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灌河：被套牢的苏北村庄，被放大的化工致富
▲2011年2月14日，灌河对岸是江苏省连云港的化工园区。 （IC 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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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几年，董沟村就这样夹在两片园区中间，两岸工厂从无到有，从开到停，村民进城又返乡，灌河水由清变浊，河口伪虎鲸去了又回。
“那些先富起来的佼佼者，是早期‘化工改变命运’最具说服力的成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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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芷毓 全思凝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72岁的江苏连云港董沟村农民刘成生放下喷洒农药机，走向几棵未开花的桃树。他弯腰捡起一颗桃核，比划了一下大小，“几年前这核比现在大多了”。
一声叹息，紧接着是沉默。这片原本肥沃的农田上，刘成生记忆中那个绿水环绕、桃花盛开的画面至今没再出现。
刘成生念过私塾，颇有点文化，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村民见到他，都敬称一句“老先生”。
他所在的堆沟港镇属连云港灌南县辖下，离县城如此之远，即使开车也要一小时。心理上的距离更远，堆沟港人身上常带着一种特殊的刺鼻气味，到了县城，还没走到人前，远远就能听到一句，“堆沟来的”。
灌河两岸，黄海之滨。十余年来，化工厂鱼鳞般密密生长在这里。堆沟港镇，就在这片鱼鳞之中。
2019年3月27日，从县城去往村庄的公路上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两旁的桃花渐渐散乱，树叶愈发稀疏。
这不仅是提醒人们进入了“化工城”，还揭示了另一个信号，那里的环境确实存在危机。这种危机长期被忽视，直到近两年方有好转。
被忽视的还有安全。3月21日，灌河对岸的盐城陈家港一串巨响，冲击波震垮了门窗、房屋，以及人们的安全感。
然而，当人们终于从快速扩张的化工业带来的发展中幡然醒悟，决意“不要污染的GDP”，却发现做起来也殊为不易。
招商引资内有乾坤
刘成生逐河而去，穿过一片灌木和枯树，翻过一条一米来高的荒田埂，视野豁然开朗。灌河在眼前一路向东，灌入黄海。他停住脚步，指着对岸，那里是位于陈家港的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3·21”爆炸事故发生地。
身后不到两公里，则是连云港化工产业园。
过去十几年，董沟村就这样夹在两片园区中间，两岸工厂从无到有，从开到停，村民进城又返乡，灌河水由清变浊，河口伪虎鲸去了又回。
村民王同的家在董沟村靠灌河的一处沟里，十几年前残破得摇摇欲坠，灶房屋檐老往锅里掉灰。全家四口人守着几亩土地艰难度日。
“饥肠辘辘是常有的事，”王同回忆，“家里没钱供我读书，早早就下地干活。”那个年代，身处江苏发展洼地的苏北农民，最羡慕去苏南打工的人。这意味着更多的收入。
很快，王同的艳羡成真。21世纪头十年，苏南地区环境污染严重，不得不强力治污。化工厂或关闭或迁往外地，苏北成了一个主要的转移点。从2003年起不到五年时间，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临海14县快速引进化工业，将之作为发展经济的优先选项。
这波转移潮中，灌河两岸地区接收了不少企业，其中包括江苏江阴周庄镇倪家巷村的一家化工厂。这就是“3·21”爆炸事故中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厂不会拒绝来自苏北的邀约。依灌河而建的陈家港、堆沟港和燕尾港三个镇，齐齐开始招商引资。
招商词中，都宣告这里是化工产业集聚发展的理想之地。标致性的举措包括：廉价的土地、优惠的税收和更低的排污成本。
当地一家化工厂高层刘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企业入驻的前几年，当地政府通常会减免税收。据他回忆，他所在园区，对企业从获利之年起实行留成部分先征后返的政策，即前两年全额返还、后三年减半。
三个镇为招商引资各显神通。例如陈家港内的化工园区在其官网介绍中，承诺对5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价为每亩3.5万元人民币，这在全国都属较低水平。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则打出“环境牌”：东临黄海，南靠“苏北黄浦江”——灌河，北依省级排污通道——新沂河……
这是当地一个公开的秘密，招商广告中的卖点“环境容量大”，被企业解读为“此地无银的广告词”，其实质就是“纳污能力大”。
而距离连云港化工产业园17公里的灌云县临港化工园区，因为建园起步晚了，只好开出更低的土地价格作招揽。即便如此，它也是三个园区中大企业落户最少的一个。
“那时都着急上马，缺乏整体协调和规划，”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所以屡有工厂从这个园区搬到另一个园区。”
“品牌”也是吸引企业的筹码。国盛化工有限公司就是看中了当时苏北地区唯一一家拥有“省级招牌”的连云港化工产业园，于2005年开始在此投资建厂并生产。2012年下半年，更从江苏常州整体搬来。
“常州待不下去了，当地严格限制碳排放量。公司产值接连下降。”国盛化工总经理周土林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经济上尝到甜头
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企业之余，也导致引来的企业参差不齐。
“玩资本的人鼻子特别灵，闻到哪里有机会，就迅速围上来。”刘怡说，“据我了解，园区内一些企业老板本身不懂化工，听说化工赚钱后才‘半路出家’。”
化工业发展迅猛，一度让苏北经济尝到甜头。
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之前，灌南县财政收入还不足亿元，2004年园区建起后，即使扣除税收优惠，财政收入也达到了2亿元。到了2018年，灌南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4亿元。
河对岸的陈家港，化工园区曾一度上缴税收4亿元，约占响水县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2017年虽有下降，但园区还是提前两个月完成县里下达的一年贡献2.34亿元税收的任务。
受益的不只是地方政府。工厂聚集，人口明显增加，化工厂周边的超市、洗浴店、餐厅等获益颇多。一名餐馆老板描述，两层的餐馆一到饭点就挤满人，屋外还站了一批等位的。
王同如愿进了厂，每个月领着四千多元工资，还有越来越规范的“五险一金”。家里瓦房拆了，盖起了二层楼房。在董沟村长达几公里的主路上，这样的小楼房随处可见，富裕一些的家庭还盖起了洋房。
生活改善让人们忘了风险，即使心里明白的，也认为没更好的选择。“那些先富起来的佼佼者，是早期‘化工改变命运’最具说服力的成功样本。”当地一名正科级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除了化工，没有出路。”
灌河两岸的人发现，他们早早就被裹挟进这场做大蛋糕的竞赛中。
2000年至2003年任董沟村村支书的滕万华，曾被抽调去为化工园区做拆迁征地工作。滕万华记得，当时上面催得紧，他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很快，良田以“以租代征”的方式被征收。由于时代久远，多名受访村民对租金只能记得大概：2003年左右，土地一年租金在每亩七百余元，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变成了九百多元并延续至今。
陈家港情况有所不同，土地多是被征收。一名村民算了笔账，算上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扣除向集体缴纳的费用后，他家每亩地一万两千多元，而再出让给化工企业则是每亩三万多元。他对差价颇有不服，怀疑遭村干部截留。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公开报道显示，陈家港六港村原村支书李如山将一百多万土地征用补偿款分批提取私用，最后获刑6年。
环境安全成了当地的压倒性话题。当初因化工厂迅速释放的红利而烟消云散的杂音再次被提起：村里基础设施仍和以前一样，医疗卫生条件没有改善……
滕万华觉得自己是最先想明白这个道理的。2003年时，他就以村支书的微弱话语权反对过化工厂的快速扩张。“官员有了政绩可以升迁，企业赚足了钱也可以再搬，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呢？”
自己种的庄稼，自己都不吃了
扩张的化工园区挤占了村庄的土地，这个由灌河与新沂河浇灌的鱼米之乡，农业几成鸡肋。越来越多人依附园区而活。
王同很长时间都对“化工改变命运”深信不疑。他想着，财政收入增加了，会拿出钱把工业区附近的农房拆掉，让他们搬到其他地方居住。即便不这样，等自己赚够了钱，也可以去县城买房子。
一等就是10年。灌南县城房价一截截涨起，拆迁令迟迟未至。董沟村至今流传着一则逸闻：当初听说董沟村要拆迁，许多远一些的村子里的姑娘挤破脑袋要嫁来。如今孩子都两个了，她们仍没等来拆迁。
2019年董沟村开始拆迁，但按照规定，它只能拆一部分。“我们严格按照500米这条红线进行拆迁。”董沟村村支书王兵红说。其依据是江苏省2014年3月下发的相关标准——化工园区与居住区阻隔带宽不低于500米，并设有绿化带。
2017年，堆沟港镇有官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园区500米防护距离内的整体搬迁工作已基本结束。时至今日，这项工作仍在进行。
按照500米标准，更尴尬的是董沟村西侧的九队村。相比与堆沟港化工园区的距离，该村离陈家港的化工园区更近，仅隔着一条灌河。这样的地理位置，让整个村都不在拆迁范围内。九队村原以千亩梨园闻名，如今梨越变越小，梨树几乎绝迹。
更严重的是，刘成生突然发现，地里种不出蔬菜了，玉米秆上常年飘着红粉。“蔬菜我们都到其他地方去买，也不吃自己种的玉米。每到玉米丰收时，就有货车来低价收购。”
条件稍好的家庭连自己种的水稻和小麦都不吃，董沟村村民潘明富就是这样。他把稻米和麦子卖到外面，然后去更远的村子购买米面。
村民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董沟村卫生室一名尹姓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地患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症的人数在这七年明显增加，“2018年疑似得这种病的有30人”。
刘成生还记得，村里饮用水来源就换过两次。最初喝的是灌河水，灌河污染以后开始抽地下水。再到2017年左右，家家户户的自来水是从县城方向通过管道运输过来的。
水和自留地的污染状况，在灌南县政府2016年8月的一则通报中可见端倪：有个别企业雨污分流不彻底，车间冲洗水、废物料桶露天堆放，经雨水冲刷混入雨水管道。园区内雨水管网年久失修，管道淤积。遇到暴雨，雨水无法排出，内涝外积下，雨水会漫到居民区。
除了污染，安全也威胁着村庄。车间起火甚至爆炸在某段时期曾频繁发生。据南方周末记者此前的不完全统计，从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周边园区至少发生过四次起火或者爆炸事件。
以至于，每次听到轰鸣声，年迈的刘成生都会跑出屋子，看看是不是飞机飞过。
让污染企业“死”有多难？
随着近年江苏省环保治污力度加大，灌河边的地方政府终于发现：化工业成了身上背负着的巨大包袱，但要卸下却很难。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精细计算着其中的“经济账”。
对政府而言，陈家港、堆沟、燕尾三地经济基础本就不好，发展化工没收到多少钱，现在还要政府往外贴。
“一个化工园区这么多年累计纳税几十亿，而环保治理投入的资金要大得多，”连云港化工园区管委会主任成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县）这两年仅完善园区改建、防护林建设等六大基础设施就要花二十多亿。”
在企业的立场上，它们为环保和安全更新设备、聘请人员花费了大量物力，但又面临资金短缺窘境。“听说是搞化工的企业，银行几乎就不会给你贷款。”一名化工老板介绍说。
当政府和企业都难以再为环保安全治理掏钱时，“拖一天是一天”成了本能选择。
即便政府下了决心要让污染企业“死”，也依然很难。燕尾港临港产业区化工企业协会办公室主任张正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听起来简单关停的企业，对原设施、材料等的拆除、转移处理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结果就是，化工企业老板即使去内地考察了新的建厂地址，也不会轻易离开。“离开了，前期投入就打了水漂。”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名化工老板都有共同的想法。
之所以去考察新的地方，正是因为环保压力不断加大。到了2016年，江苏省政府还启动了“263”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然而在实际当中的“门道很多”，逐渐地，企业选拔主要负责人时，相比业务能力，更看重关系网强弱。
苏北某县安监局工作人员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另一困境：安监的检查人员少，对具体业务的监管能力不够，对更新后的企业设备了解不足。
这自然影响了整治效果。2018年4月18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江苏灌河口的化工园区貌似在压力之下整改了，但只不过把一些东西隐藏得更深。例如原先藏在草丛里的管道被埋在了地下，一般情况下不会被发现。
很快，全面停产整顿通知书来了，要求燕尾、堆沟和陈家港的三个化工园区“紧急刹车”。2018年5月30日，江苏省环保厅网站发表题为“江苏严查沿海化工园区企业环境问题 对违法企业坚决‘切一刀’”的文章。文章称“不要污染的GDP”、强调“江苏不搞一刀切”。
随后，连云港市史上首次由市长、县长带头抓环保。市县联动下，官员驻厂、用电量监控、物料登记和巡查等各种手段用于对化工园区的严防死守。
“一家化工厂某个项目想恢复生产，园区先验收一次，上报给县，县报告给市。市里安排第三方来验收，验收合格后市长签字。”连云港化工产业园环保分局局长王立江介绍。
即便如此，仍有企业顶风作案。化工协会的张正虎介绍，2019年初在燕尾港的化工园区还发现偷偷生产的。“现在形势不同了，像这种偷偷生产的企业下场就是被赶出去。”
关停正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南方周末记者发现，部分园区还制定了劝退指标。例如连云港省级化工园区共有八十多家企业，将来会关停过半；燕尾港的化工园区未来劝退企业的比例可能高达70%。
张正虎发现，被赶走的工厂多是迁往山东、河南、内蒙古、甘肃等地。
三个园区全面停产整顿和区域限批之后，村民们表示环境大有改善，空气中刺鼻的气味少了。“我们有信心在恢复生产后，当地环境状况不会反弹。”连云港化工园区管委会主任成健表示。
“忧虑也在蔓延。”有知情人士称。2017年，响水政协网上出现了一篇署名“响水县政协委员、县环保局副局长吴伯兵”的文章，当中提到，陈家港化工园区受到区位先天不足、环境整治等因素严重制约，“十二五”期间化工园区经济发展已低于全县平均水平。
2018年底，三个园区都有部分项目恢复生产。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为弥补停产损失，部分工厂加班加点，满负荷工作，“连春节也加班”。
2019年3月21日，堆沟港对岸，恢复生产不久的天嘉宜爆炸了。事故造成78人死亡，超过600人不同程度受伤。
2019年3月27日，事故第七天，灌河两岸天空阴沉，长鸣的汽笛声让清冷的空气颤抖。
九队村里，当地干部正带着人来查看爆炸中受损的房屋。村民向干部指出受损处，“严重吧？”
“受灾情况一般。”干部边说边在本子上记下。
“一般？这也叫一般？你看门窗炸没了，墙上都出现了裂缝，瓦没了一半。”明知挽回不了什么，但村民依然拉住了干部，“我们就在河边，对岸就是陈家港化工园区，不拆迁搬走再出事怎么办？”
一如大多数时候，他们没得到更多解释。
汽笛长鸣时，刘成生正站在地里照看着小麦。他买不起县城的房子，家又不在500米拆迁范围内，他说自己没想到，“到老了，我竟然如此渴望离开故土，连宅基地都不想要了。”（王同、刘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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