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访彭学斌：大马华人的华语音乐路
本文根据浪潮X彭学斌采访整理
离开马来西亚
彭学斌出生在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新山，那里终年潮热多雨。近年很知名的马来华裔作家黄锦树也是柔佛州人，黄在《雨》中写道：“无边无际连绵的季风雨，水獭也许会再度化身为鲸。”
从高温潮湿的赤道飞往四季分明的台湾求学，彭学斌起初无法适应那里的气候，一到冬天鼻子就堵塞充血。在校期间，他参加了许多创作比赛，认识了一些音乐人，却一直没有机会入行。本已做好毕业后回马来西亚上班的准备，幸好在大学最后一年的金旋奖，他被评委李安修发现，介绍进艺能动音制作部担任助理，得以暂留台湾。
初入制作部，彭学斌有一种美梦成真、如鱼得水的感觉。“有时候在录音室就会碰到齐豫、齐秦，像陈耀川、周治平、张洪量、林隆璇，很容易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碰到他们。原本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突然就出现在生活里，接触到的音乐人都是我当初非常向往的。”
他是听中文歌长大的。父亲从前在华人中学当音乐老师，除了西洋古典乐也喜欢胡松华、李谷一、董文华、朱逢博等的内地艺术歌曲，幼时他跟着爸爸听这些歌，也听了许多来自华人世界的儿歌比如《小铃铛》《泥娃娃》《小毛驴》。后来父亲开起中文书店，他就常常待在书店里，看漫画、看小说，培养了良好的中文能力。书店还有一部分卖音乐产品，父亲给店里订卡带，常多订一卷留给他，从小家里有很多很多卡带。
伴随八十年代台湾校园民歌风行，港乐兴盛，中学时彭学斌接触了大量校园民歌，滚石唱片、飞碟唱片出的中文歌和来自香港的粤语歌。他看到陈百强在台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听到苏来、李泰祥以诗谱曲音韵隽永，见到梁文福、巫启贤、黎沸挥等创作人在新加坡民谣运动中涌现出来，彼时新加坡校园里一些喜欢音乐的人开始大量创作，出版作品合集。“我住的新山最靠近新加坡，他们有时候会过来我们中学宣传，听到他们能够唱自己写的歌，很羡慕。马来西亚这边的大专学院也有创作工作坊，环境里有一种创作风气。”他记忆中写的第一首歌是以席慕容的诗《十六岁的花季》谱曲，并在中学音乐活动中公开弹唱。
“十二岁那年我爸帮朋友卖钢琴，家里里突然从买不起一架钢琴到一下搬来十二架，卖到最后一台时，我爸问我想不想学钢琴，我当然是想！他就把最后一台留了下来。”到高中毕业前，他学了六年钢琴，离想上的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尚有一段距离，所以唯有先去台湾上侨大先修班。可就在侨大先修班那一年，他对念音乐这一科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台湾当时没有流行或实用音乐科系，古典乐不是他想走的路线，他想不如选政大新闻系，学传播对将来做唱片或许有帮助。
入政大后，彭学斌活跃于校内外各种创作比赛，诸如政大金旋奖、木船民谣歌唱大赛。通过这些比赛，他和当时还在上学的陈珊妮、陈绮贞、陈建宁成为朋友，也结识了第一位音乐上的伯乐——丁晓雯老师。
左起：陈绮贞、彭学斌、梁静茹 （来源：陈绮贞微博）
丁晓雯已是天后级别的制作人，她来金旋奖当评委，碰到主动过来介绍的参赛选手彭学斌想发作品给她，就留了联系方式。每次收到作品后，丁晓雯都会亲自打电话到他宿舍，告诉他这次作品如何，怎么调整会更好，还在给他提供探班学习的机会，看他们如何和歌手沟通，如何配唱，如何制作。“像丁晓雯老师或九十年代那些音乐老师，走的路和我们很接近，他们了解我们这些创作人，希望我们不要走太多冤枉路，愿意无私奉献。”
大四那年，彭学斌和学妹陈绮贞一同参加金旋奖。他写的个人作品得到冠军和最佳编曲，和陈绮贞合作作品拿了第二和最佳演绎。评审之一的李安修当时是艺能动音企划部经理，看到他身上的潜力，便拉了一把。
一个“酸甜”的开场
在艺能动音制作部，彭学斌的上司是写过《忘情水》《女人花》的陈耀川。陈耀川在接一个案子后会先跟歌手接触，先约吃饭、喝茶，聊好多次，或来公司约谈，彼此有一定了解后才开案。再根据他所认识的歌手从A&R的角度设定方向，也会从市场角度研究同类竞争者，做足功课。陈耀川也很愿意和他分享作曲上的想法，比如主歌如何铺陈，副歌旋律的走法，对还处于摸索阶段的彭学斌有一些影响。
九零年代唱片工业异常繁荣，一个制作助理同时跟三四张片子，早上跟一个制作人对一张专辑，晚上又跟另一个制作人对另一张专辑，工作量巨大。
“几乎没有休过假，除了春节四五天，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工作。最拼的时候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还要腾出时间写歌。可是那个时候，我不觉得很辛苦，我觉得非常开心，每一天在吸收新的知识。”写歌基本都在半夜，通常下班回到家就十二点多，甚至两三点，写到四五点、五六点，睡两三个小时，再坐公车去上班。在公车上用哼的方式写旋律，把旋律用简谱记记在笔记本上，无时无刻保持一种可能会生产旋律或歌词的状态。
彭学斌一直以来很喜欢作曲，起初他对自己写词的能力没有信心。后来成为词曲创作人，写了很多不错的歌词，要感谢1997年黄莺莺的慧眼。
当时黄莺莺正在筹备专辑《我们啊！我们》，他有一位只作曲的朋友在帮黄莺莺写歌，让他试试写词，他虽然没有信心但也持续在写，就答应了，最后合作写了一首《天堂太远》让黄莺莺觉得这位新人的文字不太像常见创作人写的，于是联络他多写几首。“她每次请我写一个词，都会亲自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想要的氛围、画面、情绪，讲一个多小时，很有耐心，她会反复和我讨论。”
黄莺莺在那个时候是天后级的人，突然用一个新人在专辑里写了四首歌词，还包括主打之一《酸甜》，使得彭学斌被业界注意到了，还在滚石上班的施人诚老师主动来跟他认识，一起约过饭。那时起他才建立了写词的自信，成为词曲创作人。
进入艺能动音没多久，艺能动音被收购，他先跳到华纳，后来又回艺能动音。兜兜转转，公司的人事、外界的政策都在变化。虽然这三年，他有了第一首发表的作品是给黎姿《假如》，有了第一张自己负责制作的专辑，也给梁咏琪写了《口香糖》这一首传唱度还不错的作品，但他觉得终究有一天是要回马来西亚的，这八年在他心中是“游学”的概念，过的很精彩，但终有一天是要回去的。
1998年，一些变化让他觉得好像走到了一个要离开的时间点，“台湾八年我吸收了饱饱的养分，有点舍不得，但终究是要回马来西亚的。我真的是热带人，不太适合居住在有四季的环境，也想家了。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决定回去而已。”
离开那一天，他的同学、他的同事，很多人来送。彭学斌一进候机室，就开始哭。虽然要回台湾看看也很容易，可是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是开始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一个新的人生在打开。
跨过人生最低谷
回国后的前一两年，彭学斌能接到的案子非常少，大部分时间待在新山老家。
除了艺能动音在马来西亚分公司的同事，他几乎不认识当地别的同行。他的个性又比较害羞，不太敢求人，最初主要靠朋友带着他参加活动，认识媒体，做一些个人专访，缓慢建立人脉。
事业跌落底谷，他仿佛没办法把音乐变成一个全职的事业，无法安心地只靠做音乐来谋生。2000年在发行的创作专辑《我找彭学斌》里，他写到“我们这一生，一直都在找东西。小时候找玩具，长大一点找学校、找朋友.....我还在找彭学斌”。一直到零三年，他都没有走出这种迷茫、彷徨。
2003年，他甚至完全停下来，不做音乐，在老家接替父亲开书店。看书店时，他经常听新加坡电台。
开店之前，他卖了《我也很想他》给孙燕姿，但因为孙燕姿想先出一张新歌加精选，这首歌就被留滞了，迟迟没有放出来。那天他照常听电台，突然间电台里在播“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一时间他被触动了。
“我突然间就想我在搞什么！我并不是丧失了做音乐的能力，没有失去创作的灵感，只是心魔在作怪。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怎么做都不会更好，我为什么一直会有这个心态？”他好像突然间开窍了，“我根本就不是不能做，为什么要让自己困在一个这么沮丧的状态里？”
那一刻之后，他转变了心态，积极地去想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他离开新山，住到吉隆坡，先在一家国营电台做选歌部经理，调整好精神状态，用正能量面对工作生活。随后各种机会接踵而至，例如电视节目、广告配乐、影视音乐，“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幸运，当我有了正面的想法，所有的好事就来了。”
他开始调整生活作息，每天让自己处在上班的状态。坚持早上八点多起床，上午十点左右一定会坐到Keyboard前，坐上几个小时，没有灵感，也会随意弹一些东西。即使没有太多工作，下午一定会工作室待到晚上，保持一种随时随地都在生产什么的状态。
之后几年，他如顿悟般写出梁静茹的《崇拜》、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堪称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华语歌，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一个仅靠音乐就可以谋生的人。
学生时代，彭学斌喜欢天马行空式的创作，“乱写”一些实验性的作品，有一点那个年代独立音乐的色彩。
两千年后才逐渐把抒情情歌作为主要创作方向，他的旋律平易近人，好传唱，可是又有新鲜感，擅用转调之类的玩法打造歌曲独特之处；他的歌词浅白，常用明喻暗喻等意象来表达，细腻走心。
“抒情歌创作的影响很多来自八九十年代的西洋抒情歌曲，比如David Foster、Diane Warren，他们常常有一些转调于无形的方式，我会去研究怎么转调用在作品里，比如《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原来爱情这么伤》、林宥嘉《伯乐》、蔡旻佑《寂寞，好了》都是有转调。”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
吉隆坡是和台北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在吉隆坡，除了有华人，还有印度人、马来人，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地方来的人，饮食上、语言上都复杂得多，大家汇聚到这里来谋生，这样的复杂孕育出另一种简单。
“我很幸运没有碰到过奇怪的人或文化，可能因为我在马来西亚，说不上是娱乐圈，只是一个单纯做音乐的环境。在马来西亚，一个很棒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人情味很浓，愿意彼此分享经验甚至资源。”
2012年，彭学斌给梁静茹量身定制的《爱久见人心》，也在这首歌里偷渡了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其中有一句歌词“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写正是当下的自己。他把这首歌作为新创作阶段开启的标志，因为写了这首歌之后，他感受到自己心态的变化。
左起：梁静茹、彭学斌 （来源：梁静茹ins）
“我整个心态是非常平稳的，更清楚未来要怎么做就可以过上我最想要的生活。之前我做的种种工作，都是为了后来这些年想要更单纯地过日子，回到专注写歌的状态。就算我写的歌开始不那么流行了，不是现在流行的类型，我的心是豁达的。”
如今彭学斌甚少参加公开曝光的活动，朋友调侃他说接下去是不是计划到山中修行。走到这个阶段，沉稳随性如他，不强求能写出什么传世好歌，得之，是他的幸运，不得，也不算遗憾。
“当然我心里有一些羡慕的创作人比如李宗盛老师，虽然他的作品不再像九十年代那样频密，却到了一个更厉害的高度，比如《山丘》。他的量很少，几年才有一首，但每一首都是力作，为自己而写。我内心希望能出现一首他那样的歌，可是不强求。”
对比2000年《我找彭学斌》，用二十年褪去少年的迷茫和彷徨，2020年他再出创作集《矫情之歌》来纪念入行二十五周年。看看专辑歌单，《伯乐》、《暗恋》、《盐》、《蜿蜒》……但见他悠然从容，入选歌曲与火热程度无关，只要自己满意，自己喜欢。
疫情对马来西亚影响很大，彭学斌的工作量少了不少，还好他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种较为自洽的人生状态，以悲观但乐天的心面对外界的变化。
这一段时间正好让他停下来，想想接下去怎么定位和规划自己，“接下来我走的每一步路，写的每一个作品，呈现的每一件事情甚至包括每一篇访问，我都希望可以更完整地表达我自己，贵精不贵多。”
彭学斌谈当代音乐人追求
一个人想要创作，应该具备什么品质？
观察力：对外有人文关怀，对内能检查自己；
学习力：延长或开发创作的内涵底气与更多可能性；
表达能力：技术面的，及情感面的。
一个创作人去到什么阶段能达到你现在的状态？
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本身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创作人。
认为现在的音乐比从前缺乏精神追求吗？
现在的音乐相对二十多年前未必真的缺乏精神追求，每一个时代一定都有非常真诚在做音乐的人，如果大环境不多加推广，很难被听到。或只在独立音乐的世界里，才能听到比较属于追求精神层面的元素。
短视频对音乐创作有什么影响？
短视频对音乐创作的影响，个人觉得主要有（1）更加格式化，例如歌曲长度，主歌逐渐式微，以副歌创作为主要架构的现象；（2）更加重视抢耳大原则，噱头式，重复式，趣味式挂帅。
相对专辑，单曲在艺术上会弱一些吗？
单曲的趋势确实在企划上会有不同于专辑的操作，或说是有些限制了企划上的发挥（例如概念专辑这件事），但是不是削弱了艺术性，我觉得还是以作品、歌手、工作团队本身的内涵，以及想要的方向而有不一样的规划与判断。
害怕自己擅长的音乐成为“上一代”的风格，终将落伍吗？
我相信音乐会带着其所属时代的意义，把最真诚的部分留在那个时代，能不能用“落伍”的字眼来形容？我反而希望它是“完成它一个阶段的使命”。如果幸运能流传，其实意义也不太一样了，这就是“流行歌曲”的意义，当它不再“流行”了，时间会随它慢慢演变成另外的样子，或翻唱，或被其他歌曲淹没，或变成了经典。
我个人也一样，在我自己的时代就做我喜欢我想要的样子，能变老，其实是一种福气。当时不予我，能看着其他的新生代努力做出另一种状态的成就，我也非常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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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音乐浪潮榜「200+音乐人物」以百位顶级乐坛创作人组成的浪潮联合委员会评委老师为深度采访对象，勾勒华语音乐创作人群像，以音乐创作人窥见华语音乐故事，记录时代里的华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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