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多听听龙永图的意见

龙永图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他这次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这段发言，应当让所有人都听到。发展经济，就得按照他说的这样去干。

“必须解除一切不合理的行政限制，解决政府喜欢审批的毛病，让市场发挥作用。”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宣言书。相比于现在舆论场上的胡言乱语和群魔乱舞，用一位老师的话说，“龙永图仿佛是旧时代穿越回来的人，他这种观点现在太少了。”

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以产权为基础，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自由行动、自愿交换的经济体制。由于产权有保障，每个人的时间偏好降低，由此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供给。一个人要想发财致富，唯一的办法就是像满足自身需求那样满足同胞的物质福利需求，交换共赢，由此实现所有人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在说，政府要更大限度地退出市场领域，只负责保障产权和维护自由交易，而不是到处插手。只要市场的作用发挥充分了，每个人的企业家才能就会迸发，经济发展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这是因为，任何对市场的行政限制和审批制度，也即干预主义，都是在侵犯产权本身。

一项财产，如果产权是你的，但是要如何使用它，有各种各样的行政限制，那么这项产权就是受限的，就只是“名义产权”，无法发挥它的全部权能。其结果必定是，导致资本积累减少，技术进步变慢，自由交换受阻，最终不利于所有人的福祉增进。

最典型的莫过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看似农民对土地有产权，而且承诺“30年不变，到期自动续期”，然而产权最重要的一项权能——处分权——是没有的。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民无法将土地入市、转让、投资入股等等，土地无法形成资本价值，农民无法享受土地的资本收益，大大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这是造成当前农村土地抛荒、所谓小产权房、土地资源利用率下降、资源配置错乱的根本原因。

一些公知和城市人，整天打着关爱农民的名义，说什么一旦允许土地完全产权了，农民就变成失地农民了。他们是在把农民当傻子，其实自己才是思维还停留在农耕时代。现在你在城市的商品房，逻辑一致地，能不能国家出台一项政策说，不准你转让，害怕你成为无家可归的市民呢？

更有甚者，说要保障所谓的粮食安全。到底是要保障谁的“粮食安全”。难道说，为了你城市市民的粮食安全，就应当把所有农民都禁锢在土地上吗？你要是担心你的粮食安全，那就自己去种地啊，凭什么你的愿望必须要求别人去实现？

粮食价格高了，自然有更多的人去种地；粮食价格低了，自然有更多人从事其他产业。这是市场会自动调节的事情，根本不用谁操心。只要允许自由贸易，也从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

至于说行政审批，一切审批，都是在侵犯产权，它的结果就是不断抬高准入门槛，让许多产业只能一部分人干，另一部分人不能干。最终就是行政垄断。

而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行政审批，就是因为审批者可以从中得到大量好处。有些企业想不断地抬高审批门槛，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排除竞争，独享垄断收益。

自己的财产，自己说了不算，要组织生产，必须跑50个部门，盖180个章子，甚至直接告诉你，你不准从事某某行业，那这个财产其实就不是你的。这就是什么？就是计划经济。这种搞法，经济怎么可能发展？

所有的行政干预，都是在窒息经济活力。现在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要做。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是因为国家做得更多了，而是因为做的更少了，更大程度地退出经济领域了，每个人有了更加完整的产权了，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的原始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因为任何生产都离不开它们。在时间经过后，他们组合起来就会形成资本品，资本品不断地转化，就形成了满足我们需求的消费品。资本品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未来的消费品就越多，由此生产能力提升，供给增加，物价下降，形成更多的资本品，启动一轮又一轮经济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

所以发展经济，不需要政府花一分钱，直接放开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就能迎来大发展。

把土地审批限制放开了，不说别的，房地产价格将直线下降；农村土地只要能入市交易，农民的收入将倍增，也更能在城市买房。劳动力市场只要放开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自愿交换，就业将飞速提高，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把不合理的各种限制取消，任何产业，都能让任何人去经营，形成人人竞相组织生产，百舸争流的态势，那不就是改开初期那种蒸蒸日上的局面吗？

这些年大家都感到，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让，好好的事情突然一张A4纸就干不成了，不就是因为各种限制太多了吗？砍掉各种干预和审批，政府就只负责保障产权，维持治安，经济想不发展都难。

龙永图作为我国加入世贸的首席谈判代表，非常关注国际贸易问题。他说中国入世后最重要的制度性开放措施，就是放开企业进出口经营权，助推大量中国产品出海，带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他讲得完全正确。

这话其实跟阿根廷总统米莱说的一模一样。他在著名的《向特权宣战，重建阿根廷》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就说到：

我们还取消了非自动进口执照和许可证，从而杜绝了自由裁量权和任人唯亲的现象，现在任何想进口的人都可以这样直接进口，无需询问任何人。以贿赂换取进口许可证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国际自由贸易，是推动经济进步、提升国民福祉的根本途径。曾几何时，谁家才能消费国外的进口产品呢？必须是掌握了权力的人，能搞到批条的人。现在为什么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国外的产品？就是因为国际自由贸易。

贸易对交换双方有利。互通有无，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增进人类福祉的必然途径。一国开放贸易，自由地进口，既能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也能降低本国消费者的负担，最终就会增加本国资本积累。一个进步的经济，就是人均资本量节节攀升的经济。

而自由地出口，一下子就将消费者群体从本国扩展到全世界，不消说，就能增加本国国民收入。而出口就是进口的支付手段，只有生产能力强大，出口增加，才能换来更多的进口，满足自身的需求。

任何一国加入全球自由贸易，都对全世界所有人有利。因为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交换合作机会变多了，可以选择的财货变多了，全世界的生产能力强大了。东盟经济进步了，对我国和全世界所有民众都有利，他们的廉价产品我们用得上了，而他们更有钱了，我们的产品也才可以卖给他们了。朝鲜经济退步了，对朝鲜人自己和全球所有人都不利，因为这就相当于将2500万朝鲜人开除出了自由市场交换体系，他们的东西我们用不上，我们的东西也卖不给他们了。

如果你想要减少国内的各种管制和干预，一个倒逼的办法就是扩大对外开放，当国外的廉价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本国，国内原来的各种干预政策、产业政策、补贴政策，就土崩瓦解了。

这就是伟大的米塞斯告诉我们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一国对内实施经济干预，就必然对外实施经济民族主义，否则国内干预政策就行不通。

那么将这个原理反方向应用，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就是必须扩大对外开放，才能瓦解国内各项经济干预政策。

所以，推动经济进步、提升国民福祉的办法，就是“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任何朝这一方向迈进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那些认为这样做不懂政治的人，恰恰错了，他们才不懂政治。他们不知道，一切政治行动，其实背后都是经济动机。他们把国家这一概念实在化，根本看不清其背后每个个体的行动逻辑。哪怕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各种贸易打压，中国正确的做法也永远是，开放市场，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不是对他国的恩惠和退让，而是出于本国利益的理性考量。这才是最大的“政治”。

至于说到海南，不要搞这么多审批，那只会使自贸港的优惠政策大打折扣，并且催生权力寻租；以及，既然要给优惠，那就干干净净地给，不要附带各种条件。这都是一语中的的大白话，它不仅适用于海南，也适用于东北振兴，适用于全国。

深圳的高速发展，就是因为当初放开得很彻底，“干干净净地给”。要我说，海南要大发展，要实行比深圳更加彻底的政策。产权私有如果不能提，那就换个说法：产权100年不变，随便交换，然后直接免税；所有市场经营行为，严格按照经济学原理，只要不侵犯他人产权的自愿交换，一律允许；当地政府就只维持治安，其他别管。有个40年，又一个深圳就会出现。

如果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给人的预期就不稳定，就不知道要盖多少章子才能享受优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张A4纸又变了，那就不好吸引投资和人才。

过往几十年，体制内有许多精英，是非常市场化的，他们懂经济学，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明白改革的方向和思路。精英阶层的观念和主导下的政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的重要力量之一。

我给大家看两段话：

（美国和欧盟国家）社会福利安排出现过度化倾向，但绝大部分政治家难有决心和胆量压缩福利。民粹主义的承诺改变了大众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

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指次贷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

我要是不告诉你作者是谁，你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说话？

但其实它的作者就是体制内的大佬。这本书的名字叫《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大家可以买来看看，他的主编是谁。再看看他的参考书目，约瑟夫·熊彼特、约翰·加尔布雷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最重要的穆瑞·罗斯巴德“赫然在列”！

“体制里面有高人”！

遗憾的是，这些年“民主下沉”了，精英的话语权下降了，现在任何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都可以就经济政策高谈阔论；而在美国的打压和贸易战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高涨，舆论场上一片乌烟瘴气，妖魔鬼怪横行。

于是出现了奇怪的一幕：体制内一直推动市场化的声音，反倒是知识分子和民间舆论一直在要求“管一管”，要福利、要公平、要放水。政策都是观念在主导，精英也必须服从于公众舆论，因此就出现了当前的经济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