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刘江华《清朝最后的120天》
纪念辛亥革命110年，
大清帝国谢幕前最后120天
清朝最后的120天
刘江华 著
577页 定价：88元
ISBN：978710806974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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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鸣（历史学者）
本书细说清朝最后120天的历史，涉及军事、财政、外交、中枢运转多个方面，用充分的细节将读者带入那段错综复杂、波澜起伏的往事，复原清王朝“行将就木”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读者可从中获得一种浸入式的历史体验。
潘振平（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传记组组长）
以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为时间段，叙述清廷方面的对策和手段，这种角度是以往著述很少采用的。作者面向知识大众，讲述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有关活动的最新知识。作品以重建史实为宗旨，细节丰富，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尽可能具体真实，不故作深奥，不含糊其词。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这是一本适应快节奏时代读者需求的“轻型”史学作品。作者有考古学和新闻学的背景，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他像史学家一样沉浸在史料的海洋中，掌握史学家的技艺，尝试把“繁琐”考证和讨论放到“后台”，努力重现清晰的历史现场，成一家之言，向普通读者显示出一段清清爽爽而又合乎情理的“真实”。这样的尝试值得赞赏。
陈徒手（作家）
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多以历史叙事为圭臬，历史人物的书写往往处于次要地位。本书在历史的缝隙中，用新细节丰富了对孙中山、袁世凯、冯国璋的认识，用新史料为被“小丑化”的清陆军大臣荫昌翻案，用新视角重新解读盛宣怀、隆裕太后……在遵循《史记》创设的通过语言、细节和冲突塑造人物的历史传统的同时，借助爬梳清宫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对众多活跃于当时的槃槃大才进行了洞烛幽微的刻画，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些熟悉的“陌生人”。
刘江华，七零后，媒体人，供职于北京青年报社。爱好文史，多年来致力于爬梳档案，为晚清“史实重建”略献绵薄。出版有《被腰斩的王朝》《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等作品。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大幕揭开，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封建帝制的终结，计有120余天。这120天虽然转瞬即逝，但也惊心动魄，浓缩了3000年封建王朝、300年大清帝国分崩离析的最后记忆。
本书是对清朝最后120天的史实重建，以清宫档案等一手史料为基础，沿着清政府获知武昌起义的时间链条，勾画其覆灭前的历史光景，展现清廷对武昌起义的应对、袁世凯出山、南北和谈、清帝逊位与一国二主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介绍清政府统治下的军事部署失措、官场乱象丛生、经济困局难破等社会状态。另有前人未及而颇具新意的历史考证，如隆裕发放清宫内帑银的数量、袁世凯重新出山的八条件真相，以及清帝退位诏书的书写与修订等。
作者从多个维度细致分疏了武昌起义后的清政府在军事、财政、外交、中枢运转上的应对得失，再现了清廷从匆忙处置到无奈退位的历史进程，用丰富的细节最大程度地还原了辛亥革命这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
序 潘振平
缘起 起义爆发
一 武昌起义：猝发与必然
二 十年立宪之失败
三 清朝最后的120 天
第一章 动荡京师
一 消息发酵
二 逃离京城
三 市面恐慌
四 谣言整肃
第二章 调兵南下
一 厉兵与换将
二 阳夏鏖兵
三 战事之余
第三章 官场乱象
一 几近混乱的朝廷
二 独立省份的督抚们
第四章 袁氏出山
一 袁世凯出山
二 出山八条件还原
三 南下迎敌与北上弄权
第五章 南北议和
一 袁方劝降，黎氏拒抚
二 英方调停，汪袁密谋
三 上海和谈，唐伍磋商
四 隔空谈判，劳而无果
第六章 财政困局
一 入不敷出，赤字财政
二 动用内帑银
三 发行“爱国公债”
四 息借洋款
五 袁世凯盗卖清宫瓷器真相
第七章 清帝退位
一 御前商议退位
二 清室优待条件的南北磋商
三 退位诏书的百年疑云
第八章 一国二主
一 总统职务的流转与让渡
二 孙袁共同治国的46天
尾声 妥协民国
附篇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案细节
末代摄政王载沣与最后一位太后隆裕
逊帝溥仪的禁宫生活
从通缉犯到座上宾——孙中山与晚清权贵的交往
参考书目
后 记
后记
｜刘江华
家住东华门附近。从南阳台西望，故宫的红墙黄瓦、垂檐庑殿尽入眼帘。出门南去不远的锡拉胡同，是当年袁世凯私宅所在地，可惜今天已难觅踪迹。再往南一点，就是连接东华门和王府井步行街的东安门旧址，距宣统三年袁世凯下朝遇炸处咫尺之遥。如今，东安门早已被拆，昔日的玉河也被填平成今天的南河沿、北河沿大街。出门往北不远，则是翠花胡同，当年黎元洪寓所即位于此，后为翠园，今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所在地；毗邻黎元洪寓所的，还有张勋的宅院。可以说，我举目所望，很容易就能找到与当年辛亥革命有关的痕迹。
2016年9月，在前一本书《左宗棠传》交付出版社之后，我开始动手将五年前写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四五万字文章重新加以整理扩充。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一猛子扎进去，竟用了三年的时间。这四五万字的文章，是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之际，为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撰写的。为此，我曾经用半年的时间到故宫西华门附近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辛亥革命的清宫档案。名为“清宫档案里的辛亥年”系列文章在当年国庆期间刊出之后，曾谬承档案界和史学界一些人士的关注。但时间短暂的查档，也让这系列文章多少显得仓促，留下不少遗憾。
幸运的是，就在201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了八十卷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尽管此前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煌煌八册的《辛亥革命》也收录了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清方档案，但远不及这八十卷本集中和全面。此后的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将这八十卷“档案汇编”，尤其是武昌起义后的四千多件档案一一浏览并做相关的摘录。之后才敢动笔对此前的系列文章进行扩充，最终构成本书重点关注的八大版块内容。
在研究辛亥革命时，让我感慨运气如此之好的， 还不仅于此——也是在2011年之后，《袁世凯全集》《醇亲王载沣日记》《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等资料相继推出。它们，加上此前出版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那桐日记》《汪荣宝日记》《绍英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许宝蘅日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等，为相关史事的考订、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百多年来，辛亥革命的研究早已成为显学：研究前贤比比皆是，相关资料卷帙浩繁，终一生也未必能穷尽。但以笔者不算精深、不算广博的阅读所见，辛亥革命若干重大史实中莫衷一是的情形亦可谓比比皆是。
本书虽非辛亥革命全景式研究，但沿着清廷处置武昌起义的时间链条，基本涵盖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并辅以字里行间的交代，让读者阅后能对武昌起义后的全貌有所了解。作为一本新作，自然要有新意。借助前文所说的权威史料，我们得以在史实真相的基础上厘清清朝最后120天的历史脉络，并提出若干新论——这主要体现在探索新领域、确立新发现、提出新论断、进行新梳理上。
新领域方面。比如《动荡京师》章重点关注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在清廷中枢的传递链条，专门考察了京师、金融、社会、官场乃至全国随之而来的动荡；再比如《财政困局》章对清宫内帑银、爱国公债发行的探讨。
新发现方面。比如袁世凯出山条件，不少历史著作多以李剑农《戊戌以来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为蓝本，采信其中所提的六条件。但《袁氏出山》章证明，袁所提条件实为八条；还有袁世凯变卖大内瓷器，以往多说其上折奏请而再无下文，让公众以为这批国宝被卖掉了，《财政困局》章则揭露了其并未卖成的历史真相。
新论断方面。如在以往史书中，南下督师的清陆军大臣荫昌一直是怯战的角色：传说他在火车上指挥部队，火车一前一后都挂着车头，以便随时逃跑，还因害怕而南下止步于河南信阳、未入湖北境内等。《调兵南下》章考证发现，荫昌最南抵达湖北滠口——后来袁世凯也止步于此；抵达前线后，荫昌积极筹饷、筹粮、筹军械，为后来冯国璋攻下汉口、汉阳奠定了基础。
新梳理方面。以《南北议和》章南北双方究竟停战几次，《清帝退位》章隆裕太后究竟有多少内帑银、御前讨论退位的会议究竟开了几次等为典型。
这些，我想在别的书里或许是读不到的。而之所以这样做，更重要的旨趣，在于“史实重建”——通过清宫档案以及其他第一手史料，通过证实、证伪和梳理，最大程度地还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历史学中，长期以来存在史论高于史实的偏见。持此论者，往往忽视了史实的准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忽视了历史事实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忽视了历史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如此，使得史实成了为结论服务的工具、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史实重建，意味着要对历史事件的细节做深入的考订。其态度可概括为“宜粗更宜细”，其方法可总结为“求同更考异”。“历史宜粗不宜细”“求同存异”是我们熟知的两句话。但我认为，“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家着眼大局、搁置争议的治国方略，而对于治史者来说，应是“宜粗更宜细”。从粗的角度，了解历史大势、事件全貌，以弥补档案多为一时一事、琐碎反复之弊；从细的角度，就是由档案、第一手的史料入手，凭借可靠的史实，通过扎实的考订，得出确凿的结论。为达“史实重建”之目的，则采用的方法不能是“求同存异”，而是“求同更考异”——重点关注未有定论的史事，分析细微的差别，辅以新史料，穿过种种的历史迷雾，找出新发现、得出新结论，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本着“宜粗更宜细”的态度，采取“求同更考异”的方法，利用清宫档案等第一手史料还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做一点关于辛亥革命的史实重建工作，是本书的旨趣所在。这种史实重建，虽不免琐碎，但切关宏旨。
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茅海建先生曾对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应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个中原因，他解释道：“历史学家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抱着这一观念，我在对清王朝的批判上，无论是妥协的主张，还是抵抗的主张，都是不留情面的。”同理，本书点评清廷在武昌起义后所采取措施之得失，并不是如同晚清遗老遗少那样为清王朝唱挽歌、与民主共和制度唱反调，而是试图找出当年清廷犯下的错误，为后来者鉴。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说：“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二十多年前，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学，本科所读的考古专业之一大特色，就是利用田野发掘资料考证历史。但那时年轻的自己，对就读于这样一个冷僻的学科颇有不甘，时常懊悔高考时的选择。此后有囿就业和生存压力，改学了新闻。如今人到中年，却发现自己在业余时间注力最多的，竟然是历史，尤其是和考古有些相通的史实考证——在无知和无意的彼时，竟播下了自己内心里最钟爱的种子；在人生路上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回望这些，自不是后悔之意，但也不免感慨：已经回不到从前。好在韶华虽逝，探索未知的初心犹存。
只是无论如何努力，历史研究总会留有令人无奈的空白。仅就清朝最后这短短的120天而言，诸如袁世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见的汪精卫，两人聊了什么；袁世凯是否曾给冯国璋下过“不破汉阳，不足以寒民军之胆”的电文；清帝退位诏书最初蓝本究竟为谁所拟等悬念，只能求之于高明了。
本书能蒙三联垂青，首先要感谢三联书店前副总编辑、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老师——此前拙著《左宗棠传信录》出版时，潘先生慷慨作序，精当评点并殷殷冀望，而我竟然忘记在后记中加以致谢。好在潘先生君子雅量、不以为忤，本书成稿后，他不仅积极向三联推荐，还不辞辛劳义务审读、提出中肯修改意见并再度作序。如此厚爱，更令我这位后学者感佩莫名。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钟韵博士。钟博士言语温婉，但常常一语中的，有非常好的文字感，与之合作，受教良多。三联是公认的高水平学术出版机构，“能在三联出书是我这个小书生的大荣幸”——同事陈国华（陈徒手）兄在三联为其出版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所说此语，于我心亦有戚戚焉。报社相见时，国华兄总不忘热情鼓励。抄录此语，也借以表达对长我一轮的国华兄之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自有不少讹误之处，敬祈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正。如果读者朋友们有时间和兴趣，将宝贵意见发至laojiangziliudi@qq.com 进行交流，那更是作者本人的荣幸。
2018 年11 月28 日于北京东华门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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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后的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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