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的日常阅读 10丨邢承吉：高强度的学术训练让我学会享受阅读

Original 邢承吉三联学术通讯

我们可能都会好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邢承吉的答案为我们细腻描摹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通往学者的道路上有两个重要的路标，分别是“高强度阅读”和“系统的学术训练”。你需要一周读两到三本学术著作，有时候甚至一天一本，开始你可能会头昏脑涨，但坚持几个月后，对学术整体把握的能力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你需要深入、持续地进行有体系的阅读，并基于这种阅读体验不断更新读书笔记、思考和写作，写作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就是一遍又一遍不断地修改自己已经写出的内容。你会开始享受长时间的阅读和思考，正如音乐之于音乐家，电影之于导演，它们不是生活的全部，却是生活的支柱。

邢承吉，出生上海，89年生人，现居纽约晨边高地，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方向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美国思想史和跨国史，爱好包括写作、煮咖啡和在厨房里折腾各式美食。

“85后”的日常阅读

邢承吉：高强度的学术训练让我学会享受阅读

三联学术通讯：

你认为阅读是必须的吗？可以想象没有阅读的人生吗？怎样看待父母辈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人生格言？

邢承吉：

身在海外，学业压力也很大，很长时间基本不会接触任何中文读物，读的全是英文著述，读书的感受也和过去自己在国内熟悉的味道很不一样。一开始进入这种浸润式美国研究生院的训练时，觉得视力受到很大的挑战，第一年每个礼拜读两三本英文著作，会觉得眼前晕乎乎的，读的速度也慢，一度在纽约逛书店找不到在国内逛书店那种享受的感觉。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从一个语言环境切换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因为年轻，也因为努力，这种境况很快就发生改变。到第二年继续接受这样的高强度的研究生院训练，并且开始每周读三四本书、更频繁地参加会议、课程讨论、进行学术写作时，会觉得慢慢很适应这样的阅读的节奏，开始学会速读和浏览，有体系地整理读书笔记，渐渐地，没有每个礼拜三四本书的阅读量反而会不适应。这样集中阅读训练第二年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纽约逛书店、闲暇读书，慢慢有了惬意的感觉。渐入佳境后，会开始很享受阅读，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杯咖啡、一本书、一台随时同步云端读书笔记的电脑设备。在研究生院第二年结束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两三百本书的、针对美国历史的、有体系的读书目标。

到研究生院第三年，要开始用之前预备好的书单准备博士资格考试，也更频繁地与自己的committee members见面讨论问题，按照他们给自己设定的计划深入读书。这一阶段每天要读一本英文著作，更紧张的时候每天读两本，一边读一边总结。这样有体系的、专注的阅读体验，虽然一点也不轻松，但坚持几个月后，对学术整体把握的能力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因为每周都要给美国本科生组织美国历史通识课程的讨论班，也能感觉到自己对美国历史各个时段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入，教学时更加得心应手，时间久了，会发现即便自己虽没在美国长时间生活、也没有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学习美国历史，但系统性的史学史（historiography）训练，依旧使自己获得了对这领域系统性的、深入的认识，远胜过没有接受类似系统阅读训练的美国学生，在研讨班上偶然和学生谈起自己对某个时段的认识、读过的著述时，这种感受尤为强烈。这个阶段是在美国历史博士项目攻读史学博士学位所必经的。最后你不仅仅要读完这些著作、定期向你的committee members提交就特定专题设定的、令人满意的读书报告论文（也可以是你预备给自己未来教学使用的某一门美国历史课程的教学大纲），还要利用最后一段时间，把读过的写过的所有内容记在脑子里，在博士资格考试的两个小时内，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有条理地回答几位教授向你抛出的、可以是完全随机的提问。

W. E. B. Du bois，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1860-1880），Free Press，1998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当然，这样巨大强度的读书之后，会非常渴望一段没有阅读或者任何工作、纯粹是放松的生活。短期这样的放松非常有必要。顺利通过资格考试、完成两三百本书的阅读、总结和记忆以后，有段时间我只是想在海边和森林里跑步、放松视力、吃点好吃的，完全回归生活。放松一段时间后，对学术和读书的兴趣，也会得到更新，这样有张有弛才方能长久。

对我而言，长时间完全没有阅读和思考的生活是很难想象的，这是因为我选择了学术的生活，阅读和写作一样是生活方式中的一环，如果高强度的工作忽然剔除，生活会有失重的感觉。我认为批判性的思考和写作是必须的，有系统性的深入的读书，对完成学术训练、培育专业素养是必须的。博士资格考期间读的上百本书，囊括像杜波伊斯《黑人重建史》这样的经典读物，也包括像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这样最新的学术出版物，使我在面对本科生、完成美国历史的教学任务时，有安之若素、胸有成竹之感。但这只是为教学而预备的读书训练。过了资格考试之后预备开题和博士论文时，则要重新整理与自己学术研究相关的学术史的书单，预备好一本笔记本，在未来四五年甚至十年里不断记录自己在读档案时的体会、发现、灵感和疑问，这些与之前资格考试的读书训练同样重要。我认为深入、持续、有体系的阅读，以及基于这种阅读体验不断更新的读书笔记，是成为一名优秀学者的必备，会为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提供长远的、坚实的基础。

我的体验只是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的一点经验之谈。阅读不同于食物、水和空气，不是每个人的生存必须，保持头脑新鲜、充满灵感的渠道和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我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做音乐的人不能想象没有音乐的生活，一个导演每天要求自己看一部或几部电影，或者一个研究舞蹈的人无法停止跳舞、每天必须练习三四个小时以保持身体对舞蹈的感觉一样。

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里，父母一辈的“知识改变命运”或十六世纪培根的“知识即权力”(Scientia potestas est, knowledge is power)的格言似乎不再完全应景。我更相信人的观念决定和改变命运。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需要展开谈。同时，在这个时代，如何获取有效和正确的“信息”，及时更新“信息”，利用“信息”，分析“信息”，获得对称的“信息”，似乎比“知识”更能获取权利、力量，改变命运。

三联学术通讯：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民性的人文阅读与知识性阅读相比，你认为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怎样的阅读状况与问题，未来的趋势又会怎样？

邢承吉：

人们的阅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愈发享受Ipad, kindle, 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带来的阅读的便携性，电子书和电子版书籍的普遍化，以及有声书和podcast的流行，都在改变我们传统对阅读的理解，有时你从一个作者的对谈节目和一本介绍新书的podcast里可以获得的灵感，并不亚于你翻开一本书本身的体验。我觉得未来随着传播知识的渠道的多元化，人们的阅读方式也会更加多元。

三联学术通讯：

阅读时间如何分配给不同类型的读物？专业与经典阅读、知识性和趣味性阅读、微信浏览、网络文学、漫画绘本、电影电视等均可

邢承吉：

如果是周一到周五的学期里的工作日，专业阅读的时间占大多数。也会固定时间用来处理邮件，及时回复同事和学生；学期中，因为要教哥大和巴纳德女子学院的本科生，及时回复他们的邮件，与他们见面答疑，批改他们的期中和期末论文，都是耗费时间也不能马虎的。周末可以稍微分配给电影电视和更加休闲形式的阅读。假期则可更放松一点。当然对历史学者而言，假期是做档案研究的最佳时机，往往会跑去档案馆带着手套和口罩，阅读一百多年前布满灰尘的原始资料，一边不停地拍照、做笔记，我喜欢在读完档案后及时更新自己的写作，不停地写、一边写一边思考，按霍夫斯塔特的说法，往往你在写出来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着的是什么，而涉及写作的绝大部分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一遍又一遍不断地修改自己已经写的内容。

三联学术通讯：

你经历过哪些盛行一时的阅读风潮？其中透露着怎样的时代信息？

邢承吉：

没有经历过上一代对李泽厚和《美的历程》的着迷，只记得小时候和同学、姊妹一起迷哈利·波特系列，争相阅读，一边抵制盗版，一边省钱购买最新的原版。哈利波特电影前几部看了十几遍，几乎可以背出台词。出国以后经常在旧书店里找哈利波特系列收购，怀念一下童年的阅读经历。还曾经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博士项目里的同龄人一起讨论这种非专业阅读的兴味。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J.K.罗琳《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三联学术通讯：

请推荐一到两部个人受益匪浅的书与今年读到的最满意的新书（品类不限）。

邢承吉：

资格考试的书单里会囊括近些年获得班克罗夫特奖的作品，例如19世纪美国史必读的Steven Hahn讨论内战重建和南方非裔美国人的经历的A Nation under Our Feet (2004年获奖)，Sean Wilentz大部头内战前美国史的宏大叙事《美国民主的兴起》（06年获奖），Jack Kirby写美国南部生态气候文化的Mockingbird Song （2007年获奖），Charles Postel重评民粹主义的The Populist Vision, Daniel Rodgers关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的思想史力作Age of Fracture (2011年获奖)，我的老师Ira Katzenelson研究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的力作《恐惧本身》（Fear Itself, 2014年获奖），我们博士项目毕业的Sven Beckert的、近来在中文世界也很流行的十年磨一剑的、从全球视野探讨棉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新著《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 15年获奖），Mary Sarah Bilder从微观角度研究麦迪逊和制宪会议的Madison’s Hand (16年获奖)等等。

Steven Hahn, A Nation under Our Feet: Black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Rural South from Slavery to the Great Migration, Belknap Press, 2003.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W. W. Norton, 2005.

Charles Postel, The Populist Vi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ra Katznelson,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Liveright, 2013.

Mary Sarah Bilder, Madison's Hand: Revising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近一两年出版的新书，我推荐两本：

1）一本讨论杜波伊斯和美国社会学的新作Aldon Morris, The Scholar Denied: W.E.B. Du Bois and Modern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尽管杜波伊斯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做出许多最前沿和出色的工作，却一直默默无名，任教于亚特兰大大学的他既拿不到学术经费和资源，也很难融入到白人的学术圈里并为之接纳。杜波伊斯和他在亚特兰大大学培养的学生就种族关系和种族不平等方面的前沿的社会学研究，长期无法得到当时声名显赫的芝加哥学派的关注，他们的工作被主流学术话语边缘化，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学术环境中难以通过发声而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尊重和认可。

2）另一本我很喜欢的美国史新著是思想史名家David Hollinger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异域的新教徒》(Protestant Abroad)，Hollinger的研究计划我多年前在国内时就有所耳闻，也和他有过通讯往来，多年后在纽约读到油墨新鲜的新书时，非常兴奋，详情可参见我的一篇旧文《世界中的美国》。

Aldon Morris, The Scholar Denied: W.E.B. Du Bois and Modern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David Hollinger, 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7.

三联学术通讯：

介绍一下影响自己购书的选择因素。除了个人需求与兴趣之外，畅销书榜、各种推荐或者朋友同学之间的口碑分享，对你的阅读影响大吗？可否举例说明？

邢承吉:

通过关注纽约的新书发布会和新媒体发布的各种书评，我会关注美国史和美国思想史本领域最新的著作；此外，这是一个并不太大的圈子，定期和我在哥大的老师们谈自己的研究进展时，他们总会提醒我去注意相关的最新的一些作品，例如Hollinger来纽约做发布会的时候，Alice Kessler-Harris, Casey Blake等人都提醒我提前与Hollinger取得联络以便可以当面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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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的“潘恩与美国革命研究”

文丨邢承吉

哥伦比亚校园里的纽约客

在弗吉尼亚蒙蒂塞洛（Monticello）完成对比潘恩和杰斐逊的论文“Madman and Sage: the ‘two Toms paradox’ of the Early Republic”之后，我将这篇旧文断断续续来回修改了大半年，终于在今年五月离开纽约前找到勇气呈给埃里克·方纳教授，请他点评。我和他约好提前一个礼拜把论文发过去。他郑重看过，用铅笔做了细致的评论和修改，见面打了招呼就拿出他印出来的长文从头到尾开始品评，在思想内容各个方面给了我极大启发。

实际上我们都清楚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方纳教授在他的办公室会面，由于退休，他这间从五十年代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同为班克罗夫特奖得主的著名政治史家洛克腾堡（William Leuchtenburg）接手过来的办公室，即将要转交给下任大咖。他的藏书一大半捐给了北京大学，还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他坚持自己拉着手推车搬回他和著名舞蹈史家加拉夫拉（Lynn Garafola）教授在百老汇116街的公寓。

托马斯·潘恩（来源：npg.si.edu）

两年前第一次与我这个对汤姆·潘恩饶有兴趣的年轻人见面时，听闻我的研究经历，方纳立即站起身来，走到背后的书堆里寻寻觅觅，翻出这本初版于一九七六年、二〇〇五年再版的《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一书，慷慨相赠。来到这间带着光环的办公室，很难不注意到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铺在地面上的漂亮的红色地毯，躲在书架上点头摇头的十几个小小的林肯塑像，以及方纳教授挂在墙上的各种数不清楚的耀眼的徽章奖状以及他在哥大、牛津〔方纳是那种离开都市就浑身不自在的典型的纽约客，他在纽约以外生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恐怕就要数牛津了，这段经历让年轻时代的方纳结识了汤普森（E. P. Thompson）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这些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也间接促成了他在七十年代初对潘恩与英国的深入研究〕求学时期的黑白相片。当时我还饶有兴致地追问为何他当时选择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研究潘恩，记得他告诉我，一开始他和我一样只是写了一篇关于潘恩的论文，后来发现那篇文章很难被压缩在一篇论文的篇幅，遂写成书——又恰在美国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潘恩发表《常识》两百周年的纪念日的当天发行。那夜，我坐在灯火辉煌、邺架巍巍的巴特勒图书馆美国史藏书室里，看着窗外的纽约，记录下第一次与传说中的历史学家会面的心情，下定决心要来哥大这个美国史研究的圣殿，开始长达七年的博士生涯。

入学以后我们有了更多也更频繁的会见。特朗普登台后我们做过一次访谈，此后每个学期也都会在他的办公室会面，谈一下进度、读书、博士资格考试和研究选题，每年感恩节还会去他在纽约的公寓一起品尝火鸡。方纳教授最后一次约我在办公室相见之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们正开始罢工和游行。就在前一天中午，身穿深蓝色工会T恤的我和上百名与我年纪相仿的助教和研究助理（TA，RA）集结在校园中心的广场，身穿雨衣在蒙蒙细雨里屏住呼吸聆听方纳教授的演讲。方纳曾作为即将毕业的博士生亲身参加了一九六八年那场激动人心的学生抗议；作为年轻教员的方纳又从八十年代就开始相继支持哥大的保安、行政秘书们组建的工会；在二〇一七年方纳教授的退休学术纪念盛会的一开头，我的好几个博士同学在校长致辞前带领全场起身高唱工会之歌，大造噱头。据我在旁观察，方纳虽事先毫不知情，但只是颇有默契地挑挑眉头，抿嘴一笑，在外人看来，仿佛是一场合谋。

二〇一八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开始罢工，有次在校园里偶然遇见方纳教授，与他谈及，他还让我顺带给他女儿也拿一件工会的蓝色制服。几天以后，我就看见他戴着墨镜，拿着话筒，摘下他的黑色礼帽，出现在哥大洛氏图书馆脚下的女神像前。面对激动的人群，他侃侃而谈，说起方纳家族独特的犹太左翼激进主义传统，也说到认同激进主义传统对深入理解美国民主的核心意义。方纳站在人群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捍卫的、从潘恩以来的美国激进主义传统，无疑与著名的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所谈的美国文化左翼（cultural left）思想脉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恰是美国今天保守主义回流的大局下，日益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思想传统。

埃里克·方纳在北京大学演讲（来源：pkunews.pku.edu.cn）

方纳的表态丝毫不令人意外，毕竟他是著名的“方纳家族”的一分子。一年前，在方纳退休会开幕式上，他的堂妹、社会学家南希·方纳（Nancy Foner）曾经向台下的历史学家们讲述方纳的父亲杰克·方纳（Jack D. Foner）、他的叔叔菲利普·方纳（Phillip Foner）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往事。方纳小的时候，受到其叔叔和父亲的影响，本就是听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事迹长大的；《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一书的作者、多次来访中国的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常与方纳一家密切往来。方纳家族在纽约的文化圈颇有名气。南希·方纳年轻的时候，无论走到纽约的哪个角落，总会有人过去问她：“所以，你是那个著名的方纳家族的一分子吗？”然而这个家族因其激进的传统，经历过极为辛酸的往事。四十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同时失业的方纳双胞胎两兄弟（埃里克·方纳的叔叔和父亲）曾一度拿起乐器，组建了一个名为“停职摇摆”（suspended swing）的二人乐队，在布鲁克林桥上演奏。由于演奏技术不佳，这对历史学家的乐队不久就解散了，然而这对方纳兄弟在面对人生逆境时的幽默感却留存下来。有一年感恩节的夜晚，方纳全家欢聚一堂，然而忽然间，餐桌崩裂，食物餐盘碎了一地；人们大概安静了两秒钟左右，然后紧接着，又重新开始激烈地讨论被意外中断的政治话题，在最艰难的时候，这个遭遇美国保守政治势力清算的犹太左翼家庭都没有失去过对政治辩论的热情。两次荣膺班克罗夫特奖的方纳教授每年慷慨邀请像我这样“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参加火鸡派对，于是身在异乡，我每年都有机会在这个温馨的场合里，站立在这个美国左派家庭一面面挂满昨日老相片的墙上，找寻那对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留下的影像。我在精致优雅的装着方纳夫妇预备的火鸡的餐盘前流连徘徊，想象着昔日方纳一家曾经突然间分崩离析、欢乐而破旧的餐桌，一边和偶尔遇到的方纳家族的成员们（过去两年，我遇到了画家、学者、艺术家等形形色色的“方纳”们，其中也有这个犹太家族的远亲）闲话家常。

潘恩与费城的激进主义

对方纳而言，不论是纽约校园各个群体建立的工会与校方的对峙，还是内战前后南北意识形态的对立，都体现出劳动力与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之间紧张而复杂的关系。劳动是理解方纳思想的一个关键。方纳的博士论文《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人》（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an，1995）所深入讨论的核心主题，正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free labor ideology），以及美国内战前它如何逐渐与奴隶劳动的意识形态（slave labor ideology）形成张力，并随着美国资本主义扩张而日益促成奴役和自由之间尖锐而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以至于成为理解内战时期南北对峙无法脱离的基本话语。而内战前的美国，劳动契约更是深化了自由与奴役之间势不两立的社会观念，并逐渐深化为后来南北内战期间自由和奴役无法调和、绝不能相互妥协的意识形态冲突。

方纳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整套信仰、价值、恐惧、偏见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他试图以劳动意识形态为切入点，理解内战前自由劳动和“阴魂不散的”奴隶制的二元对立的冲突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而这种奴役和自由的二元对立也深入塑造了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这套流行于内战前北方的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之核心，在于相信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其境遇，也在于相信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平等，这与南方的蓄奴州截然不同。

潘恩就是美国内战前这样一个典型的、实现社会上升的人物。像他这样的工匠阶层，过去地位卑微，在十八世纪的观念世界里，领工资的雇工一度被视为是缺乏自主性和稳定性的人群，而任何形式的依附和不自由，在殖民地时期都被视为是不体面的。方纳研究潘恩，与伯纳德·贝林研究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渊源、戈登·伍德研究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出发点截然不同。他跟随霍夫斯塔特念书的时候，恰是民权运动最轰轰烈烈的时期，受到“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研究路径的影响，方纳是从社会史的路径研究“工人阶级”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人群，探索潘恩和他所代表的费城工匠阶层在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网络中，如何与人口占少数，但占据经济命脉和政治话语权的美利坚“商业贵族”（merchant aristocracy）形成均势，逐渐在美国革命中崭露头角，发出自己的声音。

也就是说，方纳谈托马斯·潘恩，实际上是谈潘恩身后的美国革命之初的资本主义，谈一七七四至一七八七年期间费城工匠阶层对印刷工出身的富兰克林的推崇、他们这一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主张（“潘恩的费城”一章），谈美国革命时期费城政治权力真空时期以潘恩为代表、包括拉什（Benjamin Rush）、马特洛克（Timothy Matlack）、马歇尔（Christopher Marshall）、坎农（James Cannon）等在内的一批“费城激进主义者”（Philadelphia radicals）所构成的工匠阶层为主的政治激进主义网络。方纳在第四章“潘恩，费城的激进主义者和一七七六年政治革命”中，就揭示了一幅费城激进主义者的总体画面——这批人的经历不乏与潘恩重合之处，有的也是刚刚从英国来到美利坚，有的也像潘恩一样有贵格派（Quakerism）的宗教背景，有的和曾一度以制作女性紧身胸衣为生计的潘恩一样，也以手艺活营生——他们在革命前夕的主张和行动也颇多关联，例如潘恩撰写《常识》即为拉什推动，甚至连“常识”这个题目也是拉什最先想到的。

这一群人有着共同的阶层背景和社会政治改革诉求。潘恩抵达费城的时候，恰是北美殖民地本来家长制伦理下、主仆式的劳动雇佣关系被资本主义商业化瓦解的时刻，也是北部港口城市不自由的、等级森严的劳动力体系趋于崩溃的转型时刻。这些不具备投票权、没办法组建自己的工会、生活在贫穷边缘的人群，忽然随着美国革命的到来开始自由讨论政治权利，设计一个新的每个人都拥有选举权的政府。这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气，激发了底层社会阶层政治意识和一股独属于十八世纪费城底层社会的次文化(lower-class subculture)的兴起。这是方纳通过书写潘恩这个人物所着笔描绘的，也是后来肖恩·威伦茨在讨论十九世纪纽约工人阶级时论及的“匠人的共和主义”(artisan republicanism)。

《常识》这部小册子所展现的激进思想正是这种匠人阶层政治激进主义的一部分。伍德曾指出，美国革命的激进型正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殖民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伦理观念的改变似乎在费城这个特定的工匠阶层群体中尤其明显。方纳的研究表明，潘恩初抵费城，就和上面提及的一批费城激进主义者往来密切，在费城的小酒馆里，他们一边喝东西，一边探讨政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旧式君主制的观念逐渐被转换，新的思想在小酒馆、报纸、杂志、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开始大量涌现。费城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培育出来的激进主义，开始融入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然而它从一开始就是独特的，潘恩的《常识》里透露出的对权威秩序的挑战和人人平等新秩序的设想，不仅让效忠派头痛，也搅得约翰·亚当斯等坐立不安；潘恩和他在费城的主张激进的朋友们所提倡的，正是一些建国之父忧心忡忡的“过度的民主”，他在美国革命以后遭遇的被边缘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有其伏笔，也和一七八〇年以后费城匠人阶层的激进主义在当时的主流政治辩论中日益被边缘化、销声匿迹的新变局息息相关。

英美两国交织的激进主义传统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总是强调各个国家历史与传统的独特性，而“美国例外论”正是这种高度单一的叙事框架的产物。这类历史通常只能反映最低限度的历史真实，并且往往忽视了许多跨国个体的经历。潘恩就是这类历史叙事典型的牺牲品。诚然，假设没有《常识》在美国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潘恩一生可能都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然而另一方面，也正由于《常识》在独立前夕北美殖民地发挥的巨大影响力，潘恩日益被贴上“常识先生”的标签,在《常识》得到革命叙事不断构建乃至神话的同时，其复杂和多面的形象也就隐没在常识之父的身份标签里，以至于有学者感慨道：“一七七六年《常识》发表以后，潘恩就仿佛在美国历史中‘彻底消失’了。”

潘恩当然没有消失。他更没有像一些同时代的攻击者所诅咒的那般，写完《常识》后就光荣地死去。《常识》只是潘恩立足文坛、进入公共视野的一个开始。潘恩在大西洋世界经历的跨国特性，值得进一步探索，而方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例如，为何只在北美殖民地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英国人潘恩，在美国独立前夕，能够写出轰动一时并深刻影响殖民地政治前景的小册子《常识》？早在跨国史兴起的几十年前，方纳就在《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方纳指出，尽管《常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目今还没有人真正解释过潘恩这个刚到美国不久的英国人又是如何写出了这样一本深刻影响美利坚命运的小册子。“要完整地描绘潘恩”，方纳认为，不仅需要美国的历史，还需要了解英国、法国这一时期的科学、神学、政治哲学和激进主义运动，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大西洋的思想世界，了解潘恩在欧洲和费城的人际网络，以及像潘恩这样的热心于政治的小人物所关注的问题。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尤其启发我们在英美跨大西洋的框架下，理解潘恩和《常识》写作的背景。英国不断出现在潘恩对美国革命的讨论中。方纳指出，潘恩讨论一七七六年费城的时候，并不将它与几十年前的费城比对，而是直接比对费城和伦敦。《常识》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英国人的名义匿名发表的。潘恩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公开探讨英国臣民的权利，以启发殖民地人的权利意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战役打响之后，当时人人都知道殖民地要同英国交战，然而这场战争的目的和意义，却不甚明了。但是在费城，初来乍到的潘恩却试图说服美利坚人，对英国的臣服本质上有如契约一般，是完全可以解除的。他先是在费城发表了一篇独幕剧《沃尔夫将军和盖奇将军在波士顿附近一个森林里的谈话》，在这个剧本中，潘恩充满创造力地借沃尔夫将军的鬼魂为殖民地的人民辩护：“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和英国臣民一样拥有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这是每个英国人应当享有的荣耀。”

《常识》的发表同样打了一张巧妙的英国牌。当潘恩了解到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以及英国国王讲话可能产生的结果时，他就开始计划要写一份小册子，预计在英国国王演说抵达北美时发表，结果也正遂他的心愿。绝佳的出版时机，加之平易近人的表达方式和激进的思想内容，使《常识》甫一出版便备受瞩目。在《常识》中，潘恩明确地否定了殖民地与英国“重修旧好”的可能性：“重修旧好此时已经是一个虚幻的梦了，而宣告独立才是唯一的办法。”潘恩试图改变北美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殖民地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英国并非殖民地的母国；欧洲，而非英格兰，才是殖民地的母国。”他认为，北美大陆是自由的避难所，这里汇聚着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们，其中从英国来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将英国视为其母国是“错误、自私、狭隘和吝啬”的，而将北美变为一个自由的港口才符合整个欧洲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岛国，“由一个岛掌管一整块大陆，这无疑是荒谬可笑的”。

《常识》1776年版（来源：www.indiana.edu）

方纳在《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中试图将潘恩在英国、法国、美国的经历连贯起来。他认为是英国的激进主义奠定了潘恩的思想底色，而另一方面，潘恩回应法国革命的《人的权利》又进一步迈出英国政治的分界线，这部小册子的影响力不逊色于《常识》。方纳写道：“当时对《人的权利》的反应可谓盛况空前……同在北美时一样，潘恩在绝佳的时机发出了他的声音。”按照潘恩的回忆，《人的权利》是当时用英文发表的销量最大的作品，不仅创下了纪录，而且算上其他语言的译本，当时可能总共卖出四五十万册。据汤普森研究，潘恩的著作赢得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普遍喜爱，其《人的权利》等作品也成为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纲领性的文本，被奉为“书中之书”。方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潘恩发表《人的权利》以后，许多由匠人阶层（这些人和潘恩一样有特定技艺、会读会写、生计艰难）组成的英国激进主义组织在伦敦相继成立，从《常识》到《人的权利》，大西洋两岸的跨国激进主义网络由此汇聚合流。

如果说霍夫斯塔特撰写的是“美国政治传统”（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方纳则站在霍夫斯塔特的肩膀上，穷其一生，撰写了由托马斯·潘恩开启的“美国激进主义传统”（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