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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之死
那种血淋淋的残酷日子，让我过早地成熟。
我们的校长叫高万春，个子高高的，很魁梧，戴一副眼镜，走道老爱背着手，昂着头，很威严的样子，不仅我们学生，就是老师见了他，都有些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怕他。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这所自一八七一年成立的汇文老校的校长的，但他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这是三十多年过后经过时间淘汰人们一致的评价。
他很爱听课，这时候，讲课的老师、上课的学生，都格外紧张。因为他懂行，发现问题，会不客气地指出。不合格的老师，会被他请出我们的学校。他一门心思就抓教学。我刚刚入学的时候，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讲，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是闻一多的学生。想想，那时，他四十多岁的样子，最多不到五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又有学问，不住从他的眼镜片往外冒，一副正直不阿的劲头，多少有些盛气凌人。难怪大家都有些怕他。
我们学校曾经有一块墙报，起名叫“百花”，是语文教研组的老师组织同学办的，用两块墨绿色的乒乓球台挂在教学楼一楼大厅里，每一期上贴满大多是我们同学的幼稚作文。高校长很喜欢这块园地，常写些文章，也贴在这里发表。这让大家越发敬重，他的文章确实写得好，他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嘴把式，不是那种以大老粗自居的领导。越是这样的领导，威严自在，大家便更加怕他。
我们学生远远见到他，都绕着走，生怕和他碰面。我在学校六年，一共和他打过两次照面。一次，我们班下午提前下了自习课，我和同学一边下楼，一边哼起了歌。并不是不知道别的班还没下课，我们只是小声地哼着。那时，刚演完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作曲的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很红，我们就是唱着这首歌，下到一楼最后一个楼梯的时候，傻了眼。高校长正背着手昂着头，守株待兔一般等我们下来，然后劈头盖脑厉声问我们：“你们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即使三十多年过去了，他那问话和他那样子，我记得还是那样清楚。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吓破了胆，立刻卡了壳，噤若寒蝉。
另一次，是我上了高二，一天班主任对我说高校长叫我到校长室去一趟。那时，学生去校长室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不是挨训，就是挨批。我问班主任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心里便越发发虚，不知自己什么错又栽在高校长的手里！忐忑不安地走进校长室，高校长问我最近学习怎么样？抓得紧不紧？又问我班上的情况怎么样？……一大串问题问过之后，又教育我半天要懂得谦虚谨慎，不要骄傲翘尾巴，学无止境之类，弄得我摸不着头脑，一个劲地检查自己这些天是不是犯了骄傲的错？说到最后，高校长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这是英文版的《中国妇女》，你的一篇作文翻译成了英文刊登在上面了……”高校长就是这样一个严厉的人，就是本该表扬你的事，他也不苟言笑，让你想翘翘尾巴都不敢了。其实，事过三十多年之后，到今天我才知道当年破例允许我进学校图书馆里找书看的，正是他的指示。当时有同学找图书馆老师吵，向学校提意见，他照样坚持自己的主见：要给爱学习的学生开小灶。只是那时我默默承受着他的照顾，并不知道罢了，只知道他对我是那样严厉。
大概就是高校长的性格，酿造了他的悲剧。他肯定遭受了不少人的恨，尤其是那些常受到他严厉批评的学生的恨，这些学生都是学习极差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毕业离开学校，不可能把高校长怎么着。偏偏来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得这些学生一下子跳蚤变成了龙种，他们凭当时所谓出身好而成了学校第一批的红卫兵。他们当然把高校长第一个揪上台批斗。如果仅仅是像现在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天天揪上台剃个阴阳头、弯腰低头来个喷气式，倒也罢了。偏偏这些红卫兵抡起皮带把高校长打得个鲜血淋漓，然后把他关进二楼的阶梯教室里。那一天晚上，红卫兵从外面又抓进来曲艺团的一男一女，说是流氓，一通皮带棍棒乱打，活生生把这两人打死。他们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法西斯的那一套，居然命令高校长抱着这两个死尸跳舞。这还不算，他们知道高校长是闻一多的学生，又命令高校长交代出当年杀害闻一多的凶手名单，第二天必须交出。高校长只是闻一多的一个学生，他怎么会知道凶手是谁！他知道杀害这一对男女的凶手是他自己的学生！他忍无可忍，他曾经是多么刚正威严的人啊，宁作刚直的栋，不作弯腰的钩。这一天的夜里，他从阶梯教室的窗户里爬出跳下楼自杀了……我们在第二天看到的只是他的尸体了。我无法想象曾经那样一个威严的活生生的校长就这样被他自己的学生活活地折磨死了。一个曾经那样生机勃勃的生命就这样说消失就消失了。
高校长已经死去整整三十一年了。我们这些学生，我这一届的人今年整整五十，比我小的学生也是该往五十岁上走的人了。当年残害高校长的学生，有的就是我的同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年这件事？在月明风清的夜晚，或在风雨飘摇的夜晚，搂着妻儿老少，或夜不成寐的时候，是否会想起高校长那从阶梯教室里跳下楼凄怆的身影，和他们自己挥舞着皮带疯狂的身影？他们的灵魂会得安宁吗？
我猜想高校长的灵魂至今不会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