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减法》//樊登解读

人生如海，好书是帆。各位好，我是樊登。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向我推荐它的人说这是一本能够救命的书。它的作者是我们帆书的老朋友朱永新教授。这本书的名字叫作《教育的减法》。朱永新教授在这本书里提倡“以减法思维践行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因为朱永新教授一直提倡的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我们曾经讲过一本关于减法思维的书，就叫作《减法》。《减法》这本书的作者是克洛茨。这本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甜甜圈中间那一块总是炸不透，这个问题很麻烦，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后来有一个孩子提出，干脆把中间那块掏掉。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甜甜圈中间是空的，中间那部分去掉以后整个甜甜圈更容易炸了，连被掏出来的那部分也可以做成很好吃的糖球。其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减法思维，通过减少某部分来解决复杂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双减”政策，但其实很多人不清楚什么是“双减”。“双减”的内容有两条，第一条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第二条是“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我们现在看到有更多效果的，是减少校外培训这一条。那在我们看来，在“双减”之外，更应该被减去的是大家的心理负担。家长、孩子、老师都存在着极大的心理负担，这是我们对教育的认知偏差导致的，所以无论外在的作业怎样减少，人的心理负担不会减少。由于心理负担没有减少，人们的教育动作就会变形。这本《教育的减法》，就是从理念上让我们重新认识教育，让我们面对教育的时候能够稍微放松一点，不要太过紧张和焦虑。

第一章的内容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教育的减法”，首先是因为教育的减法与我们生命的意义有关，我们的生命不应该完全被耗费在考试和刷题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刷更难的题，但这些题将来很有可能并不会在生活当中出现。生活的意义在于跟人交往，去运动、交朋友，具备良好的情商，以及有时间去欣赏大自然。所以朱永新教授认为，要让教育者理解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要远高于对分数的追求，这是教育需要做减法的第一个原因。

教育需要做减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需要拓宽幸福的维度。大家现在评判成功的维度太过单一，似乎群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只有一种——上学考上一所985或者211的学校、毕业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赚到一些钱、能够创业成功、能够公司上市或者能够当上大领导，这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们之前讲过一本书叫《瓦尔登湖》，其中有一句话：“从圆心能够画出多少条半径，就有多少道生命的途径。”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幸福的标准，不应该只有一个。

教育需要做减法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缓解家庭的焦虑。很多家长会把期待当事实，这使得教育者备受折磨。当家长看到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看到报纸上的优秀人物，甚至听到名人的访谈时，他就觉得我的孩子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这些只是我们的期待。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期待和自己的孩子完全绑定在一起，认为只要我足够努力，我的孩子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实际上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大量的不确定因素构成的，我们不能够忽略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能够简单地用一个故事模板来限定自己孩子的人生发展。

教育需要做减法的第四个原因，就是需要减少教育者的冗余工作。朱教授认为现在的教育方法加法太多，从而导致不幸。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从教育的管理者到执行者，首先想到的都是再增加一个指标、再增加一个流程、再增加一个检查、再增加一个会议，最后所有增加的东西都会落到一线的老师、学生和家长身上。所以我们是时候该想想，你未必要多做很多工作，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应该用减法思维来重新思考。

比如说中国哲学就体现出特别多的减法思维，《老子》里有一句话很有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我经常劝很多家长：“你别管孩子那么多，甚至你放手，不要管他，很有可能他慢慢地变得更好。”这就叫作无为而治。很多人听起来觉得很玄：怎么可能无为而治呢？因为复杂体系的特点就是无主，没有发动机、没有核心，它的发展方式是分散化的、多角度的、多元化，这种发展方式不需要有一个人做主宰。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体系。一个简单的机械体系可能需要一个头脑，需要一个指挥，这是我们习惯的控制论，但实际上教育所面对的是典型的复杂体系，而不是简单体系。

朱教授在书里还引用了苏东坡的《赤壁赋》，他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东西“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我们不用给自己的生活增加那么多的负担，每天能够好好地享受“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本身就已经很美好了。

《菜根谭》也体现了减法思维：“人生减省一分，便超脱了一分。如交游减，便免纷扰；言语减，便寡愆尤。思虑减则精神不耗，聪明减则混沌可完。彼不求日减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如果你每天不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要素，而是不断地给生活增加各种负担的话，你是在给自己戴上桎梏，也就是给自己戴上手铐脚镣这样的东西。所以中国古代哲学是非常倡导减法思维的。

而我们现在不断地增加教育，导致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就是人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漫长的学习周期。所以朱永新教授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给大家介绍减法思维。因为我们讲过《减法》这本书，所以在这就不展开陈述了。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减法》那本书，你就知道有时候我们少做一些事情，对于整个系统效果会更好，而不是在每一个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为它添加一些新的规则和步骤。

朱教授同时也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书里有一章专门介绍陶行知先生。陶行知先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和胡适同年，1917年两个人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留下过合影照片。陶行知26岁回国，回国以后他做了跟胡适不一样的选择，胡适从事的是高等教育，而陶行知回国以后从事的是初等教育。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实践，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只可惜1946年，陶行知先生去世了，享年55岁。

陶行知先生留下了很多的教育名言和教学方法，比如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三大主张，以及“人生为一大事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等，这些都是陶行知先生的名言。

陶行知先生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提出了“六大解放”，这“六大解放”在作者看来就是我们今天做“双减”教育最好的指导方针。是哪六大解放呢？“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儿童的嘴，使他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让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让他学一点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那么结合我们今天来看，这“六大解放”能够做些什么事？比如“解放孩子的眼睛”，现在戴眼镜的孩子特别多，因为他们总是盯着近处看，如果能够经常看远处就不容易近视，所以我们要把大自然和社会还给孩子，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森林里边捉蝴蝶、找毛毛虫、看看甲虫、看看小动物，这是眼睛的解放。还有“解放头脑”，就是让孩子聆听窗外的声音，而不光是听老师说什么，不光是做一个听话的玩偶。不然这就是典型的束缚。“解放孩子的双手”，把三点半以后的课后时光还给孩子，让孩子参与家务和劳动、参与社会实习。

“解放孩子的嘴”，其中最重要的是鼓励孩子提问。什么是学问？李政道先生曾经讲过：“求学问，先学问，只学答，不学问，非学问。”想做学问，首先得学会提出问题，能够提出一个了不起的问题，就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开始。而今天在学校里，我们更多地是让孩子做笔记、考试、背诵，而不是鼓励他独立思考。

然后“解放小孩子的空间”，天高任鸟飞，让孩子到社会上走一走，了解一下父母的工作，了解一下不同的职业都在做些什么。这个社会的空间这么大，而我们的孩子却几乎一无所知。然后“解放孩子的时间”，这里边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给孩子发呆的时间，你要允许孩子发呆、做游戏，去消化他所学到的东西，他不能够永远保持一个快节奏的学习状态，那样的话他的大脑是承受不住的。这是在二十世纪初，陶行知先生就已经提出的“六大解放”。

回到我们当代，什么是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朱永新教授提出追求“生命的长宽高”和“思维的洞见力”。生命是丰富的，它包括我们的身体、思想、情感和阅历，这些都是学习的一部分，而广大家长只把备考算作学习，实际上与这个更广泛的长宽高比起来，考试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太狭隘了，所以我们更应该追求生命的长宽高与思维的洞见力。

那什么叫思维的洞见力呢？人有两种智能，一种叫学术智能，一种叫社交智能。这两种智能对一个人未来的成就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能够只追求学术智能而放弃社交智能。思维的洞见力还包括元认知能力，即知道我们现在的认知水平的能力。你知道你的起点，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与不知道什么，这叫作元认知。我们讲过一本书，叫作《为什么越无知的人越自信？》，这本书就是在讲元认知。除此之外，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还包括对“心灵的创造性”“个性的张扬”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追求，这就是朱永新教授的教育理想。

接下来，我们就说教育怎么减，有什么具体的减法。第一个减法就特别石破天惊，作者建议把“六三三”学制减为小初高十年义务教育。我们现在的学制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事实上，“六三三”的教育节奏是1922年引入国内的，到今天也只实行了100多年，只是我们现在习惯了而已。在2016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莫言提案把“六三三”学制改成十年一贯制，也就是小学、初中加高中一共十年。其后，包括易中天老师，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地方一线教育管理者，都曾提出希望把九年义务教育改成小初高十年一贯制教育。

这有什么好处呢？最重要的好处是减轻了中考的压力。现在大家会发现考试压力的前移倾向，也就是说更多的父母焦虑的是中考的压力，因为中考的淘汰率更高，中考之后会普职分流。但一个孩子初中毕业后才十五岁，身心还没有完全成熟，这时候你让他去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生选择，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但如果要改成从小学到高中一共十二年的义务教育，我们的财政可能无法负担，可如果只多一年，变成十年义务教育，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因为提前分流会导致更多的农村孩子选择不上高中，而城市里的孩子则想尽一切办法要进入高中，这就更难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六三三”学制的问题在于它按照线性思维设计教育，但是人的发展和成熟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青春期以后人有一个快速改变和发展的过程。很多孩子在初中之前，根本不知道怎么学习，完全没有动力，但是到初中以后，很有可能迸发出非常强大的潜力，因为人是非线性成长的。但是“六三三”学制认为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按照这个节奏成长的。过早地分流会导致很多原本可以接受更好教育的孩子，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也导致升学压力前移，年龄更小的孩子承受了更大的负担。

关于学制的具体减法，作者建议：“第一，在减少课程门类、降低学习难度的基础上，压缩基础教育的学习时间。……建议把现在的基础教育时间从12年压缩到10年，可以采取‘5+2+3’或者‘5+3+2’的学制。”大家想想，其实我们上六年级、初三和高三的时候，几乎都不学新课程，而是不断地复习。六年级复习前五年的课程，初三复习前两年的课程，高三还是复习前两年的课程，就是因为有一个选拔性的考试在那儿。如果我们能够用十年一贯制，把这个过程贯穿下来的话，我们就只需要面对高考这一件事，可能压力就会小很多。

“第二，在完成国家课程标准，实现教育目标的基础上，采取不按年龄编班、不分年级上课的弹性学习。”每一个孩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个孩子的数学能力经过考试证明可以上五年级，你就不必让他跟着三年级去上课，而另外一个孩子的语文能力特别强，那么他上语文课的时候，可以跟更高的年级一块儿上。这样的话，就是按照能力来编班，而不是按照年龄来编班。“强行按照年龄去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进度的‘一刀切’做法，很容易伤害个体的独特天赋和具体需求。”

“第三，学制改革之后，采取10年一贯义务教育，中间没有小升初和中考，按照不同的课程采取学分制。10年的义务教育完成之后，按照个人的兴趣和能力报考大学。大学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技能类，产学研结合，采取升学与就业一体化的模式，一边在企业和机构工作取薪，一边在学校学习，是德国‘二元制’的升级版；另一类是学术研究类，为有研究兴趣和能力的学生继续提供深造的机会。”

虽然我们现在进行普职分流，但你会发现很多孩子被分流到职高后，他的目标依然是升学。很多职业高中的教育，依然是针对高考的教育，所以这个过程并没有实现普职分流想要起到的作用。作者建议我们在第十年，即学生接受了高中教育以后，再通过高考来分流。这是朱永新教授在书中给出的非常具体的建议。这样大量的家长就不需要那么早焦虑，不需要那么早面对普职分流的巨大压力。如果我们能够放松一点，也许就能看到孩子自行焕发的生命力。

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很多其他的方法，第二个叫作内容的减法。学制缩短以后，就不能教那么多内容了。那么内容的减法怎么实现呢？有一个极端的学者，叫作布莱恩·卡普兰（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公共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他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叫作《反对教育的理由：为什么教育体系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本书特别有趣，不过朱永新教授认为他不能够全部同意卡普兰的意见，因为卡普兰否定的学科实在是太多了。卡普兰提到：“66%的高中生说，他们每天上课都很无聊；17%的高中生说，他们每天上每节课都很无聊；只有2%的学生声称他们在课堂上从没有感到过无聊。为什么这么无聊？82%的学生说学习内容没有意思，41%的学生说这些内容与他们毫无关系。而一项针对英国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59%的学生对他们所听的一半或更多的讲座感到无聊，只有2%的人认为他们对所听的讲座一点也不感到厌烦。”就是让人有兴趣去听的讲座实在是太少了，但图书馆的乐趣是很大的。

卡普兰讲到，比如像艺术、文学这样的学科，你就应该去自学，而不是把它做成一门课程或必修的学分来进行考试。这些学科应该给大家更大的选择空间、对所有人开放，允许任何专业的人都去读相关的书，但不需要把它做成必修课，来占用学生固定的时间。

接下来还要给课程“减肥”。给课程“减肥”有几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叫作“社会信息化”。过去我们觉得一个能记住很多东西的人，和一个记不住很多东西的人差别很大，因为过去的社会没有信息化，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读写来完成。因此这时候你发现读书写字、记住很多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现在社会信息化以后，你所需要的其实是检索能力，你要知道上哪儿找、找什么关键词，知道一个大概框架，在需要调用的时候能够调用，这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再背那么多东西了，因为随手就可以查到。

第二个叫作“教育资源泛在化”，这里边就包括帆书，帆书就是一个泛在教育平台，你能够随时随地找到你想要学的东西，比如各种清华、北大、南大、交大教授讲的课。你在帆书上一搜，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课程，都用极低的价格甚至是免费的方式向你开放，这就是教育资源泛在化。

第三个是“职业流动化”，比如我的大学专业叫“金相”，很多人都不理解“金相”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看金属的结构。我们的老师们假设我们一辈子都以此谋生，所以就搞一个这么细分化的专业。我们隔壁班学的是锻压，还有班级学的是铸造，有的班级学的是焊接，这几个班可以形成一条生产线、一个车间。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是流动的，你今天做这个工作，如果过两天这工作没有了，你就得去做别的工作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学新的东西，不断地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新的流程。所以你没法像过去那样把一个学科学得非常充分就结束了。

除此之外，还有“学习终身化”。学习终身化是什么意思呢？学校里教的知识过时太快了。大家有没有觉得，从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就开始加速。工业革命以后，以几十年为一个周期，就会有一次变革。到了信息时代，几年就是一个周期。到了我们如今移动互联网+、AI的时代，可能几个月就是一个周期，此时知识就会大量迭代。所以与其在学校里学那么多的东西，不如给孩子保留一个愿意学习的动力，给他保留一种终身学习的态度，让他走出校门以后仍然能够乐于学习很多新东西，这可能比他那张文凭更加重要。还有“教育个性化”。以上就是我们要给课程做更多“减肥”的背景。

作者还提出我们应该学习“精要主义”。精要主义的原则是“更少，但更好”。我们教的东西更核心、更精髓的少一点的内容，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自己探索，因为学生可以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学到各种想学的东西。

接下来这个减法非常重要，甚至是革命性的，就是文凭的减法。我们现在的焦虑是：“你说得这么好听，那孩子没文凭怎么办？如果孩子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文凭，将来连敲门砖都没有。”朱永新教授说过去我们有个成语叫买椟还珠，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很可笑，你要的明明是那颗珠子，为何要那个盒子呢？那个盒子竟然变得那么重要。而我们对于文凭的追求就是典型的买椟还珠，因为我们追求的是能力，但是最后结果却变成是否有能力无所谓，只要有那张纸就可以了，这是非常短视的。

学历社会与文凭主义一定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文凭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货币供给不断地增加，但是货物有限，这时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什么是文凭的通货膨胀呢？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重点大学的本科毕业生，那就很容易找工作，但现在你发现，即使你是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也不容易找到工作。当这个社会认为学位很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学位就一下子泛滥了，而年轻的竞争者又因为这种压力需要不断地去争取更高的学位。更多人开始追求更高的学历，导致了学历的通货膨胀。学历80%的作用是信号传递，也就是说学历其实不能够证明能力，80%的程度上它只是一种身份，只代表我具备这种身份。大家手里都拿着文凭这张纸，而这张纸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呢？怎么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本书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办法来打破文凭的内卷。“第一，建立以21世纪为长远目标的终身教育的社会，改变评价人的标准。”我们过去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在何时何地学习过，而将来我们要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学了什么、学得怎么样。所以我经常跟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同事讲，招聘的时候你不用看他的文凭，为什么非得看这个人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呢？每个学校毕业的学生里都会有差生和优秀的学生，所以你只需要进行入职考试，不需要看他的文凭和学历。不需要追求文凭，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二，改革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对社会的要求做出灵活反应，使形式上的学历与实际学历相一致，从而具有灵活性，改变只以考试分数评价人的做法，要多方面地评价一个人的能力，还要向人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受教育的机会。”上学的时候是否参与实习，会使你将来毕业找工作时遇到完全不同的境况。

“第三，企业界、政府机构录用人员时应注重每个人各方面的能力，纠正一切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招工办法，实行就业机会均等以及就业后根据本人的能力评价、晋升和提职的制度。”这方面有一个先行的企业就是索尼公司，索尼公司在1991年就已经对文凭说“不”了，他们在招聘的时候，对学校名称“不准问，不准说，不准写”。索尼的（前）董事长盛田昭夫就写过一本书，叫作《让学历见鬼去吧》。Glassdoor招聘网站公布了十五家不再需要大学毕业证书的世界著名公司，其中包括苹果、谷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IBM、美国银行、希尔顿、星巴克等。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不需要看文凭的队伍里来。我们公司也可以这样做。

接下来要讲的叫父母的减法。父母应该做些什么呢？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哲学系客座教授，也是“儿童学习与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专家）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叫作“园丁和木匠”。你觉得父母更像是花园里的园丁，还是更像打造家具的木匠？你会发现打造家具的木匠很累，每天不停地砍、凿，他希望把木头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所以他会累得一身汗，而事实上我们的孩子更像花园里的花朵，而不是要被雕琢成某一个样子的木头。

园丁和木匠的比喻就是让我们知道复杂体系和简单体系的区别。生命是一个复杂体系，孩子属于复杂体系，家长需要像园丁一样对待他，而不是像木匠一样对待他。孩子为什么觉得那么疼？家长为什么觉得那么累？就是因为父母拿“凿子”不停地“凿”孩子，希望他们长成一个模样。所有的家长都是木匠就会形成内卷，内卷的核心就是为竞争而竞争。我们根本没必要让孩子做那么难的题，大家只是为了选拔去不断地刷题。

如果家长要做园丁的话，能够做些什么呢？首先是减少教育焦虑。我们要知道人生是马拉松长跑，而不是百米冲刺，很多家长都是把孩子的人生当作了100米赛跑或者400米赛跑，认为过了初中就来不及了，所以拼命刺激孩子，刺激的结果就是孩子早早地丧失了生命力，一直到初中、高中，孩子突然说我不学习了，家长才开始反思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到处找书看、到处找专家问，但这个时候造成的伤害往往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你知道人生是一场慢慢跑的马拉松，看谁坚持跑的时间长谁就赢，这时候你的心态会放松很多。让孩子快乐、高兴、有探索欲、爱学习，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下功夫的地方。

很多家长认为如果自己不管孩子的话，就只好接纳孩子的平庸了。我觉得不对，不是接纳孩子的平庸，而是接纳孩子的不同。很多家长特别自以为是，认为如果孩子能够听他们的话，就不会平庸，这是一种特别奇怪的自信。实际上是孩子如果完全听你的话，才很有可能变得极其平庸，因为听话本身就是平庸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要接纳孩子的不同，允许孩子活得与你想象的不一样，这个孩子反而很有可能比你想象的样子好得多。恰恰是因为你的想象力受损，你只能够想到一些程式化的、按部就班的社会角色，你跟孩子之间才会产生大量的冲突。

然后，还要减少对孩子的压力。我们过去说“井无压力不出油”，这句话害死人，以至于大家觉得如果不给孩子施加压力，他就根本不好好学习。作者讲了一个比喻：如果你压一个弹簧，压得时间太长，这个弹簧就弹不起来了。弹簧并不是永远都能弹起来的，它在一定范围内能弹起来，但你压得时间过长、力道过大，这个弹簧就坏了，就会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我们过去讲过一本书叫《自驱型成长》，那本书就告诉我们，过大的压力会导致孩子分泌过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这会导致孩子的海马体受损，进而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驱力，他的前额叶皮质始终得不到充分的发育和生长。同时，还会减缓孩子的生长发育、降低孩子的免疫力、导致孩子的情绪波动，这些都是压力过大所造成的结果。

但是很多家长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总以为只有给孩子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孩子才能够重视学习，这种想法太过简单。我们对于他人的大脑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能够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回想你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学会了什么呢？你人生当中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哪一个不是来自你喜欢它、你热爱它？当你学习一个东西有成就感，感到喜欢、热爱、擅长的时候，你发现你越做越好。但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对孩子施加压力，结果就是这个人永远不会自己爱上学习，他只会变得越来越暴躁，他的杏仁核（原始的情绪处理中心，对恐惧、愤怒和焦虑尤其敏感）会非常发达，跟家长的相处方式就是要么打、要么逃，所以家长要减少对孩子的压力。

下一项是减少对孩子的帮助，不要做“直升机父母”。我们现在有个词叫“直升机父母”，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无论在哪儿，父母像直升机一样悬停在上空监测孩子。你可以试着不帮孩子打理一切、允许他偶尔上学迟到，他没有照顾好自己、迟到了、忘吃早餐，或者受了一点小伤，这些是可以的、被允许的，因为孩子需要自己去摸索和成长。

还有一项是减少对孩子的干涉，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有掌控力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责任感，他能掌控自己的生活，才能感受到责任感，就像一个员工掌控一份工作才能感到责任感。如果坐在副驾驶上的人总是不断地抢司机的方向盘，不断地要求司机朝这儿开、朝那儿开，这个司机很快就丧失兴趣，他会说：“你来吧！”而且他脚底下一定不敢踩油门，不敢给自己加劲儿，因为方向盘不在他手里。所以，父母要减少对孩子的干涉。

给家长的最后一项建议是减少批评。各位知道，一个生命的成长是靠亮点指引的。生命的成长与一辆汽车的变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管理一辆汽车，根本不需要挑它的亮点，我们只需要挑它的毛病，把这辆汽车所有的毛病都修好，它就能够使用。如果这辆车外观很好看，它只是没有刹车，那么你不能说这辆车有亮点。因为只要有不能刹车的毛病，这车就肯定不能用。所以对于汽车这样的东西来讲，最重要的事是挑毛病，然后不断地修改。但是生命不一样，生命的缺点是挑不完的，永远都会有缺点可以挑，但生命的成长靠的是亮点的指引，有一个亮点带动，这个生命就能够不断成长。

所以，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他做对事的时候表扬他、并且告诉他为什么，这才是塑造孩子行为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把一个孩子当成汽车，永远都在敲打，永远都在挑毛病，那这个孩子就算做对了也不会有成就感，甚至下次还会做错。这就是给父母的建议：减少焦虑、接纳不同、减少压力、减少帮助、减少干涉、减少批评。

也许好多人会说，家长要做的事减少了，那我们还能干什么？你可以为自己活，让自己变得更好。有了更多的时间，你可以读点文学作品、读点心理学或者经济学的书，自己努力创业、写点文章，你有很多可以干的事，而不是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和孩子的内耗之中。

那么接下来是如何做学校的减法。我们前面讲了“双减”不光是减课外教育，还包括学校的减法。作者认为要“向课堂要质量”。很多老师在课堂上讲得没劲儿，不是故意讲得不好，而是孩子们都在课外培训中提前学过了，所以老师才觉得讲了也是白讲。现在我们把校外培训减掉了，就需要向课堂要质量，让老师们钻研更多有趣的教学方法，比如翻转式教学（学生在课堂之外通过观看教师录制的视频来自主学习，课堂上的时间则让学生用来向老师提问和互动）、提问式的教学、比赛式的教学，让孩子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去寻找孩子不同方面的长处，鼓励孩子获得自尊心、自信心，进而获得自驱力，这都对老师和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还要协调课前课后的关系，现在学校把三点半以后的时间空出来，不允许上学科教育，但是这部分时间也需要学校提供照顾，这导致学校的压力很大。学校既要教过去的学科内容，还需要负责三点半以后的这段时间，很多学校忙不过来。朱永新教授建议我们可以向社会开放大门，允许社会的力量进入学校，给大家提供比如说体育、音乐、艺术、社会实践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不要让老师们的压力过大，老师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学习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实践，提高教学的质量，这才是学校减法的核心。

最后一个要做的减法是关于社会的减法，整个社会要学会“协同育人”，这是李克强总理在一次讲话中用到的词。学校、家庭、社会都是教育的主体，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全面、健康、幸福的孩子，社会教育是一种灵活的教育，可以让孩子去体验这个社会的变化。2000年初，我去德国参观工厂，发现一个做房子的工厂里竟然有很多小孩，我很吃惊，问他们可以用童工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明显是未成年的孩子在那儿做工。他们回应说这是学校的课程，德国学校的孩子在十岁左右就开始进工厂体验工作了。那些小家伙们干得非常认真，帮着大人们一块儿干活，这是他们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德国的工匠是如何培养的？其实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培养的，小时候他们就已经参与了社会教育。

然后作者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把会议、文件、检查减下来。因为朱教授身在体制内，他非常清楚过多的会议给人的压力。过去有些地方习惯“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一个文件下来了怎么执行？那就再发一个文件。某个会议的精神怎么落实？那就再开几个会议，把这个会议的精神落实。老师、校长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钻研教学，去设计新的教学方法、教学环节，因为他们不轻松。

这也要替老师和校长们说句话：创新来自哪儿？创新一定是来自学有余力。头脑轻松了，你才能够想到创新的事。而如今校长的会议实在太多了，像书中提及的一个校长，一年要开两百多次会，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在开会，他哪有时间去研究新东西？哪有时间去琢磨新的方法？而且上面还会有很多检查，学校的老师、同学、领导们都得去配合。这都需要减下来，如果不减下来的话，学校会不堪重负。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会议都是没用的，但是如果整天开会，那肯定是出了问题。让组织自行运转，让老师和校长们管好自己真正应该管的事，把精力放在班上的孩子身上、放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上，这时候教育才能够往良性方向发展。这些是社会要做的减法。

以上就是朱永新教授这本《教育的减法》最主要的内容，我相信很多人听完以后会发出一个感慨：“你说这个有用吗？有考试在那儿放着，这些东西能有什么变化呢？”不要这么消极，我觉得是有用的。第一个原因是考试也在变，考试也在适应“双减”的趋势。第二个原因是社会确实越来越多元化了，教育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唤醒一些愿意去行动的家长、老师和校长，就会有孩子从中受益。第三个原因是至少父母可以变，我们知道最终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既不是校长也不是老师，而是父母，父母才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父母的认知有可能发生变化，并意识到即使在考试面前，孩子也是头脑越放松考得越好，而不是把孩子逼疯了他就能考得好，因为你逼他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他直接放弃学习。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唤醒更多的父母，去认识到教育减法的必要性，我觉得这本书的作用就真正发挥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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