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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收的礼,拍卖时有“门道”

张笛扬 南方周末 2018-11-27

2018年11月3日,武汉市公务人员上缴礼品专场拍卖会在武汉市民之家举行,引来众多市民竞拍,图为拍卖现场。(荆楚网/萧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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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务员上缴的礼品中有不少假货,“鉴定为假的,就定个假货的起拍价,但我们也不会直接说是假的。”一对博纳情侣表被鉴定为假货后,就以50元起拍,最后拍出了1700元。


  • 香烟属国家专卖品,不能参与拍卖。为了处理香烟,财政局会邀请烟草公司鉴定价格,“确定没问题的,烟草公司开一个回购价,把这些收回。”


  • 国企是所有单位中收缴礼品最多的,局委办上缴的反而很少。武汉市已举行的5场公务员上缴礼品拍卖会中,有一场干脆就是湖北中烟的专场。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3000。”拍卖师刚喊价,台下就有近20名竞拍者同时举牌,有一位女士直接喊到了5000元,接着又被追加到了6000元、7000元……最终,一台未拆封的256GiPhoneX手机以7600元成交,比正规市场价略低几百元。


这部iPhoneX手机有些特殊,它是武汉一名公务员收受的礼品,上缴到单位后,武汉市纪委、财政局于2018年11月3日组织了统一拍卖,地点在武汉“市民之家”。


被拍卖的上缴礼品一共有250组,最终成交248组,成交额为164万元。在武汉,组织此类拍卖已不是第一次,自2016年11月开始,武汉市已举办了5场公务员上缴礼品拍卖会,其中4场由市纪委、财政局组织,另一场是一家国企组织的专场。


武汉之外,上海、深圳以及河南近年也组织过类似的拍卖。购物卡、名烟名酒、文玩字画……透过拍卖会可以看出,哪些礼品是官场往来的“常客”。


拍卖官员上缴礼品,委托方的心态也很特殊:并不太追求拍卖的价格,只要不流拍就行。


2018年9月15日上午,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2楼一间会议室里,河南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上缴有价证券、礼品拍卖会正在进行,图为公务员上缴的酒类礼品。(河南商报/图)


1

名烟名酒是“标配”  高档手表遇冷


办了多场拍卖会之后,组织者对公务员上缴的礼品有了初步总结,“涵盖购物卡、金银制品和烟酒等十一大类,购物卡类居多。”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分局的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武汉公务员上缴礼品的拍卖由两家拍卖公司负责,分别是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和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他们对拍卖品按门类进行梳理时,也发现购物卡的数量最多,武汉最近一次举行的拍卖会上,购物卡的数量就达到700张。其次是名酒,再往后就是金银首饰、文玩字画、电子产品、生活用品。


酒类礼品以茅台和五粮液为主,2018年11月举办的武汉上缴礼品拍卖会上,6瓶十五年茅台酒以9000元起拍,最终24000元成交。2017年4月的拍卖会上,两瓶五十年茅台一共7800元起拍,拍得16400元。


“这些种类基本上反映了官员收送礼品的喜好。”湖北省纪委干部何风(化名)分析道。


拍卖会上最常见的几种礼品,也和落马贪官的受贿情况大致相符,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张德友就大量收受高档烟酒、手机、购物卡,仅查获其收受的年份茅台酒就多达几十箱,价值上百万元。张德友觉得与“收钱”相比,“收物”更容易打上礼尚往来的幌子,也似乎更加安全。


稍显反常的是,在武汉5场拍卖会上,礼品中的“常客”香烟没有出现。


其实在公务员实际上缴的礼品中,名烟并不少。恒源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据他们盘点,武汉公务员上缴的烟草品牌以“中华”“黄鹤楼1916”为主,后者超过70%。湖北本土的“黄鹤楼1916”是武汉官场的常见礼品,一条售价在1000元左右,有软硬包装、粗细支之分,有些类型的价格还要更高。


武汉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对“没有香烟”的解释是,香烟属国家专卖品,不能参与拍卖。为了处理香烟,财政局会邀请烟草公司鉴定价格,“确定没问题的,烟草公司开一个回购价,把这些收回。”有的香烟时间过长受潮了,就进行销毁处理。


恒源拍卖公司的成辉还发现,上缴的礼品中,低价烟和普通酒的数量占比很小。在湖北销售紧俏的180元一条的“黄鹤楼”基本上看不到,酒也只有少量的“白云边”和毛铺苦荞酒,名烟名酒几乎成了送礼“标配”。


一些数量不多但单价很高的礼品有时也会出现在拍卖会上,比如名表和金条。湖北诚信拍卖公司承办的5场拍卖会中,成交价最高的一件礼品是块欧米茄手表,拍出了11.7万的高价。


“名表和金条的数量在礼品中有变少的趋势。”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利娟介绍,前几次拍卖会上,高档手表和金条的数量都有数十个,最近一次拍卖会就只有一块表和一根金条了。


在湖北省纪委的何风看来,高档手表在官场礼品中遇冷,“表哥”事件是个重要转折点,2012年8月,陕西官员杨达才多次佩戴不同名表出现在公众场合,而后落马,此事过后,佩戴名表的官员明显少了。


上缴的礼品当中,也有一些非主流的另类。夏利娟举例,有些外包装上已经标注了是会议礼品,还有一些廉价保健品。成辉则接触到过更为出奇的礼品,有单位上缴了一双两只鞋码不一样的沙驰牌皮鞋,最终也拍了出去。


2

假货不少 国企上缴礼品更多


夏利娟组织拍卖时,遇到过一些“缩水”的礼品,不少上缴的购物卡经商场核对,已消费过一定额度。


比起“缩水”,让夏利娟更觉得意外的是,公务员上缴的礼品中,有不少假货。一对博纳情侣表被鉴定为假货后,就以50元起拍,最后还拍出了1700元。一块高仿的劳力士表,起拍价定在1000元,成交价是2000元。“鉴定为假的,就定个假货的起拍价,但我们也不会直接说是假的。”


字画礼品中的赝品就更多。作家贾平凹的书法仿品、书法家沈鹏的仿作,都以100元或无底价起拍。夏利娟的印象中,名家手笔被鉴定为真的寥寥可数。


假货中,尤以香烟为甚。拍卖公司能接触到不经拍卖处理的香烟,是因为所有的上缴礼品都先由拍卖公司到各单位机关进行揽收,再分门别类进行处理。


揽收上缴礼品之前,负责武汉市拍卖的两家拍卖公司会有所分工。最近一次拍卖会上,诚信公司负责武汉各区上缴的礼品,恒源公司负责市直机关。


两家公司归类时发现,在上缴礼品的数量上,不同区县、不同机关的差别很大。在武汉东西湖区,5个单位共上缴了三百多件礼品,而洪山区、青山区的一些单位,只能收到两三件礼品,“不少单位甚至只有一张购物卡或一盒茶叶。”


恒源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辉介绍,他们去市直机关揽收时发现一个现象,投资、城建和金融等领域的国企是所有单位中上缴礼品最多的,局委办上缴的反而很少。


这一点,诚信拍卖公司总经理夏利娟的印象更直接,据其介绍,武汉市已举行的5场拍卖会中,有一场干脆就是湖北中烟的专场,这家大型国企因收缴的礼品太多,就直接联系了拍卖公司。


那次拍卖的礼品达到500组,是所有拍卖场次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拍品包括一根4.76万元起拍的金条,一块标注价为6万多元的劳力士手表,以及2瓶五十年茅台酒等。


3

缺少处置办法 BP机被堆积多年


武汉市纪委的领导曾公开解释拍卖礼品的目的:“很多同志对工作中收受的物品进行了主动上缴,这些物品原来的处置都是在各个单位,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进行处置,就把这些物品都堆到库房里,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采用拍卖这种方式,更加公开透明,也避免了资产的浪费。”武汉市纪委领导表示。2015年底,武汉市纪委和财政局联合出台了礼品登记上缴管理办法,文件要求,对未能拒收的礼品,自收受之日起(在外地接受礼品的,自回本单位之日起),须在一个月内主动上缴至单位的办公室。同时提出,礼品由财政部门予以拍卖或委托有关部门兑现。


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过公务员收受礼品登记、上缴制度,要求公务人员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必须登记上缴。


“但是礼品上缴后如何处理,却没有明文规定。”武汉市财政局非税分局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此之前上缴的物品都由各部门各单位自己存放、管理,但较为粗糙。


拍卖之前,诚信拍卖公司总经理夏利娟到各单位揽收礼品时就发现,收得多一些的单位会专门腾出一个存放礼品的房间,有些就把礼品锁在办公柜里,甚至直接摆放在办公室的角落。


粗糙之处还体现在,各单位负责存管礼品的部门也不一样,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财务,有的是在后勤部门。


长期缺少处置办法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拍卖启动之初收缴的礼品有不少是在办公室堆积了多年的旧物,如年代久远的衬衣、BP机、老式诺基亚手机等。


存管的粗放导致了不少礼品价值折损,较为常见的就是烟草受潮,有的皮带烂掉了,还有一些名牌奢侈品,也因保管不当成色受到影响。


武汉在文件中要求各单位收缴的礼品要定期上缴财政部门,财政部门须设置专人专岗专门存放地点妥善保管。但实际操作中并没有照此执行,公务员上缴的礼品仍由单位各自保管。


“目前这种方式是跟纪委沟通过的,只是没来得及修订文件。”武汉市财政局一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种处置方式实现了各部门、各单位作为物品上缴和处置的责任主体。


4

目的是“销号”拍卖公司几乎没赚


对于礼品拍卖,武汉市纪委在开始前提了一些程序上的要求,定下了拍卖会的时间,财政局则对起拍价进行了审核,比如将购物卡的起拍价统一确定为七八折。


“这和承办以往大宗物品拍卖有所不同”,夏利娟实际操作后发现,“公务员礼品”的委托方并不太追求拍卖的价格,而更注重程序的公正和竞拍的参与度,不少市场价值几万的奢侈品包起拍价定为一两千,一些字画甚至无底价起拍。


两家拍卖公司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委托方的诉求很简单:尽量不要流拍。


武汉最近一次拍卖会上仅有两件物品流拍,是一件男士短袖衬衣和一件男士长袖衬衣,起拍价都是300元,但无一人竞价。


出于满足“不流拍”的诉求,起拍价一般不会定得很高,包括赝品在内,有些“明显没有人会要”的东西,拍卖公司会将其打包捆绑拍卖,和成色较好的同类商品编为一组,而起拍价中几乎不包含这些物品的价值。


这么做是为了“销号”。只要拍卖出去,物品就能从登记册上抹去,如果流拍,物品返还给单位,再来处理就比较“麻烦”。


武汉市财政局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有关文件显示,对于拍卖之外的礼品处置方式,销号流程较为严格。以水果、食品等易腐烂变质礼品为例,先由各单位登记造册,后经办公会集体研究,再报同级纪委、财政部门备案,之后才能用于本单位办公,或集中捐赠给社会福利机构、贫困落后和受灾地区。对用于办公或捐赠的礼品,凭签收回执单销号。


“对委托单位来说,上缴的礼品不能用,也不好保管,出了差错还要担责,拍卖也是作为任务完成。”成辉说,有些财政局没有通知到的单位,看到新闻报道之后,还主动联系拍卖公司,希望对上缴的礼品组织拍卖。


拍卖活动的场地由武汉“市民之家”免费提供,公告、展示、鉴定等费用则由拍卖公司在佣金中支付,佣金为成交价的5%。


“我们几乎不赚钱。”成辉说,由于机关单位分散,上缴的礼品种类多样,保管的条件也不好,拍卖公司承办上缴礼品的拍卖效益很低。


即便不赚钱,两家拍卖公司还是投入了不少精力,成辉的想法是,参与政务拍卖可以提升公司形象,夏利娟直言是把礼品拍卖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两家公司此前都是通过招标的方式,进入了武汉财政局合作公司名录。首次礼品拍卖启动前,财政局在合作公司中用摇号的方式决定了承办资格。


他们两家之前在武汉都承办过不少次公务拍卖,以土地、公车居多,对夏利娟来说,这类单“被摇中了很惊喜”,带来的收益则是他们愿意承办礼品拍卖的动力所在。


武汉市财政局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历次上缴礼品拍卖所得一共近550万元,这些收入将分别缴入市、区国库。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今后拍卖会的举行将根据以前年度各单位收缴礼品的具体情况而定,打算每年进行一至两次专项拍卖活动。


目前看来,武汉举办礼品拍卖的频次已开始降低。2016年底首次举行后,2017年开办了3次,2018年到目前只办了1次。“之前拍卖的大多都是积累了很多年的存量,以后收缴的礼品估计会越来越少。”夏利娟预计今后拍卖的频率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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