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年前的截肢手术，得有多疼？
▲汤姆斯·艾金斯（Thomas Eakins）于1989年绘制的作品《阿格纽诊所》（THEAGNEWCLINIC）描绘了在麻醉手术时代到来之后，美国一间手术室中的场景。（阿格纽诊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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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世纪中叶的病人来说，手术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痛苦的过程。直到有两位外科手术医生用科学对这种古老的“屠杀艺术”进行了改造，情况才有所改观。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 | 琳赛·斐兹哈里斯 （Lindsey Fitzharris）
1846年圣诞节前夕，在伦敦大学学院新建的一间手术室里，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站在一群人面前。他手中拿着一罐乙醚，称它能让手术更快完成。如果乙醚真如美国人声称的那样有效，外科手术就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过，李斯顿自己也不禁怀疑，乙醚会不会只是一个江湖术士的新把戏，对外科手术的实际帮助微乎其微。
空气紧张得都要凝固了。离李斯顿进入手术室只有不到十五分钟的时候，他的同事威廉姆·斯夸尔（William Squire）转向拥挤的围观人群，询问有谁愿意尝试他手里拿着的像阿拉伯水烟的装置。这套装置是斯夸尔的叔叔彼得（Peter），一位来自伦敦的药剂师制作的，由橡胶管和钟形罩组成。两天前，牙医詹姆斯·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刚刚用它为病人拔出了一颗牙。对观众来说，它看上去太怪异了，因此没人胆敢主动尝试。
最后，斯夸尔不得不命令手术室的护工赛尔德雷克（Shelldrake）来尝试这个装有乙醚的新装置。赛尔德雷克算不上一个好选择，因为已经退休的外科医生哈罗德·艾利斯（Harold Ellis）曾写道，他“肥胖、多血，肝脏无疑已经饱经烈酒的考验”。斯夸尔轻轻地把装置盖住赛尔德雷克的胖脸。在深深吸入几口乙醚之后，据说这位护工从手术台上跳了下来，跑出房间，声嘶力竭地咒骂医生和围观的人。
测试至此结束。手术马上开始。
剧痛的终结
当天下午两点二十五分，哈雷街（Harley Street）上一位36岁的男管家弗雷德里克·丘吉尔（Frederick Churchill）被人用担架送了进来。丘吉尔年轻的时候患有胫骨慢性骨髓炎，这是一种细菌性骨骼感染，导致他的右膝盖肿胀并剧烈弯曲。
3年前，丘吉尔曾做过一次手术。根据1915年《美国外科手术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中的一篇文献记载，在那次手术中，丘吉尔腿上的炎症部位被打开。随后，“一系列形状不规则的压层体”被移除，这些压层体的大小分布不一，从豌豆大小，到大芸豆大小都有。
1846年11月23日，丘吉尔再次回到医院。几天后，李斯顿在他的膝盖上开了个切口，伸入探针进行检查。李斯顿用自己没洗过的双手去摸骨头，确定骨质没有疏松。他命令用温水去清洗创口，再对创口进行包裹并让病人休息。然而几天之后，丘吉尔的病情恶化，他感受到从臀部到脚趾的放射性剧烈疼痛。三周之后，这种现象再次发生。这次，李斯顿决定切除这条腿。
丘吉尔被人用担架送到了手术室，放到木质台子上。两位助手就站在旁边，以防乙醚没有生效，那样他们得在李斯顿进行截肢手术的时候控制住受惊的患者。在李斯顿的示意下，斯夸尔上前一步，将面具盖在丘吉尔的嘴上。
几分钟之后，患者就陷入了无意识状态。斯夸尔之后将一块浸满乙醚的手绢盖在丘吉尔的脸上，以确保后者不会在手术过程中醒来。他朝李斯顿点了点头，说，“先生，我觉得他可以接受手术了。”
李斯顿打开一个长箱，从里面拿出一把自己发明的直截肢刀。那天下午观众中有人注意到，那把工具一定是李斯顿的最爱，因为把手上有一些微小的缺口，表明已经用了不少次了。李斯顿用拇指盖擦过刀锋，来测试刀的锋利程度。他很满意，并吩咐助手威廉姆·卡奇（William Cadge）“找到动脉”。随后，李斯顿转身面朝人群。
他喊道，“现在，先生们，给我计时吧！”大家纷纷从西装背心中掏出怀表，现场打开怀表盖的咔哒声此起彼伏。
李斯顿转回身对着病人，用左手按住病人的大腿，在他右膝盖上方迅速做了一个深切口。一位助手立即收紧腿上的止血带，阻断血流。李斯顿把手指伸到皮肉下面，把它往后拉捋。接下来，他又用刀利落地处理几下，骨头就露出来了。这时，他停了下来。
许多外科医生一旦面对暴露出来的骨骼，还是会被锯开它这个任务所吓倒。在十九世纪初，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告诫学生们要缓慢、主动地去观看这一过程。哪怕是那些擅长做切口的人也会在需要切断肢体时失去勇气。
1823年，托马斯·阿尔科克（Thomas Alcock）宣称，“除了日常的刀叉之外，不能熟练使用任何其他工具的人，却要用他们污浊的双手擅自给他们受苦受难的同胞做手术。每每想起，这样的念头便让人不寒而栗。”
他回忆起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故事中外科手术医生的锯紧紧卡死在骨头里，一点也无法移动。和他同时代的威廉姆·吉布森（William Gibson）建议新手用一块木头开始练习，来避免这种噩梦般场景的出现。
李斯顿把刀递给一位助手，后者给他递回一把锯子。之前那个助手负责把肌肉拽出来，用作后面长成假肢的着力点。这位伟大的外科医生锯了六下，就锯掉了这条腿。另一位助手用手接住断腿，迅速把它丢进手术台旁边装满锯末的一个盒子里。
与此同时，第一位助手暂时松开了止血带，暴露出被割断的动脉和静脉，并进行包扎。在大腿截肢手术中，通常有11处需要被包扎起来。李斯顿用平结封住主动脉，然后开始处理小血管。他用一种被称为把持钩的锋利钩子把这些小血管一根接一根地接起来。他的助手在李斯顿缝合剩下的皮肉时再次松开止血带。
李斯顿总共花了28秒切下丘吉尔的右腿，这段时间当中，病人没有挣扎也没有叫喊。过了几分钟，病人醒了过来，据说他问什么时候开始做手术，回答他的是眼前被移除的残肢。这大大取悦了目睹整个手术而震惊不已的观众。那一刻，李斯顿脸上洋溢着激动之情，宣布说：“先生们，这美国佬的新把戏击败了无用的催眠术！”
痛苦的时代即将结束。
两天后，外科手术医生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读到了一封由李斯顿匆忙写给自己在爱丁堡的医学生的信，“令人无比激动，外科手术迎来了崭新的曙光。”
1847年的头几个月，外科医生和好奇的各界名人纷纷参观手术室，希望能目睹乙醚的神奇之处。这些人中既包括查尔斯·内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今天巴基斯坦一个省殖民时期的总督，也包括热罗姆·波拿巴王子——拿破仑一世最小的弟弟，他们都亲眼见证了乙醚的效果。
接着，人们创造了“乙醚麻醉”这个专业术语，它在手术中的应用也被全国的报纸争相报道和庆祝。关于乙醚作用效果的新闻开始传播蔓延。《埃克塞特飞行邮报》（Exeter Flying Post）宣称，“医学史上没有任何发明能和应用乙醚的成功相提并论。”《伦敦人民日报》（London People’s Journal）也大肆宣扬了李斯顿的成功：“啊，每一颗富有感情的心灵都会因此感到愉悦……这一能避免痛苦的新发现，让我们的双眼和记忆不必再直面手术的恐怖……我们已经征服了疼痛！”
另一个障碍
那天一位名叫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医学生的出席，跟李斯顿在乙醚麻醉上取得的胜利同样重要。当时，李斯特静静地坐在手术室的后面，为自己看到的戏剧化效果感到眼花缭乱，同时也备受鼓舞。
当他从手术室出来，走在高尔基街上时，李斯特意识到，自己未来的职业很快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过不了多久，外科学生威廉姆·王尔德（William Wilde）描述的“可怕而令人悲伤”的外科眼球切除手术场景，李斯特和他的同学就不必再看到，他们再也不需要像约翰·弗林特·索斯（John Flint South）那样，只要在病人因为手术过于痛苦而哭号时，就想转身逃离。
然而，当李斯特穿过熙熙攘攘、互相握手，庆祝彼此的职业选择和这一显著胜利的人群时，他敏锐地意识到，痛苦只是阻碍手术成功的因素之一。
他知道，几千年来挥之不去的感染一直束缚着外科医生的双手。比如说，因为这个原因，进入腹腔就被证明总是致命的。胸腔也是禁区。大多数情况下，在内科医师治疗身体内部情况的同时（这也就是今天仍在使用的术语“内科医学”的由来），外科医生负责处理周边情况——撕裂伤、骨折、皮肤溃疡、烧伤。
只有在截肢手术的情况下，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才会深入到身体内部。在手术中活下来是一回事，没有感染、完全康复却是另一回事。
结果证明，在麻醉普及之后的20年里，手术结果迅速恶化。鉴于外科医生们刚刚建立起无痛手术的信心，他们越来越乐意拿起手术刀，导致术后感染和休克发生率上升。例如，在使用乙醚后，美国麻省总医院的截肢手术死亡率从之前的19%上升到23%。随着手术数量上升，手术室变得脏乱无比。对感染原因知之甚少的外科医生，依旧不加清洗地使用同一工具，连续在多个病人身上进行手术。
手术室越拥挤，医生就越不会使用卫生消毒手段，哪怕是最基本的消毒措施。那些接受了手术的病人，很多人不是死去，就是从未完全康复，成为有残疾的不健全人士。这一问题十分普遍，导致全世界的病人对“医院”这个词更加恐惧了。与此同时，连最熟练的外科医生都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
罗伯特·李斯顿在乙醚上的胜利，让李斯特得以见证人类清除阻碍手术成功的两个巨大障碍其中的一个，手术因此可以无痛苦地实施。李斯特在1846年12月21日下午看到的截肢手术展示让他备受启发，同时，他也知道自身的职业仍然存在危险。富有洞察力的李斯特从此立志用余生研究感染的原因和本质，并找到解决方法。在这一职业最后一位伟大的“屠夫”的影响下，手术界另一场革命即将拉开帷幕。
（Scientific American中文版《环球科学》授权南方周末发表，刘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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