔。尤其在一群凤中，当那些一路精英背景通关的人自在地讨论许多默认的话题时，你听不懂、插不进嘴，这时候，袭击你的，可能正是本科羞耻。
更要命的是，近几年，这个原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具体生活情境的出身羞耻，已经越来越显性地成了一个制度性筛选标准。就如黄灯所言，她是专科生，还做过女工，但是依然通过努力，考上博士，成为高校教师，获得了个人跃升。而她的学生们，别说专科，连二本都已经开始感到现实的困顿。阶层流动的阶梯正在被撤走。当阶层越来越固化，社会越来越内卷，“学历出身“已经越来越多地代替”最终学历“成为了一个资源分配的分流器。南京林业大学的宋老师被挡在大量学术资源之外，正是与他的本科出身相关。当一群差不多的人一同竞争工作或项目，本科最有优势的人，在这些时刻，也是最被优先考虑的。也就是说，一个原本是符号性的劣势，正在演变成各方面实质性的劣势。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却无法通过继续上升和努力来扭转这个出身的劣势。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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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要说“惨”，二本生肯定没有高中都没考上、中学都没念完的最底层“惨”。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二本群体的失语。现在的主流话语场呈现着两个端点。一端是知识精英，一端是最底层人。最闪耀的和最惨痛的，一个作为人间模板，一个作为人间猎奇。最普通的上不上、下不下的中间人，极难吸引注意。也就是说，在公共话语这个维度上，二本生反而成了最底层。“……所有的二本都没法认可自己是二本，这是一个错误的身份标识，或者这是一个不体面的身份标识……我觉得这里面还有时代更替。往前推个十年二十年，可能还有乡村羞耻，但现在如果物质上没有大的隔阂，乡村身份进了城市倒有可能成为社交货币……在社媒上，也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厂妹、电工、骑手、农人，他们是作为对城市普通人的精神纾解而存在的。现在就是最普通的、最没可说的，成为了话语最底端的。（jingjing）”
我们这些average man（均值人）, 既不能引领时代潮水的方向，又没有惨到能激发人们的正义感来帮忙翻身，似乎没有必要占据公共媒体资源。社会需要我们沉默来维持稳定。但是失语或放弃表达，会不会遮蔽很多东西呢？写这篇文章，我就是想揭一下盖子。
前一阵当我知道某最顶流播客的主播是北大毕业生后，忽然一下很生气。太多公共媒体上的KOL都是这几所名校的兄弟会姐妹会了。不胜枚举。那谁谁，那谁谁，相信你马上就能想到好几个。
我细细思索我的情绪到底源于何处。它一定不是针对这些人个体的，因为这些人我本人都非常喜欢和欣赏。那它是因为什么呢？我想，大抵是因为，一种被代言的不满。
当然精英们并没有宣称过我在代言谁。但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用自己对话语场的占据潜移默化地代言了。需要承认，他们拥有超强理解力和诠释能力，也永远能表达深刻而漂亮的话语，能高效地输出基于一本本书一套套理论以及无数次国际穿越的思想。他们非常擅长使用媒体资源和知识精英资源，能撬动大把的资源联合起来推动许多事，并且让这些事出现在更多人视野里。他们表达得如此有道理，好像把我们说不出来的感受都说了，把我们这个世界准确地诠释了，我们激动地转发和讨论，许多年轻人也视之为楷模。于是，“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独属于一本群体的名词成为了网络流行词汇；与此同时，代表二本学生的，只有一个客体化的“我的二本学生”。（或许还可以考察下“躺平”语系都是什么学历的人说得最多）也包括当今一众顶尖高校学者的火爆。每次看到许知远跟那些大佬们讨论“现在的年轻人”时，我都觉得非常困惑，为什么他们不能谈谈自己中年人的事儿，总是给年轻人指点江山？早些年百家讲坛的学者被推崇，是因为讲他们专长的知识；现在学者被推崇，往往在于他们给年轻人下了极具洞察力的诊断书，又给出了更深刻的人生指南。他们那格外有道理的话语，总让我感觉怪怪的。可能怪在，自己的生活好像被抹平了。那些可知可感的丰富的生活质感，被截取和简化成了不属于我的概念和话语。但因为太过有道理，而又容易让人相信是正是如此。但我会怀疑，他们，就代表了我们当代年轻人的思想吗。他们就代表了我吗？那些精英话语，表达的是我吗？那些知名学者们，真的了解20%（全国一本大致平均录取率）以外的中国年轻人吗？我想，我不满的，大概是某一类群体对话语场的占据，造成了众人被代表的假象。而从我生活中长出来的声音，极少听到过。许多人都在讨论和忧虑着“优秀的绵羊”和高分“空心人”，却极少有人去仔细看看想想，那些被精英系统淘汰的人只有迷茫和前途暗淡吗？由能力最优异的人统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吗？我们的疲惫是不是正来源于精英崇拜所带来的“向上看”的价值体系呢？在精英教育不涵盖的范围，有没有反而藏着一些未被重视的良性社会的特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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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不是仇富式泄愤，更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揶揄，我也不想进入一种“一本可以的、我们也可以”的逆袭宣言。逆袭还是重复并强化了这套不公的体系。产生“不满”导向的不一定是斗争，而可能是另一种想象。最后部分，我想打开更多理解与想象。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位人类学家发了一条状态，“最近十年最紧迫的任务……从脆弱性出发去重新想象一种美好生活 ” 。我有被深深触动到。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被训练要从“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和上升逻辑去想象生活，去理解世界，去实践我们每一次的上升。而这个观点，提出了一个替代可能（alternative)，从“高快强“和”高大上“这套叙事排斥掉的”脆弱性“去，重新，想象，一种美好生活。类似的，前两年瞬间爆火的农大叶老师的演讲也提出，“像弱者一样去感受世界。” 这不只是同情，也不是自上而下的关照，而是从底儿倒个个儿，用那些被主流社会排斥掉的、边缘化的社会价值观和特质，再重新去想象一个新的世界，重新去定义许多事物。分数线或许的确可以看到很多基础能力，但同时也看不到大量人之为人的特质。而我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了许多二本学生非精英但又有益于社会的特质。
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中国公益界。在这个行业全职工作的几年，我接触的同行或自主志愿者（非学校组织的志愿者），大量都是一本尾巴或一本之下的学生。当然也有名校生做公益，但是他们做公益往往带着精英范儿，要么把精英体系移植过来，要么刷经历当跳板，要么只是一时的愤世嫉俗。北大有一位老师曾调侃北大学生：大一大二时他们愤世嫉俗，纷纷去贫灾地区支教，见过世间的困苦之后，大三大四时，他们就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相比之下，二本毕业生踏实许多。跟我接触比较多的同行，我能经常感受到他们的赤诚、耐性和朴实。他/我们极少为自己个人的上升或对资源的占有考虑，而总是考虑着如何把事情做出来，做好。可能因为放弃上升通道的成本并不高，他/我们更能安于投入到回报不那么快也不那么高的事业中。他们做事情可能会不够漂亮和出彩，但是往往比较扎实和认真。因为本来就不占据着优势资源，他/我们也不会焦虑着如何维护自己的资源与地位，而是怀抱着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和社会情怀。他/我们不担心失去，因为本来也没有拥有太多。他们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我们还不够精明，可能还带着一些傻气。他/我们对抽象物的理解也比较困难，更多靠直觉。但是，我会发现，这些离抽象更远的人，反而往往离人更近。
离人更近，意味着，更容易感知到人作为人在生活的流动中具体而微妙的痛苦与挣扎，更能理解人的感受，也跟弱者更能共情。他/我们可能不太会大谈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理想社会（那更多是精英话语），而是从自身经历、感受和对身边的观察出发，对他人的缺失和痛苦不忍，渴望救危扶难，或者看不惯不公义的事，想要做些什么。这是高考不会筛选的特质。这是对阶层跃升没有多少帮助的特质。可这些特质，可能正是这个人之为人的社会非常需要的。我们的生活不只需要智识和抢夺资源的能力，还需要大量这套体系以外的人格品质和能力。譬如同理心、坚韧、利他、脚踏实地（不是情商）。精英的思路，总是把一切人类需求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产业化、以及等级化，于是催生了心理学专业、心理咨询产业、身心灵产业、这个证那个证……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些东西，离我们的需求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人们总是在每一个社会需求上复制这样的道路，我认为是一种反思的缺乏和懒惰。而我从许多二本学生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思路的潜在性。只是它们从未被认为有价值。
当然我个人的样本量难免有偏差，我也邀请每一个看见这篇文章的你一起去注意和总结你看到的非一本学生的良性社会特质。一本之下，本来就有80%以上的年轻人，如果我们从这些大多数年轻人的特质去重新想象一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它还会让我们如此疲惫、绝望和无力吗？
我希望，打开这个想象之后，我们的本科羞耻可以减轻许多，甚至被消解。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只有一套评价标准和体系。我们的出身这个事实无法消除，但是我们所建构的耻感可以在重新的定义和诠释中被化解。当我们开始自我确信自己的身份时，我们也就有底气去争取我们的实质利益，比如筛选条件的不公。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要做的，是和女性、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被殖民者类似的事，确信自己的身份，反抗主流叙事，重新定义社会，建构自我叙事。
欣喜的是，我们已经能在公共媒体上欣喜地看到一些普通人群自我确信的叙事。比如两位三本女性做的播客“feacher非老师”，她们对谈了一期“毕竟不是谁都能金榜题名，我们「三本」之后的人生”；比如普通劳动者的在微博上发布的一系列 “如果都去考大学了，谁来烤好吃的面包呢/美味披萨谁来做呢”。
（此图为微博号“思想聚焦”发布，“朝颜爱奇遇”转发）
写这篇文章，我也希望能洗刷掉自身的本科羞耻。这篇文章写到一半时，我见了一位本科一本的朋友。她非常理所应当地说自己博士毕业后选择去二本学校就职是因为 “没接触过二本学生”。我第一次，毫无羞耻感甚至有几分骄傲地笑着跟她说，“我就是二本学生呀。” 她一下沉默了，似乎有些错愕，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十几年的朋友，会和自己习惯性“他者化”凝视的“二本学生”联系在一起。
是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他们”，我就是二本学生。
感谢参与到这篇文章深度讨论的晶晶、Emma、战洋和吴丹，文章大量信息直接源自她们的原话。如果没有她们，这篇文章不会成形，她们也是创作者的一部分。在写最后一部分时，我头脑中想到的是对一些具体的人的描述，感恩与你们的相遇。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727346/answer/728087838澎湃新闻，2022，项飙对谈迈克尔·桑德尔：我们如何摆脱“优绩主义”？郑雅君，2023，《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上海三联书店（图片均来自网络。因一二本录取率因省份因年份均不同，难以找到一个全国恒定的一本率。本文的数据来取自2023年各省一本录取率平均数的概数，实际计算为23.41%。文中数字不作精确统计，仅为论述参考。搜数据过程中，惊诧地发现北京天津一本线竟达到了百分之四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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