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医院院长说：赚钱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作为医改样本之一，成立满五年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能否按照既定目标走下去，还有待观察。（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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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港“携手推动医疗改革”试点，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若干改革措施赢得了患者口碑，取得了社会效益。但实际上，从开业之日起，港大医院就面临悖论：它做得越好，“吃亏”可能越大，其生存就可能越艰难……
“我经常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来这里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从香港大学来？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是来赚钱的。”“我不是说钱不重要，而是说不是最重要。你太强调钱，其实就出现了“灰色”医疗问题，医患关系（紧张）问题。”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2017年7月底，在拿到工资单之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大医院”）“一片哗然”——这个月的钱比上月少了。
李亚男（化名）是港大医院资深护士。据其透露，近几年，随着深圳又开办多家新医院，导致医务人员紧缺，为了留住人，各大医院都给职工加了薪。而港大医院因“囊中羞涩”，工资迟迟没涨。2016年底，新院长上任，医院为了提振人心，给护士和医技人员临时加薪，并计划2017年7月出台正式方案。但到了月底，加薪方案没有出台，临时加的部分也没有了。
五年来，李亚男所在的科室先后走了多名护士，流失率达20%。港大医院另一消息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院确实计划出台薪酬调整方案，但仍在征求员工意见中。新方案保证员工的固定工资，在绩效方面做了改革，以进一步激励员工。而之前的临时性加薪政策，确实也已取消。
这是港大医院长期以来所面临财务压力的写照。事实上，依照香港理念运营的港大医院，在内地的医疗体制下能坚持多久，从一开始就充满挑战。这一点，深圳市卫计委医政处前处长廖庆伟体会犹深。
廖庆伟曾担任过港大医院首届董事会秘书。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港大医院是在上级支持下，由深圳市政府和香港大学合办，深圳方面出钱，香港方面出人（管理层），试图在“最难的”公立医院改革方面探索新模式。
由于香港与深圳的医疗体制截然不同，“到底怎么样，我们心里也有点打鼓。”据廖庆伟介绍，根据原来测算，港大医院开业前五年总支出为101亿。当年办院的思路是，医院最初的开支以财政补贴为主，但投入会逐年减少，直到医院具有了“造血功能”。（详见2016年3月3日南方周末刊发的报道《一名海归医生的“医改梦”》）
据廖庆伟透露，由于建筑规模庞大，港大医院仅大楼的维护费用一年就要1个亿。此外，由于推行类似公务员“高薪养廉”政策，人工成本也高于深圳其他医院。
根据最初的设计，开办五年之后，也就是从2017年开始，港大医院将和深圳其他公立医院一样开始“自负盈亏”，政府财政投入仅占医院运营费用20%左右——这在全国已是最高。而在香港，公立医院90%以上的运营开支都由政府财政负担。
但与其他公立医院不同的是，作为一家“改革”医院，港大医院在探索公立医院公益性方面被寄予厚望。它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被认为卓有成效，且赢得了市民口碑。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几乎无一例外制约了医院的“创收”能力，导致医院“入不敷出”，乃至出现了“病人越满意，医院越‘吃亏’”的怪象。
一方面要“以病人为中心”，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创收”以维持生存。两个不同方向，让港大医院的改革充满悖论。
廖庆伟纠正了一个在业内流传已久的说法：即深圳市政府对港大医院的投入远超其他公立医院，存在所谓“特殊政策”。
“从一开始就没有两样。”廖庆伟说，深圳市对港大医院的投入，是参照深圳开办其他三家大医院时的标准。港大医院获得的财政补贴可能还没有其他三家医院多——因为港大医院的服务量一直没有达到理想水平。而财政补贴数额是与服务量挂钩的。
如今，港大医院日均门诊量在六千人次左右，这不仅明显低于另三家医院，也低于原来设定的目标——五年后日均门诊量达八千至一万人。
在廖庆伟看来，这并不能说明港大医院改革不成功。相反，他认为港大医院的病人流量已达到合理水平，再多反而不应该。港大医院在医生没有增多的情况下，如果提升流量，就可能影响服务质量。廖庆伟对此表示担心：“（医生不增加）病人多了，看病时间只能缩短，（此外）没有别的招。”
廖庆伟更看重另一个指标：人均门诊费用。据他了解，港大医院该指标是三百多元，其中体现医生价值的挂号费为一百元，药费和检查费仅两百多元。深圳另外三家医院则是四百多元，除了十几块钱的挂号费，其他都是药费、检查费。在廖庆伟看来，这说明港大医院与其他医院相比，给病人少吃了药，少做了检查，“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
门诊量没能实现当初的设想，某种程度上与港大医院推行的“预约看病”模式有关。该模式由港大医院最先开展，如今在深圳其他医院也已实施。但港大医院在推行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南方周末记者日前在港大医院三楼门诊看到，一个标有“现场预约”的窗口处排起了长队。某种意义上，“现场预约”是该院改革理念与病人就医习惯相妥协的产物。按照港大医院最初的设想，病人就诊全部采用预约模式。在院方看来，这样将会节省病人时间，理应受到欢迎。
然而事与愿违，“病人不预约，还是要来排队，”港大医院院长卢宠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不给他看，他们就走。”
为了减少病人流失，港大医院不得不推出“现场预约”，即允许病人现场打电话预约。
“（不预约）对我来讲效益更好，因为更快，一个（病人）看完了下一个就过来，不用叫。”卢宠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我要赚钱，我一定不预约。”
经过五年观察，廖庆伟认为港大医院模式代表了未来公立医院改革方向，但目前仍是一棵“幼苗”，与旧的体制仍在博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过五年发展，港大医院“活下去”没有问题，关键是“怎么活”。在他看来，从社会效益看，深圳市政府对港大医院的投入“非常值”。
港大医院的医疗模式，与英国的NHS（国家健康体系）接近，该模式的特点之一，是医务人员的薪酬由政府统一制定和发放，医生没有奖金，其收入与病人就医所产生费用无关。该模式可以保证医生廉洁，因此也不存在“红包”“回扣”问题。
港大医院的“九不准”规定中，第一条就是：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第二条则是，不准开单提成。比如，在李亚男以前所在的医院，挂号费六元，医生每看一个病人，就能从挂号费中提二点四元的奖金。
但是在港大医院，医院最初考核医生，不仅与病人付费多少无关，也与看病人数量无关。如此一来，医生将不再像传统医院那样背负“创收”压力，可以做“纯粹的医生”。
这一条被廖庆伟最为看重。在他看来，公立医院改革改来改去，如果没有改到医生的行为，医生希望病人多吃药、多做检查、多做手术，改革就不能说成功。
港大医院的这项改革，在现实中却很快遭到“效率低下”的指责。
在港大医院，管理层虽然来自港方，但大部分医生都来自内地公立医院。在李亚男看来，内地医生中不少人仍秉持老观念，“他会想，今天我看三个病人和你看三十个病人拿一样的工资，我干吗要干那么多？”
为此，港大医院不得不设法提高“效率”。比如，在医生的总收入中，拿出30%作为“绩效”，并与病人数量相挂钩。有内地医生担心，在财务压力之下，为了鼓励医生“创收”，医院会不会将病人支出与医生收入挂钩，这样难免将走上传统医院的老路。
卢宠茂强调，医院在抓效率时“非常小心”。“主要是为了服务量的整体提升，且质和量要做到平衡。我们绝对没有把开药的份额、检查的多少放进去。”
面对外界对医院“效率低”的非议，港大医院肾内科主管白明珠有不同看法。“我们的效率不是低，而是（跟其他医院的人员）结构不一样。”
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系主任李咏梅到港大医院工作之前，并没有“收入”“支出”效率这些概念。“跟（内地）医生开会的时候，他们说教授是不是要多留意我们的收费、我们的支出，不要浪费。”
不过李咏梅认为，效率虽然重要，但基本的质量要坚持，基本的安全要坚持，如果不是，“（追求效率）就没有意义了”。
港大医院血液科主管、华裔英国医生朱知梅试图从正面看待“效率”问题。在他看来，与英国相比，国内医疗效率确实高。比如，在港大医院，护士早晨六点半就可以给病人抽血，化验室就可以安排化验。他上午九点半查房时，病人当天的血常规报告已经出来。在英国，他只有下午查房时才能拿到。
五年下来，朱知梅对医院的改革很满意，他总结出一种“港大模式”：既能体现香港医疗的公平，又具有内地医疗的效率。
开业五年来，在深圳卫计委开展的市民满意度调查中，港大医院一直居市属综合公立医院第一位。
不过，至少在目前，良好的口碑并没能帮港大医院解决财务压力问题。
和其他大医院一样，白明珠任主管的肾内科，对尿毒症病人开展了透析治疗。透析有两种，分别是血液透析（简称“血透”）和腹膜透析（简称“腹透”）。对于大部分病人而言，既可以做血透，也可以做腹透。白明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腹透更为经济（比血透可节省30%-50%的医疗费用），因此香港的尿毒症患者当中，有80%做腹透，血透病人只占20%。但是在内地，这一比例却倒过来了。在白明珠看来，原因就在于腹透“不赚钱”：对于病人而言，腹透可以在家里做。但对于医院而言，这样就减少了收入。因此很多医院都重血透、轻腹透。
港大医院的做法是，将两种透析方式均告诉患者，让患者自己选择。
但是，多数病人仍选择了血透。这是因为，腹透因医保报销问题，病人的自费部分并不比血透少。
白明珠认为，对于公立医院，不能光算经济账，有时“医院吃了亏，受益的是整个社会”。
在内地公立医院，肿瘤科是公认的“创收”大户。但在港大医院未必如此。实际上，由于医院并不考核科室的经济收入，肿瘤科主任李咏梅甚至不知道自己科室的财务状况，“只知道收入有进展”。
但是李咏梅明白，她的科室“不会赚很多钱”，“比如我们有台治疗宫颈癌的机器，我们是深圳唯一一个做这个的。有文献表明它的治疗质量更好，后遗症会更少。但其他医院为什么不做？因为不赚钱。”
另外一个不赚钱的是儿童肿瘤治疗。“为什么其他医院不愿意做？因为会花很多时间，儿童不听话，治疗时需要轻度麻醉，因此占用时间就长；但收费还是一样。”李永梅说，“真有这样的病人我们不会推，因为这种治疗很重要。”
按照原来的设计，在财政补贴减少之后，港大医院将通过IMC（国际医疗中心）提供高端服务，弥补医院开支。但是，开业五年来，IMC盈利能力相当有限，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卢宠茂上任8个月以来，IMC收入增加了一倍，但也仅占医院总体收入的不到10%。
“主要是因为我们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太好了。”李亚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病人既然在医院普通病房也能享受到好的医疗服务，自然不愿意花大价钱看IMC。
在李亚男看来，医院要是单纯想赚钱其实很容易。“B超机本来是个赚钱的机器。”李亚男说，“但是我们一个病人做那么长时间，同样的时间在其他医院做几个病人。”李亚男认为，只要医生不查得那么仔细，医院收入马上就会上来，病人也不用等那么久。可是，由于这会增加病人的漏诊几率，影响检查质量，医生不会答应。
相关数据显示，港大医院胸外科数百例胸腔镜切除手术，80%以上完全不使用一次性高值耗材。手术时间、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数据均无明显差异，而费用却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同时，这也意味着其手术收入也远低于其他医院。
不过，在港大医院胸外科主管司徒达麟看来，这不能叫“吃亏”。手术费用低主要是因为减少了浪费，不做不该做的检查，不开不该开的药。他认为，对于医院而言，口碑最重要，口碑好了，收入自然就会好。
司徒达麟已听说医院“欠很多钱”，但这对科室日常工作“完全没有影响”。同为外科医生，他和卢宠茂很熟，但对方从未跟他提过财务方面压力，“都是他自己扛”。
由于“创收”空间有限，港大医院把缩减开支作为缓解财务压力的重要途径，香港专家则成为主要的“减支”对象。院方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一份说明中称，开业五年来，医院医疗收入持续增加，除去港大专家费用部分，医院财务实现收入平衡。
在港大医院，由香港大学派驻的专家仅一百余名，均为骨干，对医院的发展至关重要。医生由他们招聘和培训，科室按他们在香港时的理念运作。但同时，他们也是按香港标准获得薪酬（社会平均工资的8-10倍），这成为医院一大负担。这些香港专家大都住在香港，每周多次往返于港深之间，一天仅在路上就要花4小时。但多名香港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的薪酬仍由港大支付，较之前也并无提高。
据廖庆伟介绍，按照原来的设计，由深圳市财政支付香港专家的劳务费用。但因“技术问题”，这笔开支实际上一直由香港大学垫付。这一度引起香港媒体的非议。为此，卢宠茂曾公开承诺，港大医院欠香港大学的钱，以后将只会减少，不会增多。
“医院已经将其（香港专家费用）纳入成本，已制定了未来妥善的返款计划，从2017年起将每年返还香港大学部分费用。”港大医院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一份书面回复中说。
这意味着港大医院的财务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而减少香港专家费用，成为院方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据卢宠茂介绍，在其上任之后，香港专家的费用差不多降低了10%。
从2017年8月起，朱知梅将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港大医院，其他时间返回英国。这样一来，医院支付给他的薪酬将只需原来的四分之一。而此前两年，他的工作已经由全职改为半职。这两次工作变动均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但在英国的时候，朱知梅并不是不工作，他仍每周与科室同事通过视频开会。在这位一直将“公平”挂在嘴边的资深医生看来，这对他本人并不存在“不公平”。
“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同。我今年已经63岁了，假如还有机会参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内地、对香港有一点帮助，这（个价值）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朱知梅说。
朱知梅相信，大多数香港专家都是他这种想法，“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来？”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教授。（港大医院供图/图）
2016年11月，肝胆外科专家卢宠茂接替前院长邓惠琼，成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第二任院长，此前，他是这所医院的外科部主管。卢宠茂把他和同事五年来在港大医院的经历，比喻为香港的“毅行者”。“毅行者”是香港的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公益筹款活动，要在山上走一百公里，从香港的东面一直走到西面。四个人一组，每年有超过一千组去参加。
56岁的卢宠茂一共走过四次。他发现在“毅行者”活动中有个特点：很多体力充沛的年轻人走不完，反而是比较年纪大的能走完。
“毅力比体力更重要。”他说。
南方周末：今年是港大医院开业五周年。按照相关政策，深圳市政府对港大医院的新开业补贴到此为止。医院自负盈亏，因此怎么增加收入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作为院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卢宠茂：我经常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来这里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从香港大学来？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是来赚钱的。在香港大学，我们的工作是教学、培训、医疗、研究，从来不考虑去赚钱。我不是说钱不重要，而是说不是最重要。你太强调钱，其实就出现了“灰色”医疗问题，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在香港的公立医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深圳的医院不缺钱，缺的是什么？是病人的信任。信任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我们是想把信任从香港带到深圳，而不是要把钱带到深圳，如果要搞一家赚钱的医院，深圳也不需要我们。
如果要讲怎么增加医院的收入，可以多开药，多做检查，有一点回扣，医生的收入就可以不用医院去付，医院给的工资就可以低一点。他们自己拿回扣、拿红包，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内地的医院确实是自负盈亏的，我们医院也确实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也理解。但是我首先要向你表达的就是，赚钱不是我们来这里的主要目标，我们的理想不是赚钱，是医改。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香港与内地不同的医疗体制？
卢宠茂：香港和内地的医疗系统也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医生的工资都是一样的，医生都没有奖金，一毛钱奖金也没有。病人到医院去也不用付很多钱，有钱没钱我都可以给你治疗。香港政府每年给医管局600个亿，医管局把预算分给不同的医院，玛丽医院（香港大学的教学用医院）每年超过50个亿。大家都很平等，所有的居民只要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得到很便宜的治疗。所有医生的工资、护士的工资都是一个水平。
内地改革开放在经济上非常成功，但是在医疗体制方面还存在不足。内地大多数医院都是自负盈亏的。医院要创收，就要多开药，多做检查。医院把看病人的量——更不好的是把开药的量、做检查的量——跟医生的收入挂钩，这是很多医患矛盾的根源。因为这样一来，你就不是以病人为中心，而是以创收为中心，这就破坏了医患关系。病人怎么能相信你？
香港的医疗体制也不是全都好。因为效率有问题，所以我们来这里，也不是把所有香港的都拿过来，因为香港的系统也有它的问题。
我感觉来到这里，就好像我走在“毅行者”山上，有些人说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晚上的风吹过来，看山上就觉得特别享受。我来这里也学到很多，我们在这里就要建一个中国特色的医疗系统。融合香港跟内地两方面的优势，就是最理想的。
南方周末：港大医院的模式被认为能够实现病人看病公平、医生廉洁行医，但被指责缺乏效率，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卢宠茂：很多内地医院存在一些红包、回扣的问题。政府下大力气改革，杜绝灰色的收入。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让医生、护士的收入比较合理、透明。内地的工资，很多时候基本工资只占收入的30%。绩效、奖金占工资的比例非常多，也有很多绩效工资是跟他们的营业量挂钩的，像推销员一样。
医务人员有奖金，我觉得也不是完全错的，但是不能过分。我绝对相信，在人事制度中有奖有罚是应该的，做得好的其他人要学，做得不好的其他人不要学。所以我们现在的方向，我觉得30%的基本工资，70%的奖金可能是太大了。我们现在定的方向是70%的基本工资，30%的绩效。我们的目标不是怎么从病人的口袋里把钱拿到，而是通过一个更合理的收费，减低支出，去达到收支平衡。医院要讲经济收入，但不应该是主要的，更不应该是全部的。
南方周末：医院目前是否面临“创收”压力？如何解决？
卢宠茂：创收是有压力。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用服务去解决。服务跟收入是有关系的，有些服务我们医院还没有完全开展。我们有2000张病床，现在我们开了1455，这个月底到1500，还有500张病床。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把2000张病床全都开了。因为深圳市居民对医疗的需求非常大。我们提升了服务量，自然收入就多了。如果能把服务量提高，把效率提高，虽然不一定全解决了，但是也可基本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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