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创“益”人：镜头、导筒和电动车后座
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李世承骑着电动车，给王昱霄带了一瓶柠檬茶饮料。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B站UP主。不过李世承的介绍显得有些“特殊”：上海持证轻度智力障碍。在王昱霄的镜头里，李世承还是一位“月入过万的快递小哥”。
视频时长10分钟零25秒，1221万余人在这里重新认识了“李世承”这三个字，以及“智障”群体。
▲李世承（左）与王昱霄（右）
镜头面对的主人公同样有些特殊，吴昊视界里的万士城是一位心智障碍者。因为喜爱音乐，彭小康和万士城成了好朋友，并和更多心智障碍兄弟共同组建了心青年乐队。
作为岳阳市忧乐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中心的理事，彭小康理解心智障碍者也需要被尊重。视频记录的画面中，他们一起排练、写歌，一起克服异样的眼光，一起走上每一个舞台……然而，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横亘在前行的路上。
这些困难或许来自先天缺陷，或许来自环境成因，但不约而同的是，每个人都在努力向前。在镜头里，李世承一点也不排斥讲述从前比较痛苦的经历，他敏锐地理解到，自己的发声能为这个群体带来更多的关注。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为李世承拍摄的作品写介绍时，王昱霄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今天，有一个故事
在开始讲述“智障小哥李世承”的故事之前，王昱霄先跑到上海，坐上李世承的电动车后座，兜兜转转了一整天。
早些年出国留学时，王昱霄曾接触到一些关于心智障碍方面的知识。加上女朋友就职于一家孤独症康复机构，使得他进一步了解到孤独症谱系障碍群体。
与过往认知形成鲜明对比，网友们对李世承的评价引发了王昱霄的兴趣：“我看他很正常……我开始怀疑自己……”“兄弟，和你比起来我才是‘智障’。”“就这语言流利程度……”
此外，“月入过万”“上海土著家里有几套房”等围绕着李世承的各种“噱头”，也让王昱霄迫切地想了解一个真实的李世承——一个经历过童年霸凌、求职歧视等困境后仍坦然从容、努力生活的轻度智力障碍者。
“带着一些怀疑”，王昱霄第一次见到“反差感极强”的李世承。
坐在李世承电动车的后座上，王昱霄喝了一口李世承给的柠檬茶。由于当时的疫情，李世承的外卖工作不怎么忙，带着王昱霄见了几个熟悉的朋友后，他们在公园的长椅坐下。
▲视频《月入过万智力障碍小哥》封面
“非常热情、友善、包容的人”，这是王昱霄对李世承印象的第一梯队。不同于过往的某些访问对象，李世承有着强大的表达欲，对于一个问题会持续不断地表达，“不会在意你是否感兴趣，他会有很多想要去分享的事情。”
从外界旁观的视角抽离，王昱霄更希望能用理解和真诚触及到具体的人。他把相机放在李世承的左前侧，希望从对话中让李世承自己表达“我”本来的模样。
拍摄彭小康与心青年乐队的吴昊也希望用真实的故事去打动人，于是他选择抛弃提前策划，现场采访彭小康并记录乐队实时排练的画面。
2022年3月，吴昊团队前往岳阳市采风，彭小康开着私家车、带着心青年乐队主唱万士城去接拍摄团队。吴昊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和万士城的相处模式很舒服，“不会觉得他（彭小康）是在居高临下的帮助他（万士城），就跟我们普通朋友是一样的，当时那个场景一下子就蛮打动我的。”
▲视频《我有一帮心朋友》封面
选择拍摄彭小康的故事很简单，“我觉得这个故事会很快乐”，“我们的拍摄就是把现场记录下来，以及给彭小康录了一个采访。”这种实拍和采访为了解心智障碍群体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用平等尊重的视角对待或许比一味的怜悯更能帮到他们。
“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够自由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像个普通人一样，”彭小康觉得心智障碍群体其实跟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也有自己的追求。
主唱万士城性格活泼调皮，最爱吃蛋糕喝奶茶；鼓手黄实沟通障碍程度较高，于是他在自己穿的T恤上印了“厌世鼓手”四个大字；陈泰燃是键盘手，每晚8点是他专属的跳操时间，乐队排练一超时他就要求快点结束训练；吉他手张明秋最喜欢去玩旋转木马。
排练之余吴昊采访彭小康，万士城也“乱入”镜头，不断靠着彭小康，在他的耳边说悄悄话。彭小康虽然不耐烦地把万士城支开，却从他的表情里透露出这样的相处方式其实真的很快乐。
离开岳阳那天，吴昊听着他们排练原创的歌曲《一颗流星》，突然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看见并记录下这样的场景。
你听，不只是故事
故事的A面，李世承侃侃而谈；故事的B面，写满了李世承的苦难。
“中度智障标准是75，我是80。”小学时父母给李世承办了随班就读，跟着普通小学普通班级一起上课，怕他脱离正常环境。然而也因此，霸凌如影随形。
“小学的时候主要是语言暴力和语言侮辱，中学的话就直接动手”，“有一天我反抗他们，他们就拿一整块玻璃往我头上砸，还用木棍往我头上攘，一次缝了2针，一次缝了5针。”自那以后，李世承的父母就把他转入特殊职业学校就读。
问到是否会原谅霸凌过他的人，李世承摇了摇头，他无法想象当年那么恶的一个人，如今会对他道歉，会在生活中成为救助猫咪组织的好人。伤害就是伤害，无论迟到的道歉多久后到来，在它们心中留下的伤痕始终存在。
“曾经的同学看到不会愧疚吗”“也被霸凌过+1，抱抱”......2.4万的评论中，大多数是网友反思自己曾经遇到心智障碍群体的不当表现，也有对被霸凌者表示感同身受的。
更令人沮丧的是，这些苦难不只是李世承独有的经历。在视频里，李世承讲述他小学时阻拦脑瘫同学轻生的故事。女孩受不了同学对她的嘲笑，准备了一把大剪刀想要割腕，被李世承拦住，“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
“我一直在纠结该不该承认自己智障这个身份，能不能跟自己和解，而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和解了，”李世承的语气沉稳下来，“如果我是一个非残障人士，我是不是也看不起智障，看不起傻子。我如果在我们班级里面遇到一个唐氏综合征的同学、自闭症谱系的同学、脑瘫的同学、智障的同学，我会不会也成为施暴者？”
李世承认为，这是上天给他的一次机会，让他能去看不同的人，去谅解别人，变得更有包容心和同理心，“让我了解什么是多元化的社会，什么是人。”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推算，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心智障碍者大约1200万至2000万。这个群体中包括智力发育迟缓、唐氏综合征、自闭症谱系障碍、脑麻痹及其他因素导致智能与发展障碍的情况。
▲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相关活动现场
“心智障碍群体其实是目前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最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晓更基金会议题传播及筹款总监陈婧劼介绍，“当人们在谈到心智障碍群体时,直觉往往会认为这是一群需要怜悯、对社会没有价值的人。我们很少去思考的是，心智障碍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从出生到老去的全生命周期里，有很多权利和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比如教育、就业、出行、独立居住、交友以及社会文体娱乐活动等。以至于他们变老之后，是否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区中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当父母不在，社区需要有匹配的资源和服务才可以支持他们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家园，而不仅仅是将他们送到一个很远的托养院。”
大众不了解心智障碍群体的特征和多样的需求，社会上的门总是沉重地关上，让心智障碍群体成为抱团取暖的另类存在。
“大龄的，超过16岁从特校毕业了以后，很多孩子都要进到托养机构。”彭小康在视频中科普，托养机构类似于养老组织，进去之后只会保证基本安全，提供吃住，“虽然他们是心智障碍者，但是我们成年人该有的情绪的需求他都有呀，他（们）也想出来玩啊干嘛的。”
我想，讲给所有人
彭小康是以志愿者的身份，认识的万士城还有张明秋等心智障碍者。
2019年，一次偶然机会，他惊喜地发现很多心智障碍者对音乐、绘画等非语言类的艺术表达形式极其感兴趣（由于大部分心智障碍者有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他们中的许多人更偏好利用非语言的艺术形式进行表达，而非大众认为的“天赋”）。在湖南省岳阳市忧乐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中心，这里的氛围格外轻松，钢琴、架子鼓、吉他，各种乐器声音的碰撞中还伴随着嘹亮的歌声。彭小康想要从中选拔一批成员，创办一个“心青年乐队”。
“我的兄弟们”都很喜欢来艺术团呆着，“不是说我教得有多么好，而是这里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放松。”彭小康把他们当成普通人对待，带着他们排练演出，“因为我们年龄差不太多，我们就是朋友了。”
在彭小康的叙述中，谁是或不是心智障碍者并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只是在年龄相仿、脾气相投的机缘下成为了一对好朋友、好兄弟。
在彭小康眼里，心青年乐队有着更为独特的价值，心智障碍群体的刻板行为特性反而成了他们专注于音乐、在舞台上更放松的优势。普通人在舞台上会有或多或少的包袱，但心青年乐队完全没有这种担忧，“很多朋友说，来看了心青年的演出感觉被治愈了，心青年们的快乐情绪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
不过受限于特殊群体的失声窘境，此前对心智障碍群体等其他社会问题的路径探索和普及总囿于圈层传播。
“很多的偏见都是由于认识的不足，没有比较准确的、真实的信息，也没有一个足够好的渠道去了解，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大众对于这个群体的认知还是比较欠缺的，”王昱霄拍摄完李世承的故事后，对心智障碍群体有了新的理解，也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同样的，很多公益机构和公益项目正在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探索路径，拍摄《我有一帮心朋友》的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的“融合中国成就阿甘梦”项目便是其中之一。
腾讯营销洞察联合瞭望智库发布的《2022公益行为数字化洞察报告》提到，“数字化技术降低门槛，线上参与方式成为主流。互联网放宽了公众对公益的想象，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认知，缩短了公众对公益的距离感。有69.5%的用户曾通过互联网形式实际参与公益”，“而视频化公益内容更能生动、直观、真实地展现公益项目，快速传递公益信息，具有较强的传播性，能有效增加社会公众的新鲜感以及对项目的信赖感。”
北京晓更助残基金会与自在影像保持了深度合作，希望通过短视频的形式打破圈层，传递更多有关心智障碍群体的真实需求。
“《我有一帮心朋友》这个故事短小精悍，更符合受众的理解视角，更贴近真实心智障碍者的现状，我们以此形成破圈，”陈婧劼认为，视频化传播公益内容有着独特的优势，“我们身边很难见到残障者，更别提心智障碍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家或抱团取暖组织社会融合活动。通过视频化的传播之后，会让更多公众关注身边的他们。”
而这也正构成公益创意传播的最大意义。王昱霄与吴昊的作品均获得“2022黄河奖-我是创益人数字公益创意大赛”金奖。据介绍，该比赛旨在整合互联网平台的产品、技术、资源能力，激发创意、设计、内容创作、公益组织、大专院校、品牌等社会力量，通过“公益+科技+创意”的社会化共创机制，孵化优质的公益内容，提升公益议题的社会关注度，推动公益实效落地，创造可持续的社会价值。
▲ “2022黄河奖-我是创益人数字公益创意大赛”颁奖现场
这次，书写新故事
向前追溯，腾讯“我是创益人”大赛已举办六届。
2022年，在中国广告协会的指导下，腾讯“创益计划”与“中国广告业大奖——公益广告黄河奖”大赛组委会联合设立“2022黄河奖-我是创益人数字公益创意大赛”。其中“中国广告业大奖——公益广告黄河奖”是由国务院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小组批准设立的。
自设立以来，“我是创益人”大赛已累计投入5.3亿广告金、6500万现金，集结超过20000支参赛队伍及个人参与、孵化了超过240支公益广告、24000支公益短视频、300个公益设计解决方案，经由腾讯广告平台投放，获得超百亿次曝光，吸引3亿人次参与到公益实践中，孵化出《一个人的球队》《灯山行动》等众多脍炙人口的公益广告作品。
▲ 扫码可看“2022黄河奖-我是创益人数字公益创意大赛”获奖作品集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大赛增设了视频赛道，整合微信视频号、腾讯视频、快手、哔哩哔哩和小红书等视频平台资源，最大化公益议题及作品的有效传播覆盖，助力参赛者实现公益理想，为社会传递公益正能量。让生态共创推动数字化公益新实践。
创新的公益形式不仅仅让更多的社会善念汇聚，更因此打通了“传递社会公益议题”和“参与社会公益行动”之间的围墙。
创“益”人产出优质公益内容后，腾讯立刻匹配相关公益项目，推动公益实效落地。在王昱霄的视频下方有条相关链接，点进去可直达腾讯公益“创造残障青年新生活”项目内容。公众既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该项目的具体内容，也可以直接进行捐款，助力公益项目的推进。
此外，腾讯广告作为大赛的承办方之一，汇聚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朋友圈、小程序、腾讯视频、腾讯新闻等腾讯全域流量场景，可有效提升公益内容的曝光力，助力公益内容“破圈”，同时以广告产品、技术和服务能力，缩短用户参与到公益项目实践的链路，实现用户的公益行动参与。
腾讯的生态共创机制，让“善意”到“善行”缩短为点击一个链接的距离。
对于短视频对公益的推动作用，王昱霄的想法很直接，“短视频会离观众更近一些，互动的意愿会更强。”
平台与内容形式的特性也为公益传播带来更丰富的色彩，“公众看到这个内容不一定就会说这是一个公益视频，而是看到这个视频本身比较有意思，节奏比较好，剪辑也很有网络视频的感觉，是符合短视频的传播逻辑的，但他表达的内核是公益的”，王昱霄解释道。
短视频能够以更潜移默化的形式去赢得大众的接受，并讲好一些更接地气的故事。故事有了，如何让故事被大众看到，用大众习惯的方式产生更大的辐射作用，让公益的影响力可持续发展，这是关键的问题。
在B站首页的推荐栏目，王昱霄采访李世承的视频排在前列，该视频发布首周就登顶B站活动视频热榜TOP1。
1205.2万的播放量超出了王昱霄的预料。他仔细看了评论区里的每个故事，“那些相似的场景，相似的人生，在一个人的故事下产生了回响”，这样的回响正是他做这期视频的初衷。
作为自在影像的发起人，苏家铭在获奖之后对未来短视频公益内容有了更多的畅想。
“有了流量的加持，有平台的支持，包括腾讯视频号等各个平台的扶持，让我觉得对于团队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新机会。我们可以连接更多的机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来做这些内容。但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就是我们需要更好地、更直接地和我们的受众去连接。”
王昱霄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作为一个个人创作者，他希望用自己的镜头继续跟拍李世承，关注李世承后面人生会怎样发展。李世承的愿望是成为一位残障人士活动家，这是他向王昱霄表露的理想。
彭小康则想在三年内给心青年乐队出一个EP（音乐专辑），出5-6首原创歌曲。他想着，以后不管这些心智障碍“兄弟”专职或者兼职，至少经历过、体验过、享受过。
▲ 正在排练的心青年乐队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