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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年规划”制度优势的历史生成、转化机制与认同功能
摘要：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式。
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规划的连续性，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实现规划的人民性，突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增强规划的系统性，遵循行为逻辑、推动机制创新提升规划的引领性，解决了超长周期接续发展、规划过程主体动员、复杂议题选择排序、超大规模力量汇聚等治理难题，
实现了“五年规划”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同时，“五年规划”制度优势对于塑造和增进人民的执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五年规划；制度优势；规划治国；中国智慧
一、“五年规划”制度优势的历史生成
规划是人们认识社会进而变革社会现实、改造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实现社会愿景的未来行动方案。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中国共产党通过编制实施“五年规划”的制度安排，有效解决了各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接力落实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五年规划”制度优势的形成和发展，既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能动反映，也是对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化表达，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超越性的具体化呈现。
（一）规划是引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路径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把计划性问题与整个社会再生产联系起来，指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2]473，进而揭示出规划的普遍规律，即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或国家都存在着规划的现实和需要，只是在各个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历经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盲目性到规划性的动态演进，并“使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史过程的性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为另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所替代的规律性、必然性得到了科学说明”[3]50。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矛盾的解剖，揭示出有计划地组织和调节生产是未来新的社会形态内在本质的表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4]926-927此外，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和资本关系的调整，恩格斯指出，“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5]270。当然，这里的计划性只限于托拉斯内，并不适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但也隐喻着未来新社会更有必要和可能实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的新社会必将实行有计划发展的科学结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自然也就需要具体的实现形式或方式，即以基于价值规律要求把社会生产和需求直接联系起来的“经济计划”来具体实现。然而，他们只提出了原则性的设想，没有进行全社会计划的具体实践。列宁第一次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概念，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6]229，并主持制定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经济计划。继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编制实施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五年计划”，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预先编制的详细计划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河。此后，“在规划盛行的时代，规划手段尤其是五年规划不仅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发展竞争的工具，也成为体制优越性竞争的焦点之一。”[7]这就在理论和实践的内在张力关系中揭示了规划普遍存在于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中，是人类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实现的重要路径。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规划并善于通过规划谋划和实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目标愿景和使命任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正在实施的“十四五”规划，我们党通过规划引领发展、化解挑战，推动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温饱不足、封闭落后走向繁荣富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实践表明，编制实施“五年规划”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是世界各国探寻中国发展密码、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窗口。
（二）“五年规划”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在各种社会要素的自发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依赖社会主体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整体设计和规划，实现自觉的社会建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宏大持久的系统工程，其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社会技术才能完成。作为这一社会技术显著标志的“五年规划”，不仅是我们党将初心使命具体化、实践化和时代化的政策工具，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把发展计划作为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方法论。毛泽东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8]132-133。由于缺少经验，“一五”计划是边编制边实施边修改的，主要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推动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二五”到“五五”计划时期，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历经了挫折和教训，但规划作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始终在调整中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年规划”也在改革创新中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优化，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指令性计划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兼具预期性和约束性的战略指导规划，成为坚持、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安排。“六五”计划是改革开放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首次布局了“社会发展”内容，并改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七五”计划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奋斗目标下编制实施，恢复了党中央提出计划建议的程序。“八五”计划是首个把十年规划和五年计划结合起来的“五年计划”，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九五”计划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推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为使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发展很好地衔接起来，“九五”计划还提出了15年远景目标，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十五”计划更加注重研究和解决重大的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首次引入了中期评估机制。“十一五”时期，“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首次确立了约束性指标与预期性指标，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十二五”规划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三五”规划是新时代编制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规划”，通过践行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推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规划开启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擘画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为在接续奋斗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三）“五年规划”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治理工具
从唯物史观看，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无论是先发的还是后发的，都需要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其现代化道路进行选择、设计和规划，有效解决面临的发展性难题和复杂性风险，进而引起社会深刻变革的创造性过程。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和探索，立足对世界现代化普遍规律性和中国基本国情特殊性的科学把握，把“五年规划”作为谋划安排、统筹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治理工具，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从有限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质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坚实支撑力量。
现代化“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9]，通过规划推动现代化并非中国独有。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仅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把规划作为现代化实现的制度性工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设备现代化计划”、意大利“全国协调新建设计划”等）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经济自立五年计划”、韩国“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等）也先后引入规划理念，力求通过规划推动现代经济均衡增长。印度、埃及、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相继设立计划部门，推出发展规划。然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10]64-65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规划，本质都是为了“有计划地攫取利润”，它只能对国民经济未来发展走向进行局部性、短期性计划与安排，缺乏制度约束力。在多党竞争和利益集团分化格局下，各政党往往在规划决策上不断“拉锯”——达不成广泛共识，在规划实施上相互掣肘——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不足，直接影响规划的治理效能发挥，并最终引发规划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进入“滞胀”期，西欧等市场化国家先后放弃了“国家计划”。20世纪90年代，以苏联解体为标志，原本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也相继抛弃了“五年计划”。
然而，中国“五年规划”不仅没有走向“终结”，反而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规划治国的制度优势和韧性，“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1]。相对于以苏联为代表的指令型计划、以法德为代表的指引型计划、以日韩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计划、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型计划等，中国“五年规划”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五年规划”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始终将人民利益实现作为现代化的价值旨归，超越了西方资本操弄的价值逻辑；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强大的战略定力，朝着既定的现代化目标和方向前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与一些西方国家因政党轮替导致国家发展的无序状态、短期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它辩证处理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从根本上摒弃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它具有极强的目标实现能力，把前瞻性规划和可行性举措相结合，破解了“发展性与独立性非此即彼”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悖论，为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方式选择。
二、“五年规划”制度优势的现实转化
“五年规划”作为现代化目标治理的中国方式，通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集思广益的民主决策、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和制度化的行动引领等重要途径，有效破解了超长周期接续发展、规划过程主体动员、复杂议题选择排序、超大规模力量汇聚等治理难题，实现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现实转化。
（一）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规划连续性历史逻辑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只有通过前后连贯、与发展规律相契合的接续性设计和规划实践，才能引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但在现实中，却始终面临着如何保持前后规划相互照应、互相连接而非各自为政、互不关联的难题。近70年来，我国“五年规划”何以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和长周期治理实践中保持着规划“价值观的一致性、价值分配的均衡性、政策影响力的持续性、公共利益实现的延续性”[12]，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第一， 以党的全面领导保持规划方向稳定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我国“五年规划”编制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超西方政策理论一般意义上的“政策企业家”，她不仅明确中国规划“往哪里去”的方向问题，紧紧围绕实现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政治方向领导规划实践，还通过以党领政、党政一体的组织体系和政治优势，主导规划方式、决策模式、框架体系、执行机制的权力规则建构，将自身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行动，确保规划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正确方向。第二，以党的执政使命引领规划目标有序衔接。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此过程中，我们党既强调前后相续的规划在现代化战略目标、原则和任务上的延续创新，又突出强化年度计划指标与“五年规划”主要指标的衔接协调，并将其置身未来10年甚至15年的更大战略目标框架里进行谋划实施，还注重前后两届党中央和政府（包括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接力奋斗，形成规划目标锁定效应，有效提升规划稳定性和连续性。第三，以党的创新理论确保规划立场一以贯之。发展理念的接续演进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道路的规律认识深化，更体现了共产党人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持之以恒的人民立场。在“一五”时期，我们党就坚持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立场原则，强调“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13]336进入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确立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遵循，其20个主要指标中就有7个是民生福祉类指标[14]，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规划定位的主基调，使“五年规划”在推进初心使命践行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实现政治性、人民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二）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实现规划人民性
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社会发展有赖于大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如何让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都按照规划的统一方向前进，即规划不仅能反映民意、获得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更能形成共识、成为人民共同的奋斗纲领和具体行动，就成为规划能否变为现实的关键问题。究其本质而言，不仅要在理论上搞清楚“靠谁规划”“为谁规划”的根本问题，更要在现实中保证规划是“为了人民”，并且让人民通过参与规划、实践规划切身感受到规划“确实是为了人民”。
习近平多次指出，“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1]。具体而言，第一，坚持社会共商共识的积极动员与人民主体式多元参与。即在规划中，我们党和政府充分遵循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的决策原则，广泛动员各阶层、各方面规划主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把中央对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与地方的政策试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规划成为社会共识的寻找达成过程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了7场高规格问计座谈会，广泛听取党内外专家学者、基层群众建议；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同时，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并通过互联网征求普通民众意见，累计收到100多万条留言[15]，鲜明体现了集中民意民智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第二，实现有序民主与规划决策现代化的双赢。中国“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并非西方政党分立、民众分化、相互掣肘的“否决政治”过程，而是基本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并提出规划《建议》、政府编制规划《纲要》、人大审议通过规划《纲要》、全国人民共同执行规划《纲要》的制度化科学编制程序，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使规划在保持有序推进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效率与秩序的有机统一。此外，无论是真实反映社会期盼、广泛凝聚群众智慧，还是问计学者意见，抑或吸纳基层创新经验，都有赖于党和政府的“高位推动”与积极引导，这既保证了在规划过程中对人民性的根本性遵循和有序民主的真实性实现，“使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化进而现代化，又避免了国家政治主体在现代变革中因社会失范而出现‘回归’，保证了政治发展的‘现代化’导向，”[16]推动党和国家规划决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不断现代化。
（三）突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增强规划系统性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看来，规划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关系经济和社会等综合平衡发展的系统性问题。从历时态看，“五年规划”经历了从“一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单纯经济计划，到“六五”包括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经济社会计划，再到“十四五”全面涵盖党的建设和内政外交的国家综合发展规划的动态演进。那么，如何保持规划议题合理、内容科学，即为何要选择这些议题，又如何统筹好这些内容呢？关键是坚持系统观念，既立意高远着眼于规划战略的整体性，又脚踏实地充分照应到战略规划的方方面面，实现“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第一，立足大局考虑规划。无论是“一五”到“五五”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中心，还是“六五”到“十三五”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我们党和政府不仅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在中观、微观层面勾画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而且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从全局着眼、战略层面讨论规划议题和举措，充分发挥规划凝聚发展共识、配置公共资源、引导市场行为的社会功能，通过综合考察利害关系，使规划不仅避免自身冲突、形成协同内容体系，而且聚焦解决各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始终服务于民族复兴的实现。第二，围绕中心谋划规划。从发展成效看，我国历次“五年规划”的目标任务和内容体系基本适应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现代化进程。这有赖于我们党和政府既从实现党的执政使命和长期战略目标倒推，厘清到时间节点必须完成的中心任务，又自觉对照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表现和要求，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推，提炼全面推进内政外交以及党的建设领域的关键议题，把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改革举措往前排，明确破解突出矛盾和难题的途径和方法，不断提升大国规划治理的效能。第三，统筹兼顾协调规划。在实践中，我们党和政府坚持用系统观念来谋划和协调规划，讲求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不仅注重空间上的统筹兼顾，坚持立足国内与放眼全球相统筹、城乡建设和区域发展相统一，还强调时空上的有序衔接，坚持立足当下和谋划长远相结合、中长期愿景和短期目标相贯通，更着眼于规划内容上的协调配合，坚持加快发展与保障安全相协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补齐短板与强化弱项相统一、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相协调，以规划内部政策关系的协调优化促进规划实践的有效协同。
（四）遵循行为逻辑、推动机制创新提升规划引领性中国拥有超广阔国土面积、超大型人口规模等国情，决定了国家治理规模和治理负荷的“超大性”特征。这种超大规模国家的规划如何在现实中真正管用，能否引导社会和市场主体行为，在实现超长周期接续发展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规划引领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党和政府不只是简单地把规划看作是实践主体自主的行为选择，而是立足制度（条件）约束与主体能动相统一的立场，通过统筹考虑长周期复杂时空条件下规划实践主客体、条件和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遵循各主客体在不同规划实践情景和类型中不同选择逻辑，以制度化的“行动—引领”机制构建保证规划落实。
第一，遵循“命令—控制”的强制性逻辑，构建规划政治引领机制。近70年来，我们党不仅重视把规划作为贯穿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而且强调以强有力的政治建设，提高规划治理的政治能力和科学水平，引领各地区各部门确立的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政策措施自觉同党的决策部署、国家发展规划对标看齐，确保规划提出的发展战略、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真正贯彻落实。同时，还通过强化党的纪律要求，用严格的政治纪律和监督问责机制来规范规划的行为、环节和过程，坚决杜绝“规划悬浮”、规划执行“肠梗阻”，切实提升规划执行的力度和刚性。第二，遵循“情景权衡”的适应性逻辑，构建规划项目管理机制。无论是“一五”时期确定实施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还是“十三五”时期谋划落实的165项重大工程项目，我们党和政府都坚持以重大项目工程为引领，对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实行目标管理，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引导土地、金融、人才等资源优先向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和项目工程配置倾斜，强化对社会预期和市场行为影响的示范效应和信号机制作用，并以此为引领，突破一点带动全局，形成规划落实的整体合力和最优效果。第三，遵循“角色—认知”的适当性逻辑，构建规划教育动员机制。我们党和政府一方面着眼党员领导干部组织对规划精神学习，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明确规划政治方位，准确把握规划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执行方法，把规划精神转化为过硬的工作本领，不断提高规划执行的角色认知水平和落实贯彻能力。另一方面面向社会和市场主体加强规划的权威解读和宣传动员，使其充分了解规划“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进而凝聚全社会执行规划的统一共识和力量，把规划精神、战略部署和政策举措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五年规划”制度优势的认同功能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制度优势的发挥需要以政治认同为基础，制度优势的体现增进政治认同。“政治认同不是一种既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制度架构、发展成就等要素进入内心体验，都可成为建构政治认同的资源。”[17]“五年规划”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优势的发挥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是将党领导治国理政的“规划之制”经由“规划之治”转化为社会主义“制度之能”的现实运动，为政治合法性和统治稳定性的政治认同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性资源。
（一）“五年规划”制度优势促进执政党认同
执政党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执政党领导地位、宗旨使命、纲领政策、执政能力的肯定性心理反映和态度表达。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中国“五年规划”最可贵的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时刻检视执政党意志是否在所有规划活动中得到贯彻实施、执政目标的连续性在具体规划行动中得到保证，以确保“五年规划”的正确方向和人民立场。“五年规划”制度优势既是党领导核心地位的彰显，也是党的宗旨使命、执政能力的体现。
第一，促进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对“五年规划”编制实施的全过程领导，使每一个“五年规划”都能标定党治国理政的初心使命、反映和落实不同历史阶段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使每一个“五年规划”既阶段攻坚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又接力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都能够沿着党所确立的方向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和人民生活改善。作为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体人民奋斗方向的重要途径，“五年规划”不仅是对党的领导最大优势的集中展现，还有利于提升人民对党的领导的认同。第二，促进对党的宗旨使命的认同。从目标维度看，“五年规划”推动人民生活实现了从绝对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彰显了我们党的宗旨性质和初心使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六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我国 HDI（人类发展指数） 已由 1980 年的 0.368 提高到2020年的0.761，跃升为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18]242；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从单一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转到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新阶段。“五年规划”着力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不仅生动诠释了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也增进了人民对党的宗旨使命的认可与认同。第三，促进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认同。引领发展是党领导人民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的重要目标，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要求的主体性与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实现要求的接续性与实现目标的阶段性的张力等，必然要求以党的强大执政能力为支撑。党领导人民以“五年规划”引领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辩证协调发展规划科学与民主、战略与战术、刚性约束与弹性优化的对立统一关系，避免规划内容大与小、远与近、虚与实的冲突，推进规划执行效度和公信度、刚度和力度、高度和速度的有机统一，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统筹协调和社会动员力、资源配置和贯彻执行力，进一步强化人民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认同。
（二）“五年规划”制度优势增进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人们对自己国家成员集体身份的知悉和认可，包括对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发展道路、民主模式、地位形象等方面的赞同态度、支持行为和心理归属感。从根本上讲，国家认同是“人们在与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中自我建构起来的，其本质是对自我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内在一体性的认同。”[19]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和政府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制度安排，其制度优势的发挥不仅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统一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是公民在与国家、社会的有机互动中形成和增进国家认同的过程。
第一，增进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五年规划”不仅是开创、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由之路的重要途径，其本身更成为走符合中国国情正确道路的标志性成果，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党领导人民通过14个“五年规划”的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到2020年，我国生产总值相当于1952年168.5倍，年均增速达到7.8%[20]；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全面建成了惠及14亿多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些重大成就，既充分诠释了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创造性和正确性，也增强了中国人民坚定“走自己的路”的骨气、底气和志气，提升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第二，增进对国家民主模式的认同。民主是塑造国家认同的现实性政治基础。我们党和政府将人民当家作主贯穿规划各环节，既从群众所思所盼中提炼规划议题，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规划方案，还使规划落实的现实效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保持方向上的一致，实现了民主原则与治理绩效的有机统一。“五年规划”展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充分融合起来，避免了西式民主的极化、低效以及过度参与导致的治理负荷过载问题，在制度优势比较中强化了人民对中国式民主实践和治理效能的认同。第三，增进对国家形象的认同。在唯物史观看来，国家认同形成是一个双向的行动，既有赖于国家对公民的国家认同建构，也取决于公民对国家地位形象的现实体认。“五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也是我国综合实力提升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五年规划”引领新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以消除贫困的世界奇迹、疫情防控的国际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等，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人民在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中，切身感受到“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和独特魅力，并因之增强了自己对国家发展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了对国家新形象的支持认可和心理归属感，进而转化为强烈的国家认同。
（三）“五年规划”制度优势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是人们在实践中对这一制度体系予以赞同、肯定、支持的积极评价。“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21]21“五年规划”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引领发展、化解挑战的制度优势，还为塑造公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性资源。
第一，强化对制度的利益认同。利益是制度认同的本质体现。“五年规划”是党和政府对社会共同利益支配性实现和社会利益矛盾关系权威性处置的行动方案。在实践中，我们党和政府不仅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善于通过规划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群众在自身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和体察“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及其本质，进而深化了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利益本质——对多数人利益的确认、维护和实现的理性认知，提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利益本质的认同。第二，强化对制度的情感认同。在国家制度层面上，“五年规划”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具有强制的权威性，同时也包含着人们情感要求的现实生活，是公民理性认知内化为情感信念进而外化为现实行动的制度平台和载体。近70年来，党领导人民探索发展“五年规划”的历史艰难性和现实活力，为公民的情感认同提供了事实性资源。通过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共有的情感发生基础、共享的情感体验内容、共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使公民在情理交融中，对“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形成共识、产生共鸣，进而产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稳定、深刻、持久的情感寄托和信心期待。第三，强化对制度的价值认同。制度是人们社会关系及其活动的规范体系，制度价值的认同是制度认同的核心。“五年规划”作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凝聚发展共识、引领发展方向、实现发展目标上发挥重要作用，还在塑造制度价值的认同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规划原则的确立、规划内容的设计、规划时空的连接以及规划目标的实现等，把体现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共建共享的价值理念、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凝聚成共同的价值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逐渐趋向契合，进一步增强公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理想和价值实现方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任鹏、李毅，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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