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二代”曾国祥:“联想到曾志伟，是对我有偏见”
▲ 2010年，曾国祥跟人联合导演的电影长片处女作《恋人絮语》，入围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导演奖。父亲曾志伟和姐姐曾宝仪担任开奖嘉宾。不过最终，曾国祥没有获奖。（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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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祥至今最喜欢的青春片，是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让他着迷的，是“里面呈现的年轻的那种孤独和无助”。对他青春期影响很深的小说则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就觉得你们成人真的太糟糕了。从那时候开始，会对很多东西有批判的态度，反问看到的很多事情。”2000年，曾国祥读到余华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又一个孤独少年的残酷故事。余华是他至今最喜欢的作家。
“整个过程里，七月与安生纠结的都是因为有了这个男生，失去了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这是她们最纠结的，”曾国祥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最打动我的就是她们两个的关系。在世界上能找到这么一个了解自己的人，是挺难得的事情。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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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七月与安生》剧组，主演周冬雨看到导演曾国祥，心里直打鼓。
“他长得挺年轻的，我以为是同龄人，”90后的周冬雨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我当时根本不相信他能导这个戏，导出来肯定也没人看，卖不出去。”
三个月后电影拍完，周冬雨用“神奇”来形容曾国祥。1979年出生的香港男导演曾国祥，把两个内地女生的故事拍得丝丝入扣。周冬雨觉得，“他有一种外星人的细腻感。”
“可能和我成长环境有点关系，”曾国祥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小时候我爸不常常在我身边，我和我妈、外婆生活，就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她们永远因为一些小事情在吵架，我小时候就觉得女人的关系很复杂，那种复杂又很吸引我。”
曾国祥的爸爸是香港影星曾志伟。2001年曾国祥出道，香港电影圈的同行一度称呼叫他“志伟儿子”。
曾国祥逐渐自立门户：2010年跟人联合执导的《恋人絮语》，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人导演奖。2016年9月14日，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长片《七月与安生》上映。
“以前别人叫我‘志伟儿子’，我会不舒服，不高兴，”曾国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如果留意我工作的人，很明显，我是在走自己的路。如果还有人觉得我有戏拍有戏演是因为我爸爸，肯定是对我有偏见。”
曾国祥10岁就随母亲和弟弟去加拿大生活。他从小喜欢看电影，并且幻想将来做一个电影导演。尽管曾国祥当时“完全不了解电影制作，不知道拍戏是多困难的一件事”。
高中快毕业，曾国祥郑重其事告诉父亲，将来想做电影，打算先去美国西部上大学，因为那里的电影学院比较好。“这之前，我都摸不清他的兴趣，有时候觉得他的兴趣是体育，有时候又觉得是音乐。”曾志伟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我当时就从凳子上噌的一下站起来了。”但是，曾志伟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对儿子说：“等你念完大学再说吧。”
事后妈妈跟曾国祥长谈。中心思想是：不要读电影专业，应该学点经济学之类，不然将来电影做不好，退路都没有。最终曾国祥去了多伦多大学读社会学，表面上是听了母亲的话，其实他心里想的还是电影。“社会学其实不是一个很实在的选择，但是对我将来做导演有帮助，”曾国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国祥同父异母的姐姐曾宝仪大学读的也是社会学，后来她成为台湾知名综艺主持人。
大学里，曾国祥不止读社会学的名著，还选了心理学、政治学、历史等科目。受到“思想家”们的熏陶，曾国祥跟朋友用胶片机拍了一部短片，讲的是一群青少年的抗争，他们为了争取权益，绑架了市长的女儿。
社会学给曾国祥最重要的教育是“同理心”。“我能同情社会上很多不同的人，剧本里有的人可能在外面做很多坏事，但是可能对家人特别好。”曾国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你必须找到他很多不同的面，你能同情这个人物，你才能拍得好看。”
曾志伟发现儿子是动真格的，于是在曾国祥大学三年级时，跟好友陈可辛打招呼。“他说：‘我儿子在加拿大念完书回来念电影，你有工作给他做吗？’”陈可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也没所谓，反正我们永远都需要新人。”
曾国祥进公司时，曾志伟跟他开玩笑，拿笔钱让他拍电影，或者担任男一号，都不是问题，不过他以后就别再想分家产了。
曾国祥在公司的制作部门，跟陈可辛的老搭档许月珍学做场记和各种杂活。“自己的儿子要靠别人教”，这是曾志伟的经验，比曾国祥大六岁的姐姐曾宝仪原来也想当导演，曾志伟就把她放到张之亮导演的公司做场记。
曾国祥暗暗较劲：“我那时候给自己的压力是，三十岁之前一定要拍自己的第一部戏。”
“情商很高，沟通能力很强，” 陈可辛评价曾国祥，“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一天会是一个好导演，他有所有导演应该有的优点。”
导演还没当上，曾国祥开始收到做演员的邀请。他最初很抗拒，因为这不是自己的目标。曾志伟开导他：做演员才能向其他导演“偷师”啊。接下来15年里，曾国祥参演了四十多部电影，全是配角。做演员其实是“别有用心”，曾国祥接戏从不挑角色。那些“阳光小生”不愿意演的角色，他都来者不拒，演过垂涎日本AV女优的宅男、夜总会里的男妓——曾国祥最欣赏的演员菲利普·塞默·霍夫曼，戏路就很宽。2016年，曾国祥应邀在香港的惊悚犯罪电影《老笠》中第一次做了男主角。
曾国祥演戏的时候，喜欢跟导演交流，特别讨厌那种坐在监视器后面不出来或者拿着对讲机喊话的导演。到了他自己当导演，他“特别喜欢在摄影机旁边，在演员旁边，在现场什么时候都和他们在一起”。
有了场记和演员的双重积累，2010年，曾国祥与尹志文联合导演了电影长片处女作《恋人絮语》。电影不仅上了院线，还入围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导演奖。颁奖典礼上，主办方特意请曾志伟和曾宝仪担任这个奖项的开奖嘉宾。曾国祥坐在台下看。打开信封的一瞬间，曾志伟满脸喜色，连呼“Yes”，所有人都以为曾国祥获奖了。了解父亲的曾国祥一看就知道，他落选了。
作为同行，曾国祥的电影口味与父亲很不一样。
曾志伟导演或者监制的电影，会提前找曾国祥“排雷”。“如果我说这个片好，他就觉得死定了，肯定不卖座。如果我说不好，他就觉得这个片肯定成功了。还挺准的。”曾国祥耸耸肩说，“他是喜欢比较开心、大众一点的东西，我很多时候还是偏文艺一点。”
曾国祥的电影启蒙，是从王家卫开始的。“从他的电影我看到一个不同的可能性，原来我们华人导演也会拍出这样的戏”，曾国祥后来知道，王家卫其实受欧洲电影影响很深，于是他开始租欧洲电影看，再扩展到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导演作品。
曾国祥至今最喜欢的青春片，是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让他着迷的，是“里面呈现的年轻的那种孤独和无助”。对他青春期影响很深的小说则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就觉得你们成人真的太糟糕了。从那时候开始，会对很多东西有批判的态度，反问看到的很多事情。”2000年，曾国祥读到余华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又一个孤独少年的残酷故事。余华是他至今最喜欢的作家。
曾国祥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恋人絮语》，讲了四段爱情故事，无论是暧昧、单恋、不伦恋还是苦恋，最后都无法圆满。剧本写成后两三年，一直找不到人投资，最后申请了政府的特殊赞助基金才开机。
陈可辛看了《恋人絮语》，想要跟曾国祥合作。“那些演员我也认识，他们在里面的表演很花气力，我就觉得曾国祥是一个很会调演员的导演，”陈可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一直觉得他比较像我年轻的时候。”
2015年，《七月与安生》的剧本到了陈可辛手上。投资方带着选定的导演找到陈可辛，陈可辛跟那位导演聊了很久，没找到结合点。“最后我觉得，要找一个对的导演比找内地导演来得重要，我拍《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当时也没有在内地的生活和经历，但是也拍出来。”陈可辛想到曾国祥。曾国祥就这样接下了自己第一部独立执导的电影长片。
《七月与安生》的小说原著中，七月温柔，安生叛逆，她们亲密的友谊中始终缠绕着嫉妒。小说的最后，安生和七月的男友家明生下一个孩子后死去，七月和家明结婚，和这个孩子共同生活在一起。
一些读者不喜欢小说里的“劈腿”情节，觉得三个人物都很作。
“你得让观众能同情他们。”拍电影时，曾国祥做了许多调整。
原著里，七月和家明恋爱以后，安生背着七月亲吻家明。在电影里，曾国祥改成家明与安生独处时主动示好，被安生拒绝。电影最后，安生也没跟家明生孩子。
在小说原著里，七月一直被蒙在鼓里，最后知道真相还是宽容隐忍。电影里，七月看似单纯，其实洞察一切。当她感到家明不爱自己的时候，要求家明在婚礼当天逃婚。“不是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单纯的人，但我觉得人是比较复杂才好看。”曾国祥解释。
对于人物的结局，创作团队出现了分歧，监制许月珍和两个编剧认为，原著中安生死得不合理：“为什么想出去的、想反叛的反而要死？”
曾国祥同意在电影里让七月死去，但同时，他设计了七月和安生“交换人生”的情节——两人经历感情变故之后，七月开始流浪，像是年轻时的安生，安生反倒稳定下来，如同流浪前的七月。于是，最后死去的是七月，但同时也是安生。
小说中，安生死于难产，曾国祥觉得“现在这个年代生小孩死，很雷”。电影中，他追加了一个信息：安生喜欢的偶像27岁就死了，她特别向往这种永葆青春的人生态度，隐隐渴望自己在27岁时死去。现实生活中，科特·柯本、詹尼斯·乔普林等8位欧美音乐人都死于27岁，2011年，英国传奇女歌手艾米·怀恩豪斯也死于27岁。曾国祥希望这些铺垫，让“生小孩死”显得没那么狗血，有一些宿命的味道。
曾国祥同情的，还有朝秦暮楚的男主角苏家明。“我从头到尾没觉得家明是一个渣男。我们作为旁观者来看，一个人不应该喜欢两个人。但是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男人很多时候就会被这种不同的东西吸引，是挺自然的。”
电影的最后，曾国祥又让七月和安生都抛弃了家明。“不论七月与安生中间经历了多少事情，她们还是有对方的，但是家明什么都没有。家明才是最可怜的人。”
“整个过程里，七月与安生纠结的都是因为有了这个男生，失去了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这是她们最纠结的，”曾国祥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最打动我的就是她们两个的关系。在世界上能找到这么一个了解自己的人，是挺难得的事情。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