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的日常阅读 05丨张巍卓：希望三联能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多出版机会
张巍卓对三联的书很是熟稔，不论是延续多年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还是新近推出的“古典与文明”，他都能如数家珍，这让做编辑的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在张巍卓的理解中，阅读的本质并不取决于读的是什么，而是“读者遭遇的因缘和他从中体会出的东西”。这种态度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气质——不仅关注社会学经典著作，更关注与阅读、书籍息息相关的社会内涵。这种态度对出版而言也是发人深省的，一本书的背后，往往是整个时代“社会底蕴”的呈现。想要契合这个时代的因缘际会，出版人就必须关注青年的写作与文化思考。张巍卓希望三联能给年轻学人提供更多的出版机会，这与我们的反思不谋而合：三联今年已经87岁了，尽管文化的积淀带来某种“封闭”，但我们也格外期待契合时代潮流的青年之声，期待与年轻学人及读者的会面，从而不断传递新一代人的沉思。
张巍卓，1988年生，湖南长沙人，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和德国思想史。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涉及滕尼斯、齐美尔、洪堡等人的学说诠释以及近代德国思想史的主要论题，另有译著《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9年2月）受到业内好评。
05
“85后”的日常阅读
张巍卓：希望三联能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多出版机会
三联学术通讯
你认为阅读是必须的吗？可以想象没有阅读的人生吗？怎样看待父母辈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人生格言？
张巍卓
既然以学术为业，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同文本打交道，阅读的人生于我而言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即使在手头无书的时候，也习惯于秉持“职业精神”，心心念念于读过的东西或一些思想的线索。
不过在这里，我更希望从宽泛意义上的“读人历事”来理解阅读，当然，这跟我一直以来所受的社会学教育有关，社会学的学生更多被教导以常人的姿态进入生活世界，因而面对的文本类型五花八门、层次丰富多彩，有经典的理论著作、有田野里直观到的场景、有聆听的他人讲述，甚至刺激出的诸多想象，借用北大杨善华和孙飞宇老师的“社会底蕴”的说法，阅读可以说是“社会底蕴”整体的呈现或亮相，它的本质并不取决于读的是什么，而是读者遭遇的因缘和他从中体会出的东西。
想想我们这批刚从学校走出来的“85后”博士，进入科研工作岗位，在量化的科研任务和教书授课里奔波，要适应繁杂的人事关系和行政事务，以至于有永远填不完的项目申请表和各式单据，还有经营家庭的责任，曾经再熟悉不过的文本阅读模式随时无法预知地遭受中断，也常常不知何时才能重新拾起，是否能接续断开的地方。“没有阅读的人生”这种真空的想象想必不会成为现实，但它会不断摇身一变，幻化成各种碎片处境，令人感到苦闷和虚无感，逐渐怀疑过往的经验。这个时候，能否从阅读重新获得慰藉，能否从过去被保护得极其舒适的阅读圈里走出来，在保持本心的同时，能够包容生活的偶然，重建一个豁达安然的“读人历事”的阅读生活，这可能是我们这代知识人面临的首要挑战。
关于父母辈信仰的知识格言，我首先想到的是北大刘云杉老师最近做的“谁的素质教育？二代们的教育选择及其困难”的报告，之所以会促发这样的强烈感受，是因为印象中从我们这代城市“85后”开始，父母辈对子女的知识期待越来越普遍，不仅如此，当时“素质教育”的意识刚刚萌芽，社会舆论多充斥着“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辩论，刘老师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共同的功利主义情境及其社会结构的悖谬，很有启发。
如果仅从个人角度回顾过往教育的话，我觉得每一人生阶段对父母“知识”格言的体会都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经历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考试竞争时期，经历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择业和人生道路选择的时期，那么现在我更愿意相信“知识就是命运”，知识不再仅等同于认识和技术，而是通达生活的整体能力，能过的好的能力。
三联学术通讯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民性的人文阅读与知识性阅读相比，你认为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怎样的阅读状况与问题，未来的趋势又会怎样？
张巍卓
这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还是回到我最熟悉的学院环境来说吧，大学里的读书氛围想必最能折射时代的阅读风尚。我觉得相比于自己的老师辈，我们处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阅读渠道越来越多，阅读越来越专业化，却也难免自我封闭，被个人的意见左右。总体来看，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我认为我们这代人的历事不够，虽然在知识积累和专营的层面超越了上一代人，但在视野的广度和理解的深度是上不及的。至于未来如何，不好做判断，还有待以后再看吧，这和时代变化都有很大的关系。
三联学术通讯
阅读时间如何分配给不同类型的读物？专业与经典阅读、知识性和趣味性阅读、微信浏览、网络文学、 漫画绘本、 电影电视等均可。
张巍卓
阅读时间基本上分配给社会理论的专业著作了吧，当然，社会理论本身是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交叉领域，回应的仍然是经典的思想和问题，所以专业阅读和经典阅读又是一体的。出门坐地铁的时候，大多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像“北大文研院”“三联学术通讯”“读书”“保马”等等，会留意新书发布、讲座的消息，也会读朋友圈里分享的一些感兴趣的新论文。除此之外，就是晚上睡觉前会把电视开开，现在好看的电视节目不多，常常就是放在那里听个声，让自己放松一下而已，至于里面播的内容，不太会走心。
三联学术通讯
你经历过哪些盛行一时的阅读风潮？其中透露着怎样的时代信息？
张巍卓
我2007年进的大学，读的社会学系。当时的感觉是大家读理论书籍的风气比较淡，更不用说那些经典的人文“大书”了。学院会安排低年级的学生上很多方法和量化技术的课程，高年级则学习各种分支社会学，相对来说，那时社会学读的比较多的书，像是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吉登斯这些当代学者的作品，这多少反映了新世纪后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和定型化趋势，社会学似乎通过去哲学、去政治的方式，明确了什么是社会，进而将社会拆分出各个分支领域，用可以明白界定的概念、模型、统计技术来把握这些领域，无论是福柯讲的权力，布迪厄讲的资本、吉登斯讲的结构—行动，都为此服务。
不过大学期间，我在图书馆也遇到一些热爱读书朋友，他们大多来自政治学系。通过他们，我感受到另外的一种风气。2010年前后，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特别热门，“经典与解释”在哲学系、政治学系的学生群中影响很大，当时的网络论坛上都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段子”，老实说，施特劳斯热在学生中的影响中不乏学术之外的东西，但是仍然带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新的视野，去反思社会科学的认识基础，将现代社会的问题置于文明总体的问题脉络，回归中西的经典文本。追溯施特劳斯热的原因很复杂，既和政治大环境、80-90年代学人的心路转变相关，也多少包含了中国学术的一种自信的意识和需要吧，同施特劳斯热相伴的或由此而生的，又有施米特热、沃格林热、政治儒学热等等，这些都是我读书时的一些阅读风潮，当然，经过这些年的读书和写作的训练，慢慢的也回到了自己的专业，形成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判断。
三联学术通讯
请推荐一到两部个人受益匪浅的书与今年读到的最满意的新书（品类不限）。
张巍卓
个人受益匪浅的书有很多，如果推荐的话，就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和特洛尔奇的《基督教会及社团的社会学说》吧，这两本书都是德国社会学的经典名著。第一本书是我长期以来研究的核心文本，它的文笔洗练，但内容极其丰富，可以称得上一位社会学家撰写的欧洲文化百科全书，概括地说来，它从人心、社会和国家的各个角度，呈现出德意志—日耳曼文明进入现代的伦理道路，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独特的“社会性”意涵。当然，要整体地理解德国近代的思想传统，又不能不追溯到路德教的教义和社会影响，滕尼斯的共同体学说，本身也同路德教的世俗化息息相关。因此，在最近的半年，我开始整理恩斯特·特洛尔奇的著作，尤其以他的《基督教会与社团的社会学说》一书作为中心，过去，我们更多受韦伯笔下的新教徒形象的影响，看到个体难以纾解的精神紧张和“多神论”悲剧，但是特洛尔奇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通过梳理从耶稣福音到十八世纪加尔文教派的漫长基督教史，他致力于解答基督教各个时期的教义、宗教伦理如何同社会达成和解。无论滕尼斯还是特洛尔奇，我觉得他们的理论同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与传统都有非常契合的地方。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特洛尔奇《基督教会及社团的社会学说》，Forgotten
Books ，2018
今年出的新书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新翻译出来的霍布斯的《论物体》和《贝希摩斯》。这两本书在早期近代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自不必提，它们同社会学的关系也非常紧密。滕尼斯在他的霍布斯研究专著里，用了最多的篇幅讨论《论物体》，将现代人性的本质都追溯到这本书探讨的逻辑和物理学前提；Behemoth的现代版也是由滕尼斯编订的。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时出了两部Behemoth的中译本。
霍布斯的《论物体》（商务印书馆，2019）和《贝希摩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三联学术通讯
介绍一下影响自己购书的选择因素。除了个人需求与兴趣之外，畅销书榜、各种推荐或者朋友同学之间的口碑分享，对你的阅读影响大吗？可否举例说明？
张巍卓
我的购书主要还是取决于研究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吧，除此之外，我觉得封面设计和纸张这些外部的因素也挺重要的。畅销榜基本不太关注，但老师和朋友的推荐基本会采纳的，尤其是自己不大熟悉的领域，像当代的文学作品之类，比如前一阵子看到老师在读李洱的《应物兄》，都会买来，有空就看看。
三联学术通讯
如果你比较关注三联书店，你认为这家书店近些年有什么变化？希望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张巍卓
我觉得三联书店近年来的变化：第一是书系越来越丰富，涵盖人文社科研究的各个领域，“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古典与文明”“新知文库”等系列都是我们购书的主要选择，同时各个书系的选题、出版，也照顾到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学者；第二是图书的设计制作越来越美观、精致，堪称出版界的典范；第三是线上宣传的渠道越来越多，比如“三联书店三联书情”“读书”“三联学术通讯”等微信公众号推广的新书和相关文章，同时，配合着线下的相关讲座、作者见面会、新书研讨会，都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关注。
建议的话，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三联能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多的出版机会吧，对青年学者的著作出版、彼此交流给予更多的支持，既可以在现有的丛书系列里吸纳他们的优秀研究成果，也可以专门为他们开辟一些新的书系。这样做无疑有助于青年学者的成长，同时更好地促进人文社科研究的发展。
克服维特
威廉·迈斯特与现代人的教养基础
文丨张巍卓
一
和“浮士德”一样，“威廉·迈斯特”是歌德笔下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他出身于十八世纪德意志的市民家庭，经历了种种人生的际遇和磨难，从热爱戏剧艺术的青年最终长成全面掌握生活艺术的成熟者。从歌德萌生“迈斯特”小说系列的最初构想起，直至最终落笔完成它，整个过程跨越了漫长的时期。其间，无论小说的情节设计还是行文风格，都经历了1786年的彻底“蜕变”，这次蜕变即后世文学史家口中的“诗人从狂飙突进时期的巨人主义朝着安宁和谐的古典主义的转向”。作为诗人在蜕变后创作的第一部完整的故事，《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1795-1796）集中地展现“古典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决定性地影响了19世纪德国乃至欧洲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行动意识。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事里，歌德的古典主义转向的原点，通常要追溯到他的1786年意大利之旅。在饱览古罗马造型艺术的过程中，通过直观并体悟古典作品得来的鲜活均衡感和协调感，歌德逐渐摆脱了青年时代难以遏制的躁动乃至魏玛宫廷生活的苦闷，获得“新生”，随后便是歌德和席勒长达十年的合作，共同开启了所谓“魏玛古典主义的时代”，《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即歌德和席勒共同合作时期的结晶。这样看来，看似非常悖谬的问题产生了：一个现代的市民青年的成长故事，何以被理解成“古典主义式的”（klassisch）教养过程呢？
歌德在罗马郊外的坎帕尼亚
如果诉诸莱辛和温克尔曼为德意志打开古典艺术之窗，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一目了然。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古典”，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古代”范畴，仿佛只包含着直接拟古的含义。我们知道，莱辛针对同时代的法国宫廷戏剧（比如高乃依等人）的批判，实际上便是反对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形式规则直接植入当代戏剧创作。正如狄尔泰深刻认识到的那样：当莱辛解读古典造型艺术时，“古典”实质上立足于近代启蒙思想（尤其是英国的经验心理学）塑造的现代人格，它依靠着人的经验感和知性之间的朴素协调，最终形成了整体性的审美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莱辛和温克尔曼精神的直接继承者，歌德的话语世界中的“古典”概念，根本上是同启蒙以来的现代意识交织在一起的世界观，而且它明确地同“浪漫”概念指向的现代意识相伴而生，并构成了对“浪漫”的现代生活风格的反思和批判，在晚年的一篇著名的讲话里，歌德明白地概括了“古典”的意涵：
“我称古典的为健康的，浪漫的为病态的。例如《尼伯龙根之歌》如同荷马史诗是古典的，因为两者都健康而且有力。把多数近来的作品归之于浪漫，不是因为它们新，而是因为它们软弱、苍白、病态；称古代的作品为古典，并非因为它们古老，而是因为它们强壮、乐观、健康、有活力。如果我们以这些品质区分古典和浪漫，事情马上就会一清二楚。”
因此，歌德口中的“古典”，实际上指的是古典艺术背后的合乎理性的精神：作为古代艺术灵魂的古希腊城邦政治以及充斥着野蛮杀伐的罗马历史，已经不再适合现代的人道主义乃至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史；更不必说中世纪教会基于人为制定的种种荒谬规章、对言语和信仰的强制支配。经历了宗教改革“祛魅”的德意志人，亟需通过自由的思想和行动，重新塑造自身的道德和伦理生活。“古典”概念蕴含着的，正是歌德理想中的现代人性的前进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歌德借此克服了早年狂飙突进运动并贯彻到未来浪漫主义时代的激昂却病态的人生观，其典型象征便是“威廉·迈斯特”对“维特”之伦理理想与生存困境的超越。
更准确地说，早在《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出版后的几年，“转变”就已然悄无声息地发生了。1777年，即《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后的第四年，歌德开始创作这样一个故事：延续着德意志启蒙与“狂飙突进”时代以来的戏剧渴望，一位来自商人阶层的青年威廉怀揣创建“民族剧院”的理想，希望通过戏剧实现个人乃至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审美与道德教化，由此走上了实践戏剧使命之道路的整个过程。正如故事的大致情节所呈现出来的那样，这部小说被命名为“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Wilhelm Meisters theatralische Sendung，1777-1785）。
与四年前出版《少年维特的烦恼》时相比，歌德的境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775年，歌德接受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移居魏玛，成为宫廷行政官，逐步在魏玛文化圈占据核心的地位，并于第二年结识夏洛特·冯·施泰恩（Charlotte von Stein）夫人，后者与维兰德一道，在歌德《戏剧使命》的写作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戏剧使命》是歌德的魏玛时代创作的开端。与这种境遇相对应的“世界观”的变化就反映在“维特”与“威廉”这两个青年的形象上。
二
在晚年的自传《诗与真》里，歌德指引读者特别注意自己早年创作的《普罗米修斯颂歌》（1774），因为他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向他们直观彰显了“狂飙突进”时期的理想人格：普罗米修斯同天神宙斯产生抵牾，因为他憎恨高高在上却精神贫乏的奥林匹斯秩序，他努力靠着圣洁而火热的内心，将自己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并且按照自己的模样造出新人。可以说，普罗米修斯既是同时代青年人口中的智慧的巨人，又是道德的巨人，他努力地摆脱一切禁锢其思想与行动的枷锁。
然而，就像希腊神话中为人间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付出了被苍鹰永恒啄食的代价；世上的天才为着理想人格实现、对现实秩序毫不妥协的反抗，却要蒙受沉重的苦难。歌德同一时期创作的《铁手葛兹·冯·伯利欣根》（1773）和《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分别具体讲述了古今两位“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故事。想象里中古日耳曼英雄铁手葛兹直接呈现的自然野性和质朴的侠义气概，让人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感到“惬意”；相较于此，维特这位十八世纪末“市民之子”的事迹直面时代精神，既鲜活地展现了现代“普罗米修斯”命运的复杂性，又像探照灯一般照亮了现代人的深度自我结构。
小说里的青年维特和歌德一样出生于市民家庭，尽管其原型可以追溯到由于不幸的恋爱而自杀的青年耶路撒冷，然而歌德笔下的“维特”显然并不局限于此人的经历，而是一位同他们这代人的内心感受共通的人物。毫无疑问，这份共通的情感不可避免地同他们“市民之子”的身份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因为“市民生活”是他们成长的原始土壤，也是时代烙刻在他们身上的精神胎记。卢卡奇曾在他的经典研究中指出，《少年维特的烦恼》本质上是一部“历史传奇”（Geschichtslegend），所谓“传奇”，在这里并非指狂飙突进时代之前盛行于德意志诸封建宫廷的骑士小说、贵族爱情文学等等，而是在讲一位出身市民阶层的“新人”的故事，作为先驱，他的事迹预示着市民即将爆发出的激情和整个市民时代的来临；所谓“历史”，也不是在说像史家那样记叙历史事件，比如描述维特这个青年的生平，而是要讲“最原初的事实”（den primitivsten Tatsachen），即在德意志市民时代的开端或启蒙时代的语境里，歌德对生活世界的最基本的感受是什么？诚如卢卡奇所说，透过维特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歌德想要表达基本感受是“人格”与“社会”的冲突，即人努力追求其人格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却无处不面对既定社会的阻滞。这一事实也是歌德晚年对“狂飙突进”时代精神的总体概括，然而，在这个抽象的说法背后，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格”与“社会”冲突的具体意涵是什么？
少年歌德初见少女夏洛特
歌德对“人格自由”的最初意识，无疑同他对自己的“市民之子”身份的感受息息相关。他本人在神圣罗马帝国管辖的自由市法兰克福长大，在他对故乡的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浸润于自由市传统的市民并不像帝国其它封建小邦里的市民那样，仅仅是经营商业和手工行业的人，他们更是城市政治、伦理和宗教生活的担纲者。他们的子弟既无需如贵族子弟那样遵从繁文缛节的礼仪乃至深陷权力斗争的漩涡，也不像父辈那样围绕着僵化的日常俗务打转[19]，而是可以自由地贴近地体察身边的事物。
市民之子维特经历了一段失望的感情之后，逃避到大自然里，尝试开始新的生活；在幽静的自然之景和朴素的乡村风情的陶冶下，维特模仿上帝，在自己的内心中重造了一个自然秩序，它首先意味着具备表里如一的统一人格，过真诚和朴实的生活，拒绝虚荣的、自以为是的市侩做派；然而，这个自然秩序在维特这儿却又极端模糊，因为它仅仅是孤独生活的产物，维特说，当他回到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只能感到游移不定的、朦胧的渴望，就像看着转瞬即逝的自然事物，却不存在着一个目的把它们牢牢抓紧；他甚至想像上帝那样重新再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如上帝吹口气、泥土便有了灵魂那般，然而自己的自然身体根本无法承载这种无限的欲望：
“每当我的视野变得朦胧，周围的世界和整个天空都像我爱人的形象似的安息在我心中时，我便常常产生一种急切的向往，啊，要是我能把它再现出来，把这如此丰富、如此温暖地活在我心中的形象，如神仙似的呵口气吹到纸上，使其成为我灵魂的镜子，正如我的灵魂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镜子一样，这该有多好。——我的朋友！——然而我真去做时却会招致毁灭，我将在壮丽的自然的威力底下命断魂消。”
在歌德看来，维特首先地产生于青年的“失望”、“痛苦”、“厌世”的心情，这是内心世界与外在坚硬现实、启蒙情感与市民道德之间最直接地、面对面地而又不可调解的冲突。他在后来的自传《诗与真》回忆起那个时代的德意志青年普遍的“厌世”情绪，并强调这个情绪孕育了“维特”的形象：
“我们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处在这样的环境，爱好和钻研这种诗文（指‘破坏人的天性的严肃的英国诗’），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我们作有意义的活动在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来唯一的出路，于是我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一位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无论如何，随着自己高兴，脱离尘世，倒为得计，我们耽于这种思想，并以此才能把每日的无聊不快熬过去。这种思想那样普遍地流行，把青年的病态的痴心妄想赤裸裸地贴切地描写出来的《维特》才能到处引起同感的反应，收到大的效果。”
面对着坚固不破、无可改变的现实，“维特”是以“受难者”的姿态出现的，他在自然的神秘协和的情感与变幻莫测的人心之间不断经历着痛苦的摇摆，他对夏绿蒂真挚而狂热的爱恋无法转变成现实的市民生活、最终为了维护绿蒂的美德与婚姻而选择了“自杀”的出路。可以说，“自杀”是维特在自然与秩序这对张力之下必然的命运，尽管对维特来说，死亡是通往美好理想与愿望的彼岸的道路：“那时，我将奔向你，拥抱你，将当着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面，永远永远和你拥抱在一起。”但是对此岸的生活来说，“维特”以自杀的这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恰恰成为了最大的道德困境，就像维特在最后的一封信里以悖论式的话语所追问的那样：
“人，这个受到赞美的半神，他究竟算个什么！他不是在正好需要力量的当儿，却缺少力量么？当他在欢乐中上升，或在痛苦中向下沉沦时，他都渴望自己能融汇进无穷的宇宙中去，可偏偏在这一刹那，他不是又会受到羁绊，重新被带回到愚钝而冰冷的意识中吗？”
在这个意义上，“维特”（现实里的青年“耶路撒冷”）像一位世俗意义上的“耶稣”那样代表所有市民阶层的青年受难，尽管他们所遭受的仅仅是自然情感与自我实现之不得的痛苦[27]。然而，除了“非此即彼”的命运，自我救赎的希望又在什么地方呢？就像维特在最后的信里所问的那样：人这个所谓的“半神”（Halbgott）一旦想要摆脱束缚，进入到自由的境地时，却发现自己毫无力量，除了选择自我终结，在彼岸世界实现生命的完整，最后的结果还不就是被带回到愚钝和冰冷的意识中吗？
时过境迁，就像歌德自己畅抒《少年维特的烦恼》脱稿之后“复归于愉快自由，该会从头来过新的生活”那样，当他在魏玛开始新生活，身居宫廷要职，执文化圈之牛耳，并且继承莱辛的理想，努力为德国创建民族剧院时，他创作的新小说的主人公“威廉”无疑倾注着他此时的愿望与责任：正如小说标题“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所揭示的，“威廉”担负着建立民族剧院、通过戏剧实现个人人格的完善与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不过，这个使命依然被歌德交付给了市民之子，这一点很好理解：伴随着18世纪的启蒙与新教的世俗化运动，市民阶层（尤其是德意志信仰新教的邦国的市民阶层）成为整个社会生活最有力的推动者，他们的精神、文化、教育、财富、社交对社会的总体民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只有市民阶层、尤其是其中最具活力的青年（市民之子）在自身之中发现塑造未来民族精神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位市民之子同样怀有一颗善良、敏感（empfindsam）而多情的心：因为只有在他们之中，才有对美德、自由、艺术最强烈、最执着的渴念。
这样一来，“威廉”与“维特”不就具有看似相同的人格结构，而“威廉”不就首先面临着“维特”的困境么？可以说，无论歌德是否希望在“威廉”的身上找到救赎的可能，一旦“威廉”需要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克服“维特”非此即彼的命运永远都是第一要务，更不要说在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人心的教化与重塑。同样是市民之子，同样不愿屈服于贫乏的市民生活的处境，同样具有敏感的心灵，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位新主人公身上解决自然与秩序之冲突的困难呢?或者说，如何能够克服“维特”呢？
三
歌德于1777年2月正式动手写作《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直到1785年，一共六个部分的小说才正式完结。后来，这六个部分经过修改，压缩为《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前五部。
那么，歌德是如何在《戏剧使命》一书里使威廉克服“维特”的呢？事实上，在小说的一开始，威廉就面临维特式的困境。出生于商人之家的威廉从幼时一次欣赏“傀儡剧”（Puppenspiel）的经历之后就入神般地爱上了诗艺与戏剧艺术，他坚定地将从事舞台事业视作自己一生的信念，跟随诗艺女神的指引向上。与此同时，深陷于同风情的女演员玛丽亚娜（Mariane）的恋爱，使威廉将爱欲（Begierde）的想象与戏剧艺术合二为一。如果说陷入爱欲之前的威廉只是出于“好奇”与童年的单纯想象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独特的“小世界”，那么危险的爱欲所催生的出想象力则吞没了一切：不仅他对舞台的爱好再也不能同爱恋玛丽亚娜分离开，而且他把人间的一切都跟她联系在一起：
“有另一个更可爱的神将要来到，加强我的意志，在我的路上陪伴着我的啊——我的诗不定会得到怎样一个更美好的转变呢，这首诗的结局不定要变得多么有趣！可是我在你的怀里所得到的，不是诗，而是真理与生活。让我们有意识地享受着甜美的幸福吧！”
这样一来，爱欲的狂热不仅造成欲望与诗艺界限的模糊不清，而且将主人公锁闭在一个想象出来的虚幻的诗艺世界里，与想象共同主宰这个世界的往往是想象力的自然衍生物：狂热、盲目、自负、虚荣。例如，在威廉看来，相比于充满爱欲的诗艺世界，父亲老迈斯特与朋友威纳（Werner）的日常行动所呈现出来的市民生活不过是闭塞的、拖泥带水的、冷冰冰的，他可以轻易地抛却父亲之家，抛却亲属，迈入崭新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盲目、自负乃至虚荣，因为他不具有真正清醒的总体观念，以此来给现实的生活一个公正而合理的位置，这就像他所创作的戏剧只有五彩斑斓的第五幕，一切冷静的铺垫、一切剧情与人物的耐心刻画都被丢弃在一边。对玛丽亚娜的情感亦是如此，威廉仅仅靠着恋人在舞台上的高贵、恋爱时的娇美,在想象中塑造了玛丽亚娜的完美乃至于未来天堂般的生活图景,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他的恋人，既不了解她的内心想法，也对她的生活处境毫无所感：
“因为她这样久地在下流的嚣杂里生活，迷惑于她的境况，或者连这境况也都认不清，一向只是敷衍了事。她任凭那一件件偶然事来摆布：欢乐与懊丧相互交替，用虚荣与刹那间过分的满足来偿补她的自卑与欠缺；她蒙混自己，也能将困难和习惯当作法则和辩解的理由，这样那一切不愉快的感觉便可以一时一时、一天一天地自然消散了。”
正如歌德在这里勾勒出的玛丽亚娜的处境，她听凭流动的“命运”（Schicksal）摆布，并将“命运”认作自己对此无能为力的生活法则。那么对威廉来说，以爱欲的想象为基础的戏剧艺术不就意味着他的命运吗？威廉建立的艺术王国不也听凭转瞬即逝的爱欲或偶然性（“命运”）的摆布吗？尽管他十足地相信：“命运”永远会将他带上向善的道路，尽管他可能一开始甚至根本不能认清它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玛丽亚娜的性格刻画其实亦是威廉的处境的投射，虽然威廉看似是在较高的认识里描画自己的“命运”：
“往往是一个小小的机遇促使你选择这样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不久就来了一个幸福的机会，于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使你终于达到你自己都不曾看清的目的，难道你就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吗？难道这还不能唤起我们对命运的服从，对这样的引导的信赖吗？”
不过，当威廉发现玛丽亚娜的情人写给她约会的纸条时，他所搭建的想象世界完全崩塌：一方面，突然的事件让威廉臆造与歌咏为诗艺女神、真理化身的恋人堕落为不忠的浪荡者，除此之外，构成生活唯一要素的想象也使威廉丧失对恋人情感与品格的确信、丧失探寻事情真相的理智与勇气；另一方面，由于爱欲想象毁灭，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诗艺王国乃至未来理想生活图景迅速垮塌成废墟，威廉瞬间堕入痛苦与虚无之中。
“维特”之处境不在威廉这里重新上演了么：或者堕入愚钝而冷冰冰的意识里，或者选择死亡。然而，歌德挽救了威廉，最终克服了“维特”，这又是何以可能的呢？这样的可能就是：必须一开始让我们的主人公陷入到虚无、无行动力的境地里，随后逐渐冷静地从原本混沌的自我之中分离出各种爱欲/欲望（Begierde）、情感、认识，在它们之中拉出彼此的界限，与此同时，现实的境遇不断地融入主体结构重建的过程里，我们的主人公不仅逐渐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而且将在现实的市民生活里建立一个真正的艺术王国。
最初，歌德让威廉在痛苦的处境下耗尽精神上的气力，威廉不仅经受着精神上的苦痛，而且身患剧烈的高烧，如此聚合而成的效果并没使威廉像维特那样清醒地做出终结自己的决定，相反，他的生命此时似乎完全垮塌下来，记忆里的图画连同各种情绪“像是烟火正在装置的时候走了火，那些精心穿凿了、填实了的皮壳……这时却紊乱而危险地四下里横飞乱炸，如今在他的胸中也是幸福和希望，欢情和快乐，事实和梦想，都突然遭难，紊乱不堪。”如此一来，威廉的意识、情绪以及意志不能形成任何连贯的关联，他在剧烈的痛苦中只是感觉自己被耗竭殆尽，不能做出任何的决定和行动，“我们的朋友在这样苦难的时候麻木了（erstarrt），他急求解救，他觉得失却感觉竟是一种恩惠。”
如果说一开始的“麻木”是威廉接受命运“恩惠”的结果，那么接下来，歌德让威廉自己在主动的意识里去反复经受这样的效果，并且不断地接受外界的刺激。一方面，在身体与精神恢复一些时，失去恋人的痛苦接连不息地在威廉的意识里演历，但是想象又一次飘升起来，重造的旧日画面“给他永别的欢情制造一些余韵”，不断变换的、彼此冲击的情绪让威廉的生命力又一次次地消耗殆尽，“等到一切都精枯力竭，看着全体都化作淡漠的灰尘，那时在我们的心内才生成那可怜的、空虚的、死的感觉，只有用永存着的呼吸润泽了。”另一方面，外在环境的作用又持续地介入进来，其中既包含家人的劳碌、朋友的关爱，这些都是分散威廉痛苦的因素，排遣了他的心境，除此之外，商人气十足的威纳满腔热血地握住火与剑，借着威廉的痛苦之情，“把一段他所憎恨的痴情，把这段荒唐事，攻击得体无完肤。机会是这样巧，证据是这样现成，有多少故事和传说他不会利用呢。”威纳尖刻的挖苦与讽刺虽然让威廉跌入痛苦的绝望里，但又何尝不是切断了一切逃向自我欺骗、永久坠入迷魂幻境的通路呢?无论是反驳威纳还是独自垂伤，这倒提供给威廉一个机会，去直观这件事本身，冷静地考虑别人眼里的恋人品性、恋人的前后行迹。总之，威廉逐渐将这件事以及那位恋人从自己狂热的内在混沌状态里分离出来，变成了可以自己去认识、判断的对象。乃至于此时此刻，威廉回过头来看自己，看到的仿佛是一个痛苦的深渊，“就好像俯视一座烧干了的空洞的火山口一般，不禁大为吃惊。”如此一来，“终归上天不愿意让他的娇子从此沉沦，而让他身罹重病，好从另一方面赋予他一些生机。”
然而，这样的不痛不痒、平静淡漠的状态反倒让威廉感到不解、蔑视，他便又一次将自己投入想象与回顾的痛苦过程，更准确地说，自我唤起一种想象的诗人情致。但是，此时的他即使再经历自我折磨的过程也不再危险，这次的的痛苦让威廉将自己与心目中尊崇的诗人、诗艺分离开，他承认，真正的诗艺并不是过去自以为占据的那样：“他在他的作品中看见的，无非是一些俗文旧套的空疏模仿，没有任何价值；他认为那只是用牵强的韵脚拼凑起来的单调的节律，其中夹杂着平凡的思想和感情。”也就是说，真正的诗艺并不是以爱欲为基础搭建起来的混沌物、空洞的楼阁，相反，用《浮士德》序幕里那位作家的话来说，诗人“用什么打动所有人的心？用什么把每一种元素调遣？可不就是从胸中涌出来、又将世界摄回到自己心中的那种和声？”
《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正是由克服“维特”的命运出发，让威廉怀着未熄的艺术火花，走出他想象的幻境，进入大世界之中，他渐渐认识到他所担负的戏剧使命，更可贵的是，他努力地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艺术的王国，实践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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