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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喜：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历史定位的学理思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新的历史定位，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深入开展对这一新的历史定位的学理论证，可以从党的十九大以来理论界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史上对思想理论发展的论证、《决议》提供的思想元素三个方面切入。
一、从党的十九大以来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定位的阐述看深化学理论证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阐述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从而初步构建起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对这一思想作出了历史定位：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2]这一判断表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党在历史上形成的指导思想的关系，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以及这一思想的创造主体和实践价值。在最初构建思想体系的背景下，突出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议》则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新的历史定位：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3]这一判断涉及三层含义，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关系以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其中最核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判断，因为它是对前两个判断的综合，而且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作出了新的历史定位，即把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相对独立了出来。
把握《决议》作出的这一新的历史定位，对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从政治上看，它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在当代中国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提高我们对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其二，从思想上看，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新时代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理解，切实把握新时代的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及其蕴含的原创性思想，从而坚定我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战略定力和战略思维的决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做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其三，从理论上看，它解决了党的十九大以来理论界和相关教材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两个判断的历史定位存在的不协调难题，从而为全面系统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升华其时代价值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准备。
简要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理论界和相关教材在表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定位时存在的模糊性并对此作出厘清，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其新的历史定位的学理研究，从而推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进程。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关于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讲提纲中，在保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的同时，已经出现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等新判断。此后，在把党的十九大建构的思想体系转化为教材体系时，就始终存在着如何协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判断的逻辑关系的难题。
党的十九大至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出版的权威教材总共有五种，按出版时间排序依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2018年版），中宣部组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2018年版，以下简称《三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19年版，以下简称《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2021年版，以下简称《问答》），以及《概论》（2021年版）。它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定位的表述，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既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又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或相近表达）的判断。比如，《概论》（2018年版）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4]《三十讲》使用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5]其二，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而没有直接使用“新飞跃”（或相近表达）的判断，但又使用了相较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有所提升的判断。比如，《纲要》使用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6]《概论》（2021年版）使用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境界”、“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7]其三，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而使用了“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境界”，特别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造性升华”，[8]如《问答》。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种情况的四种教材，在同时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或相近表达）的判断时，无一例外都巧妙地将这两类判断分列在不同的内容部分而没有将它们并列。同样，属于第三种情况的《问答》，尽管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但是在“四个自信”中“理论自信”部分叙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指出它包含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9]这些教材的上述处理方法，既尊重了党的十九大的判断，又反映了编者的智慧，即尽可能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同时又避免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两类判断之间的逻辑关系。因为党的十九大刚刚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还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同时理论界的研究和诠释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因此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前相关教材的话语表达和理论界的学理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是难以避免的。
其一，党的十九大在作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的同时，还作出了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可以在逻辑上推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依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推论出它已经超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框架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但是，由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前所有的政治文件包括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中，都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在话语表达上很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判断推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其二，党的十九大至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理论界在诸多文章中甚至标题上使用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等论断，但其论证都回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而是致力于梳理出在哪些方面作出了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这对新飞跃的论证是非常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因为这样的阐述至多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二、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史来看论证理论飞跃的必要维度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历史定位进行学理上的深入论证，对于推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进程具有重要价值。而要从学理上充分论证某一思想（或理论）的创立实现了新的飞跃，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史上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论证。简要追溯这一思想史，可以看到实现一个思想理论新飞跃的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即历史方位的变化、实践基础的发展、创造主体的贡献、理论主题的确立、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发展阶段的厘清等六个维度。
其一，历史方位的变化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出了必要性。历史方位实质是这一理论所诞生的时代条件，它包括时空两个坐标，空间坐标即它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条件中，时间坐标即它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条件，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社会基本矛盾爆发。列宁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而成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主题的时代，其国内的历史方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毛泽东思想诞生在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新纪元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时代，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邓小平理论创立的历史方位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内的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理论之所以实现了飞跃，在于其创立的历史方位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趋势中又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其二，实践基础的发展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供了客观可能性。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发展，理论同实践的互动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诞生在欧洲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实践之中，而它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又促进了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并且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域。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则诞生于欧洲东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农联盟的革命实践成为主流。毛泽东思想诞生的实践基础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践，它又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即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邓小平理论诞生的实践基础则是人民群众通过改革开放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这些理论之所以实现了飞跃，在于其实践基础在不断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大方向中又都具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
其三，创造主体的贡献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供了主观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及其发展是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在每一次的理论飞跃中，集革命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杰出领导人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飞跃的主体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人格力量，使他们能在资本主义的“神圣围剿”中点燃照亮人类解放的明灯。列宁的一生大概有20年是在监狱、流放地和国外政治流亡中度过的，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总结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概括20世纪初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两次结合”的过程中，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但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同时勇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些理论飞跃，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及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杰出领导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为新的时代课题是他们率先发现并提出的，新的实践是他们领导推动的，首要的基本理论架构是他们奠定的，基本的理论范畴是他们确立的，重大的理论观点是他们创新的。
其四，理论主题的确立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供了前提性条件。任何一个思想理论能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确立它的地位，必须有一个鲜明的理论主题。这一理论主题是对该时代课题的明确回答，从而构成这一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或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成为该理论的显著标识而使它与其他理论清晰地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要回答的时代课题是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工人阶级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必然性及其条件和途径。列宁要回答的时代课题是帝国主义的历史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列宁主义的理论主题是帝国主义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条件。毛泽东要回答的时代课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围绕着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的核心问题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要回答的时代课题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发展社会主义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而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所确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理论主题的精髓都是朝着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大目标，但其中每一个理论主题都具有鲜明的历史发展的逻辑以及由此决定的理论逻辑的阶段性特征。
其五，理论体系的建构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确定了丰富内涵。一般来说，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往往是先提出思想，然后初步形成思想体系以指导实践，再在实践的检验中发展，同时进行理论体系建构，这是一个理论丰富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不断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其中包含基本范畴的创新以及原创性思想的贡献等。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创立了实践范畴，从而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并以实践范畴为基础来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在政治经济学中创立了劳动的两重性范畴，并以这一范畴为基础考察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列宁创立了帝国主义范畴，以此考察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腐朽性和垂死性，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创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范畴，以此考察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范畴，以此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些新的基本范畴的确立和由此形成的原创性思想，在创立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程中同样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其六，发展阶段的厘清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供了必然性。一个创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同实践的互动和继承发展前人思想的进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是这一理论从萌芽到初步形成创新思想、到确立理论主题、到思想逐步展开、到在实践中检验和丰富发展、再到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如此，列宁主义是如此，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亦是如此。通过厘清每一创新理论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及每一阶段的特征，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这一理论之所以能实现飞跃的必然性。
三、从《决议》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历史定位学理论证提供的思想元素
借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史上对理论飞跃论证的维度，再看《决议》可以发现，除了形成发展阶段外，《决议》对其他五个涉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论证的维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这为理论界深化学理论证提供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思想元素。
其一，对创立的历史方位作出了新判断。《决议》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之中，这同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条件，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为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提出了必要性。从国情看，尽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中国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新时代的主要任务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在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只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时代，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而不只是利用国际条件来发展自己的时代。这同邓小平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的主要论据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发展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世情看，尽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没有变，但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但另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这一大变局中，中国不再停留在打破封闭而参加到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以融入开放的世界，而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是中国将面对更多世界挑战和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时代。
其二，对创立的实践基础作出了新阐述。《决议》从13个方面论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实践基础作了系统阐述。新实践蕴含了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实践。这些实践的成就既是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引下取得的，又为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等13个领域，在延续党的十八大以前各项工作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又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体现历史性变革的实践成果孕育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其三，对创立的主体作出了新评价。《决议》在党的十九大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基础上，突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性贡献，即一方面延续了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者的表述（“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作出了“习近平同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的论断。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提供了主体条件。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因为他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因为他在组织上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和全党的核心，在政治上具有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在理论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在思想上实事求是、从新的实际和存在的问题出发，在伦理上做到“我将无我”，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主要创立者，同党领导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结晶相结合，创立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其四，对创立的时代课题作出了新概括。《决议》在党的十九大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概括，即“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三大时代课题。这一新的概括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确立了核心的基本问题。任何一个创新理论，都需要科学地、准确地把握该时代所要回答的课题，以把这一时代课题自觉地转化为理论主题。党的十九大概括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较大程度上体现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连续性，而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答的时代课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反映了对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作出的贡献，又体现了第二个百年中国在实践和理论上需要继续推进的方向与路径，从而极大地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对时代课题的新概括，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比，既有连续性，又有鲜明的阶段性。将其转化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为新的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前提。
其五，对创立的理论体系作出了新建构。《决议》在党的十九大阐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八个明确”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两个“明确”，并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作为首要的“明确”，从而形成了“十个明确”的基本内涵。基本内涵的新阐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作出了理论体系的新建构。理论体系是由诸多重大判断构成的，而重大判断是以基本范畴为支撑的，新的基本范畴构成新的理论之网的“网上纽结”。在“十个明确”的标识性论断中，包含有新的基本范畴。除此之外，还有诸多重要的新范畴，如“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世界一流军队”、“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政治建设”、“自我革命”、“社会革命”等。这些基本范畴和重要范畴，都具有区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特征，它们所构成的诸多重大判断，同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等一起，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从而支撑了作为新的飞跃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
总之，《决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历史定位所提供的上述五个维度的思想要素，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学理论证提供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当然，在学理上深化这一论证，还须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各方面对上述元素加以提炼和深化。除了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行必要的研究外，还有必要厘清理论界诸多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如创立的世情和“社情”（社会主义）怎样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本色是什么，新时代社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两个命题的内涵和外延及其相互关系是什么，其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是怎样的，等等。深化对这些问题的学理研究，将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更系统的理论阐述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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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202、201.
[8][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1：3、6，65-66.
作者单位：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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