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的日常阅读 08丨 郑羽双：现在的问题是书太多了
郑羽双有着多元化的求学背景，对很多问题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她敏锐地观察到了如今出版市场上的一些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阅读热潮是特殊历史时期文化荒芜的结果，但现在的问题是书太多了，经典不断再版，“滥竽充数的书也着实不少”。再者，对社会上一再讨论的阅读多元化问题，她认为现在的多元很有可能只是貌似多元的“单一”，题材和内容的多样化并不代表思维的拓展和思想的丰富。
郑羽双，1994年生，浙江杭州人。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一年级博士生，求学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美国。目前的研究课题主要关注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死亡文化及死亡空间的变迁，亦对这一时段的中外知识互动、技术传播以及性别文化和性别权力关系颇感兴趣。除了学术之外，也喜欢电影、文学和运动。
三联学术通讯
你认为阅读是必须的吗？可以想象没有阅读的人生吗？怎样看待父母辈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人生格言？
郑羽双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阅读他人的作品总能给我带来新的启发，让我觉得很充实；另一方面也是专业需要，只有保持一定的阅读量，才能让自己的研究与他人对话，才能知道自己的研究在整个领域中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至于“知识改变命运”，我爸爸妈妈其实很少会跟我说这样的话。但所谓的“人生格言”多少是自我安慰吧。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历史学里面有一个讨论很多的经典课题，就是探讨科举制是否能够促进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这不就是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古代版本和学术版本么？但我觉得知识的定义也有不同，靠阅读得到的是知识，那么比如农民伯伯在耕地中获得的经验就不是知识吗？或者手工匠人，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手艺不是知识吗？但是这样的知识，可以被认为是所谓的“改变命运”吗？所以在我看来，相比去提倡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更重要的是父母这一辈，甚至是整个社会对于不同类型知识价值的承认和肯定，让知识的来源可以更加多样化，为不同的人去追求他们想要得到的知识尽最大可能提供一个平台，也去学会尊重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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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民性的人文阅读与知识性阅读相比，你认为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怎样的阅读状况与问题，未来的趋势又会怎样？
郑羽双
我其实没有很关注其他人在读什么书。因为我身边主要是一些文科博士们，大家读学术书会比较多一点。上世纪的“文化热”是因为“文革”之后文化荒芜，传统文化遭到破坏，与西方的连结也被堵塞，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一大批西方著作在国内被译介，大家如饥似渴地阅读。我自己觉得现在的问题正好相反，是书太多了，选择太多，经典著作被不断出版，但是滥竽充数的书也着实不少。别的人我不太清楚，我爸爸妈妈很少读书的，玩手机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新世纪阅读的主要特征可能是阅读形式及内容的多元化，阅读时间的碎片化和著作出版的商业化。这样的特点有好有坏。好处大概是选择多了，不好也许是会比较让人浮躁吧。而且我觉得现在阅读多元化主要还是内容而不是价值观上的，这一点我也很期望在未来可以有所改变。
未来的趋势，我还真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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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间如何分配给不同类型的读物？专业与经典阅读、知识性和趣味性阅读、微信浏览、网络文学、 漫画绘本、 电影电视等均可。
郑羽双
我基本阅读都是学术书。其实这个很不好，但没办法，实在读不完。
我基本大块时间分给专业书。专业书比较难读，也需要很高专注度。读的时候还要做笔记，读完可能还要写一些思考、书评、反馈，所以我喜欢在下午或者晚上比较大块的时间来阅读。
在外出的时候我一般都习惯包里放一本书，可以在公共交通上，排队、等人的时候读。这种书我一般会选中文的比较不那么学术的书，但多少还是和学术有关的。比如一些学者的杂文集、传记，叙述性比较强的史学著作等。累了不想看书的时候，偶尔会看看微信。
我基本没有条件看电视，不太喜欢看网络文学。微信的话，我看的比较多的是讲座、新书资讯等。我不太喜欢在手机上读长文，我会把我想读的长文章先发到“文件传输助手”上，然后有空的时候再读。但一般情况都是没空，要不就忘记了。
我一般早上或者下午开始学习的时候，会在网络上浏览一下新闻，再逛一下朋友圈和豆瓣，看看最近有没有新的资讯之类。
一般一段时间高效学习之后，我会奖励自己看一场电影。时间一般都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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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经历过哪些盛行一时的阅读风潮？其中透露着怎样的时代信息？
郑羽双
我不太知道怎么理解这个“阅读风潮”。我记得我高一的时候读过韩寒和郭敬明旗下一些作家的青春小说，不知道算不算。因为那个时候情窦初开嘛，就很想知道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就会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在抽屉里看小说。周围也很多同学看青春小说，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我最赶潮流的阅读经历吧，不知道算不算“风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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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推荐一到两部个人受益匪浅的书与今年读到的最满意的新书（品类不限）。
郑羽双
今年暂时还没有读到什么非常满意的新书。前段时间读的王柯的《消失的“国民”》让我很受启发。我觉得是一部充满现实关怀又颇具智慧的学术著作，作者提出了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根源，具体我就不多说了。
《消失的“国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最近读完比较有启发的一本新书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Thomas Mullaney主编的电子书The Chinese Deathscape: Grave Reform in Modern China，大概翻译可以是“中国的死亡景观：中国近代的墓葬改革”。我觉得这本书的形式非常有意思。它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文本结合起来，又利用了电子文本的便利。比如读到一个地点，它有超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看这个位置在地图上的哪里，甚至可以看这个地方坟墓数量和地理分布随着时间变化的轨迹，非常有创意，我觉得值得国内学界、出版界参考。这本书中文章的价值主要在于提出了研究墓葬变革和死亡景观这一课题的必要性和一些重要的问题意识，给我很多启发，同时也感受到确实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电子书 The Chinese Deathscape 中的一页，
相关链接：https://chinesedeathscape.supdigital.org
说一些非学术的书吧。我很喜欢王小波和李银河的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可以读到两个思想着的大脑之间充满爱意和温情的对话。还有萨特的小说《恶心》。其实小说本身其实有点无聊，但我喜欢的是小说背后透露出来的荒谬感和无力感。萨特的文笔是重复、沉闷，甚至枯燥的。但他假小说主人公安托万·罗冈丹之笔渗透出世界的恶心和眩晕感。罗冈丹明了世间是荒谬的，人只不过是不小心来到这个世界上，像世间万物一样，他们“不愿意存在，但无能为力”。有时候自己孤独无助的时候，反而觉得小说中满纸满篇的“无能为力”充满力量。正是因为人都是“向死而生”，我们才更能够、更愿意去创造存在的价值吧。
王小波、李银河《爱你就像爱生命》，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萨特《恶心》，
PENGUIN BOOKS LT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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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下影响自己购书的选择因素。除了个人需求与兴趣之外，畅销书榜、各种推荐或者朋友同学之间的口碑分享，对你的阅读影响大吗？可否举例说明？
郑羽双
我基本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看一些出版社的推送资讯，然后也从学长姐以及老师那里得到信息。我还喜欢从研究综述和课程的教学大纲里找一些感兴趣的著作。
可能因为我自己研究领域也比较窄，所以基本领域内出了什么新书，有哪些口碑好的作者、出版社，都是业内常识，总是可以通过师长推荐和相关资讯平台知道。
比如之前三联书店出版的冯珠娣老师的译著《万物·生命：当代北京的养生》。这本书的英文版其实我有读过一些，我自己也对医学人类学、身体研究之类的比较关注，所以这本书出译本之后，就看到很多公众号都刊登了相关消息，我的很多朋友都转发了，我就了解到这个资讯了。那这本书的原著Ten Thousand Things: Nurturing Life in Contemporary Beijing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自己写论文的时候需要了解一些关于人类学身体研究的理论，我刚好在一位学长的书架上看到冯珠娣的另一本书，然后我就按图索骥找到了这本书。
《万物·生命》[美] 冯珠娣 / 张其成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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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简史：科技、殖民与知识的制度化
文丨郑羽双
世界范围内，各国使用插座形制分布图，摘自https://www.worldstandards.eu/electricity/spread-plug-types-map/
引言
因为常穿梭于内地、香港和台湾，我发现三地虽然距离相近却分别使用不同规制的插座，对于民用电压也有不同的规定。中国大陆使用的是国标插头；台湾使用的是美标，而香港使用的是英标。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电压值是220伏，而台湾确是110伏。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相距不远的三地，在电气装置规制上各有偏好？在插座和电压标准的选择背后，反映的又是怎样的历史脉络和区域连结？
出于对以上问题的好奇，我尝试在网络和资料库里搜寻关于近代插座和家用电气使用标准沿革的信息。我发现一枚小小插座的“进化史”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并不仅仅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更是资本主义全球殖民史以及科学知识被现代国家不断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历史。
最早的插座
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伦敦，见证了最早插座的诞生。Thomas Tayler Smith在1882年为他的电路连接器（Electric-Circuit Connection）申请了专利。他声称他的发明能够使导体快速安全地与线路或主线连接。三年后，Smith以同样的发明在美国申请了专利。与现在能够直接安装在墙壁上的电源插座不同的是，在插座发明初期，它们必须被连接在电灯的底座上。
早期的灯头插座，1893年，英国通用电气公司编目，图片转引自wikipedia。
美国的“插座之父”是一名叫Harvey Hubbell的电气工程师。他在1903年同时获得了两项专利。专利US774250是一个带插座的插头，插座需要拧入灯座才能使用（与前述英国发明相似）；专利US776326被Hubbell叫做”多重附件插头”(multiple attachment-plug)。当与三通适配器共同使用时，这种插头可以被连结到任何形制的插座上。这种插座能够与“查普曼”插座（“Chapman”receptacle）相连。据称，“查普曼”插座是当时美国用处比较广泛的插座，也是唯一不需要与灯座相连就可以使用的插座。之后Hubbell又几次三番改进了他的发明。不过他所有的专利设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用卡位将插头固定在插座中。在壁式插座普及之前，这一特征能够提供莫大的便利。毕竟在这之前，人们只能够通过把电器连结到灯座上来获得电能。
“查普曼”插座图片， "Photograph of Chapman receptacle and plug". Smokey Ed's Antiques and Collectables. 2013. Retrieved 19 September 2015.
Hubbell的发明给他带来不少利润，然而也有很多制造商不顾Hubbell的反对，将他的发明运用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去。这一时期，家用电器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使得人们对于插座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一些插座制造商提出要标准化插头和插座的形制，因此他们举办一个会议。Hubbell也参与其中。在会议里，Hubbell设计的平行平脚插座成为首选，然而他本人并不支持标准化，并拒绝同意将他的产品作为标准。讽刺的是，其他与会者不顾他反对，通过了将Hubbell式插座作为标准对插头和插座的形制进行标准化的提议。法院裁决这一决定将给美国公众带来极大便利，因而不得不予以同意。Hubbell式插座成为了当时美国最广泛使用的插座，有一些仍沿用至今。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中国所采用的插座形制，就是沿用Hubbell式的设计。
接地插座
早期的插座设计并未考虑到要接地。直到1911年，一家叫做A. P. Lundberg & Sons的公司刊登广告称他们出售三脚接地插座。美国最早的接地插座是由George P. Knapp在1915年发明的。如今这一插座在美国已经被废止使用，然而在不少其他国家，这一设计仍然被沿用，这其中就包括中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
这种接地插座被称为“Tripin”,这是1911年出现在广告上的该插座的图片。
全球扩散
在电力被运用于商业的前五十年，各项标准不断地被确立。技术能力、安全性和经济因素成为制定标准的首要考量。随着全球贸易不断发展，一些只通用于少数国家的标准被废止。战前的殖民地沿用了其宗主国的标准，而一些离岸工厂和海外军事基地使用的则是所属国而不是所在地的电气标准。还有一些国家同时使用多种插头、电压和频率的设计，这其实非常不便利，而且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尽管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多次尝试制定一套电插头全球通用的标准，并于1986年出台国际通用的type N插座标准，然而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因素掣肘，国际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始终未尽如人意。直到2007年，巴西才成为第一个使用type N标准的国家。不过，有趣的是，当今世界各国使用插座形制的地图，正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网络。就像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所说，想要猜对哪个国家使用哪一种形制的插座，你必须先掌握一战、二战史，并对后殖民文学有浓厚的兴趣。
中国
回顾完欧美主导的“全球插座扩张史”，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是如何形成今天的插座和电压标准，并顺带一提宝岛台湾的状况。
首先是电压的标准化。民国时期，中国的电气事业所用机器，多由外国进口。因而不用机器、工厂所应用的电压和频率根据该机器制造厂家所在国的标准而制定，有的遵从美国标准，有的遵从欧洲标准，制度颇为混乱，使电厂用户，均感不便。
据《民国时期机电技术》所载，中国早期大中城市的电厂，都叫做“电灯公司”，它们的发电设备都是来自美、英、德、瑞等国的舶来品。美国进口的机器，频率为60周波（即“赫兹”）或50周波，而上海原来由英国主持电气处，现在转到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手里时，只得仍用50周波。但其他一些口岸城市已经用了美国标准的60周波。据当时的美国专家说，60周波的电动机比50周波的比速和效率更高，因而用60周波是比较先进且经济的选择。关于灯和电力合用的三相低电压，则有220伏、380伏与110伏、190伏的区别，欧洲惯用前者，而美洲则采用后者。前者可以节省铜材料，而后者则使白炽灯发光的效率更高，也是一种节约的方式。所以，中国为了订立标准去请教外国专家，而各国专家各执一词，说得都有道理，难分伯仲。
1928年，位于上海的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电灯泡制造厂曾呈请上海特别市政府转请交通部加快公布统一的电压和频率标准。1929年建设委员会接管电气事业，参考当时各国规范，并依据国内的情况，制定了草案，并延请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交通部电政司、各建设机关、学术团体、中外制造厂家进行审查，于1930年出台民国首部《电气事业电压周率标准规则》，于1931年1月1日生效。该规则规定，全国交流电频率为50周波，相数定为单相和三相两种。直流电压定为220及440伏而脱（即“伏特”），电灯电具电压定为220伏而脱。这一规则，一直沿用至今。
台湾的电力发展始于日治时期，抗日战争之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包括电力事业在内的日资企业，均由国民政府接受，决定了战后台湾经济的重组方向。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改制成国省合营的台湾电力公司。因而，电气事业的电压周率以及装置规则都被沿用下来。根据时任机电处处长孙运璿和台湾电力公司（简称“台电”）的技术人员回忆称，“台湾用电，堪称普及，配电线路分布颇广，虽至穷乡僻壤，皆可享受电力之便利。配电电压为三相三线式3千伏及二百伏，单相则用一百伏，周率为60”。
关于插座的记载不如电压详细。然而当时西文报纸大量登载通用电气公司的广告中列出的商品目录显示，通用电气公司向中国出售插头及插座。另外，1939年，由上海新亚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办的《新亚半月刊》中发布一则该公司内部通告，称：
以前各工厂电线插座对于电灯、电力、电热常不加以区别，以致耗损颇多。兹自本周起，各插座上均加以标识，以后使用真空帮浦马达及烘箱等万勿再插在电灯插座上，以资撙节。台灯等亦勿插在电力、电热座上。致远电力公司章程切切此。
厂长 赵
副厂长 许
虽以笔者浅见暂时难以厘清当时将电灯插座和电力、电热插座分开使用之就里，然此则材料的确能够显示出当时中国插座尚未有统一、明确之规范。
刊登于《密勒氏中国评论报》（Millard’s China National Review）的通用电气公司广告，Millard’s China National Review, June 28, 1919.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研制自己统一的插头插座标准。1968年颁布实施由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主持下制定的我国第一套插头插座国家标准GB1002-67《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与尺寸》，规范了全国插头插座形制及其使用规则。1997，我国第一版插座国标GB2099.3-1997正式颁布, 并于1999年5月1日实施。之后，于2008年颁布第二版插座国标GB2099.3-2008，并于2010年6月1日正式实施。最新的第三版插座国标GB2099.3-205于2015年正式颁布，并于2017年4月14日正式实施。该国标是我国历史上最详尽的规定插线板的质量安全标准。
尾声
由此可见，我们以为已经沿用很久的插头、插座规范，实际上也是近二十年来的产物。技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仍在延续，零散的多元的知识仍然不断地被国家权力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标准体系中。我们就像这些小小的插头和插座一样，被不断地统一和驯化。在如今全球化生产不断发展，统治权力不断渗透进入日常生活的时代，不符合统一规范的插座、插头已经没有生存空间。
2018年，台湾电力公司以节省电力为由提议将电压从110伏改为220伏，这一被台湾媒体称为“世纪改压”的电压更改计划一经曝光便引起广大回应。争议背后究竟暗含何种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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