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的日常阅读 09丨董成龙：我经历了韦伯、施特劳斯和施密特热
看董成龙的答卷，字里行间都透露着真诚，内里又有些许严肃和忧虑。他回顾了本科时代的学习与思考，又对如今的阅读现状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应试型、快餐式的阅读，不能算真正的阅读，碎片化的思维方式也不足以让我们过好一生。今天的我们能接触到种类繁多的阅读材料，远比八九十年代方便，但那时的读者却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回顾自己经历过的韦伯、施特劳斯和施密特热时，董成龙认为，阅读这些思想家的最大收获，就是促使我们“重新清理西方的传统与现代，从而重新理解我们是谁”。
董成龙，祖籍山东，1989年11月出生，法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政治思想史》期刊编委。2006至2016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曾获北京大学研究生第十八届“学术十杰”。专著《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主编“世界史与古典传统”译丛，论文《清民变局中的政治儒生与国运情怀》《梁漱溟的“建国运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与欧洲文明的战后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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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的日常阅读
董成龙：我经历了韦伯、施特劳斯和施密特热
三联学术通讯
你认为阅读是必须的吗？可以想象没有阅读的人生吗？怎样看待父母辈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人生格言？
董成龙
阅读是必须的，所以当然也无法设想没有阅读的人生。但这不等于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人的直接经验很有限，通过间接经验可以短时间内体验到更多的人世与思想。听长辈的经验教训是一种间接经验，但更重要的恐怕就是阅读了。阅读能够帮助我们超越时空的局限（虽然可能再次树立牢笼，但总归已经走出了一步），可以聘请古今中外的很多优秀头脑为我们做家庭教师。
阅读能够打破自己的舒适区，仔细阅读和思考，就可能不过一个平庸的生活。我很喜欢推荐卡尔维诺的《我们为什么读经典》，找一个非学术职业的作家来推荐，似乎比职业学者更有说服力。阅读可能带来反思的生活，现在流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如果只是朋友圈晒自己走过山和大海，可能远远不够，并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大世界”。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16
今天我们更多的时间在刷手机或电脑，貌似在浏览很多信息，吸收很多，不要说更久远了，第二天还记下多少？不是说信息点的记忆有多重要，更重要的是有多少能够内化为我们的生命一部分？特别喜欢冯至先生《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上》，“我们所经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关于怎样看待父母辈“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人生格言，这个题目有个前提假设，即认为父母辈认信“知识改变命运”，并且想判断两代人之间对知识和命运的看法有无改变。或许把父母辈定格为恢复高考之后的一代（也是改开一代），他们经历过高考恢复，由此命运改变。但今天，这句话更多的被转化为学历改变命运，但是现在的学历显然不等于知识。不能因为硕士博士找不到好的工作，可能不如所谓当年学习成绩差的同学赚得多，就否定知识改变命运。因为空有学历和学位的也不少。
另一方面，人们更多相信不是理论知识改变命运，而是实践知识改变命运，大学乃至硕博研究生生涯，不再是为了求取真经的必经之路，而成为了谋得入职标签的进阶之路。各种培训班、兴趣班，好像都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利益（虽然英文都是“interest”）。一进入大学，就开始各种“混社会”（实习）。
今天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校友代表或者请嘉宾，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各行各业的社会知名人士，但不是学者。潜台词是用社会来引领大学，大学教不了我们如何应对这个“人间世”。记得《美国精神的封闭》里一句话特别棒，应该是大学引导社会，而不是社会引导大学。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忧虑更多的是学生们缺乏社会经验，因此要不断拓展国际合作、实地调研和社会实习。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一点，考试机制、考点机制培育的备考式读书并不是真正的阅读，浏览翻阅等一分钟证明你读过的阅读也不是真正的阅读，我们更应该忧虑的是学生们缺乏真正的阅读和思考。至于社会实践，毕业后到了工作岗位，半年就可以熟悉起来。我们一方面讲理论之树常青，另一方面又觉得“理论上如此如此”其实是虚拟的，理论就是不现实。至于理论分析，也不过是要为自己的论文增加一点色彩，如果拿掉某个理论，完全不影响成文。如果专职读书的四年乃至十年时光，都不能专心于真正的阅读和思考，无法养成超越碎片的拼图能力，那么如何用碎片的头脑武装完整的人生？
阿兰·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
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知识，既不是“知识即德性”，也不是“知识即力量”，而是知识即生产力，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市场时代。在这个时候，就更应该突出，知识的重点不在于改变世俗命运（外在的眼光和标签），而在于挖掘自己的德性潜能（在面对各种艰难抉择时，如何做一个好人）。如果说知识有用，那就是上面回答的阅读的意义——定位自我，重塑自我，不枉此生。向往的生活不是被时代风尚所裹挟的，因此不是人云亦云的向往，而是内观灵魂的理想。
我们总能看到世俗意义上成功人士“向往的生活”是被现代设备武装的自然生活。如果没有自己的思考，以为去一趟边疆就得到了心灵的净化，那真是痴心妄想。
三联学术通讯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民性的人文阅读与知识性阅读相比，你认为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怎样的阅读状况与问题，未来的趋势又会怎样？
董成龙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阅读，有共享的关怀和共同的阅读。今天的阅读越来越专业化，但忽略了“专业”的前提是“业”而不是“专”。如果去阅读那些可以为各专业共享的经典著作，反而因此可能会使读者自身陷入尴尬的境地。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与八九十年代的“欧风美雨”相比，今天更容易为西方流行的思潮吸引。因为我们更容易接触到最新鲜的学术资讯和所谓学术前沿话题，很容易跟着追。比如近些年很流行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其实就是“建国”，许多文章又从西方引入一些理论探讨，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陌生，甚至仍感到紧迫，本土资源没有被充分挖掘。
前些日子遇到两位历史系和哲学系的七零后教授，之前读过他们的专著，细聊才知道他们当年都写诗。而我们今天呢？
比较下来，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区别，在阅读对象上，我们现在的阅读材料高度分散；阅读主体之间缺乏共享的关怀；技术上，太多的印刷品和电子书，或者“推文”。电子书更易携带，省去了很多空间和搬家的麻烦，但也失去了随手翻页时的意外惊喜。
我很羡慕八九十年代，虽然获取阅读材料不如我们今天方便，似乎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更多，但总感觉当时的读者本身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不像我们，以为拥有了更多的资料就拥有了更多的内容。有一些九十年代开办的独立书店，今天已经慢慢消失了。
不过，新世纪也有贡献。在我看来，“经典与解释”系列，其实在碎片的时代，织就了一张隐形的网，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共同的阅读，还提供了寻求西学书籍时的思路和视野，教我们如何拣选。
三联学术通讯
阅读时间如何分配给不同类型的读物？专业与经典阅读、知识性和趣味性阅读、微信浏览、网络文学、 漫画绘本、 电影电视等均可。
董成龙
多数时间用来读历史、政治、哲学类的经典书，也涉猎一些其他专业的书。不看网络文学，喜欢看电影和电视剧。看电影，其实还是从《沉重的肉身》那里学会的。读本科时，师大东门对面有个盛世情书店，总能看到上下楼显眼的位置摆放这本书，当时哪里懂，以为作者名字的感觉像张小娴一样，估计这本书是个散文随笔吧。后来哲学系的友人推荐，一气呵成读完，一发不可收拾。原来文学作品还可以这样读？！后来翻译文章，文中提到阿兰·布鲁姆讲“政治哲学史“的最后一课《包法利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毕竟那本书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现代性“凿开了一个洞眼”。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
阿兰·布鲁姆《爱与友谊》, Simon & Schuster, 1994
正如这位作者的指引，我喜欢看犯罪类的电影（如《意外》）、电视剧（如《冬至》）和小说（如克里斯蒂《无人生还》），当然还有一些充满想象力但又极其现实的作品（如《云图》）。我想做思想史上的破案者，就从刑事案件和心理侧写中获得代入式体验和启发。
本科时读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他说要学会讲故事，触动很大，写作角度也刁钻。为了学会讲故事，我读一些人物传记和日记（如《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还会读一些几米的漫画，以及《窗边的小豆豆》这类书。为了不至于做空洞的思想史研究，而失去现实感，也会读一些杨小凯和张五常的经济学著作，当然首先从《牛奶可乐经济学》这类书入门。
从左至右：《再造“病人”》《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窗边的小豆豆》《牛奶可乐经济学》
三联学术通讯
你经历过哪些盛行一时的阅读风潮？其中透露着怎样的时代信息？
董成龙
八九十年代的萨特热、福柯热和海德格尔热，没有经历过，但有所耳闻，有所目睹。所谓目睹，是因为当下学界一些中梁砥柱当时正是引领这些风潮或受其影响的年轻人。我觉得自己经历了韦伯热、施特劳斯热和施米特热。巧也不巧的是，他们都是或曾经是德国人。韦伯热，貌似有两波。第一波在九十年代，代表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当时的背景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由此激发出一种比附新教经济精神的儒教经济精神；第二波是二十一世纪初，代表是《韦伯政治著作选》，着眼于韦伯的“政治成熟”和“政治担纲者民族”，切入点其实随着我们的历史处境在变化。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修订译本）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甘阳 编选
精装，42.00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施特劳斯热和施米特热，可能不用多说了。两个人的生存背景是二战，而从近处看，我们当下的处境正由二战和随后的冷战规范。这二人在战后从不同的路数反思德国问题，进而思考现代性危机，对于正昂首现代化的我们，启发很大。无论是否赞成推动者的具体主张，无论是否赞成这二人的思想立场，恐怕都无法绕开他们而思考。在相当意义上，二人都规范了我们今天的西学研究乃至中学研究。
二施的热潮与推动者本人的影响力也密不可分，大多由“经典与解释”系列的译著潜移默化地起作用。这套系列和二施的热潮，个人认为最重要在于提示我们，明清以来中国遭遇国际体系时产生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在。我们需要重新清理西方的传统与现代，从而重新理解我们是谁。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今天，外交手段可能紧迫，但弄清东西文明各个国族的自我定位，更为重要和根本。
三联学术通讯
请推荐一到两部个人受益匪浅的书与今年读到的最满意的新书（品类不限）。
董成龙
我至今仍记得阅读雅法《自由的新生》时的震撼。既然国际问题的关键是理解美国，而美国不是一天建成的，由欧洲的思想与政治传统演绎而来，那么阅读西方政治哲学史和美国史都同样重要。雅法这本书则将这两个领域合二为一。这本书将政治哲学和政治史结合，坐实到林肯的个人研究——既是对建国者的研究，又是对美国史的研究，还是一部政治哲学史的梳理，同时穿插回应了内战与革命的问题。实实在在地讲述了一个思想史的故事，对于我们把握思想史是一个典范的案例研究。更令我兴奋的是，就其研究范式而言，对于研究二十世纪国史的汉语学人而言，十分值得借鉴！
今年读到最满意的书是内藤湖南的《诸葛武侯》，这本书写于1897年，今年推出了中译本。作者写作时三十二岁，正是我们的年纪。他原计划还要写续篇，但始终没有做，所以没能呈现完整的作品，但已经呈现出一些整体思考。内藤湖南谈新人和老人之间的关系，是借孔明酒杯，浇自己心头块垒。写作时，他偶尔跳出孔明的三国时代，书写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家如何不能启用新人。在写作中还穿插着对《出师表》的逐句释义。撇开作者在其他作品中展现的政治立场，内藤湖南的叙事能力和书写历史时的理解与同情值得学习。
内藤湖南《诸葛武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雅法《自由的新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三联学术通讯
介绍一下影响自己购书的选择因素。除了个人需求与兴趣之外，畅销书榜、各种推荐或者朋友同学之间的口碑分享，对你的阅读影响大吗？可否举例说明？
董成龙
依据问题意识选书，不以学科限定书目。经典原著的清单比较容易获得，再就是通过一些经典的研究著作选取二手书。既然经典的研究著作本身是优秀作品，那么它们的参考文献必定不凡。读好书，是要从中学会知识和思考视角，更要学会与之一起思考，而不是顶礼膜拜。现在不怎么看畅销书榜，也不太买新出版的书。
我本科学习国际关系，当时沉浸在国际关系学的经典，摩根索、卡尔、沃尔兹、吉尔平、约瑟夫·奈、基辛格。但读来读去，发掘只读他们的结果是，不懂国际关系历史脉络，也不懂得如何穿针引线，贯通这些历史的主线。当时，吉尔平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美苏对战，古今政治没有多少变化。既然如此，我不如去读他们读过的书——滋养出这些典范研究著作的原典，于是一头扎进西方政治哲学，至今没有走出来。虽然现在的问题意识仍然是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国际战略问题，但如果只就关系而研究关系，可能会流于琐屑，应当回到各个国族自身精神脉络中寻找他们外交行为和全球互动的内在逻辑。
三联学术通讯
如果你比较关注三联书店，你认为这家书店近些年有什么变化？希望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董成龙
三联书店是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但正因为太重要，所以作者群似乎有些封闭，或许可以打开，尤其是可以向一些年轻人敞开。目前几个大的出版社都已经形成代表性的系列作品，或者主打某些类型的图书。三联在这一波冲击下，其特色和优势似乎逐渐淡化。或许正可以广泛吸收新的作者群，推动选题的突破。
技术上可以采用一些新的模式。比如《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就“茶”做过“新茶经”的主题文章，如果能结合读书沙龙，甚至做成视频，既能因应现在流行的“全球史”叙事，也真的能够让我们在广告之外直观地了解更多有关茶的历史地理故事。
是否可以就相关主题，以及三联出版的新书，做一些读书会或沙龙？一方面可以整合各种力量帮助三联实现进一步的选题突破，另一方面也是新书的推广和探讨，真正起到启发读者的作用。上架销售不是一本书制作出版的终点，整个编辑流程应当还包括带领读者读书，这不只是说要做好市场销售，而是说对三联这样的出版社而言，许多书都很经典，许多作者都很重要，如果作者能带着新书出场，由三联支持，做相对固定的读书会，真正带领读者去读书，相信更能发挥这本书的价值。《读书》曾经是引领社会思潮的主要刊物，现在是各种刊物之一。或许定期举办这样的读书会，能够帮助三联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甲方乙方》与中国梦
文丨董成龙
冯小刚《甲方乙方》（1998年春节上映）掀起了贺岁片的风潮，每每观看都能为之一笑，但叩问意识形态何以可能（《天下无贼》）的冯导，恐怕并非为拍摄喜剧或商业片而来。
《甲方乙方》电影海报
几个赋闲的演职人员组建“好梦一日游公司”，它不是黄粱梦游，亦非片中暴发户所讥讽的骗钱的“好蒙”（显然，“梦”与“蒙”有时很难辨清——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别）；它关注的是希望[i]（“给人打气，让人有盼头”）。公司的最初宗旨是，“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但经历了卖书人的将军瘾、厨子的英雄想象后，经理钱康（冯小刚饰）提出了“迎合什么人的趣味，为什么对象服务的问题……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钱康的自问自答让所有中国人感到似曾相识：“所以我们要纠偏，我们要整风，好梦一日游也要敢于对一些人说不，不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不这样我们就要栽大跟头。”（这项事业让他们“比治理一个小国还累”）
整风宣言发出后，影片叙事出现两处转折。首先，公司不再面向完全脱离实际（可行性）的所谓梦想（幻想——卖书人在和平年代的将军瘾，厨子对人人皆可成英雄的大平等想象，这当然称不上“希望”）；并非所有对未来的想象都可以称作“梦想”，也就实质否定了最初的宗旨——“有梦想谁都了不起”（2008年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第二处转折更进一步：在乙方对甲方的在世契约许诺中，梦想不能丧失可行性（如苏联教科书中解释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在月亮上吃菠萝”），应是可以等到的未来现实，因而好梦一日游公司所要迎合的趣味就变成了“过日子”中的“希望”（如余华《活着》）。因为平凡日子中的希望不是虚妄的，所以它不会在一日内实现又再次陨落（卖书人对一日梦游的狂喜与遗憾），整风后的公司重新复归到“希望”的核心原则上来，梦想成真的实现过程也从一日转变为数日甚至数月，从而它的实际意义可能伴随一个人的物理生命和精神生命（接下来的五个故事都与之前的两个故事有本质差别）。这样下来，当然是“比治理一个小国还累”，因为这种精神的践行，或许正是大国应有的政治成熟，它是对乌托邦的追逐，而非对意识形态的迷信。
《甲方乙方》的经典一幕，“吃苦梦”的委托人回归现代社会
姚远（葛优饰）对一位出于好奇、觉得好玩的应聘者的拒绝，与整风精神相契：“你这种动机是有问题的。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是一件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把别人的欢乐建筑在自己痛苦之上的工作，是把爱和欢乐传递给人间的天使，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付出自己的一切。”（整风后的五个故事都要求“付出极大的艰辛”，远没有整风前的两个圆梦任务好玩）“梦游公司”所传递的这种欢乐，显然不是意识形态的狂想曲，而是平凡日子中的希望。可以将提供这种欢乐的人喻为天使，但他们未必是完人，而绝对可以是姚远自评的“四六开”，四分缺点、七分优点的人。[ii]他们是“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iii]，这样的人当然深得民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国家应该重点保护这种濒临绝种的人。他们就是那位厨子所不能理解的“英雄”，他们真就“不是一般人”。[iv]
甲方乙方是在世社会契约，试营业的好梦一日游公司以这种方式“填补了服务行业的空白”。有趣的是，提供服务满足公意（provision of public good for general will）、满足民众的日常希望，本是国家机器作为乙方的题中之义，反倒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十周年祭时由这些无业游民当成事业来做，他们好像有孔颜之乐（“不要工资”），甚至要将这项重大的政治性活动办成“慈善组织”。
显然，除了发展这项事业，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这几个赋闲的演员恐怕再也找不到别的生计。不过，他们去做“大写的人”（柏拉图《王制》言人与国家同质而有小大之别），无论对于他们本身还是对于国家都太过沉重（国家失格才会有替天行道）。
好梦一日游公司在整风后叩问终生梦想何以实现，穷其根本，是在叩问华人中国式梦想何以实现。冯小刚的影视叙事已给出了答案：甲方乙方的社会契约，正是中国式梦想；这才应当是我们同一个世界的同一个梦想（universal dream）。
注释
[i] 片中办公室墙纸贴着“希望工程”的海报便是佐证。在电影有限的视听叙事中，一位杰出的导演必然将主题展现于影片的每一个细节中。
[ii] 中国人熟悉“三七开”，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灾害）、“七分成绩、三分问题”；但却很难承认三七开、甚至四六开的人，有这种付出极大艰辛、把别人的欢乐建筑在自己痛苦之上的“动机”（政治觉悟）；因而，要么是出现人间神，要么是出现虚无主义的大平等混乱，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
[iii] 有趣的是，古典时代“知识即美德”（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现代早期“知识即权力”（培根），当代“知识即财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身位的下降过程，也是这些人逐渐面临绝种的过程。
[iv] 可惜的是，崇拜英雄和影片办公室墙上锦旗的出场，恰恰建立在英雄作为历史断裂这一基础之上。与此相对应，也极为反讽的是，有一种人、一种力量倒是子子孙孙无穷尽（试观《阿Q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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