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斯坦丨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

Original 爱尔斯坦三联学术通讯

“

女性主义者太过经常地在女人身上加诸了关于未来完美世界、看似真实的景象，它的实现会要求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他们所幻想的世界之间完全分裂开，他们幻想的世界经常是充满了全然的和谐，或完美的秩序，或彻底的和平，在那里，家庭和一切其他人类关系的某种“更高”形式都会得到保障

”

* 本文节选自《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三联书店，2019年4月即将上市）第五章 “女性主义对政治的探索”。

作者简介

让·爱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1941-2013），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著名的评论家、政治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均享有盛名。一生所获荣誉无数，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学者”，美国政治学会的“古德诺奖”。曾任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社会与政治伦理学洛克菲勒讲席教授，同时也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著有Women and War; Just War Theory; Democracy on Trial等作品。《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是她的代表作。

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政治的探索

与很多激进女性主义者不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总是至少将一只脚安全地踏入政治领地，多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常常进行特殊的多元行动，比如游说议员支持一项法律、提起诉讼、推动平权修正案运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实际行动中的行为举止，与一心想着“效果最大化”的其他利益集团如出一辙。这类群体的最终目标是利用与之关联的福利和奖赏计划，把群体成员整合进现行的政治结构，也即政治领域。比如，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最近让女性主义者在相互肯定中加入她，她把这种肯定称为“新的赞成”。她声称，门已经打开，女性必须一往无前。

我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改良女性主义的考察，将从分析19世纪女性争取选举权斗争的力量和弱点开始，这场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产阶级运动，并由于融合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准则而专注于围绕公私分野所产生的那些主题。

19世纪主张女性选举权者大多参加过为女性争取正式法律平等权的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许多人满怀希望，认为那些在占有财产、提起民事诉讼和行使公民权领域歧视女性现状的改良，会马上带来其他领域的变革。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在引发结构变革上的失败，首先可以追溯到他们对自身困境的分析方式，其次可以追溯到他们基于最初理解所提议的救济方案。

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将她们争取正式法律平等的斗争设定在什么条件之上？他们又在什么范畴内分析她们的共同困境并提出救济方案？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争取女性选举权者至少含蓄地接受了下述既定的主流假定：在权力与行动的公共政治世界与情感和感觉的私人非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特定的分歧；他们只是对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特征的相关价值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争取女性选举权者从其反对者的假设出发，无意中使许多曲解和那些操纵制度以反对他们的未加检验的假设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下面例举反争取女性选举权者的一个典型论点：

男人主导政府和战争，女人主导国内和家庭事务并照料和培养孩子……这种状况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因为它符合自然和自然法，并有六千年的经验和理性支撑与确证……家庭的圣坛是一把圣火，女性是主祭的高级女祭司……为了保持她的纯洁，有必要使之远离选举，远离所有苛刻的、受到污染的和令人气馁的职责，这些职责只能委托给更强硬的性别——男性。

这一陈述凸显了下述观念：男人和女人本质不同，因此必须拥有各自不同的活动领域。人们把政治界定为男人的领域，更不必说女性与政治毫无关系了。只有男人属于那些“苛刻的……受到污染的……令人气馁的”职责。那些走出私人领域的女人是“半个女人，在精神上是阴阳人”。女人与男人的领域隔离但平等。

女人是纯洁的、私人的和非政治的；男人是不道德的、公共的和政治的（因为他属于政治领域），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对此有何反应？他们没有拒斥必然产生二元对立的概念体系，而把反选举权者的论点颠倒过来，作为支持选举权之辩的基础。是的，男人邪恶、恶劣，还使政治产物变得肮脏。女人也的确更纯洁，更有德性，看看她们使私人领域受人尊敬的方式！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女性带入公共领域，从而为公共领域罩上一层私人领域的道德。女人将会政治化，政治也将突变。

早期争取女性选举权的理论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强烈支持女性至上论。

男性元素是一股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冷酷、自私、夸张，热衷于战争、暴力、征服、获得，在不和谐、无秩序、疾病和死亡般的物质与道德世界中培育生长。……迄今为止，男性元素一直在兴奋地狂欢，从一开始它就相当肆无忌惮，处处压制女性元素，破坏人类本性的神圣品质……现在需要的不是领土、金矿、铁路或者现金支付，而是一种新的女性福音，以颂扬纯洁、美德、道德和真正的信仰，从而把男性提升到更高的思想与行为境界。

随着争取选举权斗争的进展，女性逐渐表明了自己在宗教上的纯洁性，并断言基督本人相信他“和蔼、慈爱和容忍的人性……全部来自女性”。因此，女性“比男性与基督更具共同性”。如果获选公职，女性会“更为有效地维护社会道德和城市清洁”。支持女性选举权者承认女性获得选举权并不能包治社会百病，但他们相信，女性选举权意味着女性负责的政府将更可能保护生命、维护道德。

罗丝玛丽·鲁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指出，截至19世纪中期以及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初期，公共与私人领域、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的分歧已经对两个领域造成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道德德性已经变得非常“情感化和私人化，不再具有公共权力”。道德与女性领域融为一体，无秩序的政治世界认为这种道德“不切实际”，政治世界需要“强硬务实的攻击性，没有情绪化，没有说教”。一个男人白天参与这个世界，晚上回到“理想的‘家庭’世界，所有道德和精神价值都在家庭中获得界定”。争取女性选举权者接受源于其无权状态的界定，即坚信她们是纯洁的，是蒙难者，这将强化一系列强烈反对女性参政和社会经济平等的假设。

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坚持把自己的纯洁以及对道德劝诫的依赖作为改革手段，这意味着，他们会避免对政治权力的下述毫无感情的看法：它是什么？如何获得？它用于或能够用于什么目的？在他们对事态发展的设计中，如果女人获得政治权力，这一权力将会自动转化为一种道德力量。女人因此不再必须面对源于含糊情境的议题，在这些含糊情境中，人们必须在不存在清晰的“好”“坏”界限的情况下做出政治判断。女性将用投票改变社会，但是投票不会改变女人。

女性受压迫的客观条件，女性对女性受压迫现状合理存续的理想化与扭曲化所做出的回应，设定了争取女性选举权者抗议的形式、语言和模式。比如，这导致了把男性政治地位几乎完全归之于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地位这样的谬误。政治权力被视为法律权力的自然产物。因此，法律变革是通向政治目标之路。争取女性选举权者（除了几个鲜明的例外以外）没能认识到，男人之所以可以这样利用法律，是因为法律本身以外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条件，提供了法律适用的环境。

男人实现其目标的权力具有法律成分，但法律本身并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全神贯注于政治权力的虚饰而非实质，最终结果是争取女性选举权者未能获得原初的政治景象。他们说想要现存结构中的平等，但是根据定义，这种结构正是男性支配的结构之一。因此，他们正在拟定以停滞或稳定为前提的变革。很明显，他们没看出他们所赞颂的“女性”理想，恰恰包括了他们所贬损的“男性”思想，而且这些概念必然相互关联。对“女性”和“男性”形象的控制，与一个更大的矩阵即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才有意义。

争取女性选举权者的最终结论是，私人道德可以适用于公共层面；公共的个人必须由私人领域的严格标准进行判定；男性所展现的公共（不）道德品质也许是男性天生的品质，但是正如女性可以进入公共生活那样，男性也能被改造；女性展现出来的品质是天生的，而不仅仅是强制家庭生活的结果；这些相同的品质将赋予公共领域神圣光环。在争取女性选举权者的未来中，如果一个男人希望成为一个“好”公民，他就不得不披上无私和私人德性的外衣。大多数争取女性选举权者想采用私人领域的标识术语，并通过公共领域分析这些术语。正如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所辩称的，在大众文化中，“男性和女性所提供的反知识的情感化”“大规模挫败了”“男性主导的神学传统”。但不幸的是，一个父权制加尔文主义的结局并不需要“达致一种全面的女性主义”。

当投向女性的选票没有获得他们所声称的奇迹时，争取女性选举权者的士气开始消沉。女性可以投票，但各种结构大都没有改变；实际上，支撑这些结构的各种思想、经济以及政治现实都保持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女性没有作为一个集团去投票，也没有通过将某些需要转化为利益以组织政治运动来推进她们的“利益”。考虑到女人将坚守纯洁并使政治纯洁的假设，所有这一切都并不令人惊讶。当投向女性的选票没有看到私人道德在公共领域中的胜利时，它导致了对完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归，例外只有一个，即女性可以在不完全失去其“女性气质”或私人美德的情况下投票。然而，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的确提出了这样一种危险：对于她们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继承人而言，多少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坚信“日常修补”式的增量政治，即坚持不涉及社会制度中的基本福利和奖赏议程的改革。他们与政治科学中那些捍卫现状的主流辩护者分享同一套实证主义假设……因此，女性主义者可以尽情控诉偏见或性别主义，以表达想要的或所寻求的好是什么，但却永远无法提出严肃的道德主张并为之辩护。

就像遍及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早期形式中一样，这些问题也遍布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中。人们发现，自由主义分析者在歧视和制度化性别主义的“硬事实”与对女子气的主张和价值的“软诉求”之间来回交替。例如，为了捍卫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伊丽莎白·詹韦［Elizabeth Janeway］只能“诉诸于”对“女子气的主张”和“我们觉得它们应该是真理”从而宣称其为真理的信条，以支持其女性主义立场。她本人并不觉得这种事态有多糟糕。

如果激进女性主义是通过消除不同领域、关系和行为之间的所有差别，来处理公-私和个人-政治的困境，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就保留了一种含蓄的公-私分野，但希望消除他们所认为的传统分歧对女性的有害后果。那么，到底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想要沿着公共与私人的维度改变什么？她们热衷于什么价值，以及她们对公共和私人这两个生活领域中的哪一个认识更充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开启了每个思想家对女性问题的来源与范围的评估，开启了她对一系列价值和可欲的变革结果的辩护。

探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话语所用的术语，是进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世界的最佳路径：她们如何描述和解释公共与私人现象？她们为女性争取了什么动机、可能性和可欲的结果？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描述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公共与私人能力方面的特征时，人们马上就会受到他们所使用的去政治化语言的冲击。使用最普遍的术语是“角色”概念。没有人会否认，人们具有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目的、扮演众多不同角色的社会能力，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则是排他地关注为社会分析带来重要意义的角色概念。

在自由主义话语中，人本质上并非母亲、父亲、爱人、朋友、学者、劳动者、怪人、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政治领袖，而只是角色扮演者。社会是扮演着各种角色的社会原子聚合体。当一个人完全按照角色扮演者的思维进行思考时，社会生活就与人类主体拉平了。在这种拉平也即描述与评价的同质化过程中，每个角色看上去都与另一角色平等。例如，辛西娅·弗茨·爱泼斯坦［Cynthia Fuchs Epstein］认为母职也是一种“角色”，与其他任何角色毫无二致，是一种社会创建和认可的活动，并具有相对固定的运作范围。这种观点的后果是扭曲母职的全部意义。母亲并非像档案管理员、科学家或空军飞行员之类的“角色”。做母亲是复杂的、丰富的、矛盾的、痛苦的和愉悦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生物的、自然的、社会的、符号的和情感的。它意味着存在深刻共鸣的情感规则和性规则。低估做母亲与拥有一份工作之间差异的倾向，不仅损耗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私人关系，而且还过分简化了能够或者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为女性改变一些事情，而非女性一遇到问题就要改变自身角色以求解决之道。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对私人领域及其中女性地位的贬低很怪异。一方面，它包含了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认知，比如家庭是“在一个无情世界中”越来越小的“天堂”及其暗含的全部内容。但是，把母职简化成一个“角色”，将加速并增强对私人领域及其有意义、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的腐蚀，人们肯定会认为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母职。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对母职“角色”的讨论，经常伴有对不支持或不评价母职“角色”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愤怒，也因此将母亲置于“交叉压力”之下，这种压力会使她们更难在扮演两种“职业角色”时“充分发挥［她的］潜能”，也令她们更难从母亲“角色”中获得价值。爱泼斯坦认为，不充分发挥一个人的潜能是不利的，这是因为，根据爱泼斯坦论信仰自由主义的文章的界定，“发挥一个人的潜能是有益于社会的”，虽然她一再复述但未能为之辩护。

詹韦进而强调对公共领域的去政治化，她同样坚持把公共领域视为人类价值唯一真正可靠的仲裁人。詹韦所说的私人化的女性陷入了一种文化滞迟［cultural lag］。她们发现别人给自己设定的角色（妻职和母职）与美国的民族精神冲突，詹韦因此感到苦恼。对女性而言，这个结果是一种失范式的严重打击，詹韦用涂尔干的失范概念指称一个人不接受与“以前存在的判断标准”一致的奖赏时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女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她们不去争取奖赏；市场标准正在盛行，人们发现私人领域不合标准。

为什么男人过得更好？为了理解詹韦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同步去政治化，理解她为什么坚持把公共领域作为替代性价值的核心，有必要先理解她通过“角色”概念所表达的含义。她采用了功能主义的角色定义：角色被视为“行动者在社会制度的功能意义背景中与他人交往时的活动状况”。她主张，男人过得更好是因其公共角色允许他们接受奖赏，并且“先在的判断标准可以裁定并宣布他们‘做得好’”。詹韦认为除了把女性排除在外的权力和特权等级以外，社会制度是给定的；因此毫不奇怪，她并不质疑评价男人的“先在标准”，反而赞赏这种标准，并认为这正是消除女性痛苦的良方。那些已经与其所作所为相称的男人，知道在通往自我认同、更加具体化的道路上自己是什么角色。她赞许地强调：“男人通过……接受在金钱、地位或者尊重方面的收益参与生活戏剧。现代经济人明白他的立场，由此……他通过工作所得来评估自己，并希望自己独享这份收入。”这是对詹韦所使用的“角色”概念的深入观察。随着讨论的继续，某些比较怪诞的事发生了。詹韦最终还是制造了角色、抽象范畴和主体性。她赋予它们权力去从事复杂的社会活动。例如，她认为角色并不乐意受制于变化；人们能够在“努力忍受与再造同类型的关系中”发现角色（记住，不是一个人，而是角色本身！），“在这些关系中，人们首先构想的就是角色”。

詹韦加入了爱泼斯坦的行列，也建议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扮演各种新角色，做“角色突破者”，从而可以整合进公共世界的各种标准。“角色突破者”进而成为“角色模型”，这样一来就可以帮助其他人也去“突破角色”。在各种脱离现实的角色相互影响之下，社会结构没有改变，但“角色突破者”向外游离，并在内部向上移动，去追求她们的个人目标和目的。詹韦的女性主义策略是强烈的个人主义式的，她甚至不允许她的角色突破者与他人联合起来形成压力集团，而这正是多元主义政治的存在方式［modus vivendi］。不幸的是，詹韦从未向我们展示她对角色突破者个体如何挑战世界的论述。

一些自由主义分析家公开倡导超越詹韦所设定的明确的女性政治角色。但是，正如争取女性选举权者把伤感主义者的概念作为正确的政治手段和目的，从而把自己限定在倡导变革的女性主义幻象表述当中；同时代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面临困境的部分原因，正在于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下述假设：一切价值、目标和目的都只是私人价值或者私人价值的各种组合。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其他多元自由主义者都坚持利己主义的整体社会福利观。

在利己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个人主义支配的政治生活中，公民德性可能没有实质意义，也许并不存在可视为共同生活根基的理想政治共同体。

一旦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分析明显变成“政治的”，而不仅仅是“公共的”，它也就假定了政治目标和目的都是给定的。女性主义者的唯一问题在于如何“参加这一行动”。人们认为女性主义的解决方案重点在于形成明确的利益集团。但它将服务于谁的利益？它会服务于“所有女性”的利益吗？各种种族和阶级问题怎么办？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通过“社会分层”这一去政治化标题认识自己的存在时，他们却倾向于忽略或者轻视上述几个议题。不过他们显然从未在任何范围和维度上讨论过贫困与不公正，或许提出这一问题的自由主义分析家阿蒙森也不能确保：“我们无需对现行经济结构进行过多的变动或激进的变革……就可以设定女性主义议程。”只要女性主义议程只想把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特权的白人女性（经常如此）整合进现行结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世界中，“平等”和“解放”都来得太容易。要赋予这些词实质意义，就要发动一场与当前自由主义政治无法和解的挑战。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角色转变，这些都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标志。但是，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尤其在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以及女性在每个领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上。他们拒绝女性被隔离于公共世界提供的或似乎是其提供的许多财富之外，这些财富包括：权力、地位、公共对话机会以及重要的公共责任感。不过，大多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也不愿意让私人领域彻底政治化或公共化，他们把这个领域与更温和的德性，与不受交换关系和利己主义支配的各种价值联系在一起，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此，他们乐意通过允许女性同时扮演公共和私人角色，使私人领域纯洁化并且更为美好，就好像这不会严重改变他们所珍视的私人价值。问题在于：女性如何平等地参与这两个领域？这样做又是出于什么目标和目的？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所建议的角色共享和角色反转。倡导并提供针对两岁（或更小）以上儿童的全职公共日托服务，可以加快一些女性迈入公共舞台参与全职工作的步伐，否则她们就要等到孩子达到入学年龄方可进入公共领域；但是，公共机构接管孩子的抚养，也将剥夺私人领域存在的主要理由以及人类情感和价值的首要渊源。同样，将所有家务外在化使它们变成公共活动，将进一步损害私人领域。“只要有可能，所有人就将会被转变成彻底的公共人，工业化所启动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分离，将通过把私人领域尽量彻底地吸纳进公共领域而最终得以完全实现”，这是自由主义规则所寻求的圆满。但是，一旦获得成功，结果却不是人们所乐见的：孱弱的工具性关系向全部生活领域扩展。在这种替代方案中，毫不奇怪人们会发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怀有下述含蓄的愿望：坚持女子气的传统特征，这也意味着坚持女子气的社会核心。但是，毫无条件地占有同一事物的下述两个方面是不可能的：谴责女性的第二等级地位及其私人化的有害影响，同时又颂扬或赞赏这一女性将要从中“解脱”的那个领域所产生的各种品质。这一切的结果是令人困惑的混合体：注重实际的利己主义的市场语言加上对更温柔的德性的呼唤，让争取女性选举权者非常苦恼。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了解的唯一政治，就在于他们含蓄抑或明确接受的粗糙功利主义，因此他们远未阐明有改革潜能的女性主义的公共与私人理想图景。

人们常常把贝蒂·弗里丹引以为女性解放之“母”，她的作品也许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概念困境的最清晰例证，我将以此总结这一部分。弗里丹在1963年《女性的奥秘》中辩称，女性在战后几十年中遭遇了身份危机：人们相信她们应该感到幸福，并“履行”作为全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如果她们追求自己的职业就会有罪恶感；她们并不幸福；她们面临的问题“难以名状”。弗里丹继续指出，女性是自我永存神话的受害者，这个奥秘渗透力极强，女性的生活在无意识中受其塑造和控制。这种破坏性的奥秘的责任人包括：女性杂志、电视、广告、报纸、儿童心理学家、社会学和普及心理分析作家以及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个奥秘渗透力如此广泛强劲，以致女性的自身观念和整个世界的观念都在潜意识中被扭曲和抑制。这一奥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郊区生活方式“妨碍了成长或令人逃避成长”。弗里丹继续详述这一奥秘对女性的支配所导致的后果：具有“美好思想和炽热情感”的女性，不加批判地接受“性别指导教育家”的信息，逃离“大学和事业”，去“结婚生子”。如果婚姻生活受挫和不幸，她们就会转向酗酒、离婚和通奸。孩子将和发狂的母亲等人一起饱受漫长痛苦的折磨。

在《女性的奥秘》中，弗里丹指出了大量令人苦恼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人们如何形成作为道德世界和社会世界成员的观念——这一观念融入了一种无助、过于顺从、不能对抗权威、无力在世界上行动的自我形象？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参照了促使无产阶级本身继续受压迫和剥削的行动、思想和行为方式之后，把这个问题称为“虚假意识”。弗里丹叙述中的一个弱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共有的一个弱点，在于她没有阐明一种标准，供人们在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种种观念中，筛选出到底是什么构成了完全虚假和扭曲的形象；是什么代表了可能以扭曲形式表现的重要真理；是什么真实地表达并代表了关于她自己及其社会定位的真理。

《女性的奥秘》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

弗里丹对女性奥秘的详尽阐述，导致了真假女性形象的肤浅观念，宣告了一种傲慢的精英主义，借此，那些已经通过教育和阶级获得特权的女性，把自己对其他女性的不满强加在这些女性身上，并假设所有女性的感受都和她们一样，或者如果她们可以放弃她们的虚假意识，并剥去女性的奥秘所加注的束缚，她们就将会有如此感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且不能单挑出弗里丹充当这个得罪人的角色。很少有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令人满意地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

弗里丹所做分析的第二个难点在于她或明确或含蓄地在男女之间做出的对比，即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女性作为女性奥秘的受害者和加害者被迫承受的苦楚相比，在政治和概念层面上，由男性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到底如何看待和理解自己所产生的男性苦难与男性奥秘（弗里丹所参照的男性，以及我将在批判其分析时所指的男性，都是上层阶级中受过教育、易于流动的男性。她的考察范围省略了美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或者只是进行一种衍生式的描述）。弗里丹没有进一步延伸她对“奥秘”的分析，没有涵盖男性成功的奥秘，反而把它作为女性奥秘的替代方式。她攻击妻子的居家状态，赞颂丈夫受成功动机驱动的状态，所有“……有能力、有野心的男性”都离开家去了大城市，并且不断“成长”。她的书是一首美国人自己所说的“殊死竞争”的赞美诗：她只是希望女性也投身其中。

没有人会不同意弗里丹的下述论断：彻底的家居妻子身份令人沮丧，在许多方面都很空虚。但如果论证男人的身份在整个美国内部是在家庭之外展开的，所以自然而然地令人兴奋、满足和感到值得，这将会创造出另一个奥秘，即“男子气概的奥秘”，就是说我们放弃一种扭曲，只是为了信奉另一种扭曲。1963年，因为反对美国公司资本主义的“性别定向”，以及不加批判地接受所谓“进步”观念，弗里丹遭到严厉指责。由于接受男性主导的个人主义社会价值，弗里丹的分析逻辑驱使她鼓吹人事性别反转的观点：由女官员代替男官员，女公司主管取代男公司主管，女将军代替男将军。既然她已经有点放弃这种观点了，我将立即考虑她修正过的立场。

弗里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杰作的第三个问题是她的过度环境论。与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一道，也就是与任何或明或暗地信奉洛克白板学说的人一道，弗里丹假设我们完全由文化塑造；人类身份总是可以完全根据某种外在标准进行解释和识别。

弗里丹在环境论上的观点，不仅允许她将身份问题部分地作为身体的身份或具体化的身份进行掩饰，而且使她能够把变革如何发生阐述为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理论。她称赞教育是打破郊区监狱锁链的关键。只有教育可以将女性从女性的奥秘中解救出来，也只有教育能够导向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的崭新结合。她赞同地引用了被称为丹尼斯·福克中学运动的某些事件，这项运动利用“六星期的夏日集中课程，利用思想休克疗法”，把家庭主妇带入“思想主流”。嵌入这种治疗方法的肤浅心灵哲学仍然足以令读者感到震惊，因为尽管弗里丹挑选出大量附属特质作为涉及女性奥秘的首要特征，她还是含蓄地假设人类身份只是表面现象，容易矫正，也容易丢弃。当然，她还假设女性和社会世界所渴望的是女性完全整合进现存结构：因此，成立于1966年10月的弗里丹全国女性组织（NOW）的正式目标，即获得“与男性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

这种“平等伙伴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确立政府资助、面向所有儿童、全天24小时开放的托儿中心以及要求堕胎权：第一项“权利”常常包括针对儿童和育儿的功利主义方式（虽强调“解放女性”，却未充分考虑孩子的健康，也未验证与在家里相比孩子在公共托儿中心的状况会自动“好”起来这样的主张）；正如前述，第二项“权利”表明了一种对工人阶级，以及那些将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感与母职高度相连的虔诚女性的漠视。通过认为这些建议是反映或有益于每个女性“真正需要”的纯粹美德和救济方案（尽管许多女性从一开始就说她们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弗里丹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运动证明了那些最有力的奥妙之一，即阶级的广泛影响力。

弗里丹的观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几年前，她号召女性主义者从“旧的‘反对’”走向“新的‘赞同’”。然而这个新的“赞同”与旧的“反对”有相似之嫌，只有一个例外：她现在坚持女性主义者必须集中精力于家庭而非逃离家庭。在一篇名为《女性主义的新转向》的文章中，弗里丹回顾了女性主义在1970年的黄金岁月，在“首届全国女性争取平等”运动中，几千名女性游行至第五大道，打着各种各样的横幅，包括“24小时托儿服务”。她深刻反思道，她们的议程“如此简单直接”或者看上去如此。单纯强调这次议程提出问题的简单性，这非常令人遗憾：弗里丹的反思并没有反映那些早期需求所蕴含的可能性。

十年后的今天，弗里丹坚持认为：“我们的女儿认为她们的人格和平等是理所当然的。”稍后我将集中讨论这一主张。弗里丹经常从个人经验出发支持其论点，我也将如法炮制。我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包括三个十几岁的女儿，她们的母亲有职业、信奉女性主义。她们都不认为自己的身份或者弗里丹的所谓“人格”是理所当然。我发现，这种诉求令所有年轻女性感到烦恼，觉得欠别人情。如果女性主义就是关于女性对抗和反对先定身份的，为什么弗里丹会假设女儿们应该或者可以不加批判地接受母亲所获得的身份，以此作为人们可能称之为新“女性主义奥秘”现象的一部分？她会剥夺女儿们为人格所做的奋斗，她早期曾说这是人类身份的本质；而且，她忽略了人类身份总是支持（和反对）、总是靠近（和远离）的那些证据。如果女儿变成拥有人格的人，没有哪个女儿会简单接受其母亲的身份，无论她是否女性主义者，在一个正在经历变调的年代尤其如此。

对于弗里丹而言，女性主义者的奋斗看上去大部分已经获胜，女性身份已经巩固。女性主义运动甚至因为改善了中年女性的健康状况而获得好评，在弗里丹对女性主义作为的赞美中，人们从未发现对两类恼人证据的讨论，这些证据与女性主义表面上已经确定其身份的年轻女性有关。我查阅了当前社会的流行病，即十几岁的青少年尤其是年轻女性的自杀问题，以及虽然可以控制生育和堕胎却仍然存在的十几岁女孩的怀孕与生育现象。许多年轻女性显然认定这个世界非常混乱、压抑，甚至无法忍受；许多年轻女性，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女性，显然知道尽管有弗里丹新的“赞同”，美国式成功之路依然将她们拒之门外。因此，她们重申了一种非常好斗的女性身份：我是女人。弗里丹因为这些“好”事而获好评，却无法检视这一形象的缺点，这也是为什么她的反思是极为目光短浅甚至矫情的原因之一。

人们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失败的最终评论涉及一些更大的议题，包括考虑我们目前所面临危机的结构性维度，这些维度就在生产力文化的具体实践与政治归责，以及依照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所进行的社会分层之中。弗里丹信奉一种我称之为“公司家庭”的家庭观。尽管她号召“重构家庭和工作制度”，但她的重构等于向着公司资本必备条件的全面调适，这一必备条件的确可以顾及到两性，但他们都属于中上阶级的专业主义群体。虽然弗里丹在所有收入阶层都寻求为父母提供更多社会服务，但这一倡导与她所接受的美国人的阶层流动神话紧密相连，并且基于如下信念：如果低收入人群以更符合专业主义（莉莲·鲁宾［Lillian Rubin］在考察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痛苦的世界》中所说的“人民变革计划”）要求的方式稍稍改变自己，如果她们稍稍接受中上阶级的道德观念、举止和生活方式，她们就也能“步入更有特权的那部分社会”。罗宾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觉。尽管弗里丹反思过，但她依然无视阶级。在允许夫妻双方均行父母之职并都获得成功方面，她所列举的夫妻“达到预定目标”的具体例证全部来自美国最上层的10%到15%的个体。这个问题，即阶级问题，是马克思女性主义明确阐述的，我现在就转入他们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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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让·爱尔斯坦著

葛耘娜、陈雪飞译

三联书店，2019年4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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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与女性，公共与私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两对相互对反又极具张力的关键词。本书的上半部，作者细致分疏了西方传统思想与女性思想之间的关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马基雅维利、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恰恰是这些思想资源，构成了20世纪以来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等女性主义流派的存在前提，而这也是本书下半部的着力所在。在呈现社会与政治思想中女性历史的同时，作者针对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政治冷漠与女性主义的极端激进，进行了深切而痛彻的反思。这种“反思”，对中国当下的女性问题来说也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