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哲学规定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哲学规定
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批判中探讨了人的本质问题，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但他没有回答人如何从自然存在过渡到社会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理解，并在揭露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局限性的进程中，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强调社会关系的动态性、实践性、多样性以及有机构成性等多重哲学规定。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
是一场终结抽象的人的本质观的哲学革命，
这一论断对认识作为整体的人的本质和具体的个人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关系出发理解“现实的人”的存在样态是掌握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学界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展开了丰富探讨。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曾从三个维度对人的本质进行界定，即劳动、社会关系和人的需要；[2]也有学者表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做出了五重规定，分别为：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社会联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本质，其中实践和社会性触及到人的深层本质[3]；还有学者从文本学视角分析马克思认识人的本质的过程，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对象性活动”到“社会关系的总和”再到“现实的个人”这一不断深化的过程。[4]以上观点从多重视角揭示了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的深层意蕴与生成过程，呈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式“人的本质”思想的借鉴和超越。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批判对象。马克思将批判费尔巴哈式的“人的本质”作为阐发新世界观的突破口，这为正确揭示人的本质乃至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对“人的本质”这一重大问题的追问是哲学史上历久弥新的主题。从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中的“认识你自己”开始，无数哲学家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不懈求索。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批判中探讨了人的本质问题，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其内容包括：人是自然的产物，但人与自然不能等同；人是感性的、肉体的存在；理性与意识都是大脑之属性；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本质的核心属性；人的生活应当符合自然本性；人类罪恶行为的出现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必然结果；异化的原因是宗教，因而必须扬弃宗教，回归到人的本质状态。总的来说，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及其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本质”的思想及其独特价值。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尽管将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视为一个过程，但他对人的本质的回答却诉诸“绝对精神”的思辨运动。黑格尔将人的自我意识视为人的本质，妄图用“无人身的理性”说明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背后的动力，而陷入了神秘主义的窠臼。费尔巴哈从直观的唯物主义视域出发，从人的感性存在去理解人的本质，不再把人的属性放置于“天国”之上进行“仰视”，而是重新将其拉回“人间”进行“平视”。他认为，“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5]，并注重从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即“现实的人”中寻求人的本质。费尔巴哈还指出，“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于思维”[6]。这一唯物主义立场表征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注重从感性客体而非思想客体出发，从而纠正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在解释人的本质问题上的前提性谬误，一定程度上为探求人的本质指明了方向。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是人本身的认识，马克思加以赞扬，认为“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7]。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相较于纯粹唯物主义的进步之处，认为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重新关注并承认人的感性存在，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局限也正是体现于直观唯物主义之中。费尔巴哈仅仅在自然层面揭示人的本质，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强调“类本质”是人的绝对本质，体现出他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不彻底性，为马克思其后批判和超越有关人之“类本质”的认知埋下了伏笔。
第二，费尔巴哈揭示了人的“类本质”的自然属性及其理论限度。费尔巴哈的高明之处在于诉诸唯物主义，从生物学视角出发，强调人的自然本性，以证明人的本质属性是自然本性，并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那么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费尔巴哈认为是人的理性、意志和爱。他认为，人和动物同样具有感觉，但是人的感觉之于动物感觉的独特意义在于其内蕴思想和理性，“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8]。在费尔巴哈的理论视域中，人所具有的意识、情感和意志的“类本质”是人的本质所在。他由此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把人的“意识”作为人和动物本质区别的“中介”，并在探究人和动物本质区别的致思理路中揭示了人的“类本质”。但费尔巴哈在考察作为感性对象的人时，仅仅关注人的自然属性或者生物属性，单一强调“人格性是跟血肉有着本质的联系的”[9]，并诉诸“类本质”这一范畴以区分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别。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并没有认识到表征人的“类本质”的理性、意志和爱，“类本质”在现实生活领域并不具有本源性和决定性。此外，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中进一步阐明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费尔巴哈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的存在正是人的类本质无限发展的产物，应当建立“爱的宗教”来拯救人，只有爱能够化解一切尘世纷争，解决一切矛盾并促使人的本质真正回归，他对人的本质的揭示再次陷入唯心主义误区。正如马克思所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0]。由于费尔巴哈理论的不彻底性，当他回归人本身探讨本质之时，看到的只能是人的自然本质，只是把单个的、孤立的、自然的人身上存在的某种普遍性和共同性提升为人的本质，“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11]。费尔巴哈关于“类本质”的理解最终走向抽象化与观念化，重蹈了唯心主义的覆辙。
第三，费尔巴哈揭示人的本质的思维方法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12]，他通过感性的直观将人的本质拉回人本身，由此确立哲学的人本主义基础，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对人的本质的遮蔽。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感觉，因而他只能注意到感性存在而发现不了感性活动。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视域中，人不再是抽象理念而成为直观的感性对象和感性存在。费尔巴哈通过直观感性发现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进而从现实的、单个的人身上抽离出普遍性的存在以作为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企图把意识、感情和爱提升为宗教感情，认为宗教感情是脱离感性活动的独立的东西，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他最终将人的本质观念化和抽象化，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因而，费尔巴哈式直观的唯物主义存在一定缺陷：没有将感性存在进一步理解为感性活动，无法从历史的、实践的以及联系的角度审视人的现实性本质。尽管费尔巴哈已然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他所理解的这种关系仅仅是爱和友情，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13]。不可否认，费尔巴哈意识到应当从人的关系维度把握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14]，但囿于直观抽象的认知思维，他没有深入社会现实之中对人的抽象本质展开批判，因此费尔巴哈理解的人的本质只能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费尔巴哈将人视为高于其他动物的物种，强调人不仅把个体性当作对象，还把自己的类当作对象的类本质，与之相反，动物不能将自己的类当作对象。因而，他对人的认识不仅在于描述个别的人，更在于阐发人的“类本质”，关于人的“类”的理解问题构成了其哲学体系的核心。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不是从个体的人抽象出来的概念，而是自在自为地具有感性存在的具体人的总体。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结合是为了共同展示出“类”，并在交往和结合过程中完善作为“类”存在的本质。由此可见，“类本质”在费尔巴哈那里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费尔巴哈在突出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也强调人与他人的类属关系，呈现出人的社会性存在维度。但是，费尔巴哈设定的人是孤立的、抽象的和自然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在本质上回避了人如何从自然存在过渡到社会存在的问题。
二、与抽象性对应的“现实性”
马克思在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特别指出了“在其现实性上”这一限定。“现实性”与“抽象性”相对应，马克思所理解的“人”不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人”，而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且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5]。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性理解，并在揭露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局限性的进程中，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应该置于人的现实活动之中加以把握，而无法在想象出来的抽象人身上获得真正理解。马克思认为，人是考察历史的前提，并指出以往哲学家们之所以未能正确把握人的真正本质，关键在于他们眼中的人是处于固定不变状态的、离群索居的“人”，而不是在生活中从事现实活动的人。[16]但“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成为历史前提的首要条件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并且进行满足新需要的生产和繁殖即他人生命的生产。人的现实的活动在生命的生产中得到维持和延续，正如马克思所说，生命的生产体现为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即表现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生产力，“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17]。马克思提倡以现实生产为出发点去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像以往的哲学家那样脱离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现实活动，对人的本质进行先验的预设。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应该建基于对人的现实活动的认识与把握。
马克思揭示出全部生活的本质特征在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强调立足实践的唯物主义来认识人的本质。费尔巴哈透过感性直观通达对抽象个体的认识，但是他无法认识到，即便是这种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是在社会生活的历史中生成和发展的。费尔巴哈没有意识到其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并不是人类有史以来直接存在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相反现实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8]。正因为费尔巴哈不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其未能发现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最终导致其唯物主义思想和社会历史的相互割裂与脱离。马克思将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归于实践，人的本质也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发展和演变，这为人的本质划定了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历史性与实践性维度。也有学者针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相关论述指出，“人的存在根本上不是由先验的本质所规定的，而是通过人的生存实践活动而在历史中不断展开并生成的”[19]。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对人的认识抓住了人的现实性，由此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制高点”。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以人所处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点，揭示人的本质，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从而避免了人类解放的盲目性和空想性。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人类解放不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解放，而是植根于个人实际生活的现实运动。
三、“社会关系”的多维解释
与“社会关系”直接区别的是“自然关系”，即社会关系区别于作为生物物种的人形成的联结关系。社会关系具体包括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物质的社会关系指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地域及血缘等客观存在方面的彼此联系与相互作用；思想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知识、感情、意见、志向、性格及气质等主观心理方面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都是历史的和变化的，社会关系是“物质性”和“历史性”的统一，即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的和历史的关系。
如何理解“社会关系”？基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经典文本中不同的表达和阐释，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相互对应，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生产、交换、性别、法权、阶级等关系[20]；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包含他对摆脱抽象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的价值关怀与现实期待[21]；有学者从社会关系的生成论视角审视社会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进程，提出人的实践活动是在多重关系中展开的，多重社会关系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22]；有学者强调，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是生产关系总和的结果，人的本质蕴含在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劳动实践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23]；有学者从“存在论”“生产论”“动力论”“结构论”和“方法论”等多重视角对“社会关系”做出相关解读[24]。笔者比较倾向从“物质性”和“历史性”两大特性来对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进行总体界定。
社会关系具有“物质性”特征。社会关系的“物质性”指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地域和血缘等方面产生联系的客观性存在，这种物质性是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丰富多样的现实关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前提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5]。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人首先直接同自然界发生联系，而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伴随生产关系的形成和交往关系的扩大，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们又会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既得益于费尔巴哈哲学所实现的人本主义转向，又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思维局限，跳出从单个个体抽象出普遍共性的误区。马克思将个人视为处在“现实关系”中的个人，从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关系中来规定和理解人的本质，而“主体间性”关系可以通过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予以审视和把握，从而避免了像费尔巴哈那样将人的本质指认为单纯的自然性和“类”本性，维护和彰显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和具体性。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物质性”的认识超越了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超越费尔巴哈，关键在于马克思逐步确立起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将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而费尔巴哈“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26]。
社会关系具有“历史性”特征。每个历史时代下的人面临的物质生产实践方式不同，因而不同时空境遇中的现实个人的“本质”存在差异性，并且处在“关系中的个人”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随着实践方式的演变，历史中的人的社会关系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虽然分别从思维和感性存在的维度探寻人的本质，但其共同性在于将人的本质看作永恒的、固定的、普遍的同一本质。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是一种“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一方面用一般唯物主义的理论去倾覆黑格尔抽象的精神运动图式，试图进行彻底的宗教批判；另一方面又呼唤“爱的宗教”，在社会历史之外重塑出直观个人的、孤立静止的感性世界。与之相比，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则是一种“聪明的唯心主义”。黑格尔注意到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的社会历史性维度，但是他却认为这种感官上的体验是一种有限的、杂多的现象而不是本质。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内在根据是寻求感性世界背后的普遍性，即“无人身的理性”。黑格尔将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界定为自我意识，并用自我意识的自我运动去置换现实的个人的感性生活。因此，在黑格尔的理论地平线上，耸立的不是感性人所面对的现实，而是与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相分离却寓于其中的纯粹精神世界。
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的动态性、实践性以及辩证发展的本质[27]。马克思拆穿了黑格尔“神秘思辨”的奥秘，并指出“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28]，即将人的普遍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只能导致对现实的人的遮蔽。马克思也认识到了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类本质”的局限，费尔巴哈得出“类本质”的前提是将现实的人视为抽象、孤立的个体，并且将宗教感情看作固定独立的东西，无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认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29]，他诉诸实践唯物主义视角审视人和社会的历史发展，不仅确立起基于社会关系把握人的本质的正确方式，还具体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的社会关系样态，用理论的笔触勾勒出人类社会进程中人的社会关系的全景图。马克思从人的关系维度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以人的社会关系为标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依赖性”关系，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依赖性”关系，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关系。马克思始终从“关系中的个人”来理解人，真正将“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实体看作历史发展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为人被迫从事的不自由的活动，人生活在与他人的对立、冲突之中，丧失了人的社会性特征，这种情况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扭曲。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正是这种“物的依赖性”关系发展的具体呈现。只有打破资本逻辑的宰制，在重塑人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解放，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而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实现社会关系的复归，人的本质也将在不断发展中趋向更加自由和全面的境界。
四、共同创造的“总和”
所谓“总和”是指全部要素之和，但“总和”不是诸要素简单地机械相加，而是构成事物全部要素的有机结合。有学者指出，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多方面的联系和交往，总和“是这些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30]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社会来看，人的社会关系都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人的本质则形成于人们的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和互动联系之中，体现在繁复交织、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上，即“人的本质不是先验的、固定的、既成的、永恒的、非历史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个人们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正在进行着的创造性合奏、合演和合唱”。[31]有学者提出，“总和”就像歌唱团中的合唱，需要合作，是由我们共同生产、共同实践和共同创造的，也就是“合唱”出来的。[32]
“总和”彰显出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主的多样性联系和多层次关联，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变化发展而非固定静止的。“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33]，“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34]，因而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由于需要和生产方式而产生的人的有机联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家庭是最初的、唯一的社会关系，而随着生产发展和新需要的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出现，家庭关系则进入从属地位。[35]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进一步深入考察，他们已然认识到人类社会中从原始阶段的血缘氏族关系向地域性国家政治关系的变化。在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中，伴随生产方式和需要的不断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不断呈现出新的形式，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流动性和丰富性。社会关系正是在这种生产力总和中呈现出多维向度，而财产、阶级、政治、法等多维度社会关系又和现实的个人联系起来。不同时代由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不同，社会关系也不尽相同，正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这种流动性承诺了人的本质的应然性和理想性的价值意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关系呈现出自由人联合体的样貌，社会普遍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从而成为现实。
“总和”意味着有机构成而非简单排列。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内在规定着人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进程决定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应该从经济基础中寻找社会嬗变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和无视上层建筑的存在及其影响，而是肯定各种上层建筑因素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地位。正如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所揭示的，“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36]。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合力”的结果，尽管生产关系在这一总和中占据主要乃至决定性地位，但是人们在生产交往基础上产生的其他社会关系共同规定、构成与影响着人的本质。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是一场终结抽象的人的本质观的哲学革命，这一论断对认识作为整体的人的本质和具体的个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脱离社会关系将人仅仅视为对象、孤立的客体，便永远不可能真正地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相反，应当把人视为主体，从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关系中认识人本身。人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些无论是从生物层面强调人的欲望和人的冲动，还是从意识层面强调人的理性的诸多理论，都容易把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赋予人，进而形成对人的本质的固化或抽象化理解。人的本质并非历史发展的起点，而是依循社会历史进程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关系的演化与人的发展相互耦合、相互促进，只有改变物质世界、改变社会关系，才能真正丰富人的本质和推动人的现实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