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尔克》：“反英雄”导演诺兰的“主旋律”大片
▲历史战争电影《敦刻尔克》中既没有丘吉尔，也没有希特勒，只有小人物。（剧组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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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尊重人类寻求生存的本能，而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人类有很多性格上的缺陷，但是他们的集体行动可以实现非常伟大的事业。
——克里斯托弗·诺兰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1995年，年轻的诺兰夫妇驾着一艘小帆船，从英国出发，历经19个小时，终于渡过英吉利海峡，抵达敦刻尔克。“非常艰难，我感觉生命受到威胁，况且还没人在我们头上扔炸弹。”事后，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回想道。
这是一条与1940年5月26日敦刻尔克大撤退方向相反的路线。诺兰因此更加敬佩那些在炮火中渡海的二战士兵，并打算把它拍成电影，“它不仅仅是历史，也不仅仅是政治，它是一种经验”。
这个想法21年后才实现。其间，他拍了《记忆碎片》《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蝙蝠侠》系列等九部电影长片，被中国影迷敬为“诺神”。
陆地上，德军1700辆坦克持续前进，距海滩只有16公里；空中，德军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盘旋、投弹。40万英法盟军被困海滩，唯一的生路是渡海，虽然那是每年两百多天雷雨大风的英吉利海峡，但海峡对岸是远离战火的英国——这是历史，也是电影《敦刻尔克》的开场。
在诺兰拍敦刻尔克之前，二战电影大多将这段历史匆匆带过。《伦敦上空的鹰》开头，一位军官躺上撤退的小船，吩咐身边的人：“等茶煮开了叫醒我。”镜头一晃，他们就回到英国码头；《赎罪》结尾，将要回英国与女友团聚的男主角，因为败血症死在敦刻尔克海边。
2016年，诺兰探访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亲历者。“当你和那些真正在现场的人谈话时，他们告诉你的经历，不是关于历史背景，而是关于某个时刻，”诺兰说，“关于他们遇到的人，关于身体，关于他们所面对的物理现象：水、海滩的声音、找到一个活着去海边的方式。”
《敦刻尔克》76页的电影剧本里只有两页对话，诺兰结合了默片元素。“电影中没有人坐下来说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正在发生的，”诺兰说，“这一切都是悬念。悬念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语言。”
丘吉尔连声音都不出现
1958年的黑白电影《敦刻尔克》，其实是在英国康贝金沙海滩取的景。诺兰版的《敦刻尔克》，则选择去法国敦刻尔克实拍。
片中出演英国空军的，是六架真正的英国“喷火”战斗机；一些民船也是亲历过敦刻尔克撤退的古董船。请不动英国海军驱逐舰，诺兰就找荷兰军舰“客串”；德军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则是一人高的航模，利用透视效果以假乱真。
“场景尽可能真实，我想让演员感受炸弹从他们头顶飞过的感觉，”诺兰说，“他们不用想象这些场景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办，只要根据角色做出真实的反应就可以了。”
超过800艘船参与的大撤退行动，在影片中，大部分时候只由道森的一艘私人游艇来展现。直到最后，敦刻尔克的海边才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船队。
《建军大业》的导演黄建新看到这里颇有感触：“以前我们说解放战争是小推车推出来的。当时道森一出来，我想怎么只有一艘船，最后云雾拨开，好多船出现，就是给人这个感觉。道森说，如果我们不来的话，我们家也没了。这个故事跟我们的主旋律是最接近的。”
《敦刻尔克》的主旋律，纯粹是小人物的。
历史上，英国首相丘吉尔没有来到敦刻尔克，诺兰的电影里完全不出现丘吉尔。“我们希望以当时在现场的人的视角来讲故事”，这也是诺兰追求的“真实”，“他们可不是能和丘吉尔直接交流的人”。相应地，片中也没有出现希特勒。
“我觉得诺兰很显然是想突破，”影评人、电影学者周黎明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战争片的传统手法，“1962年的二战电影《最长的一天》，全景式地再现希特勒那边在想什么，盟军这边在想什么。这种手法以前拍了很多影片，其中也有很不错的影片。”
诺兰的《敦刻尔克》则把作战室里的指挥策划场景全部删去，开场不交待历史背景，结尾也不交代伤亡人数。
“他想呈现普通士兵，不管是在海滩上，来到一艘船上，还是在空中，他得到的信息是很有限的。”周黎明分析，“你不知道天上飞的飞机是敌军的，还是我方的，只能凭着声音来判断。所有这些都在充分营造一种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的东西。”
敦刻尔克撤退行动结束后，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讲。2004年BBC《敦刻尔克》纪录片结尾，使用了丘吉尔的广播原声。诺兰的电影里，则是两个英国士兵在火车的报纸上读到了演讲稿。
“我觉得这是非常刻意的一种手法。”周黎明想到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那篇演讲也很有名，但是在2012年的传记电影《林肯》里，导演斯皮尔伯格就是不让林肯说这一段，而是让两个士兵背诵这一段演讲，”周黎明说，“我觉得这就是编导意识的一种体现，也许这两位导演认为，历史是普通人创造的，不是一个大人物创造的。”
▲诺兰喜欢收集各种表，也喜欢在电影叙事中把时间打破重组，周黎明觉得他对时间的迷恋,是“发自内心的”。（剧组供图/图）
“你相信相对论么？”
放弃传统战争片的全景式叙述，可能会让影片“见树不见林”。
“我想在整部电影中保持人类的视角，只看电影中的角色所看到的。”诺兰说，“但是对于那些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我需要建立全局。我的方式是分出多个视角。”
电影中的视角有三个：从陆地出发的普通士兵、在海上救援的平民、战斗在空中的飞行员。“因为交叉剪辑，他们会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整个故事。”诺兰说，“从陆地、海上、空中，不同角度看待大撤退，构建撤退行动的大局。”周黎明称之为“普通人的全景式”。
引起广泛讨论的是，诺兰电影里的三个视角，时间跨度各不相同：陆地故事跨越一个星期，海上故事发生在这个星期的某一天，空中故事则发生在这一天的某一个小时。
把这三个故事交叉剪辑在一起，排列出的时间顺序非常奇特：陆地第一天的故事，接着海上第N天早上的故事，再接空中第N天X点的故事，然后接陆地第二天的故事，如此交叉推进。
诺兰向来以独特的叙事技巧而闻名。这不局限于他的科幻电影《盗梦空间》和《星际穿越》，在非科幻片中，他也打破常规的线性叙事，其中的代表作，是悬疑片《记忆碎片》。
如果用从1到10来表示一个故事的正常时间顺序，《记忆碎片》的时间顺序则是从10到1，主角处在10的时间点上进行这个倒叙。这样做的效果是，观众必须看到电影结尾，也就是故事的开头，才能完全弄清前因后果，整个观影过程充满悬念。
《敦刻尔克》的叙事技巧与此类似，陆地故事大部分发生在海上和空中故事之前，却被剪辑到它们之后，需要观众看电影时自行梳理。
历史上，撤退的陆军与帮忙掩护的空军，就因为信息不对等产生过误会。当时英国空军每天出动两百多架次，阻击德军轰炸机，然而大部分撤退的陆军看不到高空的战斗。电影中，一位陆军士兵在一轮轰炸后叫骂：“该死的英国空军去哪了！”
“由于不了解情况，陆军中甚至对空军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有些部队在多佛和泰晤士河港口登陆时，还侮辱了穿着空军制服的人。”丘吉尔事后回忆。
影片中，三条视角曾有过两次交汇：第一次，飞行员目睹三艘军舰被德机击沉，而士兵就在舰中；第二次，平民在游艇上看到飞行员击落德机。影片进行到四分之三左右时，落海的士兵、飞行员被平民搭救，三个视角交汇在一起。
“我觉得诺兰对时间的那种迷恋，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周黎明说，“因为如果是纯粹为了炫技的话，不可能从20年前开始炫，炫到现在。”2017年8月22日，周黎明主持了诺兰的对谈活动，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相信相对论么？”
诺兰的回答印证了周黎明的推测：“我相信相对论。电影叙述故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所有的电影都希望让观众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能思考和感受一下时间的概念。”
“现在的战争片里面，真正在艺术上有这样追求的不多，我一个手指都数得出来。”周黎明提到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和泰伦斯·马力克的《细细的红线》。
《拯救大兵瑞恩》上映时，曾受到美国大牌编剧威廉·戈德曼的批评。“他说完全不符合编剧法则，一个士兵要死的话，前面是要有铺垫的，他一枪被打死了，我们对他觉得无感。”周黎明回忆，“但是我们看完电影觉得是震撼的。这就是当时斯皮尔伯格伟大的地方。也许这个剧本交给另外一个导演拍出来可能没法看了，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规矩的。”
“《细细的红线》艺术上走得比《敦刻尔克》还远，所以票房更惨。《细细的红线》的导演很牛，但他在商业上从来没成功过。”周黎明说，“世界上卖得最好的电影《阿凡达》《泰坦尼克号》，两部影片的导演表现都很厉害，但是所有人都说剧本写得不怎么样，故事简单。它们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故事很简单。”
死也好活也好，你只知道一点点
传统二战电影中，通常会表现某个军人远在家乡的妻儿。诺兰在《敦刻尔克》中没有这么做，甚至片中的主要角色没有一个女性。“重要原因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绝大部分都是男性。”诺兰说，“如果加入感情戏的话可能会比较假。”
“写战争戏，你告诉大家主角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对他的牺牲会很有感觉，会同情他。”周黎明分析，“诺兰刻意不想让你知道。死的也好，活的也好，就像真实的战场上一样，你刚好知道这么一点点。”
《细细的红线》导演泰伦斯·马力克认为：自《西线无战事》以来，战争片所讲的，无非是“战争把人变成动物”。战争片通常用大量的血腥镜头表现这一主题。
诺兰的《敦刻尔克》没有这样做：“像《拯救大兵瑞恩》里面的那种血腥的画面，有的时候你不敢看银幕。但是我这部电影希望你一直想看着银幕，所以我想实现另外一种形式的紧张感。”周黎明估计，《敦刻尔克》的票房赶不上《血战钢锯岭》：“因为它不煽情，显得比较高冷。”
导演诺兰身兼编剧，拍电影前做了很多考据功课，但是影片中的人物除了丘吉尔，全都是虚构的。“我不想让虚构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在一起互动，所以现在这样让我有更大的自由去创作。”诺兰解释。
“我觉得他不想把里面的人物做成令人印象很深刻的人物。”周黎明认为，《敦刻尔克》的人物塑造，有点像诺兰的偶像库布里克导演在《2001太空漫游》中的做法，“一个常规的电影，人物、故事是最重要的，只有在《2001太空漫游》这样的电影里，常规最重要的元素被降低了，常规次要的元素，比如画面，有音乐、音效，把它放大了。”
诺兰收集各种各样的表，《敦刻尔克》的配乐，不是传统战争片常用的交响乐，而是他一块怀表的声音。“怀表的声音是音效，他把音效用作配乐，我觉得也是诺兰才这样做的。表面上听起来很单调，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直好像螺旋在转，螺旋式上升在转。”周黎明说，“人物实际上因此淡化了。在我的直观印象，片中人物的重要性连音乐都不如。在这样一个事件里面，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随时像蚂蚁一样被碾死掉。”
诺兰拍片时，最初一度不想要剧本，临场发挥。2017年7月出版《敦刻尔克》剧本时，诺兰附上了自己的一篇谈话录，标题概括了他对战争的理解——《让命运无常》。
诺兰在过去的电影中塑造过一些成功的“反英雄”形象（《失眠症》《黑暗骑士》），在《敦刻尔克》中，撤退中的士兵也表现出种种自私和怯懦。码头上，一位英国士兵问长官，是否让法国士兵上船。“丘吉尔首相公开说过，英法军人要并肩撤退。”“那他私下怎么说的？”“自己人先走。”长官回答。
影片最后，最后一批英国军人撤离，长官却自愿留了下来：“我要跟法国战士们在一起。”
“最终在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随机的，非逻辑的。所以我会尊重这种人类寻求生存的本能，而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诺兰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人类有很多性格上的缺陷，但是他们的集体行动可以实现非常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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