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父亲被枪决的前前后后
“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传体散文《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宜官”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亲查树勋（一说为查枢卿，又名查荷祥、查懋忠）给起的。金庸并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上，恭恭敬敬地悬挂着一副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这是康熙皇帝亲笔为查家御书的一副对联。在康熙御书旁边，记录着查家的功名榜，上面记载着几十位在各朝各代有功名的查氏族人，其中官至翰林的并不鲜见。在康熙一朝有两位，一是康熙的侍从大臣查升，二是翰林院编修、著名诗人查慎行；雍正时则有礼部侍郎查嗣庭（查慎行弟）。当时查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金庸祖父查文清1886年考取进士，曾经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后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其膝下除查树勋以外，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是个大家庭。查树勋生于1897年，排行第三。其大哥是清朝的秀才，二哥是北大国文系的高材生。
查文清因为丹阳教案被革除职务，回乡闲居。经过一番变故，到了金庸父亲这一代，查家已经衰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查文清死后，留下一些家宅和田地。到金庸出生那年，查家还有36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农。查树勋是中国三大教会大学之一的震旦大学毕业生，受过西式教育，比较开明，属于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他不再恪守先辈从文的传统，一改而从商。22岁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经营海宁的大来钱庄。抗战期间，大来钱庄毁于炮火，使他一度心灰意懒，无心再做生意。直到晚年，他才重整旗鼓，再度经营查家钱庄——义庄。
金庸之父查树勋将1000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周济宗亲，兴办教育
查氏义庄始建于1825年，办理赡赈业务，周济宗亲，兴办教育。查氏将1000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查氏子孙将其视为祖产，请地方官将其另立户名，登记注册。这些义田是上好良田，旱涝保收。扣除赋税及损耗，一般每年可收租谷3500石，将其变卖成银元，再由管理人员买米，按月发给族人。每到秋收，查树勋视年成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他还从义庄拿出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作为龙山学堂的分部，孩子们均免费入学。本镇金竺庄有个穷秀才的儿子杨德举考取了震旦大学，穷秀才乐极生悲，激动之下竟然心脏病发作死亡。查树勋听说后，带着管家前往，买了一副上好棺材，从查氏田地中划出一方换来墓地，择日安葬了杨秀才，费用从义庄支付。几日后，他又让人送给杨德举一笔钱，作为其学费。
1914年，查树勋娶19岁的徐禄为妻，徐禄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堂姑母，即徐禄是徐志摩之父徐申如的堂妹。徐禄读过私塾，不仅知书达理，喜弄诗文，而且思想开明，作风民主。闲暇时，她总是手不释卷，研读把玩，读书成为其怡情消遣的方式。查树勋与徐禄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五子二女（即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良绣、良璇二女），金庸是老二。1937年，日军侵入江南，他的家乡惨遭轰炸，查树勋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性痢疾病亡。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
金庸的继母名叫顾秀英。11岁时，顾秀英押给查家当丫环，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禄病亡满3年后的1940年，查树勋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顾秀英是位贤妻良母，对丈夫唯谨唯慎，处处谦让；对前房和亲生的儿女，没有亲疏之别，给予同等的母爱。解放初，查树勋早逝。1958年，在无粮无柴的岁月里，她卖掉了所住的两间老房以维持生计，不料被诬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了三日三夜的毒打。回到家，她对儿女们说：“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顾秀英于1989年去世，享年77岁。
查树勋对金庸相当怜爱，同时对他给予厚望。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一本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圣诞颂歌》作为圣诞礼物。此书讲的是一个冷酷的守财奴的故事。在一个圣诞之夜，守财奴史克鲁奇遇到了从前与他合伙的一个死者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接下来就开始讲述他的这三次游历。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小金庸，直到成年，他还把此书带到身边，每当圣诞夜就拿出来读上几页。
查树勋看到儿子一天到晚看书，不喜欢运动游戏，体质羸弱，很担心，便常带他去野游，带他放风筝、骑自行车。但金庸对这些兴趣不大，只是敷衍了事。无奈之下，查树勋想到了妹妹查玉芳，她爱好舞剑，便将金庸交给她管教。查玉芳常和天南海北的女侠聚会，金庸耳染目濡，也喜欢起武侠小说。他后来所写的众多武侠小说中，那众多女侠展示的那些剑式名称，很多是听姑妈和她的侠友们讲的。
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杀、关、管”三管齐下。由于杀人批准权力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查树勋因为儿子在香港，自然被扣上有“海外关系”的帽子，连同不法地主罪名一并审查。
不久，查树勋被列入“管”的名单。1951年1月后，从上到下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加快，他被升格为“关”的对象。镇压人员组织村里人揭发其罪行，可他一贯行善积德，对村民友好，且年年资助穷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控诉他。最后邻村一个残匪揭发他窝藏枪支。于是，他进入“杀”的名单。给他罗织的罪名有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等。其实，“抗粮”是谬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征收公粮，因为粮食在佃农手里，佃农自己交了，查树勋家所交的粮就少了。至于“窝藏土匪”，指的是顾秀英弟弟（浙南山区残匪）曾在其家躲藏了几天。“图谋杀害干部”指的是那支手枪招来的莫须有的罪名。许多年后，金庸大妹查良琇说出了那支手枪的真相：继母顾秀英弟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将一支手枪偷偷藏在姐姐家后院的粮库内。这事查树勋夫妇并不知晓，压根就没见过。不料，顾秀英弟弟把此事泄露给自己的同道。
1951年4月26日，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对照姓名、照片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即开向袁花镇查树勋所办的龙头阁小学的操场。到达操场后，4人一批，立即枪毙。金庸继母事后才知道消息，强忍泪水来收尸，只见丈夫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妻儿们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
顾秀英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丈夫死后的30多年里，多方申诉，为其平反而奔走。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邓小平接见金庸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树勋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树勋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1985年7月23日海宁县人民法院就查树勋重判案的《刑事判决书》云：“原判认定查树勋在解放后抗粮不交，窝藏士匪，图谋杀害干部以及造谣破坏等罪行，均失实。至于藏匿枪支一节，情节上与原判的认定有很大出入。本庭认为，原判认定查树勋不法地主罪的事实不能成立，判处查树勋死刑属错杀。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