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当自强，不可利用恶法敲诈勒索

企业不愿意招录怀孕的女性，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有强制性的立法，规定了超长产假，而产假期间工资不能停，这破坏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产权和自由契约，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换你是老板，你也会这样做。除非你是纳税人供养的行政部门和国企。

这道理是如此简单而直接，以至于许多“文明人”和“有学问的人”就是不愿意谈。因为说出简单的常识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老百姓，所以必须把简单的问题说的佶屈聱牙，非要说这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然后还要巴拉巴拉地讲一大堆历史上的女性地位问题，以女性权益保护者的正义面目出现。

不追问背后立法干预的危害和根本的经济动机，而是简单粗暴地将问题归结为“性别歧视”，完全是一种政治话术，是某些知识分子假装有文化的不学无术和思维懒惰，是女权领袖争夺政治话语权的肮脏伎俩。

但是人们为什么会信他们这套说辞而不愿意回归常识？

一是利益使然。看到使用“政治的手段”能得到利益，人们可能在内心里并不赞同，但是行动上很诚实，还是想从别人口袋里掏钱。不工作就能拿钱，代价可以由别人承受，这是很爽的事情。所以默认甚至鼓动这种政治行为发生。

二来是人们总爱甩锅。将自己的选择错误和不良处境归结为“社会”和他人的罪过，是很方便的办法，这样可以为自己的不良处境找到借口，自欺欺人地求得内心的安宁。

三来，人类是理性物种，他们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受因果律的支配”，因此凡事都要找一个原因。知识分子又特别喜欢展示自己优越的地位，希望用自己的所谓知识找到社会问题的原因和出路，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梦想。

发现因果规律，是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一个必经步骤。但是问题在于，事情都是多因一果，关键性的因果关系往往隐而不知，查找众多因素中到底什么是直接因果关系，哪些是间接的相关关系，以及它们的权重，必须借助经济学的“想象建构”—“分离性假设”的方法，即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发现两个变量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但是大部分人并不具备这种思维。他们常常进行简单地归因，例如打仗败了，是因为有汉奸；经济下滑了社会不稳定了，是因为有人搞破坏。

到了种族问题上，就是金融机构黑人少，是因为有种族歧视。

到了性别问题上，女性工资低、就业少，就是因为性别歧视。

这种简单粗暴的归因方式其实非常容易被戳破。例如NBA里面白人球员少，是因为歧视白人吗？如果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最歧视黑人球员的是NBA的裁判员，因为你经过统计会发现，裁判吹黑人球员犯规的比例和数量要远远高于白人。

有没有觉得这种归因很荒谬？但统计往往就是这样搞的。统计，不是为了统计，而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去有选择性地搜集数据。

再将这些逻辑推至极致，更会发现它的荒谬。例如我可以说，由于1978年我三姨出生了，所以改革开放了。因此我三姨出生是改革开放的原因。

这已经荒谬绝伦了不是吗？但是与“性别歧视是女性就业困难的原因”这种简单归因，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总想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符合人们总是想要寻找一个简单原因的心理预期，长逻辑链条的推理人们嫌烦，不爱听。于是你会发现，越是荒唐透顶的理由，似乎信众越多。

政治野心家们这时候就有机会登场了，因为原因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符合公众的预期才重要。

女权主义者，还有平等主义者就非常喜欢这样做。把一切归因为性别歧视，这多方便啊，矛盾冲突感立即就显现出来了，最能抓眼球了，最能调动人的情绪了。

可是企业真的就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吗？就非得要歧视这个那个的啊？老板们是赚钱来的，又不是搞政治运动来的。明明一个女性员工很能干，能给自己创造价值，他非要不雇佣，他是跟钱有仇，是疯了吗？

不可否认，个别人就是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不愿意跟某些群体合作。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恰恰是自由市场。市场经济的产权原则允许一个人随意歧视，但是利润机制却在时刻提醒他，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一个女性明明生产能力强于一个男性，你却不雇佣她，结果就是利润下降，将她推向竞争对手的怀抱，那不是自掘坟墓吗？

所以消除歧视的根本办法是自由市场，而不是立法。立法的结果，只会制造特权阶层，这会让人们在表面上慑于强制力的威胁而服从，但是内心的歧视反倒会加剧，会通过各种办法绕过立法管制，交易成本和危害只会更大。

但是这是从市场经济和真正提升女性地位的角度去说的。女权分子就不这么想了，他们的想法恰恰相反，市场是失灵的，必须管一管。谁来管？他们来管啊。

他们这时候就会罔顾常识。拿出一套他们的所谓统计数据来证明性别歧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没饭吃了。

可是，远洋运输没有女性，是因为性别歧视吗？幼儿园里很少有男老师，是因为歧视男性吗？有些工作，就是适合男性去干，女性不愿意去干而已；有些工作，女性就是比男性有竞争力，男性竞争不过而已。

男女有别啊。

可是他们其实就是要否定男女有别。

米塞斯说道：

如果女权运动追求的是男女法律地位的平等，如果它追求的是妇女的法律和经济自由，使她们能够依照自己的喜好、愿望和经济状况去发展和行动，那么就此而言，它不过是主张和平的自由进化的伟大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一旦它越过这个界限而攻击社会生活制度，以为这样就能排除天生的障碍，它便成了社会主义的精神产儿，因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从社会制度中发现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的根源。它要通过改造这些制度去改造自然。

女性应当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天然的生理特征，她要为怀孕、分娩、养育付出很多，可能为此牺牲自己的事业成就。有人为此抱怨生育负担的不公，然而这却是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

真正自尊的女性，应当知道“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朴素的道理，应当尊重他人的产权。女性的自尊，要靠自己的光明磊落和努力奋斗来赢得，而不是依靠恶法去敲诈勒索，那是女权主义分子给女性挖下的坑，只会成就女权野心家们的地位，使广大女性的处境变得更差。

那些认为女性应当像金丝鸟一样被保护起来的观点，才是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歧视。因为他们预设的前提就是女子不如男，所以才要照顾。然而女性不需要被照顾，不需要特权，只需要平等的产权和自由的契约。

所以正确的办法从来不是利用恶法为自己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而是在分娩和产后不能工作时，放弃或降低薪水和超长产假，不吃嗟来之食。这才是深入骨髓的自尊和教养。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才，企业自然会想方设法留住她，自由市场照样会通过契约方式约定其休假和待遇，这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在国家立法现实存在的条件下，我们并不要求谁做圣人。但是在休假期间拿着企业的工资，不应当感到心安理得，而应当在重返岗位后，以更加积极的工作为老板创造价值，弥补他的损失。这是给自己的职场生涯攒人品，也才是应有的品格和姿态。

女性在分娩和产后，的确是弱势的存在。羸弱的躯体和养育的责任会让她们会失去收入。但是庇护和帮助她的人，应当是她的家庭、她的丈夫。这是丈夫的责任，也正是婚姻家庭的价值所在。

无论如何，不应当将这个责任推给别人，更不应该由国家请客，企业买单。伟大的女性是为我们珍视的家庭生孩子，不是为企业生孩子，更不是为国生子，生了一个国有化的孩子。

将家庭的责任转承给企业、社会和国家，其结果只会让更多的女性得不到雇佣，她们将丧失工业革命以来最伟大的成果——女性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重新回到家庭。这并不是说家庭的服务不重要，而是在说，女性将由此减少了选择。

干预主义必然事与愿违，是通往奴役之路，在打着维护女性权益的高尚旗号的立法中，展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