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平民逼走两任国家总理，烧外交部长豪宅，砸鲁迅兄弟饭碗，一生怼人无数，最终却被活活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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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馆（ID:guoguan5000）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曾有一副挽联，写给了傅斯年，可以说是对其一生功绩最好总结：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
聊城是个有趣的地方，出才子，也出豪杰。孙膑、鲁仲连都出生于此，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是聊城人，当然也包括傅斯年，而傅斯年的祖上傅以渐也甚是了得，大清帝国的开国状元，官至兵部尚书。
山东自古出豪杰，聊城正是其一，当年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景阳冈即属聊城，程咬金的后人也定居于此，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就是聊城人。
傅斯年两者有之，既是才华横溢的“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也带着一股梁山好汉的霸气、豪气甚至是蛮横之气。
美中不足的是，这位大才子却偏偏长得肥头大耳，不然要有多少妙龄少女投怀送抱了。
胡适说， 在北大，学生的学问是可以超过老师的，这里的学生指的就是傅斯年。
1913年，傅斯年入北大预科学习，三年后正式进入北大中文系。傅斯年学问了得，那是有口皆碑的，连黄侃这样恃才傲物的奇才也想把自己的章学衣钵传给他，行不行也就可想而知了。
可这人偏偏不知收敛，不但锋芒毕露，还要挑战权威，找老师的麻烦。要是老师讲错了，他便当面指出，还引经据典，说某某人在某某书上是这样讲的，搞得老师甚是难堪，却又无可辩驳。
聂湘溪曾回忆说：“当时有些教授就怕上他的课。”
胡适就差点丢了饭碗。
1917年夏，胡适受蔡元培的邀请来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别人都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一个学期，还在商朝打转。胡适要立威，干脆就从周宣王讲起。
问题是，北大的学生不好糊弄，对这位喝洋墨水的海龟甚是不服，想把他轰下台，却又找不着破绽。
有同学想到了傅斯年，怂恿他去听课，帮忙找点问题出来。傅斯年是好事之徒，一听就来劲，跟着室友便去了。
听完之后，傅斯年摇了摇头，说：“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书读的是不多，还好路子没错，这话也算是绝了。同学只好放过胡适，乖乖去上课，寻找下一个要弹劾的教授去。多年以后，胡适才知道，自己能在北大站稳脚跟，傅斯年功不可没。
胡适的饭碗是保住了，朱蓬仙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弟子，在北大教《文心雕龙》，教得不好，出了不少低级错误，学生要揭发，就要找证据。
有同学谎称复习，把朱大秀才的讲义借了出来，然后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元培，炮轰朱蓬仙。
蔡元培一看，先是一惊，如此内行的批注，竟会出自学生之手？然后一疑，难道是某些教授借学生之手攻击其他教授？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
学生毕竟还是学生，没见过大场面，校长一召见便开始慌了。害怕蔡元培要考，又害怕让傅斯年一人担责，于是每人分担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
蔡元培果然要考，学生却回答得头头是道。
考完之后，蔡元培一声不响，学生也一声不响。不久，这门课便被重新调整了，也是一声不响。
（蔡元培）
有学问，敢做事，年轻尚幼的傅斯年却已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崭露头角。
《新潮》迭起
自从听了胡适的课，傅斯年便跟着胡适走到同一条道上了，成了胡适麾下天字号猛将，不但读起了《新青年》，还时不时在上面发表文章，唱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歌。
以傅斯年的性格又怎甘心长期寄居在他人地盘之下，他也要办杂志，要有自己的阵地。于是便纠结了一群同伙，包括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虽是学生，却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办杂志要钱，傅斯年去找胡适，好先生胡适一听，钱是没有，但我对你们的行动举双手赞成，还愿意无偿担任顾问；陈独秀是不太不乐意的，你这是来拆我《新青年》的台？
傅斯年斗胆去找蔡元培。蔡元培一听，扶了扶镜框，毫不犹豫：“你每月去北大的经费中领400块吧！”
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知道了，说：“孟真啊，我从图书馆腾个房间出来，给你们当办公室用吧。”
就这样，一份叫《新潮》的杂志很快就火了起来，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这样写道：“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
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潮》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新青年》，陈独秀的担忧竟成了先见之明。
如果说《新青年》代表了老师一代的最高水准，那么《新潮》便是学生一代的突出代表了，而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正是这两代人共同推进的结果。
“富于斗劲的蟋蟀”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学潮——五四运动，整个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充斥着风起云涌的高亢和嘈杂。
傅斯年正是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之一，与罗家伦、段锡朋并称“五四三架马车”，对于傅斯年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石舒波这样写道：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着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
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者之后，游行的学生在北大院内开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对于火烧赵家楼一事，傅斯年并不赞成，觉得过于激进。
当大家正准备推选傅斯年做临时主席时，一名叫胡霹雳的陕西人冲了上来，往傅斯年的脸上就是一拳，连眼镜都被捣飞。
傅斯年大怒，晃动高大的身躯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骑在胡的背上照准头部狠狠地抡了几拳，胡当场就被击晕。
后来有人问傅斯年打架取胜的诀窍，傅不无得意地认为靠的是自己肥胖的体积乘以速度，如此结合便能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
也就是这一拳，让傅斯年与五四运动彻底断绝了关系。
当然，背后另有隐情，傅斯年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有序的游行来推动政府的变革，而不是武力与暴动，而运动到后面也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和挥舞拳头面红耳赤的游行青年相比，傅斯年有着更为冷静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思考，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吐狂言之上。
为了保护学生，蔡元培以辞职相威胁，五四的狂潮最终慢慢平息。
这年夏天，傅斯年毕业离校。
毕业后的傅斯年决定出国留学，1919年的秋天，他参加了山东省教育厅主持的官费留学考试，成绩不算太差，全省第二名。
本以为板上钉钉，官方却以他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为由，拒绝录取。
他们对外的解释是这样的：要是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是法兰西共和国，一言不合，岂不率领一帮弟兄，拿上粪叉子、镰刀斧头加锤子，将白金汉宫和巴黎圣母院掀个底朝天？
幸好一名叫陈雪南的科长看不过眼，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正是这席话。才最终保住了傅斯年的一份名额。
这年冬天，意气风发的傅斯年拖着他肥胖的身躯踏上了驶往欧洲的邮轮，开始了他为期六年的留学生涯。
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对于权威，傅斯年从来就不曾畏惧，要是遇到同样狷介的鲁迅，那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呢？这事还真有，两人还差点打了起来。
1926年，留学归国的傅斯年接受了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前往任教。不久，鲁迅也受聘于中大，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系主任。
此时的中大是国民党的天下，朱家骅、戴季陶都是党国要员，看不惯鲁迅那一套，“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
傅斯年与朱家骅是挚友，对于鲁迅并无好感，短兵相接正是开始。顾颉刚就成了导火索，一点就爆。
原来鲁迅和顾颉刚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过节，顾颉刚说鲁迅抄袭，鲁迅说你血口喷人，两人便怼上了，鲁迅还专门给顾颉刚取了个外号——红鼻。
后来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教书，顾颉刚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抽了，也跑着去厦大了，人家板凳都还没坐稳呢，你就跟着来了。本就多疑的鲁迅是多么的不爽：“你这是存心找茬？”
既然你来了，那我走还不行，于是鲁迅就牵着他的学生许广平去了中大。
傅斯年要架空鲁迅，便想了个狠招，既然你鲁迅来了，我要是把顾颉刚也拉来，你该如何。
傅斯年还真这样做了，还只是把这个决定象征性地通知了一下鲁迅这个教务主任，也不需要他的同意，按傅斯年的观点，告诉你，已算是抬举你了。
鲁迅一听顾颉刚要来，立马火了：“鼻来，我就走！”
傅斯年不吃这套，索性将鲁迅晾在一边，而顾颉刚也真的来了。
鲁迅哪受得了这套，立马提出辞职。傅斯年一看，你用辞职来要挟，我难道不会，傅斯年也要辞职。刚来的顾颉刚看到如此凶险的局势，自觉不应潭这趟浑水，也要走人。
校方只好和稀泥，让学生选，学生说留谁那就留谁，结果学生觉得一个都不能少，三个都是大师，都要留。
鲁迅去意已决，最后悲愤而走。
性格温和的顾颉刚骨子里却倔得很，不愿任人驱使，受不了傅斯年霸气强势，两人分道扬镳，不久后，顾颉刚也离开了中大。
傅斯年的“大炮”性格再次爆发，指责顾颉刚忘恩负义，“你若离开了中大，我便到处毁你，使得你无处去。”
曾经风光一时的中大也因人事矛盾而变得冷落稀疏。
此事虽不免刻薄，倒也符合傅斯年的为人和性格，哪怕是文坛巨鳄，也是照样我行我素，只是文坛上又多了段恩怨是非了。
北大“功狗”
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没吃到好果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第二天，教育部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劝其出任北大校长，这是对其能力、资历以及声望的最好肯定。
傅斯年拒绝了。理由是，论资历、论名望，尚有胡适在前，我傅斯年尚有自知之明，只要老师一息尚存，这北大的第一把交椅就非他莫属。
此时，胡适尚在美国，朱家骅颇感难办。几经来回，傅斯年勉强答应就职代理校长，待胡适归来，便自动让贤。
代理校长期间，傅斯年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伪“北大”教员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他曾经的老师周作人。
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陈雪萍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来的第一句话就问陈是否与伪北大教员来往，陈回答说仅有一些礼节性的来往。
傅斯年大怒：“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11月28日，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再次发表声明：“北大将来复校时，绝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职员！”
作为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周作人，此时颇为紧张，犹豫再三最终致函傅斯年，为其抗日时期变节一事“辨伪”，请求特殊处理，并指责傅斯年的作为过于苛刻，信中写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傅斯年大为光火，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民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12月8日，傅斯年将重庆对记者的长篇谈话公之于众，在问道如何惩办周作人、钱稻孙之类汉奸时，傅斯年答道：
“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辩忠奸！”“这个话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在民族大义面前，傅斯年的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
在学界，傅斯年混得是风生水起；在政界，也同样是游刃有余。
1946年初，蒋介石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知道傅斯年的臭脾气，对蒋说：“他怕不干吧。”
蒋介石不相信，请他做官他难道还有不乐意的，你们去劝劝他吧。
然后说客就去劝，傅斯年死活不答应。蒋介石没辙，只好去找胡适干，胡适有点动心，傅斯年就写信给胡适，劝他不要去：一入政府，就没了说话的自由，也失去了说话的分量。
并说道：“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不是自降身份吗？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即便这样不给面子，也不妨碍蒋介石把他奉为“座上宾”，还时不时地请他来总统府吃个便饭，商议国家大事。
有一次代总统李宗仁要来台湾，蒋介石跑去机场欢迎，在机场的会客厅里，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满朝的文武站在旁边，傅斯年却坐在蒋介石的旁边。不但坐着？还翘着二郎腿，捏着大烟头，一边抽，一边对着蒋介石指手画脚。
连李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之为“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
终其一生，傅斯年都追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却从始至终都秉持着“参政而不从政”的原则，参政，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责任，尤其是民族危难的关头；不从政，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那才是文化自信的年代，在强权面前，他们始终坚守着一份文化人的自信和尊严，不为所动、终不低头。
（傅斯年与蒋介石）
傅斯年的厉害之处，还不在这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赶走两任行政院长了。
1938年傅斯年就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真正发挥起知识分子“参政而从政”的作用来，对于孔、宋家族掌控民国政权、贪污腐败的现象，傅斯年深恶痛绝。
这一年，傅斯年两次致函蒋介石，揭发行政院长孔祥熙腐败、贪污问题，并从才能、威望、用人、外交、礼教等五个方面历数孔祥熙德不配位，蒋介石不为所动。
1941年，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和女儿孔令俊竟用营救在香港的社会名流和学者的专用运输机用来运输自家的家私和洋狗，致使陈寅恪、何香凝等名流滞留香港，此举激起社会义愤，傅斯年更是忍无可忍。
要想扳倒孔祥熙，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傅斯年开始着手收集。功夫不负有心人，傅斯年终于找到孔祥熙等人参与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案的证据。
据程沧波回忆：“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
1943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再次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并指着孔祥熙的鼻子骂道：“我们法院见！”
此举让蒋介石大为紧张，为了平息此事，还亲自请傅斯年吃饭。
蒋介石说：“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说：“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
傅斯年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也不能这样说！”
就这样，孔祥熙被赶下了台，由宋子文接任。
然而，宋子文依旧是劣迹斑斑，傅大炮又将他的炮火对准了宋子文。
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公开撰文《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文中写到：“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
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
这之后，傅斯年再开两炮，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连轰宋子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像当年孔祥熙一样，卷铺盖走人。
或许，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产生如此有骨气、有气节又不怕死的知识分子吧，他用行动践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尊严。
小钢炮气死傅大炮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此时，国民党的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
到达台湾后的傅斯年不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邓广铭回忆：“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话，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
1950年12月20日下午2时，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列席台湾“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回答关于教育行政方面的质询。
下午5点40分，以好勇斗狠著称的郭国基突然蹦起来质询有关台大问题：“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该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
此事看起来虽简单，却及其敏感、复杂，台大已尽最大之努力，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失意政客，以各种手段向台大施压。
傅斯年极其恼火，却又不得不再次登台讲话，对郭的狂妄和无知予以反击：“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大约6时10分，傅斯年走下讲台，“教育部长”陈雪屏见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赶紧上前搀扶，傅说了句：“不好！”便晕倒在陈雪屏怀中。
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等人赶到现场，经诊断傅斯年为脑出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
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双眼，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终于苏醒。医师赶忙过来，按了下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双眼。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的学者、名流、官员陆续涌来，包括于右任、陈诚、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钱穆等。殡仪馆几乎无立足之地。
记者于衡回忆道：“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蒋介石亲自为其撰写挽幛：“国失师表”。
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傅斯年的成就功不可没，而他所秉持的知识分子之人格，亦值得所有国人为之肃然铭记。
或许国民党大佬于右任的挽联是对其一生功绩最好总结：“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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