昧按：伊琳娜·普罗霍罗娃是俄罗斯著名文学研究者、出版人，她创立的《新文学评论》（НЛО）杂志和同名出版社在俄罗斯文史研究界因新颖、国际化的选题视角而鹤立鸡群。她的弟弟米哈伊尔·普罗霍罗夫是俄罗斯著名富商，曾积极参与政治活动，2011年领导体制内自由派政党正义事业党，2012年参与总统选举，并获得8%的选票（排名第三）。伊琳娜·普罗霍罗娃在米哈伊尔竞选期间，曾与代表普京的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进行电视辩论。2014年伊琳娜·普罗霍罗娃被《星火》杂志（Огонёк）评为“100位俄罗斯最有影响力女性”。2022年7月25日，普罗霍罗娃接受俄独立商业媒体“新大街”（Новый проспект）记者尼古拉·涅柳宾专访。在对谈中，他们探讨了如下问题：- 如何看待作家普里列平、电影《兄弟2》这样十分有毒的文化现象？
新：“特别行动”[1]开始一个月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宣称[2]俄罗斯文化遭到取消。如果不是被这样宣布出来，这一话题本不会引起广泛讨论。国家元首宣布“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拉赫马尼诺夫被从音乐厅海报上抹去，俄罗斯作家及其著作也遭封禁”，他的用意是把这件事当成政治宣传的一个点；一个必将引起负面反响，但也有团结人心效果的事件。伊：我其实错过了总统的这次讲话，但我非常关切西方媒体要求取消俄罗斯文化的呼吁，这是一个在西方受到热议的话题。这一趋势无疑是由惊心惨目的俄乌冲突引发的，冲突已经持续数月，让二战以后奠定的和平基础摇摇欲倾。我理解西方人的心理状态，他们茫然无措，面对这种局势感觉无助又无力。因此绝望之中就诉诸于简单的象征性行动和团结姿态，毕竟取消文化比阻止战争要容易。至于乌克兰人，我认为他们对俄罗斯文化的拒绝有着更深层的根源。乌克兰正在进行着强有力的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在如此悲惨境况中诞生的国族，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与俄罗斯文化决裂的形式，尽管乌克兰文化与之在历史上一直如此紧密又戏剧性地彼此交织。在整个后苏联时期，乌克兰一直在努力反思自己的国族认同，这在许许多多乌克兰历史学家、文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可是，在俄罗斯被冠以“特别行动”之名的这个东西，成了所有上述进程的催化剂。其实说实话，我对取消俄罗斯文化的担忧，远远少于对这场骇人的人间悲剧的担忧，这场悲剧就在我们眼前上演。三分之一的俄罗斯家庭都有乌克兰亲属，所有个人的社会的联系都被切断，不停地死人。文化可以生生不息，可怎么才能拯救眼前的人命？新：应不应该拷问“文化在促成战争中的罪责”？现在很多人从文化上找原因，发现……伊：这是很奇怪的思路，好像当代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卖身丫鬟一样。这是类似中世纪的态度，当时的御前诗人要成天给统治者写颂歌的。近现代的整个欧洲文化史就是摆脱国家和教会控制，争取自主权的历史。俄罗斯文化无疑一直是在非常艰难的处境中生存，一直受严酷的审查和迫害压制。尽管如此，它还是在自己的范围内形成了有自由、公共讨论、社会新思想的舆论场。请注意，在受人尊敬的科学文化工作者之中，基本没有人支持“特别行动”。相反，网上都是铺天盖地的抗议联名信。所以让我们不要把作为对世界的创造性认识与描述的文化，同国家政治宣传混为一谈。新：也就是说，那些印量数百万的宣扬暴力常态化的作品，并没有毒化前几代人的意识？伊：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微妙。我们要不要把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一同取消？因为按这种逻辑，比起俄罗斯文学，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更是毫无遮掩地充斥着帝国意识。将发起战争的罪名怪到文化头上，是找替罪羊的做法。正如伟大的寓言作家克雷洛夫所言：“在强者的眼里弱者总是罪恶滔滔”。[3]发动战争的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文学家，发动战争的是军队和统治者——他们是最不受文学熏陶影响的人。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只是学校灌输式教育的遗毒。此外，人获得的大部分暴力经验都不是从阅读文学经典中来的，而是从家庭，从文化往往与之对立的国家统治系统中来的。说文化孕育了战争？那么请告诉我，哪部有分量的俄罗斯作品为战争、为侵占领土唱过赞歌。即便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这类苏联官方经典小说，讲述的也完全不是与阶级敌人斗争、争取光明未来的喜悦，而是被历史灾难碾压的人之悲剧。[1]俄当局严格禁止将俄军入侵乌克兰称为“战争”“入侵”，所有使用这种称呼的媒体几乎都已被关停或屏蔽。仍试图在俄罗斯国内保留部分活动空间的媒体和个人则会使用各种委婉语指代这场战争。为了让读者对这种语言污染有直观的认识，我们在译文中保留了原文的用词。
[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050
[3]出自克雷洛夫的寓言《狼与小羊》，辛未艾译文。
新：与成长在俄罗斯内陆地区，只在中小学义务教育大纲里接触过文化的人相比，您对“文化”这个词的态度和理解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伊：我很认同约瑟夫·布罗茨基在散文集《小于一》中阐述的对文化的理解，他写出了在崩坏中建立起自我认同的，战后一代人的世界观；谈到经历过围困之后的列宁格勒文化时，他写道：“对这些人来说，文明不仅仅意味着每日的面包和每夜的拥抱。与看上去的相反，这不是另一个迷茫的一代。这是唯一一代找到自己的俄罗斯人，对他们来说，乔托和曼德尔施塔姆比他们自身的命运更迫切。[4]”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普里戈夫[5]，苏联时期不受审查控制的地下艺术领域关键人物，曾做过类似的表述：“我以此为己任。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文化，我被放到这个位置就是为了在这一刻呈现出自由的终极意义。”普里戈夫认为，正是对文化的献身才能让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从屈辱、绝望中解脱。我认为，这说明了教育和启蒙在现代俄罗斯社会中不变的崇高地位，与国家官员的反启蒙宣言恰恰相反。![]()
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普里戈夫至于中小学大纲课程，要知道十九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是被当作人文主义文学教给我们的，它里面充满对“小人物”的爱。当然，这些文章在当时也是被并入完全属于苏联特有的文学八股里，但即便如此，透过这些还是可以读出文学本身传达的信息。而同时我记得很清楚，那些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课文就让我们读得很痛苦，因为它枯燥、虚假又牵强。新：也就是说，描绘人性黑暗之类作品的这支预防针给人打上之后，并不会在未来激起人的暴力冲动，即便等人以后忘记了，不记得这些作品的主旨，但却记得让人丧失人性的方法？伊：人权活动家过去开玩笑说，在苏联小学会遭遇和国家的第一次对峙。从幼儿园，从小学起，对人的贬低侮辱就已经开始，孩子们学的是无条件服从权威、禁止独立思考。这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文化是与之对立的。新：所以说，关于“文化在促成战争中的罪责”的讨论其实是黑白不分？伊：不妨让那些怪罪文化的人说说，被他们叫做文化的是什么。政权与社会、家国绝不能等同，政治宣传和文化也并非一体。而且说到底，要是俄罗斯文化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忠实仆人，衷心捍卫着国家的帝国梦，那它为什么一直受到严酷迫害和审查呢？新：但毕竟也有那些国家荣誉文化工作者，身上挂着“发展贡献奖”奖章，能叫得出名字的这类人物有很多。新：但这并不是没道理的。现在正轰炸城市的那些人里面，有些就不久前才在电脑游戏里用精准打击摧毁敌军。伊：我们知道，在什么电脑游戏都没有的时代，人还是同样疯狂地参与战争。我们先放过不幸的俄罗斯文化吧，从内部有人又要来取缔它，现在从外部又有人要取消它。它只能在刀俎之间苟延残喘。话说，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刚刚宣布了俄罗斯现代戏剧的领头羊——果戈理中心关闭。所以乌克兰和西方同行也没必要为取消俄罗斯文化劳心费力了，俄罗斯的官员自己就能办得又快又好。![]()
果戈理中心我们不如看看那些进了军队、内务部、俄联邦国家近卫军的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条件接受真正的教育和文化。他们都是来自经济萧条地区的年轻人，那里没有工作，没有过上体面生活的路，给强力部门卖命就是他们唯一的上升渠道。我并不是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6]，我也并不把文化当成医治所有社会不幸的灵药。即便如此，我们不能轻视启蒙时代最重要的原则，这些经受住了时间检验的原则：在文化繁荣，且文化成果能被社会分享的地方，社会敌意和犯罪就更少。[5]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ригов（1940 - 2007），杰出的苏俄诗人、艺术家，“莫斯科概念主义”代表人物。[6]源自谢德林的讽刺小说《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Карась-идеалист）。小说主角是一条怀有单纯的道德理想的鲫鱼，甘愿为信念付出生命，但它的善心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最后被狗鱼吃掉新：可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皮奥特罗夫斯基突然振振有词地跳出来。他说的那番话[7]，让凡是能听懂您说的文化与谄媚上级之间区别的人都会汗颜……您上面提到的一切也在继续化为灰烬。皮奥特罗夫斯基是当代俄罗斯文化的一大标志性人物，不是吗？
伊：皮奥特罗夫斯基这件事，让人感到十分可悲，十分沉重……但我们还是要正视事实：俄罗斯大型机构的领导人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唉，是很难承受的。社交网络上充满了可以理解的愤慨之声，但我仍然觉得，要至少把一部分无疑是正义的怒火转向那些创造了这个摧毁人的压迫性体制的那些人身上。呼吁文化工作者要有宁折不弯的意志，也不要忘记造成我们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国家暴力机制建立的目的就是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践踏人。英雄主义是罕见的东西。这样的人值得倾佩。但在进行这场对我们如此迫切的，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对话同时，或许我们也应当自问：在当下这个环境中我们要如何才能（或我们到底能不能）保护文化机构及其代表不受势头愈加猛烈的意识形态机器的碾压？新：苏联之后是九十年代，然后是两千年代。除了文学，还有电影，尤其是阿列克谢·巴拉巴诺夫的《兄弟》《兄弟2》[8]。这类经典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楷模难道不会把人引入一个充斥残忍暴力，容忍无意义杀戮的世界吗？伊：这么说的话，能举的例子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辛的《伏罗希洛夫射手》[9]。而且在同一时期，亚历山大·索库罗夫[通译“索科洛夫”]和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通译“萨金塞夫”]也创作了具有全然不同的道德命题的电影。全世界的娱乐电影里都充满打打杀杀和民间复仇者。这类角色楷模对社会风气和行为真有那么大的实际影响吗？像《教父》这类获得轰动性成功的电影，是否有让整个美国（及随后整个世界）开始疯狂效仿黑手党？[7]https://rg.ru/2022/06/22/kartina-mira.html[8]俄罗斯脍炙人口的经典帮派电影。两部电影中都有大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元素，尤其《兄弟2》中出现大量反美、反乌克兰桥段，被许多评论者认为极大程度上形塑或固化了俄罗斯底层观众的相应认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当局采用的不少宣传口号都是《兄弟2》中的台词。[9]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4030612/新：小谢尔盖·博德罗夫[通译“波德洛夫”]主演的[《兄弟》]续集里的主题，已经不是对“坏自己人”的暴力，而是针对“坏美国人”的。一个“境外势力敌人”,被车臣战争老兵打趴，这才是它主要想表达的，还是说我理解有误？伊：创作者创作出来的并不是《圣经》，他们身上特有的不仅仅是对新现实的洞察力和发现，还有错误、迷惑、对自己观点的重新审视。他们是我们的对话者，我们可以向他们勇敢提问，而不是盲目阅读接受。没错，普希金是写过一首支持帝国镇压波兰的诗，因此就可以把他的全部创作都取消吗？布罗茨基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乌克兰的极其恶劣的诗，他生前就因此受到圈内人的诟病。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全部创作一笔抹杀？那电视成年累月密集播放的系统性、侵略性的政治宣传，就没有一点关系吗？难道一部电影就能改造一整个时代的人？在我看来，这是十分荒诞的简化逻辑。让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为国家的全部罪责负责，是把文化理想化或妖魔化的想法。20世纪的历史悲剧清楚证明，伟大的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文化都没能阻止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我们从中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他们的文化都不对？还是说这应该是一场关于文化进程的脆弱性，关于对文化遗产的政治操纵，关于公民社会抗争军国主义国家的严肃对话？……我要再次强调，没有人取消创作者的社会责任。但这场对文化的指控，总的来说，让我想起1990年代车臣战争时期的历史，当时一些政治家很严肃地指责记者，说是记者挑起了冲突。新：有这么一位来自基辅的优秀记者写道：“所谓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它的艺术性并不比比利时文学、爱沙尼亚文学、阿尔及利亚文学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高。其实荷马和莎士比亚之后，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的文学都是或多或少的重复。俄罗斯人觉得自己的文学伟大，是因为他们经典作家的书籍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被摆放在无数书架上。但这些俄罗斯作家的书是怎么大量跑到外国公民的书架上的？其一，这些书是跟随侵略者到了别的国家；其二，世界上文明地区的居民很想知道，这个不在自己的国家过好自己的日子，而是几乎整个20世纪都在威胁要把世界其他部分变成一片焦土的民族，是怎么生活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种愿望促成了俄罗斯作家的书籍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大规模传播。说到底，对尼采和斯宾格勒的研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德国军国主义和对超人思想的着魔。”他说的不对吗？伊：战争中的人，有战争中的人的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若处在他的位置上，可能也会写出类似的东西。我们不是真的要讨论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两个彼此相差两千多年的人之后，欧洲文化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独具一格的东西；或者俄罗斯作家被译介仅仅是因为俄罗斯帝国的侵略性政策，是吧？说到被强制塞进乌克兰中小学的经典作家的书籍，我们这些可怜的经典作家要是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这样对待，恐怕很难高兴得起来。在还没有那么久远的年代里，俄罗斯和乌克兰书籍可以在两个友好国家里自由流通，两种语言[的书籍]被大量翻译成对方的语言，一回想起来就很难过……哎，再也不可能了。当我们谈论近现代时期的文化时，我们往往会把两个概念混淆：一方面是文化创新和文化潮流的极端多样化，与之相对的是政府为了将自身合法化而创造出的所谓的文化正典（Cultural Canon），即意识形态构建。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知道，类似的正典（主要是文学正典）从18世纪末民族国家观念出现的时期开始形成，是在国家历史（通常是建构的神话）、语言与文化独一无二的观念的基础上，直接发明出来的一套传统。作为帝国的俄罗斯也把集体自我认同这个新工具经过一番因地制宜后为己所用。这个正典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条件影响下，也经过了特定修改（最鲜明的例子当属苏联时期），但对必须为社会所掌握的文化主流这个概念本身，在不久之前一直没有被质疑过。在当代世界我们看到的是，正典这个概念正在渐渐消逝；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越来越成为一件私人的事；面对渐趋复杂的世界，教育本身也在向多元化发展。所以把文学“正典”大旗当作战争工具，在我看来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返古。新：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在帝国体系内的所有民族都要被迫屈从于“国家构成民族”的文化？伊：实际上，“国家构成民族”[10]的文化占统治地位也是民族国家的典型现象，而并非帝国的专利。帝国往往采用相当灵活的系统来管理各种族裔聚居的疆土。不过您知道，说得委婉些，我对帝国性没有丝毫好感。近三十年来，各个帝国的特点已在许多严肃的历史著作中得到阐述；在《新文学评论》杂志中，我们也推出过好几期特别专题，从后殖民研究立场分析俄罗斯的帝国传统。当代俄罗斯生活中一个可悲的矛盾之处是，统治阶级对帝国的怀恋情结与侵略性的国族建构企图并存，让国内笼罩在完全是卡夫卡式的气氛之中。回到俄罗斯作家的外语译介这个问题上，很多大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等）早已走出本国文学的范畴，他们是世界级的作家，与写出《哈姆雷特》的莎士比亚并肩而列。新：可是还有普里列平[11]这种作家。他也在俄罗斯之外被积极翻译出版。他也算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吗？伊：谁会永载世界文学的史册，谁会湮没无闻，自有时间证明。我想说的是，除了普里列平，被译介成各国语言的还有许许多多当之无愧的优秀俄罗斯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维克多·佩列文、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古泽尔·雅辛娜、鲍里斯·阿库宁、德米特里·贝科夫、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奥尔加·谢达科娃、奥克萨娜·瓦夏金娜、阿拉·戈尔布诺娃。这些名字我再例举下去，得需要几页纸才能说完。伊：我认为，俄罗斯文化界人士的当务之急是先在自己内部理清楚，认识到这次悲剧转折带来的影响之深度，并要划出一条在极其复杂且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可以走得通的路，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存在和活动。我不相信俄罗斯文化会被全面取消。的确，部分外国出版社已经暂停了和俄罗斯出版商的合作，但也有许多国外同行仍在继续合作，这是尤为珍贵、尤为重要的，我十分感激他们做出的勇敢决定。孤立俄罗斯文化丝毫无助于解决这一悲惨局势，相反，只会让支持冲突继续的人更加坚定这一立场。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文化层四散，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即便现代技术革命可以让人保持友谊和工作联系。更让我不安的是，社交网络上人们不是在讨论，在构建新的团结形式，而是因为谁说错了话，因为表达立场不清，因为对出国的和留在国内人的态度，持续不休地互相侮辱谩骂。争当圣人称号是极具破坏力的，它正在摧毁后苏联时期形成的，有作用力的文化环境。这才是真正不能放任的事，也是当下需要讨论的事。我们是时候克服极权体制的沉重遗产了——社会原子化、不懂团结、缺乏社会同情、用骂战代替讨论。伊：不必拿精神出问题说事。有比我们这要糟糕得多的地方和境况，那里炸弹呼啸，死难无数，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人生被彻底颠覆。我认为，现在要谈的是怎么才能保存、创造出自由的平台，来对我们生活根基的根本性反思，对俄罗斯社会意识的去军事化、去殖民化做一些严肃的智力工作。悲泣是于事无补的……新：文化不仅是是创造它的天才，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根据独立社会学调查结果[12]，对特别行动的支持度不减反增。同时，又有三分之一的人对死亡、对战争造成的破坏怀有道德负罪感。哪个数字对您更重要，原因是什么？伊：在当前条件下，社会学调查结果很难靠得住。不过要是真有三分之一受访者真的对发生的一切有到的负罪感，这就是社会伦理道德显著进化的标志。[10]俄罗斯2020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俄罗斯族为“国家构成民族”，此前俄罗斯联邦宪法中并没有类似表述。[11]扎哈尔·普里列平（Захар Прилепин），俄罗斯作家、政治家，作为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支持者，曾系俄当局的坚定反对者。但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转为积极支持当局，组建“支援营”前往顿巴斯作战，并吹嘘自己的营杀人最多。2022年2月以来因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被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国制裁——译注。[12] https://newprospect.ru/news/aktualno-segodnya/sotsiologi-fiksiruyut-rost-uverennosti-rossiyan-v-tom-chto-spetsoperatsiya-zatyanetsya/原文地址：https://newprospect.ru/news/intervyu-obshchestvo/irina-prokhorova-davayte-ne-putat-kulturu-s-gosudarstvennoy-propagand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