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述集中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擘画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发展图景。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深入，努力夺取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需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特”在哪里、“强”在哪里以及“好”在哪里等基本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特”在哪里

中国式现代化尽管与西方现代化共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但其在现实向度成功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认知迷思，本质上指向一条新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相比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究竟“特”在哪里？

“特”在发展模式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与西方一元现代化截然不同的成功范例。在中国式现代化出现之前，人类历史上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种是原发性的，如英、法等欧洲国家，其现代化源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自然演进，依靠国内工业化和向外拓展殖民地而实现；一种是派生性的，如二战后的韩国、日本，其现代化之路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复制和移植，通过攀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换取现代化的“入场券”。无论是“原发性”还是“派生性”的现代化，它们在根本上遵循的都是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原发性的，因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打断了那种自然生发演进的现实可能；当然，它也不是派生性的，先天不足和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涉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种异质于西方现代化的成功模式，即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非西方传统文明体中，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长期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的外部境遇，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辨清和抵御西方现代化的侵蚀与诱惑，在坚持独立自主、把握历史主动和积极自我革命等的基础上成功推进和拓展了内蕴社会主义底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新路，它塑造了另一种意义上现代化“成功学”典范，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价值。

“特”在发展前景上。中国式现代化之“特”，在于其能够成功冲破西方现代化的现实困境，给人类社会特别是后发国家带来全新的发展希望。西方现代化曾诉诸生产力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充裕，依靠向世人空头允诺和平、幸福和解放而获得合法性，因而，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式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步入动力衰竭、模式僵化的衰落期，其不仅未能如愿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因“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窠臼而致使人类社会深陷种族冲突、宗教矛盾、区域摩擦等现实泥淖中。西方式现代化的合法性基础正在不断地被瓦解，并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普遍性的信任危机。究其根源，由资本所宰制的西方现代化固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但伴随世界历史的纵深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必然在现实层面铺展为种种危机；而在现代性危机面前，人类社会必将致力于寻找到一种新的现代化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贯穿着与资本逻辑相对抗的社会主义逻辑，在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文明以用于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对资本逻辑进行有效克制，这意味着其不仅能够规避传统现代化的内在风险，也能够有效纠偏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一元现代化图式，从而在真正意义上为人类世界的发展提供崭新的希望和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强”在哪里

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现代化已经走过数百年的历程。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仅仅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便实现了“并联式的叠加发展”，创造了令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奇迹”。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而不断创造奇迹？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理论上澄清中国式现代化“强”在哪里。

“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代中国一切之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最成功、最具代表性和示范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奠基、开创、丰富和发展，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关键性突破、获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主题栉风沐雨、上下求索，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发展需求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正是因为党的举旗定向，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始终走在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正是因为党的宏观谋划和微观践履，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奋起直追，不断完成追赶和超越；正是因为党的运筹帷幄、统筹协调，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攻克一个个具体难题，蹄疾步稳地大步前进；正是因为党的号召鼓舞，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凝聚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无惧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百余年的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优势所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也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继续坚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为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强”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理论的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强”的另一个秘诀，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引。在现代化探索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国内外发展情势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现代化实践之上的理论创新，并以科学的理论进一步指引和推进现代化实践的纵深发展。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永不止步，这些科学理论为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布局，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分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吹响了朝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的号角。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好”在哪里

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照搬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既定模板，而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进步创设了重要前提，而且改变了世界现代化格局，“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好”在凝聚和发展社会主义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蕴含社会主义意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现代化的最终和最高目的。相比于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优势。这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的建设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不是一小部分人或某个地区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不是个别人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而不是只重视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不注重文化滋养和浸润，满目“精神荒原”的畸形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不是“国强必霸”的霸权主义或“以邻为壑”的强权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见物不见人”的弊端，重塑了现实的、鲜活的人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性地位，促使人的价值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尊重、彰显和实现，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好”在能够推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主旨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熔铸于一炉，在奋力成就自我、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联通贯通，为实现人类社会整体进步、推动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裨益于中国人民，也裨益于世界人民；不仅内蕴理论上的创新，更具有实践上的价值。从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一元现代化道路的迷信和盲从，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促使更多发展中国家选择真正符合自身国情，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人类社会朝着和而不同、多元统一的方向前进提供了有利契机。从实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紧密联动，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积极从世界各国吸取和借鉴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以辩证地用于自身发展，同时又以现代化的发展成就反哺世界，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知之深则行愈达”，澄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增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道路自信。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坚定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和自信，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勇毅前行，奋力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更大的成就，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本文作者：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浙江日报》2022年11月7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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