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慢就业”：他们看上去不紧不慢，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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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更多的00后毕业生，几名受访的高校辅导员反应很相似，“我们着急得不行，学生看上去并不在乎。”
“不用着急找工作，大不了养你一年。”在蒋洁看来，已经21岁的女儿，“心智还不成熟”，可以多读几年书再工作。
一家做职业规划的公司在学校招聘会现场设置的求职诊所专区“总是人满为患”，毕业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职业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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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两次考研失败后，江西农业大学水产养殖学专业2021届毕业生詹佳悦，决定前往山东一个县城养猪。
准确地说，她的岗位叫“养殖场管培生”，一天工作8小时，包吃住，转正后月工资七千元。
2021年毕业前，詹佳悦曾试图通过考研来逃避就业。为此，她一直没上交就业协议，被学院约谈三次，院领导说，“毕业数据也是很重要的”，希望她“支持学院工作”。听詹佳悦说还要考研“二战”，老师问，“你的父母年纪比较大，为什么不为他们考虑呢？”
2022年将有1076万毕业生走入社会，或继续升学，这也是00后大规模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一些数据和观察显示，新冠疫情后出现的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愈加显著，原因还包括新一代年轻人强调自我实现的就业观。智联招聘根据2022年3-4月的调研数据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15.9%的2022届高校毕业生选择“慢就业（暂无具体打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曾提出，“慢就业”特点是“慢”，即青年毕业后并未立即走入职场，而是“放缓、延迟”了就业，体现为较常规而言耗时更长的初职获得时间。
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受访者中，对毕业生就业最着急的莫过于高校负责就业的老师们。然而，“不着急找工作、慢慢规划人生”的泛00后，真的像看上去那样不紧不慢吗？同样看上去不着急的父母，内心又是否真的不焦虑？
相较于985、211高校毕业生，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面对着一个更残酷也更普遍的就业市场。“待在家里久了，跟社会又没有接触，会变得很敏感。”2022年2月底，在家待了8个月后，詹佳悦决定，要找个工作。
“整顿职场”
“不加班、不团建、顶撞老板。”00后大举步入职场前，社交网络已经给这个群体贴了很多标签。
曾有媒体报道，广东一家企业成立了“新一代部门”，专门用来管理00后。起因是公司管理层发现，“00后和目前管理制度的大框架有不太契合的地方”。
但初入职场时，生于1999年的泛00后詹佳悦，并没有察觉到管理上的冲突。她计划过下班后的安排，“出了猪场，和朋友逛街、看电影”。
猪场有四百多头猪，包括她在内，一共四名员工。第一次跳进栏里喂药，身高一米六的詹佳悦被十几头两百斤重的猪团团围困，瘦弱的她被拱向墙角。新来的猪必须打疫苗。小拇指长的针头扎进猪皮，有的猪会逃脱，人就得追着猪跑。刚开始，主管找了一头瘸腿猪给詹佳悦练手，用不了多久，扎针愈发熟练，“30秒能打好一头”。
家人劝她，干不下来就回家，詹佳悦却渐渐发觉，“猪挺可爱的”。对于一个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来说，待遇可以接受，宿舍条件也不错，单人间，一张书桌，一个大衣柜。詹佳悦一度挺喜欢这个工作。
很快，出现了詹佳悦不能接受的事情，加班。
养猪场采取封闭式管理，出入需要洗澡消毒，一待就是一天。工作了一段时间，加班频率越来越高。直到主管告诉她，管培生没有法定节假日，“春节也不能回家”。主管希望詹佳悦理解，“一年的工资足够你买辆车。”
“工作是为了生活，没有生活，工作毫无意义。”工作一个月后，詹佳悦提出离职。
相较于上一代的就业者，年青一代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更注重自身权益的维护。与以往更多求职者选择息事宁人不同，00后不惜拿起法律武器。
2021年，华东某校本科毕业生，出生于2000年的谈祺，以社招的形式，进入一家在业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30天后，同期社招的同事们发现，签署劳动合同的时间一直延后，社保自然也迟迟未购买。这成了谈祺的心结。
曾有网友调侃，80后的离职原因是有了更好的工作，95后感觉不爽就辞职，而00后则是，“老板不听我的话”就辞职。
谈祺向上司提出过合同的问题，“要不当做没看见，要不告诉我，这是为了筛选掉一部分不能吃苦的人”。一次出差，领导批评谈祺“稿子写得不好”，却“不说哪里写得不好”。又一次被安排出差后，谈祺冲动地提出辞职。
离职后，谈祺自学劳动法，联系律师，准备走劳动仲裁。律师则劝说，“极可能影响找工作”。但他还是坚持了。
代际冲突
代际之间的冲突，在就业时集中爆发。
00后找工作的状态，在老一辈的眼中是慢悠悠的，看上去一点都不着急。谈祺的母亲想不通儿子的做法，她曾告诉儿子，找不到工作就回家修脚，“一定要找个事情干”。
谈祺的姐姐经营着一家修脚店，母亲平日在店里兼职。修脚店里，学徒的年纪和谈祺差不多，母亲劝说道：“职业又没有高低贵贱，都是挣钱，你为什么不行？”为此，谈祺和母亲爆发争吵，“难道以后要在简历上写修了几只脚？”
这种隔阂不仅存在于00后与父母之间。谈到更多的00后毕业生，几名受访的高校辅导员反应很相似，“我们着急得不行，学生看上去并不在乎。”
准确地说，高校不同学院之间还会在就业率上互相“竞争”。谈琪的辅导员陈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学院就业率达到90%，我们学院才60%，这就形成一种竞争机制，会互相比较。”
谈祺记得，临毕业时，辅导员还会建议没找到工作的学生去读第二学位，“再读两年，等于说延迟就业时间，保住应届生身份。”陈柯则解释，“不是强制性的，如果报第二学位，对于考研的人来说，可以继续使用图书馆，住宿也比外面便宜。”
辅导员们的确都很着急。陈柯早在学生大三刚刚结束时，就开始每月汇总一次招聘信息，发给学生。后来，频率变成每周一次，又变成每日一次。再后来，她发现，私企招聘的岗位达不到学生的需求，有的学生会私聊她，问“有编制的工作”。
辅导员也会早早在班里了解，有没有人愿意留下做科研助理。云南某高校辅导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科研助理工资不高，但很适合准备考研、考公的学生，一般是找班里比较优秀的学生。”
2022年5月，教育部印发通知，提出各高校要合理设置新的科研助理岗位，最大限度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两年前，科技部、教育部等六部门已印发过相关通知。
但接连两年的实践，前述辅导员发现，学生们对科研助理岗位的兴趣，“并没有预想中的大”。
一部分00后对就业兴味索然，也与父母的支持有关，相较于就业观念的冲突，越来越多父母对子女择业持开明的态度。2019年，腾讯发布00后研究报告指出，受益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大学的扩招，00后父母的教育水平相比过往代际有普遍提升，随之带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
山东的蒋洁是一个00后孩子的母亲，也是一名工人，她的女儿在暨南大学就读新闻专业。女儿毕业前，蒋洁就一再告诉她，“不用着急找工作，大不了养你一年。”在她看来，已经21岁的女儿，“心智还不成熟”，可以多读几年书再工作。
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促使父母能支持00后慢就业。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于2021年6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待就业”毕业生家庭中，超过60%是中等以上收入家庭。
“通常，我会在晚上七点半给女儿打电话，但十次里只有两三次会被接通。电话被拒接时，聊天框中会传来女儿简短的回复——在工作，没下班。”蒋洁说，“我和她爸爸都还有工作，用我们的工作和收入换她的成长，三五年内不去考虑生计是完全有能力的。”
“滚雪球”
2020年4月，中国社科院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徐明申请到共青团中央的一个课题，计划研究疫情背景下青年就业的实现路径。调研中，徐明注意到，用工环境处于剧变之中，毕业生就业观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调研是在2020年12月从广州正式开始的，他走访了多个政府部门和企业。
“国内疫情暴发与国际疫情暴发存在时间差，科技公司依赖进口的一些产品收不到，对方难以生产，制造出现断层，这就给未来几个季度的青年就业带来下行压力。”徐明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一家科技公司负责人的说法，很多硬件难以大规模量产，公司许多项目受到影响，浪费了众多人力物力。
课题组后来撰写的论文中提到，疫情影响最大的是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即毕业生在离校前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比例。2020年8月的数据显示，广东省毕业生当年的初次就业率为82.7%，而在2018年、2019年时，这个数字都能达到94%-95%。
“雪球会越滚越大。”徐明分析，没能就业的人群会影响到下一年的就业市场，加上研究生扩招，两年后又有更多硕士生加入。“如何去消化这么大的雪球，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调研中，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给徐明的研究团队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家做职业规划的公司负责人告诉调研团队，他们在学校招聘会现场设置的求职诊所专区“总是人满为患”，毕业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职业迷茫”。
“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没有深入探索自己的兴趣，缺乏学业和职业规划，对用人单位的需求了解不足，会产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郭磊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职业迷茫导致慢就业在朝“懒就业”发展。徐明解释：“接连碰壁后，学生可能会对就业存在恐惧感，以考研、考公为理由，给父母一个交代。一年后，部分学生既没有顺利找到工作，也没有考上研究生、公务员。”
2020年和2021年，考研报名人数分别为341万和377万；2022年，这个数字攀升至457万。
在陕西某地调研时，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徐明，懒就业的情况比较集中，“或许是中小城市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生活比较安逸导致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一个不经意的选择都可能会成为分水岭，让此后的人生截然不同。相比起来，谈祺认为，现如今的就业市场，“看起来机会很多，但似乎没有哪个选择，有当初那种类似于分水岭的意义了。”
慢就业并非“不就业”
2022年5月，再次走进就业市场的詹佳悦，看到一连串招聘需求时的感受是，“社会在逼着我往前走。它好像在和我说，你快要老了，你该做什么了。”
许多选择慢就业的毕业生，都有这样“被社会推着走”的感受。
谈祺生于中部省份的一座县城，是同辈中唯一考上重点本科的人，家族里两个姐姐分别毕业于二本和专科，弟弟们不是没考上大学，就是高中辍学。大四尚未毕业，父亲就张罗着给他相亲，在谈祺的老家，婚姻是成功人士的标配。
在就业市场上，走入社会的00后面对逐渐增大的经济压力，也会开始学习“妥协”。
2021年年底，公司找到谈祺，希望能私下解决，“我选择调解，因为缺钱。”谈祺承认，自己的“慢就业”也是一种“躺平”。“疫情后，大家都处于一种相对悲观的状态。既然无法改变，那倒不如追求个人体验，放下那些世俗的要求。”
但他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期限，2022年6月前，必须要找到工作，他担心，如果失去应届生身份，自己将被就业市场抛弃。
刚上大学时，詹佳悦对未来有很多畅想，她希望能继续深造，最终能留在高校工作，现在回忆起来，她自嘲“太天真”。
如今詹佳悦表示自己心态放平了，“小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做科学家，现在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能跟我爸妈那样，过得舒舒服服的就行了”。
她继续给心仪的岗位投去简历，面试时，会多问一句面试官对于加班的看法。如果对方的答案是“尽量不加班，如果加班会安排调休”，詹佳悦会比较满意。
他们也在不断摸索中寻找求职的“门路”。
詹佳悦刚开始找工作时，想找与专业对口的水产养殖类工作。国企单位要求专业相关，农学背景的她面对职位搜索栏，“都不知道要搜索什么”。
“调研时，我们发现很多大学生其实不知道要去哪儿找招聘信息。”徐明以高职老师在毕业生就业中发挥的作用为例，“他们大部分与企业有长期、密切的联系，能减少大学生在求职时，搜索信息的成本。”
在徐明看来，更重要的是，高校应该培养毕业生求职的韧性。“高校要尽早鼓励大学生合理制定个人的发展规划，转变就业观念。”他认为，在企业随着环境不断变化的时代，毕业生也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发挥优势，补足短板。
2022年4月底，詹佳悦终于拿下了一份企业人力资源的工作，过上了“平平淡淡，按部就班”的生活。这一次，她的计划是，至少先做两年，再考虑跳槽。
（应受访者要求，詹佳悦、谈祺、蒋洁、陈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