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长江禁渔后首次江豚科考：在干旱的鄱阳湖寻找江豚
▲ 受干旱气候影响，江豚集中在狭窄的深水航道，大型船舶络绎不绝。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 图）
江豚在没有捕食、没有被惊扰的正常巡游状态下，约每半分钟出水呼吸一次。但科考队员总能见到远处的江豚隔几秒就出水一次，甚至呈现跳跃，“其实这是一种高耗能的逃逸行为”。有些江豚甚至前往沙坑觅食，如果水位继续降低，沙坑与江湖之间可能被隔断，江豚将沦为困兽。
科考队结束鄱阳湖考察的次日，鄱阳湖极枯水位长江江豚保护工作专题会召开，会议提到了补水、投饵、船舶降重、降速、做好应急救护准备等措施。
“发现江豚！一头，距船200米，离岸300米，角度30度！”右船头紧握望远镜观察湖面的观察员突然大声吼道，试图盖过科考船发动机隆隆的巨响，身后的记录员奋笔疾书。
顺着科考队员目视的方向，一颗芝麻大的黑色圆点嗖的一下浮出水面，不到一秒钟就沉入水中，隔了不到10秒钟，又在距上个出水点约40米远的地方一闪而过，一共出水三四次，便再难见到身影。
2022年9月底至10月初，来自全国的120名科考队员，走遍了1600公里的长江干流、洞庭湖、鄱阳湖以及未通航支流的所有水域，只为了同一件事——摸清长江江豚和栖息地的现状。
这是继2006年、2012年和2017年后第4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考。江豚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属于长江中特有的淡水鲸豚类动物，是评估长江生态系统状况的指示物种。
此前3次科考结果揭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分别为约1800头、约1040头、约1012头，种群极度濒危。20世纪90年代，长江干流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2550头。
不过2022年的第4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考，人们有理由充满希冀。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实施、长江保护法施行，这条养育了4亿人口的大河开始休养生息，江豚的栖息地环境正在好转，但不容忽视的是，对于江豚这种妊娠期比人类还长的哺乳动物而言，谈数量增加可能还为时尚早。
鄱阳湖江豚数量约占种群总数量的一半。9月28-29日，当科考队员在此调查时，湖泊正遭遇考验。2022年9月23日，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升级发布干旱红色预警，鄱阳湖星子站水位跌破7.11米的历史极值，湖泊水域面积缩小了近九成。
南方周末记者随鄱阳湖段科考队亲历了两天的考察，科学家们发现江豚在鄱阳湖的分布情况明显改变，开阔但水浅的湖区难觅豚影，狭窄但水深的水域成为了江豚的庇护所，但庇护所的环境复杂，包括水位再降低就与外界隔绝的沙坑和船舶川流不息的航道。
搁浅、食物匮乏、噪声等人类活动干扰都将在漫长的枯水期伴随着江豚。与此同时，岸上的人类也已做好伸出援手的准备。
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全面实施。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 图）
在人类面前，野生动物总是胆怯且善于隐藏的，江豚也不例外。
靠肉眼发现江豚并不容易。它们很少出现在科考船一百米范围内，出水高度不高且换气速度很快，黝黑色的皮肤在环境中并不显眼。太阳照在湖面上，水面波光粼粼，盯的时间久了，新手不仅眼睛干涩发疼，还常常会将远处泛起的水花误认为出水的江豚。
参加科考的队员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观测江豚并无什么技巧，全凭经验，“就跟观鸟一样，新手总是找不到鸟，但看得多了，便更容易发现”。
科考队把鄱阳湖全部水域分为5段，5个小组各负责一段，每个小组有目视组和声学组两艘船。每天清晨至傍晚，5个小组同时出发，按照设计好的5条路线折返一次，第二天再交换路线重走一遍。两天的科考行程，相当于把鄱阳湖考察了4遍。
靠肉眼和望远镜观察的科考队员属于目视组，由5名队员组成，2名最前方的观察员分别站在船头左右，负责船两侧的观察任务，1名记录员身处其后，组成一个三角形。1名经验最丰富的人担任独立观察者，站在3名队员后方，负责查缺补漏。剩下1名队员休息。在烈日和风浪下全神贯注地搜索湖面的江豚身影非常耗神，需要每30分钟轮岗一次，以保证队员精力充沛。
在目视组后方数百米，跟着声学组的科考船。在长江干流考察时，目视组和声学组的科考队员本在同一艘船上。但由于干旱致使鄱阳湖水位降低，科考船由50吨的渔政执法船更换为小渔船，甲板上站5个人已显得拥挤，只能把目视组和声学组分开。
声学组最主要任务就是在启航时将声呐设备置于水中。鄱阳湖科考队队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梅志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豚平均每6.4秒发声一次，发出的脉冲信号被两个负责在水下接收声波的水听器接收，声源与两个水听器构成一个三角形，通过水听器的角度和收到声波的时间差，可以模拟出声源的位置，也能识别出江豚的数量。
一名科考队员在用望远镜观察，另外两名队员在讨论刚刚观测到的江豚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 图）
本次江豚科考沿用了历次科考的方法。目视组科考队员使用的方法叫“截线抽样法”，这也是国际上调查鲸豚类主流的方法。
“截线”就是科考船行驶的调查路线，需要经过设计，确保能代表性地覆盖江豚的分布区。科考船行驶时，船上的GPS定位装置全程开启，科考队员发现江豚后，不仅要记录江豚至科考船之间的距离、角度，还要记录科考船和江豚距最近河岸的距离等信息。
“我们过去研究发现约80%的江豚生活在近岸300米的水域，随着离岸距离增加，江豚分布逐渐减少。”梅志刚说，“按照理论设计，截线要切割江豚的分布密度梯度，也就是横向行驶。这在航运繁忙的长江干流极其危险。因此我们改进了考察方案，科考船设计沿着距岸300米左右的路线行驶，既没有挤压到江豚的生境（物种或物种群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观察者的视野也很好。后期再通过对数据的重采样来实现对密度梯度的切割。”
目视组与声学组记录的数据需要相互交叉验证。比如，声呐设备可能会被货轮噪音干扰，路过大型货轮时，梅志刚总是催促科考船驾驶员赶紧驶离，否则江豚发出的信号会淹没在轮船的噪声中。目视组观测到轮船边的江豚时，会特意备注江豚离轮船的距离，以便与声呐设备监测的信息互补。
与此前考察不同的是，本次科考的装备做了升级。一艘目视组的科考船装配了中科院水生所开发的影像辅助观察系统，它能利用AI技术“豚脸识别”，自动记录江豚的数量和位置信息。“但水面的干扰因素太多了，比如波浪、眩光、漂浮物等。”梅志刚说，目前影像辅助观察系统的识别精度约70%，这次科考采集的数据，将用以调教算法，提高准确率。除了自动识别，它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记录考察场景，用以回溯。
鄱阳湖丰水期调查江豚时曾使用的长航时无人机，这次没有来到现场，原因同样是新技术识别的精度还达不到科考要求，但如果应用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江豚分布调查，无人机技术已近乎成熟。
声学组的装备也有升级。一旦多头江豚聚在一起，发出的声波互相干扰，声呐设备识别的精度会下降。梅志刚称，在鄱阳湖的部分路线，科考队员使用了自行研制的、性能更优的声呐设备，它能检测更远、更弱的声波信号，还能实时显示监测结果。科考队员此前使用的日本声呐设备，一旦江豚群体超过5头便难以识别，而新设备最多能识别8-10头。
除此之外，本次科考还首次使用了全新的eDNA技术，能够通过江豚留在水中的DNA信息，判断江豚是否在此区域活动。
但无论多么科学的路线，多么先进的设备，多么经验丰富的队员，似乎都无法排除人的局限性。
“调查永远不可能对水下生活的动物做准确计数，甚至今天和明天走的同一江段看到的数量都不同。”梅志刚说，“科考人员一定会漏掉江豚，这是必然的。”
江豚不会同时出水，总是交替呼吸，一旦群体数量大便增加了观测的难度。在科考船上，观察员有时拿不准刚刚看到的江豚到底是三头、四头，还是五头，经验丰富的独立观察者会协助判断。路过江豚集中的水域，一群江豚刚出现十几秒又出现下一群，观察强度很大。
科考人员观察到的江豚数量只是初步采集的基础数据，并非最终结果，后续还要经过已设计好的模型进一步计算。搭建这个模型是梅志刚的主要科研方向。“我们在考察设计中就已加入了遗漏的概率校准，此前所有的实验设计，都是为了算出尽可能准确的遗漏概率，这才是计算江豚数量的关键。”
科考开始前，所有队员都参加了统一的培训。“我最关注的是科考队员有没有严格遵照设计方案执行，而不是他们有没有漏掉江豚，因为只有按照设计好的流程，最终计算的结果才能精准。”梅志刚称。
模型努力排除多个变量的干扰。每个科考队员的观测能力都有差别，甚至观察者站立的高度也会对观测产生较大影响。每次出发前，科考队员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误差曲线”，考察中每天还会持续测试，并在考察完成后继续刻画专属的“误差曲线”。发现江豚后，记录员会一并记下发现者，后期再通过算法校准。
记录员还会记下发现江豚时的天气，因为模型中有关于天气状况的影响因子。若是风平浪静的阴天，更容易发现江豚，但如果阳光下水面产生眩光，则给目视出了难题。
目视组科考人员记录江豚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 图）
两天的科考结束后，几艘返航的科考船还有了“意外收获”。
行至部分湖段时，湖里的白鲢和鳙鱼被科考船惊扰，噼里啪啦地从水面上跃起，有几条甚至跳进了科考船的船舱里，目测有小臂长，十多斤重。“还有更大的呢，有一条胳膊那么长。”开船的老渔民见怪不怪。
“之前看到外国有鱼跳到船上把人撞伤的新闻，我还不信，这次我真见识到了。”一艘科考船上的队员竟被一条鱼袭击了，腰被撞得生疼。
自2008年以来，每年丰水期和枯水期，梅志刚都要到鄱阳湖调查江豚，但在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实施以前，他从没在鄱阳湖见过这么多、这么大的“飞鱼”。
梅志刚没见过的鄱阳湖的另一面，还有创历史纪录的干旱。
鄱阳湖科考队有3个小组本计划在湖区开阔水面考察，但因为部分区域水位太低，原定的路线走不通了。“以前枯水期至少船还能开，有些地方太浅，大家下船推一把也能勉强过去，但今年不行了。”梅志刚说，往年湖区开阔水面还有不少江豚，但这次科考几乎没有在此发现豚影。
由于鄱阳湖水位低，科考船由大船换成了小渔船。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 图）
科考队员们发现，2022年的枯水期，鄱阳湖的江豚都集中在西北部的通江水道，以及老爷庙水域的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附近。鄱阳湖东南部的地势偏高，像个倾斜的碗，位于“碗口”的主湖区水位快要见底，部分甚至已成为草原，仅剩一个“碗底”。
江豚求生的本能，驱使它们前往深水区域觅食，而在连接长江与鄱阳湖的通江水道内，通行的货轮比比皆是。梅志刚说，江豚在没有捕食、没有被惊扰的正常巡游状态下，约每半分钟出水呼吸一次。但科考队员总能见到远处的江豚隔几秒就出水一次，甚至呈现跳跃，“其实这是一种高耗能的逃逸行为”。
有些江豚甚至前往沙坑觅食，这是当地早年采沙的遗迹，一些大型沙坑面积可达十几平方公里。如果水位继续降低，沙坑与江湖之间可能被隔断，江豚将沦为困兽。
2022年的鄱阳湖不仅水位更低，枯水期也来得比往年更早。梅志刚称，鄱阳湖的多数鱼类在4月开始产卵，小鱼需要在大片开阔水域中生长，但夏天提前进入枯水期，小鱼失去了生境，江豚的食物资源量可能减少。每年4-9月是江豚的产仔高峰期，江豚产仔和母豚抚幼也需要浅滩水域，由于同样的原因，江豚的繁殖也可能受了影响。
2022年9月，鄱阳湖水位跌破历史极值，不少滩底裸露在外。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 图）
干旱之下，政府主管部门正密切关注着鄱阳湖的江豚，已做好出手相救的准备。
科考队结束鄱阳湖考察的次日，鄱阳湖极枯水位长江江豚保护工作专题会召开，会议由江西省省长叶建春主持。会议提到了补水、投饵、船舶降重、降速、做好应急救护准备等措施。
10月10日，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研究员戴银根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最近几天，江西多地降雨，三峡大坝也放了一些水，鄱阳湖水位已由最低时的6.6米回升至7.6米，“应该说危机在缓解”。
戴银根说，目前发现有3个沙坑中栖息着江豚，它们都与主航道相连，江豚可以自由出入。前一阵水位低时，渔业资源监测显示1、2号沙坑情况较好，但3号沙坑口的水位只有1.3米，有近50头江豚生活在此，食物量还够维持一两个月。本计划于10日在3号沙坑投放6000斤江豚爱吃的黄尾密鲴，专家称每头江豚每天可吃10斤，但随着水位回升，投饵计划遂暂停。
目前，鄱阳湖区（九江段）长江江豚主要分布区域航经交通管制水域的所有船舶已实施水上交通管制，航道船舶载重量减少，从而避免搁浅堵住水路，巡查及执法船舶的航速降至不超过15km/h，这与江豚的最大逃逸速度相同，确保“即便撞过去江豚也能跑得赢船”。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局公布的预案初步提出，当星子站水位跌破6米时，启动应急捕捞或应急迁地方案。戴银根称，迁地的原则一是就近，比如从沙坑迁到七百多米以外的深水航道；二是确保生境相同，水深至少要达到7米。
“长江禁渔后网具基本都已销毁，为了这次应急捕捞我们又重新定做了网具。”戴银根说，其他工具如网箱、水箱、塑料水池、气垫船、应急药品等都已准备齐全。“这是迫不得已的最后办法，希望它们都用不上。”
久旱后的甘霖没能持续太久。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10月11日18时调整发布枯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鄱阳湖水位继续小幅上涨后转为缓退。
“我认为，真正困难的时候，还不是我们看到的当下，而是接下来的冬天和2023年早春。”梅志刚说。
在江豚集中的水域，航运同样繁忙。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