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姜锋：对于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几点体会
以下文章来源于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当前，全国上下掀起学习宣传落实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在这时举办“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第四届年会”有特殊意义。只有努力培养出卓越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愈加完善，才能够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与人类和平事业提供坚强的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上海外国语大学自2016年起把发展方向定位为“建设国别区别和全球知识领域特色一流的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做了一些系统探索。这里请允许我分享一些感悟。
我认为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性需要两个能力和三个基础。
两个能力是语言能力和田野能力。语言具有发现世界、描述世界、适应世界、塑造世界的作用。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需要具备高超的语言能力，可以熟练地应用语言获取知识和重新构建知识。语言能力分为两种，一种语言能力是直接语言能力，就是直接掌握对象国语言，从语言来破题进入对对象国的认知是最直接的。对于对象国来说，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是情感维系的纽带，是文化的载体。直接应用对象国语言与对象国人员进行交流，阅读对象国文献，甚至书写发表对象国文章，必然能够快速拉近与对象国民众的关系，尽快融入对象国社群，正确掌握对象国话语信息的本意，同时准确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观点。另外一种语言能力是间接语言能力，通过非母语或对象国语言的第三方语言来获取传递信息，这是往往没有被注意到的语言能力。提起日本文化，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这是一本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名著，是在世界上至今难以超越的“现代日本论鼻祖”。但是大家知道，本尼迪克特既不会日语，甚至也没有去过日本，但她就是间接地依托英语实现与在美日裔的直接交流，获取大量的日本信息，深刻剖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双重性。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对非洲、拉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不一定非要懂当地的土著语言或方言，应用英语、法语、德语等间接语言与对象人员开展直接交流同样能进行很优秀的研究。
与语言能力相辅相成的是田野能力，如果说语言是获取知识和重新构建知识的工具，那田野就是获取知识和重新构建知识的材料情景，只有实现工具与材料情景的碰撞打磨，才可能生成新发现、新知识、新理论。田野能力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实地田野调查能力，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直接观察法”的研究实践对信息进行收集和辨别。上外现在就有老师在阿富汗进行实地田野调查，三年多了，在疫情下非常不容易，但是也更难得，可以直接接触阿富汗人民，也可以直接与阿富汗政府官员对话，那他获取信息的可靠性就远远高于通过其他国外媒体二手转入的关于阿富汗的信息，甚至可以鉴别，乃至影响这些国外媒体发布的信息。这种实地田野能力的获得大部分通过田野实践，而不是通过书本教学。但这绝不是说在田野的语境下书本不再重要，这里要说的第二种田野能力就是“案头田野”的能力，通过对人类所积累的既有知识的文献梳理和辨析，也同样可以获得非常有价值的对象国有效信息，对大量的资料进行比对后实现辨伪求真的效果。我最近在翻阅陈福康教授的《中国译学史》，陈福康教授是做鲁迅、郑振铎研究的大家，并没有做过翻译实践，但他仍然能写出学术价值非常高的《中国译学史》，为中国翻译的历史著书立传，就是因为他为了写这本书阅读了大量的翻译历史相关资料，我数了一下，列在本书后面的参考文章书目就500多种，我相信他实际阅读的书比这个还要多很多。当然，这两种能力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作为补充和辨别的，既要行万里路，也要读万卷书。
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除了需要具备两个能力，还需要具备三个基础：历史基础、哲学基础和地理基础。一是历史基础，没有历史基础，区域国别学就不厚，仅关注于浮在问题表面的“象”，难以切入问题底层的“理”。就拿现在最火热的俄乌冲突来说，如果只看到今天俄罗斯动员了多少后备军人，明天乌克兰得到了什么新式武器，而不完全了解俄乌历史恩怨，斯拉夫人迁移历史，中东欧土地上王国兴衰的历史演变，是不能洞见俄乌冲突的矛盾根源并对冲突走向进行研判的。中国做学问的传统尤为重视“史学”，讲究“以古为镜，经世致用”，史学不仅是各种学说的底蕴土壤，甚至被认为是智慧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一切学说、道理都寄托于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之中，这样说毫不为过。这体现了中国智慧中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于普遍性真理朴素的历史辩证主义，对我们现在做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自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东进以来，我们做学问、搞研究、培养学生，方法论讲的多了，历史讲的少了；抽象讲的多了，具象讲的少了，这是偏颇的。近些年来，这一现象已经有所扭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无史不成今，无史不立国”，这是可喜的。
二是哲学基础，没有哲学基础，区域国别学就不深，仅关注于浮在问题表面的“形”，难以触及问题深处的“意”。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尤为推崇哲学，认为哲学是学科之母，是总结各门学科知识的一门学问。哲学所关注的本体论、认识论必然作用于我们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而且可以说是终极关怀性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哲学发展脉络非常清晰，从泰勒斯，到赫拉克里特，到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再到笛卡尔、康德，都专注于严密逻辑系统的推理，而东方哲学、中国哲学看起来就比较散，甚至难以归纳出一些核心元素支撑起中国哲学这一概念，中国作为国别、作为民族、作为文明，与普遍认为的哲学去语境化的努力之间天然就存在一种张力。这么看是片面的，这里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西方哲学本质与现象二元对立的传统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以此审视中国哲学，这显然是缘木求鱼，必须以中国思想自身的逻辑来塑造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元素不是“本原”“逻各斯”“是否”，而是“阴阳”“天下”“道”，差之千里。所以，我们做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国是出发点，外部世界是对象，就必须要学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还包括印度哲学等其他文明的哲学，促成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文明哲学的平等对话，才能够实现对外部世界相对正确完整的认知。
三是地理基础，没有地理基础，区域国别学就不实，仅关注于浮在问题表面的“变”，难以发现问题基础的“常”。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地理发现史，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加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展外在的地理空间，最终迎头遇见，形成紧密的地球村。而在这个地理空间扩张的过程中，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就推动形成了区域国别学。唐玄奘口述形成的《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典型的脱胎于地理学的区域国别学文献。我在办公室里挂了几幅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地图，还有“一带一路”地图，现在疫情原因实地地理有困难，只有先“纸上谈兵”，写东西的时候我常常会面对地图比划一下，一方面，地图是区域国别最直观的表达，区域在哪里，国别在哪里，两个地方之间有多远，隔着多少高山河流，一眼就能看个大略，手掌一丈量就能大概换算出个距离；另一方面，地图非常有助于对整体形势有一个总的判断，现在我们都谈“格局”“格局要大”，地理就是格局最直接的体现，看俄乌之间的冲突，通过地图，也会马上注意到离得不远的西欧、高加索和中东地区，以及视野放远一点的美洲、非洲、亚太地区，这些地区不管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密切联动的，打牢地理基础可以强化我们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与整体性。这是现阶段我们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点。
最后，除了两个能力和三个基础，我再谈一个我注意到的区域国别学学风问题。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后，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讨论越发深入，研讨会也很多，像我们今天在上大开的这个大会，这些热烈讨论和思想的碰撞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非常有意义。在这个区域国别学学科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特别要提醒注意的是“严”的学风，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要严格，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要严谨，区域国别学的决策咨询建言更是要严肃。“严”的学风在具体工作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有“数据”，区域国别研究对象各个方面的数据，现在谈到区域国别的内容，定性判断的多，定量分析的少；基础信息多；动态信息少；历史数据多，最新数据少，这些都非常不利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从根本上说，没有数据支撑，我们的很多结论就会显得“不实”，发虚，站不住脚。另一个是要有“案例”，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典型案例，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是从数据到数据的计算科学，社会科学中的规律有强烈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因此还要有鲜活的案例，而且要注意寻找和剖析那些影响力大的、有代表性的、有示范效应的典型案例，讲明白、说清楚，否则容易流于“空对空”的夸夸其谈，屠龙之术，说起前因后果来，道理满天飞大谈主观能动性，等到了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出主意的时候，就退避三舍强调客观困难。总之，只有点面结合，数据和案例相互验证，科学严谨地推进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我们的学科才能够行稳致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起步比较早，1980年就成立了苏联研究所、中东文化研究所，成为国内最早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2000年中东研究所被教育部批准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国别区域研究机构。2014年，也是我来到上外工作之后，学校提出要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重视国别区域课程建设和学术研究。2016年，学校第14次党代会正式将学校的办学愿景确立为“建设成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上外是国内首个将国别区域研究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高校。这些年来，上外坚持这一办学愿景，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探索在区域国别研究和教学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开创新的路径，构建新的体系，2018年，在教育部、上海市等大力支持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落户上外，纳入上海市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计划，并成为部市共建重点项目且得到教育部明确“要加大支持力度，使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指示。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和上外的区域国别教学研究已经初具雏形，取得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获得各类区域国别研究课题20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和报刊文章4000余篇，专著140多本，在海外媒体发表评论文章200余篇。智库和决策咨询工作也取得显著进展，一系列区域国别类研究报告被各级政府部门采纳并得到领导肯定性批示，成为上外区域国别建设标杆性的成果。2019年12月，受教育部国际司和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委托和支持，全国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年会在我校召开。这是教育部自2011年启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年会，来自全国158所高校400多家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参会，我看到在座的很多领导和专家学者都参加了这个大会。2021年，学校第15次党代会再次强调了“建设成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学校奋斗目标，进一步提出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构建和国际传播在学校发展中的战略意义，全面推进上外区域国别研究和教学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行列稳步迈进。
今天，能看到有这么多兄弟院校的区域国别专家学者汇聚在上大，我非常兴奋，这鼓励我们沿着选择的道路继续前行，与兄弟院校并肩同行，砥砺奋进，共同推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
作者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出处
2022年10月29日在上海大学承办的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第四届年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本资讯不代表平台观点
排版｜陆涵
审核｜尤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