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李军：故事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讲法？——跨文化美术史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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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3日晚7时，跨文化艺术史四季学堂·春季讲座首讲《故事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讲法？——跨文化美术史漫谈》在山东美术出版社、在艺直播、艺术头条等线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

主讲人

李军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教授

主持人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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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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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伊始，主讲人李军教授以其对意大利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的个案研究为起点，通过对研究思路的反思，向观众展现了同样的研究对象和材料，遵循着“三原”原则，即“原文”、“原作”与“原境”，从西方艺术史的脉络切入，可以讲述一个纯粹的西方的故事；而当研究者的视野从单一文化的纵向发展转向跨越文化边界的横向互动时，便又可以在13、14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讲述一个与东方息息相关的故事。

由此，李军教授重申了其于2019年在《跨文化美术史年鉴1》中提出的“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的主张，第一种是国别的、民族的讲法；第二种便是超越国别和民族，或者说超越文化的一种讲法，这就是跨文化的美术史。

在此基础上，李军教授进一步明确了以《跨文化美术史年鉴》为中心的跨文化美术史研究未来的学术取向，这便是双重互动的研究视野和路径，其中之一是世界之于中国，即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所受到的世界文化、世界艺术的影响和恩惠；其二便是中国之于世界，即东方对西方的贡献。李军教授指出，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一个真实的宇宙之中。

讲座第二部分，李军教授从上述跨文化美术史研究的双重视野出发，通过两个具体的案例，向观众展示了东西方艺术、知识与文化的真实互动。

第一个案例围绕着两幅西方世界制作的地图。

第一幅是威尼斯人弗拉·毛罗（Fra Mauro，意为“毛罗修士”）于1459年为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Alfonso V，1432-1481）绘制的一幅巨大的圆形世界地图（239cm*229cm）。

《弗拉·毛罗地图》，长 250 厘米，宽 250 厘米，意大利威尼斯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藏，1459年

李军教授通过对地图视觉整体性的分析、对地图中船只类型的分辨，以及对不同类型船只航行海域的考察，揭示出弗拉·毛罗绘制的世界地图，以其清晰而独特的图像语言，诱惑着葡萄牙人南下穿越好望角，与中国人的世界相融合的局面。

《毛罗地图》中船只形状比较：中国式帆船；阿拉伯帆船；欧洲式帆船；印度式帆船

第二幅围绕着佛罗伦萨医生、人文主义者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Paul dal Pozzo Toscanelli）的海图的相关内容展开。

皮里·雷斯地图，1513年

贝海姆地球仪平面图，1492年

通过对图像来源、与托斯卡内利交谈的中国使节的问题，以及对哥伦布等人寻找通向东方道路的动力问题的考察，李军教授指出16世纪的世界体系并非欧洲人的“创造”，他们只是“占有”和“改造”了在13世纪里已经形成的通道和路线，从而完成了对先前已经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的重组。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特所绘13世纪世界体系八个地区关系图

第二个案例围绕着在18世纪的朝鲜制作的一幅“世界地图”——《天下诸国图》来讲述。

《天下诸国图》，纸本设色，约18世纪下半叶

通过对该地图形知识来源的考察，李军教授确定了天下图依据的是利玛窦所画《山海舆地全图》（1600年）在《三才图会》（1609年）中的简化版。进一步，他从图像的意蕴切入，指出在图形制作的层面，地图绘制者以中国文化的理想为依据，通过引用唐代知识，将“五洲”转变成以昆仑为中心的“外五岳”，对图形知识进行了重构。

《山海舆地全图》，《三才图会》，1609年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李军教授向观众展示了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路径与精髓，揭示人类彼此相互需要不可分离、不同文化间交融互鉴的人类存在的真实形态。

讲座的评议环节，主持人李公明教授谈到他对跨文化美术史研究的理解和看法。他指出，故事的讲法不仅仅是“讲”这么简单，而是多种想法、多种研究方法以及多种研究视角的碰撞与组合，从这个角度出发，便可打破美术史研究的陈规，即一定要研究艺术家的作品，进而把图像、图形，把人们知识结构的生成都纳入其中，这便是“跨”的一个含义；而“跨”的第二个含义是从世界之于中国、中国之于世界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呈现一个跨文化史的研究，最终去理解人类这个共同体是怎样存在的。

最后，李公明教授指出，由于历史的变化，无论是文献还是图像，留给现代人的是一个非常破碎、残缺不全的线索，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研究，对历史语境、对人类观念和想法的复原，是美术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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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纪要 | 姜宛君

编辑推送 | 董文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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