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李雪涛：作为方法论的全球史与跨文化研究

# 引  

2022年11月21日晚6时，跨文化艺术史四季学堂·秋季学堂第一讲《李雪涛：作为方法论的全球史与跨文化研究》在腾讯会议、跨文化艺术史视频号等多个线上平台同步播出。本次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主持并对谈。

主讲人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全球史研究院院长 教授

主持人及与谈人

李军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教授

讲座综述

本次讲座由李雪涛教授主讲，围绕 “作为方法论的全球史与跨文化研究”展开，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过去常用的比较研究法：从整体和互动的视角出发，结合具体案例，为文化互化现象和创造新文化的现象提供了前瞻性的方法论指导。讲座伊始，李雪涛教授以黄仁宇（1918-2000）的《万历十五年》开篇，介绍了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同年发生的东西方历史事件：西班牙舰队征英事件以及国内朝廷的一系列事件，他从黄仁宇提供的这样一种历史横截面得出初步结论：看似偶然发生的小事正是后面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历史维度的纵轴和空间维度的横轴完全可以推导出一部全球史。而黄仁宇著作的中英德三语版本则体现了跨文化性，这些都为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者带来重要启示。

随后，李雪涛教授介绍了全球史与跨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诠释学(hermeneutics)与代表学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他认为，伽达默尔最重要的一本书《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 1960）是当代学术的基础，全书要处理的问题就是“理解”（Understanding/Verstehen）的问题，而理解的不确定性正是当代学术的最重要特征。因而可以推演出思想不是本质主义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诠释是一个过程，不存在最终的文本，阐释具有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如果没有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就无法确立全球史的基本观念和跨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循环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文本的各部分理解整体，二是通过整体理解各部分。整体和部分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

接下来，李雪涛教授谈到全球史的基本理念，首先给出全球史的定义：全球史是一种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新视角、新方法，从整体观和联系观来编撰宏观历史或考察微观个案，或者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来看待一些跨国历史现象，是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全球转向”的产物。这种联系的观点是受到了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 1917-2016）的《西方的兴起：人类的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一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全球史的方法就被大多数人所采用。此外全球史还可以是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如茶叶、鸦片、战争等历史很难被限定在某个民族或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这个概念首先是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创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来的，之后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创立了“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e）的概念，这种哲学不是叠加后的产物，而是具有世界关联性的哲学，跟全球史一样研究相互间的关系和联系。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吴于廑（1913-1993）先生正是对人类历史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为一个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也进行过系统的阐述。

随后，李雪涛教授介绍了两套研究理论：首先是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前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方法将人类历史的起源看作是同时实现的“突破”（Durchbruch），而后是大航海时代以后的历史时期，用以色列学家埃森施达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 1923-2010）的“多元现代性理论”（Multiple modernities theory）。他还介绍了希腊裔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的《全球通史》，其中提出全球性探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一个崭新的起点，而且很多学者也将其视为方法论的标杆。

接下来，李雪涛教授为大家介绍了全球史研究的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互动观，代表学者是威廉·麦克尼尔，他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的形成和发展，直至囊括全球。比如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也有著名的“冲击回应说”，他认为中国儒家思想所构建起的一整套官僚系统，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外来的推动力，也很难会有来自内部的改变的。后面李雪涛教授分别以小提琴和洗发剂（Shampoo）为例讲述物质文化背后的跨文化渊源。首先，小提琴虽然被视为西洋乐器，但它的各组成部分，尤其是琴身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上埃及古城的Theben墓室壁画，琴身可参考10世纪德国《圣经》插图中的大卫王竖琴和犍陀罗浮雕的弹琵琶者，同时还提到韩熙载《夜宴图》中琵琶与小提琴琴声的相似性。小提琴的弓可追溯到公元八世纪新疆于阗以及阿富汗的萨拉吉（Sarangi），经过欧亚大陆的跨文化交流最后在14世纪欧洲发明了小提琴。其次，洗发剂是英国在殖民印度时认识到高种姓印度人的卫生习惯之后，才开始进入到西方人的生活之中，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此外，李雪涛教授呼吁研究者要反对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同时也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是全球史研究的第二个概念。要想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的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一式（Triade）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紧接着，李雪涛教授谈到了第三个方面：整体观。他介绍了美国历史学家马内拉（Erez Manela）《威尔逊瞬间》一书体现出来的有关1919年的整体史观：中国的“五四”运动与同年出现的多国的政治运动之关联。也就是说将研究置于全球史的视域下会找到事件之间各种各样的关联性。如果每个民族国家仅仅孤立地独自做研究的话，它可能只是一个谱系性的内部研究，只有同时把它放在一个全球的语境下来看待才可以是一个整体研究。

随后，李雪涛教授介绍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他讲到2013年跟德国国家科学院举办的会议“从地球仪到全球化”（Vom Globus zur Globalisierung）。与会学者的学术背景十分多元，因而说明全球史的研究有赖于多学科的助力和跨学科的视野。

在第四部分，李雪涛教授谈到了对比较方法的超越。其中提出了掌握外语的重要性，不会外语就不会反思自己母语，只有在比较之中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自身的特点。

后面，李雪涛教授分别从优点和问题两方面入手分析比较方法。对于优点，教授分别分析了古代已知世界的观点、历史社会学观点、历史学家的比较、大问题意识和比较方法的优势五个方面。对于存在的问题，他着重分析了研究对象的内部差异，以及比较研究存在的共同尺度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而且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内部因素所产生的社会变迁，而非互动和交流的结果。

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李雪涛教授给出了纠正方案，分别是知识迁移史、纠缠史和关联史。随后，他谈到跨文化性与文化互化的问题。“跨文化性”（Transkulturalität）是由德国哲学家威尔士（Wolfgang Welsch, 1946-）提出的概念，威尔士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异质和混合的社会，将外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相互交错和融合，形成动态实体。由于历史或文化变化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个就是跨文化。

就此，李雪涛教授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48）中提出的“佛教在中国”（Buddhism in China）以及“中国佛教”（Chinese Buddhism）两个概念为例，具体说明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接受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为解读印度性和中国性提供了重要的途径，构成了两种文明共同问题的关键媒介，两种文化的历史资源得以进入互为批判的动态关系之中。随后教授谈到文化互化的概念，以辣味炖汤（阿西亚科）和沙拉比喻文化的融合和交汇现象。

接下来，李雪涛教授分别以牧溪的《六柿图》、伍重（Jørn Utzon，1918-2008）的创造为例分析文化互化的现象。

20世纪，南宋牧溪《六柿图》传入西方世界之后引起轰动，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称《六柿图》为“激情……凝结成惊人的平静”，并被认为是东方艺术的精华。海德堡大学艺术史教授谢凯（Dietrich Seckel, 1910-2007）专门讨论过《六柿图》，而波恩大学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 1946-）认为《六柿图》是整体存在的一个完美表达（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整体存在：das gesamte Sein）。而日本在室町时代从《六柿图》中发展出“涩味”的概念，后期转化为一种令人愉悦的美学形态，即侘寂美学，一个器物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宁静和精神上的向往。1960年美国杂志《美丽的住房》（House Beautiful）专门介绍了作为日本美学概念的“涩味”，造成了对当时流行的“美国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的冲击。此外，李雪涛教授还以美国历史学家怀特（Lynn White Jr., 1907-1987）评铃木出版的《禅宗文论集》作为案例，将翻译视为语言媒介上的跨文化性。

第二个例子讲的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丹麦建筑师伍重建造了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悉尼歌剧院，还提到了另一位建筑史家艾术华（Johannes Prip-Møller, 1889-1943）在中国研究佛教寺院建筑，考察寺院生活，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 并于1937年出版《中原佛寺图考》，书中还保留了包括李鸿章牌位在内的珍贵图片。而伍重正是在丹麦国家图书馆看到梁思成（1901-1972）送给艾术华的中国建筑模型，由此生发了对中国建筑的兴趣。而他收藏的《营造法式》的书籍对他设计悉尼歌剧院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伍重收藏的艾术华的《中原佛寺图考》一书有一页提供了安徽九华山祗园寺的山门照片，伍重在其基础之上混合成为一个新建筑，在丹麦哥本哈根建造了巴格斯韦德教堂（Bagsværd Church）——这座教堂是丹麦国教会的教堂，被认为是现代教堂建筑的杰作，而教堂的侧面保留了徽派建筑的山墙。

最后李雪涛教授以法国哲学家莫兰（Edgar Morin, 1921-）的思想作结，莫兰认为传统的科学方法是分离的、肢解的和箱格化的，也就是说都是分隔开来的。在无限细分的微观研究下，还原的后果之一是掩盖了整体、复杂、实体的多维度性，部分和整体之间互动和反馈的关系，因而失去了对复杂问题的总体性和根本性认识。因而要打破自牛顿时代建立的教条，建立分析为主、还原论、线性因果关系决定论等的传统的“科学方法”，进入一种跨学科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和全球化的思维范式中。而艺术史所有研究的目标就是达到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

讲座评议

李军

       李雪涛教授将近两小时的讲座内涵极其丰富，思维也十分连贯。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阐发和引申的一系列问题。我觉得这个讲座的全部理论概括，真的是给我们的系列讲座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在这之前的近20年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世界都是相互独立的，各民族各国家各文化都有边界。然后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要打破这个边界。我们使用的工具、技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是全球流通运转的。而且还不仅是由于现在有了国际贸易才这样，人类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人类是10万年前从非洲发源的，就是那个被看作是夏娃的猿人露丝——人类的母亲，是智人发源的地方，然后智人跨越了大洋，跨越了五湖四海，后面扩展到了全球，所以这才会有了一个智人的时代。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全球流转的。我们今天说的国家间的边防和海关从小处看，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个单位，单位门口都会有门卫，像疫情期间可能会有大白守着，那我们会觉得进去可能需要征得别人同意，但实际上路是在门前就有的，边防是后设的。那后设的边界其实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阶段，我个人认为是跨文化或者说全球史的一个视野本身，是我们所在的世界的本来面目。而其中的哲学依据，正如刚才李雪涛教授引用的是加达默尔的阐释学，它作为一个哲学的基础，这里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历史的意义需要通过阐释，也就是通过每个人、每个时代的人们的重新阐释。所以说，只要人类还存在，时间还存在，它的意义就没有完成。意义没有完成的话，所有的封闭都是强制，所有的封闭都是柏林墙，柏林墙是后来建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中国的长城也是一样，中国的长城也一般被认为是秦建的，当然实际上是在秦之前，战国已经有了长城，但是到了更早的时候，长城是不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相关的哲学基础：除了阐释的不确定性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归结为我们的宇宙自身的一个规律。我把它叫做跨文化性，也即本身能够存在的前提：交换。人类的生命，所有的生命都一样依赖交换。比如说我们的呼和吸，是推陈出新，吐故纳新的过程。如果把它放大一点的话，就是地球的生命受益于光合作用和能量，还有植物的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呼和吸上，交和换的前提和基础之上。中国人最早讲到生意的时候，是指生命——生意就是活力和生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这种交换、吐纳和呼吸是渗透在人类生命中的。这样看，我认为全球史和跨文化史，就是历史本身，而不是有了封闭的历史之后，才重新去突破它的局限。我们的是返本归原，跟吐故纳新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一个返本归原的观念和意识。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类又在这种割绝分裂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经济互动和文化交往，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今天李雪涛教授的理论阐述，尤其是他提供的大量案例，真的是使我们受益匪浅，比如说他信手拈来的那些案例，有小提琴、有日本受中国画家牧溪《六柿图》的影响，还有他在央美学报《美术研究》上发表的论文都非常有意思。

      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更多的例子。其实刚开始李雪涛教授谈到的关于因果性的问题，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我们今天会讲法国性，就是说法国人以香水为傲，那么谈英国性时，会讲到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所有的这些传统，实际上都是一个再造的传统，一个发明的传统。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中国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最典型的中国民乐——唢呐，唢呐实际上是来自波斯的，是波斯的一种乐器。但现在它已经变成典型的中国民乐了。2015年我去了印度。当时特别有感触的是在瓦纳纳西的恒河边上，一早去河边在尘雾缭绕之中看到很多印度人在洗澡。然后有些印度老汉，脱光了在水里洗澡，那水非常非常脏。但他们在下水之前会用一种很小的瓶子，里面装着油，先倒出一些抹在身上，然后搓热身体。后面他们看见我们几个中国人在那儿围观，就招呼我们过去闻一闻，说这个东西“very very strong”（气味强烈）。我闻了一下，发现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味道——很像风油精。所以我想风油精是不是跟印度有关？此外，我们在当地听到了印度民乐，印度民乐跟中国民乐是非常像的。其实我这里想说的是中国性或者印度性、英国性或法国性，它们像国界、像小区门口的门卫系统一样都是后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李雪涛教授今天所讲的内容十分丰富，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受益，大家也要好好消化。

      对了，我还想补充几句。刚才我讲到的全球性和跨文化性本身可能是人类从诞生之初所具有的特质。我甚至还觉得这种跨文化性比如说人类的商业和文化物质的交流等活动，本身可能也会有自然的基础，这种基础实际上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讲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一般默认是在中国发源，至少在隋唐就已经非常兴盛了，到了南宋就更加发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会说地理大发现或者大航海时代，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又分别开辟了到达东方的路径：一条是绕过非洲，到达印度洋，最后通过马六甲到达南海，到达中国，经过澳门到广州；另外一条是西班牙的路线，也就是往西行，西行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寻找中国，但它后面误打误撞碰上了古巴和海地，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个古巴和海地是日本，然后旁边的那个大陆就是中国，可以说这是一个瞎猫碰着死老鼠的故事。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本身是往西往东的这样一条路线，带来了全球的统一。但具体来说，印度洋的交往是有自然基础的，那就是欧亚大陆，尤其是青藏高原和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季风，因为青藏高原的崛起导致了气压，然后气压使风从高原吹向海洋，到了夏天时，风从海洋吹向高原。这样就会使印度洋的航行本身遵循季风的季节性循环，这也是当时印度洋世界和太平洋世界的居民们相互交往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一种吐纳和呼吸，是自然本身的生命节奏，它为后来的世界性的商贸、文化物质的交换提供了一个自然的依据。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后来居上，他们是在一个新的条件下，介入了这种自然本身所具备的交往的渠道和系统。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位发言人——澳门大学历史系的杨斌教授，他最近出了两部书，一部是从全球史看云南，还有一部是海贝的全球史。

李雪涛

李军教授刚才提到的不论是想法还是实例，我都认同，我想在这里做一些基本理论方面的补充。比方说，李军教授刚才谈到的交换，让我想到的是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的理论，就是：“communica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没有交往的话，人类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他也提到了，真理就是把我们连接起来的那个东西（Wahrheit ist, was uns verbindet.），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从现代学术的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没有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的基础，我们很难去定位我们所作的研究，很难理解我们做的研究到底有哪些意义，因为我们所有的解释都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意义的结果。所以我也想到像利玛窦当时提到的《天主实义》最终的道理，实际上是前现代的学术认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真正的超越了这种认识。如果没有伽达默尔，我们基本上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之外的这些人还被允许研究中国，他们根本没有研究中国的正当性。这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所在。

杨斌

李雪涛老师我们第一次见面，久仰啊！今天李老师讲了这个全球史的理论和全球史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举了研究全球史和跨文化艺术史的几个例子，包括李老师本身的研究。我学到很多。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几点特别需要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李老师刚才讲的全球史的方法，他的方法要超越比较的方法。我们都知道比较研究的方法无论是跨文化研究也好，跨地区研究也好，也包括世界史全球史研究，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效的手段。但是，正如李老师刚才所指出的，比较的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有它的无能之处，比如说它不能体现互化或者含化的过程，然而从两种文化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这是一个全球史当中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第二点就是全球史，它本身是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那应用到中国来说，正如李老师刚才指出的，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避免、躲开甚至批判中国中心主义。我之所以要强调主义，其实全球历史发展不是没有中心的，不是没有重心的，是有的。但是我们在研究全球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反思某种主义，这是一种批判的观念和角度。之所以全球史能够在西方兴起，正是因为西方学者，他们反思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描述其他地区文化文明族群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偏见，一种态势，所以他们能够提出全球史，并最早实践全球史。这是我的第二点感想。第三点感想是刚才李老师讲的全球史，是跨学科跨语言的。如果你不了解第二、第三种语言，实际上也是不懂自己母语的，这个比喻实在是太生动了。作为中国学者，我们的一个弱项，就是外语能力不够强。那么对于今天听讲座的青年学子来说，就是要加强对外语的学习，掌握第二种、第三种外语等等。这是全球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我想，今后在中国开展全球史研究，必须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本讲座是2022年跨文化艺术史四季学堂·秋季学堂的首场讲座）

讲座回放三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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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纪要 | 谢涛

编辑推送 | 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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