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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尝试抵抗人性中的“微小邪恶” 朱德庸:尝试抵抗人性中的“微小邪恶”

王寅 南方周末

《绝对小孩3》中,朱德庸为此图写下:“如果全世界最后只剩下一个大人,我们小孩也不会欺负他!”(受访者供图/图)


全文共5535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 在朱德庸看来,“微小的邪恶其实就是一种贪婪和自私。”它可以是校园孤立,沟通鄙视,也可以是情感冲突,跟大恶比起来,它是很微小的,隐藏在人性里,有时候连当事人都未必察觉得出来。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绝对小孩3》是朱德庸2018年出的新书,距离上一本《大家都有病2》,已经过去五年,距离《绝对小孩2》,则过去了九年。


在《绝对小孩2》之后,朱德庸以为这个系列就算画完了,他发现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慢慢开始消退,转而观察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以前都是用一个望远镜往外看,我现在想用放大镜看我自己。”


朱德庸首先回过头来重新感觉自己的童年,想知道童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探寻童年的过程,也是又一次趋向内心深处的过程。他慢慢觉得自己的童年还有另外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帮助幼小的他抵抗了不快乐的现实世界,也为孤独的他保留了快乐的想象世界。


“这个力量在8岁的时候帮我对抗这个世界,在我58岁的时候同样能够帮我对抗这个世界。”朱德庸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渐渐发现,这个世界仍然有太多绕不过去的阴影和困惑,始终挥之不去的是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朱德庸称之为微小的邪恶。“微小的邪恶其实就是一种贪婪和自私。”朱德庸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意识到,微小的邪恶贯穿他过往的每部作品之中,它是每个人内心都可能经历却难以回避的苦涩,最后,它变成了漫画中幽默,以及读者的会心一笑。对朱德庸来说,回到漫画的世界,他才有可能对抗微小的邪恶。


漫画一度让他大获成功,但他在台北却常年深居简出,对公开的社会活动能避就避,能躲就躲。


五年前,朱德庸向媒体透露自己被确诊为亚斯伯格症(编者注:属于一种发展障碍,其重要特征是社交与非言语交际的困难,同时伴随着兴趣狭隘及重复特定行为),困扰他多年的社交恐惧终于找到了原因,他也因此接受、原谅了自己不快乐的童年。“原来我这一生最自在的时候是当兵,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因漫画成名。”


五年前,朱德庸向媒体透露自己被确诊为亚斯伯格症。他发现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慢慢开始消退,转而观察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朱重威/图)


2018年4月,朱德庸向南方周末记者敞开心扉,首次坦白记忆中微小的邪恶、对成名的抗拒以及好奇心衰退的原因。


1

我不想再回到童年


在《绝对小孩3》中,朱德庸写道:“找回你小时候心中那个小怪物,和他一起对抗这个世界”(受访者供图/图)


《绝对小孩2》画完了,我以为重新过一次童年也就过完了。但在这九年里,我慢慢觉得童年还有另外一个力量。


现在我马上58岁了,这几年可能真正地步入人生反省的阶段,我从童年里得到的已经不再是回忆了。我这几年很想把童年认识的房子用铅笔稿慢慢描绘出来,让它能够具体地呈现。直到我觉得用铅笔去画素描的老宅还是不够,我没有办法去触摸它。我定了一个计划,把小时候的房子做出模型,可能是1:100的这种,触摸的过程让我真正能够感受到童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到很年轻、充满了活力的时候,但是我也同样看到了,未来我的体力会越来越衰退,跟我的童年会越拉越远。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可笑的,我会不会选择再重新年轻一次,我想大部分人的答案可能都是愿意,但我自己的答案是,我不想再年轻一次,换句话说,我不想再回到童年。


我不愿意回到童年,可能因为我受不了微小的邪恶。在整个成长过程里,我碰到的都是人们散发出来的很微小的邪恶,不管是我所碰到的老师、邻居、亲戚,甚至我的家人,而微小的邪恶让我有了非常不愉快的童年。


我唯一能够对抗微小的邪恶,就是默默在那里画图,一个人跟院子里面的虫子玩,或者做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只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还能够留下一丝丝的元气,是因为我都在做一些无用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给了我力量。


我之所以形容微小的邪恶,跟大恶比起来,它是很微小的,隐藏在人性里,有时候连当事人都未必察觉得出来。


小时候,我长得其貌不扬,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其实非常迟钝。光是这一点你就很容易受到同学的排斥、排挤,而他并没有什么理由对你那样做,但他就是忍不住会这么做,当时可能没有一个确切的名词,现在有了,叫做霸凌。霸凌有各种方式,甚至不用去碰你,光是把你孤立,本身就是霸凌。


我舅舅过年前到我们家来,先给我红包,也给我哥哥红包。因为我哥哥不在,他就说,你把你哥哥红包代收。我说好。过了几天他打电话找我妈妈刚好是我接的,他就讲一句话,“给你哥哥的红包,没事……”他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托你转给你哥哥的红包,你可不要自己吞掉了。我能够感受那种全然的鄙视。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就是人性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邪恶,我不信任你。第一,你长得不好看,甚至你长得就是天生讨人厌的样子。第二,你成绩很差,所以你一定不是好孩子。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接触过所谓大恶的人,但是那种带有微小邪恶的人其实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26岁画《双响炮》的时候成名。26岁到现在58岁,其实我已经画了《双响炮》《醋溜族》《涩女郎》《关于上班这件事》《什么事都在发生》《绝对小孩》《大家都有病》。这么多作品里,大部分都在表达微小的邪恶。《双响炮》谈的是婚姻,但其实在谈婚姻里夫妻之间微小的邪恶。《涩女郎》也一样,讲女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关于上班这件事》讲到上班族里面包含的微小的邪恶。


后来,我发觉都是用感受在画,这个邪恶触动了我,甚至让我非常愤怒,我会用幽默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当年龄越来越大,我才发觉可以体会到这些了。一个厨子凭着本能就炒出来一个菜,但是真正能够感受到厨艺、味蕾很细微的部分,可能是当了大厨很多年之后。


曾有几年,我好像越来越没有能力去对抗这个世界,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但是我始终都在微小的邪恶里生存,我发觉应该用童年的那种方式——无用的事情让自己非常快乐,无用的事情满足不了他们的贪婪和自私。


2

这一辈子都会承受


选自《绝对小孩3》(受访者供图/图)


漫画就像我的触角,在这几十年一直不停地往外触摸,现在把无数的触角收回来,放回嘴里舔一舔是什么味道,像蜜蜂采了花蜜之后放在嘴里,我的触角比蜜蜂多。当我回到漫画世界,我可以去打击这些微小的邪恶。


人是很好玩的,人的力量都不大。即使他本身也散发着微小的邪恶,未必能反抗别人的微小的邪恶。最后可能用微小的邪恶去对付别人,满足或者抚平自己曾经承受到的微小的邪恶。


有些可以画出来,有些其实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它甚至没有办法构成笑点。很多人喜欢我的作品,正是那个微小的邪恶让他会心一笑,他可能从里面感受到别人的邪恶,和他本身就存在的邪恶。


它就像有一天你不小心被刀割了,你只觉得被割了,甚至没有感觉。多年之后,那已经成为一个刀疤,你看到那个刀疤才把所有的事情回想一遍。疤痕已经不痛的时候,你可能更清楚地感受疤痕。痛的时候,你只会感知到痛。


如果我也莫名其妙产生这种恶意,我立刻知道,原来那个就是我身体内微小的邪恶,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我希望我能够把它压掉,否则我会瞧不起自己,就如同我瞧不起曾经对我施展微小的邪恶的人。


我有一点怨恨拿漫画当职业。很多人利用了这一点,那个过程让我蛮受伤害的。漫画本身会带给我快乐,但是这个快乐竟然最后会变成让我很难受的主要原因,我就对自己很失望。那个时候我就跟曼伦(朱德庸太太)讲,我不想再画了,我想退休。退休的话,我至少把微小的邪恶从此关在门外了。


后来,我认识到,不管你有一丝丝可利用的价值,或者毫无利用价值,微小的邪恶都会渗入,你都挡不住。


我知道自己有亚斯伯格症之后,我接受,也原谅了自己的小时候。我还是继续创作漫画,但是我会想办法让创作过程单纯化。因为我接受了,跟所有的人一样,这一辈子都会承受微小的邪恶。


每个人在整理、反思自己人生的时候,一定有一部分是属于很隐私的,并不是没有办法说出来,而是说出来也不会有人了解。相当于你吃一顿美食,对方坐在那里看你吃,你就算形容得再仔细,咸度、甜度、辣度从1分到10分,他都没有办法收到那个真正的点。人要交换一些真正属于自己、很隐私的部分是蛮难的。在某种程度上,人可能注定是孤独的。


3

最自在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符号


在《绝对小孩3》中,朱德庸写道:“如果有时光机器可以回到过去,我只想抱抱小时候的自己”。(受访者供图/图)


人其实很容易迷失,尤其1998年、1999年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工作过度。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小孩,从来没有人对我抱过任何希望。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唯一支持我的就是我父亲。当时整个社会氛围就是想画画,就准备饿死。直到我当兵前,一次很巧的机会,有杂志跟我邀稿,我画了。老实说那个机会真的是瞎猫碰死耗子,完全没有想到后面可能有的发展。


等我服完兵役,我画的《双响炮》竟然就火了。就像一个穷困的小孩捡到一个神灯,一摩擦精灵就会出来问你要什么,我拼命地摩擦,漫画不但变成我的职业,而且竟然让我获得别人的肯定,包括所有的亲戚、邻居、同学,对我不抱任何希望的人。 对我来讲,那是可以满足我、甚至修补我破损的内心和灵魂的方式。我不停地画,只要透过我的画得到一切肯定。那是我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的。那个时候,我画到最多可能有十几个专栏。我不但画专栏,广告代言找我,用漫画做信用卡的,我也做;台湾当时最火的一家百货公司用我的漫画做橱窗,我也做。最后我变得有点麻木不仁,生活里只有工作,当我停下来,才发觉其实我已经变成一个工具了,后来那几年我不想画了。


我从来没有习惯过所谓的成名,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成名这件事情。我很少出去应酬,所以也没有办法享受到所谓的名气。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以前我跟曼伦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人家跑来问:“请问你是朱先生吗?”我都给他说“我不是”,就走了。有一天,曼伦实在受不了了,她说“你不可以再这样了,你这样有一点侮辱别人”。后来在路上碰到有人来问,我都说“我是”,我再跑掉。


我觉得可能跟童年是有关系的。我的童年从来没有受过褒扬,一直都是在自卑中过下去的,这种感觉影响到现在。我没有办法享受名气,因为会让我不自在。


我有一次想,什么是我最自在的时候?从小时候到现在,我没有自在过,只有在当兵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名,更重要的是,服兵役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是。


我们那个时候要当一年十个月的兵,在一年十个月的岁月里,它强调,你是不存在的。没有“你”这件事情,团体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你也不要想别的。如果班长问你,“你为什么那样做?”如果你说,“我想可能这样子……”班长就会骂你,“你根本不需要想,你知道吗?”


我因为做行政,有时候要到街上采买、办事。我穿着军服、走在街上的时候,我连我都不存在。小时候,邻居看到我说,那是朱家的小孩。我是学生的时候,人家都会知道你叫朱德庸。但是当兵的短短七八个月里,我走在街上,穿着军服,就是一个符号。在那个符号里,甚至连我都不存在。前些年回想起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这一生最自在的时候是当兵,我只是一个符号,我是不存在的。


4

人都开始同质化了


选自《绝对小孩3》(受访者供图/图)


小时候,我最早玩的是虫子,因为我觉得虫子很好玩。一个暑假,我把我家院子所有的虫子全部都玩遍,从蜜蜂、蜘蛛、蚂蚁、蟑螂,到任何一种昆虫。但后来我对它们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昆虫有它的生存模式、天性,玩到某个程度,你会发觉它们的变化是不大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好奇心放到了人的身上。


这几十年,随着经济进步、科技发达之后,我觉得人的多样性已经没有了。我以前是一个喜欢跟踪人的人。不管在台湾、大陆,还是在日本,当我看到某些吸引我的人,我就会跟踪他们。我想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事,去哪里,他们脸部的表情是怎么样的,一直跟到我没有兴趣。


我发觉,现代人跟我小时候玩的虫子一样,再也没有引起我好奇的地方了。每个人内心的个别性变化越来越少,可能因为大家追求的目标都一样了。我常常觉得,人为什么还要去研究人工智能,其实人已经越来越单一化了。等人工智能发明了之后,机器人变成人,人变成机器人。


外面的世界越来越模式化,现在的城市几乎都长得一个样子,生存在城市里的人都开始同质化了,他们的目标几乎就是发财、过更好的生活。特殊的人越来越少。


最早在创作的时候,我对人的兴趣是最大的。这几年,我对于跟踪人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兴趣了,他们再也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力或好奇。我开始慢慢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上,从自己身上挖掘——我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到底有多少外界的因素影响了我。


商业化毁坏了大部分创作者,真正的创作者会越来越少。现在的创作者不再单纯了,全部都伪装成经营者。当创作者不再单纯,我认为他就很难创作出真正感动人的作品了。他会忍不住包含很多商业的期望,那会剥夺掉创作真正的纯粹。


亚洲创作者除了被所谓的商业化毁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冲击,我称为“亚洲人的冲击”。亚洲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化、观念,而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西方人,所以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文化、观点都丢失掉了,不管是人为的破坏或者是不在意,它开始变得残缺不堪。这种混乱会影响创作者的方向、想法。


创作者希望变成经营者,不再仅限于创作。照理说,创作者应该很专心地从事创作,不必管外面的反映。


宋人画的那些图,放到现代来,谁会那样画?不可能。《清明上河图》再也没有了,因为画画的人再也没有办法像苦行僧那样过日子了。即使他已经可以温饱了,他都不愿意。现在的商业模式把人的一切都改变了,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人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能够变现的器具了。


我跟一个朋友吃饭,他问我:“你现在还这样子,拿一支笔在纸上面画吗?”我说“当然,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希望创作过程里有任何东西阻隔了我跟笔、纸之间的接触。用电脑去绘图,没有办法实际接触到内心的感觉。对我来讲,我的灵魂就被科技吸走了。我创造出来的东西再也没有办法从脑子到手、笔尖、纸,像电波一样,再从纸反弹到笔尖、纸、手,再反弹到我的大脑。


可能我永远不会科技化。就像我对手机、电脑的看法是一样的。我是一个反手机、反电脑的人,手机跟电脑都是违反人性的,而且我始终相信,科技不始于人性,也不符合人性,它阻隔了我们对内心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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