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错亲的“上海孤儿”，不道破的情感谎言
▲ 2024年1月12日，王志强与姐姐见面拥抱。（南方周末记者刘怡仙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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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王志强在安徽马家“认错亲”时，场面要盛大许多，皖南小村的鞭炮放了又放，马家的老老少少都来了，“我们把所有感情都给出去了”。
嘎鲁找到过一次“家”。那家的老太太当时92岁了，但后来鉴定两人没有血缘关系。想着老人已经高龄，第二年过年，嘎鲁一家又到宜兴探望老人，以儿女的身份走动着，直到两年后老人离世。
犹豫再三，崔文柄决定告诉山东淄博认错的“小叔”真相。对方回复：“恭喜你们大团圆”，紧接着，说了一句他意想不到的话：“我10年前就知道了。”
“是，是你的小叔。”崔文柄接到消息。2023年12月27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王志强与江苏省常州市的崔家兄弟，经警方鉴定，具有全同胞关系。
本是皆大欢喜的认亲喜事，双方却显得尴尬。
崔文柄早在18年前就已认回了一个“小叔”，王志强也与安徽省肥东县的马家认亲8年了。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想，如今再认亲，是不是伤害对方？
小心试探后，王志强和崔文柄两家人达成统一意见：私下里悄悄认了，最初的共识是“不接受媒体采访”“做好保密工作”。
然而当剧情继续发展时，他们发现“认错亲”的对方，其实都早已知情。
这场“认错亲”和“认对亲”的故事各方，都来自中国历史的深处：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江南大饥荒，大批婴儿由政府安排，分批北送，由当地人收养。在这个“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档案中，王志强的身份有了更多宏大叙事的称谓：上海孤儿、国家的孩子。
时间早已过去一个甲子，当年抛别家乡的婴孩，如今已步入老年。当寻找来处的故事徐徐展开时，相比较“认对亲”，“认错亲”往往承载着更为厚重的人情冷暖。
错认
“有些奇怪。”寻亲志愿者昌江涛第一次到江苏省常州市走访时并不顺利。他感觉对方“冷冰冰的”，与平常寻亲者不一样。
2023年12月12日，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发来6个与王志强相关的人员信息，认为王志强与常州崔姓家系可能存在亲缘关系。
锡林郭勒盟是当年接收“国家的孩子”较多的地区之一。2023年4月开始，锡盟公安局应当地需求，着力帮助“国家的孩子”寻亲。他们通过刑侦技术锁定寻亲者大致的亲缘关系所在地，再将信息发给寻亲志愿者，请志愿者到现场调查走访，以此进一步精准比对DNA。
志愿者昌江涛面临的困难是崔家村已经拆迁安置，村民们住进了一栋栋高楼中。高楼里，大门打开一个小缝又关上，“我们没有送出去的孩子”，便再也不多说什么。此前一天，另一位志愿者周六君也遇到类似情况。幸好有位村民帮忙，打听到崔家村有两个孩子在1960年代初送走，当即采了他们太爷爷的血样，寄回锡盟公安局等待进一步核查。
与此同时，在锡林郭勒盟，寻亲的王志强内心焦灼。8年前，他与安徽马家认亲，在那个家里，他被认作排行老七的亲兄弟，父母在1960年将他与老五一起送走。
2015年认亲之后，他一直想帮着找回老五，于是他向锡盟公安局求助，但在血样比对中，意外发现自己与马家没有血缘关系，而与常州崔氏家系更为接近。
王志强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他们和马家关系要好，往来颇多。更令人困惑的是，王志强与马家兄弟曾在一家民间的基因库里做过DNA比对，结果显示他们属于同胞兄弟。
是否还要进一步寻找呢？寻亲志愿者周六君想找一张王志强的照片做比对。未能得到回复。周六君猜测，对方是不是不想找？但很快王志强妻子乌兰悄悄加上周六君微信，说：“这是大事，麻烦你帮忙。”
寻亲事宜继续推进。周六君找到社区老书记，通过老书记做工作，让送走婴孩的亲属一定要采血核查。没想到，崔文柄打来电话骂了一通：“你不要再来烦我了，我母亲病重卧床，事情多得很。”
崔文柄说，当年送走的小孩是他的小叔，但早在18年前就已经认回。那时崔文柄父亲还在世，兄弟姐妹几个都去辨认过，长相很像，小叔头上的疤痕也在。两家一直来往至今，感情深厚。他不相信还有别的“小叔”，只觉得志愿者很打扰。
好说歹说，崔文柄加上了周六君的微信。可12月22日加上的微信，23日崔文柄便把他拉黑。24日又再次加回。几经劝说，崔文柄终于将叔叔和姑姑的血样寄出。
二十多天后，崔王两家认亲仪式的前一天，他们和志愿者、媒体记者坐在一个餐桌上，剖白当时的心路历程。两家人对其中的离奇情节感到啼笑皆非，彼此解释：我们都看重血缘亲情，只是有许多阴差阳错，才让真正的认亲拖到了今天。
寻亲
尽管认亲行前顾虑重重，王志强和妻子还是特意准备好一整套的蒙古族服饰，大红色，配上礼帽。包里装着蒙古族敬酒用的银碗，略有些沉。
2024年1月12日认亲当天，王志强侄子崔文柄手捧鲜花到酒店迎接，“意思是从内蒙古接回他们”。认亲仪式安排在几百米外崔家所在的东庄社区，那里是崔家旧址，也是当年王志强的出生地。
冬日阳光和煦，大家脸上都带着笑意。王志强接过鲜花走在前头，听侄子介绍这一片拆迁前的水乡风貌。妻子跟在身后听着，说起此刻不如第一次认亲时激动：“你看，我们总是在比较。”
家人向王志强介绍崔家村旧址。（南方周末记者刘怡仙 / 摄）
2015年在安徽马家“认错亲”时，场面要盛大许多，安徽、内蒙古两地的电视台记者赶来，接连采访了几天。“那时候热情高涨。”王志强说，他们还向媒体提要求，给“上海孤儿”再办一场寻亲会，让更多人找到家。
那时候也是冬天，皖南小村的鞭炮放了又放，马家的老老少少都来了，大合照满满当当地塞进了四十多人。“我们把所有感情都给出去了。”乌兰说。
“所有的感情”包含了许多，是他们经过数十年时间不断积蓄起来的。
起初，王志强不愿认亲，否认自己是抱养来的，更别提“弃儿”等字眼。对方只要在饭局上提到“你长得像江南人”，无论当下酒喝得多酣畅，王志强也会即刻翻脸。
妻子说，他的民族认同感很高。王志强养父是一名转业军人，曾参与解放战争。领养王志强那年，养父任锡盟水利工作队队长，正带领人修建锡林河水库。“他是把我抱在皮袍子里，骑马带回来的。”王志强说。
锡林河水库的周边是一片大草原，牧民们得知来了一个南方娃娃，主动把自家奶牛送上门。每天养父挤完奶后，把绳子一松，奶牛自己回家。第二天，另一头牛又出现在门口。
王志强9岁时，父亲在动荡时期早逝。母亲凭借生活智慧将他带大，供他上学，直至1990年去世。尽管妻儿邻里都知道自己的身世，王志强总是不愿面对。“我们说他是捂着耳朵生活。”妻子这样描述。
最后是一通电话戳破了假相。对方名叫嘎鲁，上来就问：“你是上海孤儿吗？”王志强一时语塞。王志强儿子和嘎鲁女儿是同学，嘎鲁女儿说“我妈妈是上海孤儿”，王志强儿子答“我爸爸也是”。这话传到了嘎鲁的耳朵里，这才打电话过来。
嘎鲁是锡盟较早开始寻亲的“上海孤儿”，2005年联络上两百多名在当地的“上海孤儿”。她与王志强有着相似的经历，更能感同身受，在她的不断劝说下，王志强第一次参与了聚会。他这才发现，初中蒙语班里竟有3个是“上海孤儿”。
2007年，王志强夫妇和嘎鲁一块，第一次南下寻亲。那次沿途到上海和江苏无锡、苏州等地，最后到宜兴市官林镇参加寻亲大会。
第一批去的近80人，坐满两辆大巴。王志强说，自己当时还是抱着旅游的心情去的，对寻亲没有很高的期望。嘎鲁那次到江南的印象，则只有一句：“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要我们呢？”
他们有过恨意和不解，只是这种心情随着一次次寻亲，慢慢在消解。嘎鲁说，寻亲现场有些老人年纪很大了，弯着腰一个一个查看寻亲者举的牌子。也是这些寻亲的家人说，当年没吃没喝，树皮也啃，草根也挖，“为了让你们活下去，我们没办法才把你们往上海那边送”。
遇到安徽马家时，王志强58岁，一切都释然了，“他们不是不要我，是为了给我一条生路”。
2015年9月，一个安徽的电话打来，对方认为他就是家里送出去的哥哥。两家比对了送养信息、样貌，很快相认了。只是王志强没想到，自己坚持做的DNA鉴定，马家八弟并没有把他的血样放进去，而是将自己和自家四哥进行了基因比对。这个秘密，八弟一直守着，直到这次两家再次到公安局鉴定DNA，才向王志强坦白，“他知道这回瞒不住了”。
王志强转述了当时八弟的想法：“既然你苦苦寻找这么多年，我们也在寻找，干脆就这么认了，他就自己做了决定，用他亲哥哥的血把我的血调换了。”
“可都是真感情。”认亲前一天晚上，夫妇俩谈起这段错认的亲缘，很是可惜。哥哥们热络地招呼，妹妹们一口一个“七哥”“七嫂”地叫着。
2017年，王志强到北京做心脏手术，马家七十多岁的大哥也计划要买票过来。王志强没让，最后几个妹妹带着全家的慰问金来了。而他们每回到安徽，都要带上各种礼物，住上好几天。
将错就错
另一头，崔家和淄博认错的“亲戚”也往来频繁。
送走王志强那一年，崔家母亲刚刚离世，留下7个孩子。日子过于艰难，只能把最小的孩子送走。时间抚平了许多，江南水乡的样貌大变，处处都是高楼大厦。崔家门前的崔家浜已然填平，两进院子的祠堂被用作小学教室后，又被拆除，建成社区办公楼，紧挨着祠堂的崔家也搬了又搬。
1980年代初，崔文柄的祖父催着晚辈去找这个孩子。那时候没有手机，座机也少，听说来了一个寻亲团，崔文柄和父亲、二叔挨个房间敲开门，看看长相，看看头上有没有标志性的疤。全部门敲开了，都长得不像。
2006年，崔文柄女儿在报纸上发现一个山东淄博男子，长相和家人相像，“嘴巴宽宽的，头上也有一道疤”，而且他也姓崔。
几次见面后，两家认亲了，婚丧嫁娶都会互相来往。2021年崔文柄父亲病重时，这个“小叔”特地赶来，在病床前照顾了3天。父亲走了，他也赶来相送。这种恩义也让崔家人颇为认可。
只是仅凭样貌认亲，很容易出错。
2007年，嘎鲁找到过一次“家”。那家的老太太当时92岁了，朋友亲人见了，都说嘎鲁和老太太很像。老人问嘎鲁后背有没有痣，掀开衣服一看，确实也有。两家留了唾液，用作DNA比对，结果也是成功的。
但后来再仔细进行采血鉴定后，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不过，那时候两家已经见过面，走动得很热络。嘎鲁不死心，和这家的母亲做了2次DNA比对，和哥哥、姐姐又各做了1次，结果都不是。
嘎鲁很失落，但是想着老人已经高龄，得让老太太安心。于是第二年过年，嘎鲁一家又到宜兴探望老人，以儿女的身份走动着，直到两年后老人离世。此后兄弟姐妹来往得少了，只是偶尔联系。嘎鲁说，这家的哥哥姐姐肯定都知道DNA比对结果，但他们谁也没说出来。
2016年，昌江涛在南京市高淳区的认亲仪式上，也得知一个错认亲人的故事。那天他在主持仪式时，看到房子另一边，有个女孩远远地看着，在那里哭。周边的居民说，那是这家人错认的女孩，得知他们找到真正的亲人，特地从外地赶来，“她就是放不下，依恋很深的”。
周六君的大家庭里，也有9个孩子在1960年前后被送出。他发现，如今寻亲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寻亲只能靠长相、标记识别，现在DNA基因鉴定技术更为可靠。尤其是公安部2021年开展团圆行动以来，通过公安部门基因鉴定，寻亲成功的对数比过去十多年的要多。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柯伟力是志愿者熟悉的“寻亲民警”。“六十多年过去，公安部门帮助这些南方孩子回家，也是时代的进步。”柯伟力介绍，公安机关只能提供技术支持，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核实各种线索，许多工作要依赖志愿者走访。
“时间也不多了，顶多5年。”周六君说，随着寻亲双方年龄增大，父母离世，兄弟姐妹寻亲意愿降低，找到亲人的可能性更小。他到村子里“扫村”，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清楚谁家送过孩子。
2024年1月11日，昌江涛领着南方周末记者到宜兴市官林镇的寻亲人家。家里的老母亲已经95岁，时而糊涂时而清醒。和她交谈时，她的脑海似乎有个开关，只要问“你送走的孩子”，她就不断复述：“他叫吴建超，放下就哇哇哭。”
那个离别的画面刻进了老人脑海，但她从未对人说过。原因之一是她不相信孩子能找回来。直到子女说能找回来，她才承认当时确实送走一个孩子。
嘎鲁自制的寻亲资料。（南方周末记者刘怡仙 / 摄）
执念仍在
江南的家人们为招待回来的亲人，每天变着法地做各种家常菜——小河虾、冬笋鸭汤、大闸蟹、雪里蕻等。许多菜在草原上见不到，王志强夫妇感叹同样是菠菜，江南人能做出别样的味道。
认亲次日，正是常州当地腊月祭祖时节，祭桌上摆的是江南特有的豆饼、豆百叶、豆腐干，子孙行跪拜之礼，焚烧纸钱。王志强感叹自己六十多岁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仪式，他说蒙古族只祭天地，敬畏自然。给祖宗敬酒时，他跟着侄子一板一眼地学习，不时被提醒：“要从旁倒酒”“香要高举头顶”。
在内心深处，他们都深深地认同血缘亲情。
犹豫再三，崔文柄决定告诉山东淄博认错的“小叔”真相。他编辑了很长的一段文字，从接到志愿者电话开始，逐个细节讲述此次认亲过程。对方回复：“恭喜你们大团圆”，紧接着，说了一句他意想不到的话：“我10年前就知道了。”早在10年前，“小叔”找到了样貌特征、送养线索都更匹配的一家人，但是一直不敢说出来，因为崔家对他太好了，他不愿破坏这种“亲情”。
那个晚上，认错亲的双方拨通了电话，详聊至半夜。崔文柄得知，“小叔”再认亲的事甚至没有告知妻儿，只有他本人知道。如今说出来，是卸下10年的负担。崔文柄理解他，表示往后也是朋友，可以继续往来。
王志强夫妇思来想去，还是没有和马家最亲的几个“妹妹”说起这次认亲。他们决定把难题抛给“弟弟老八”——如果媒体报道，老八要给所有受骗的家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他要替换DNA作假？但转而，他们说“还是继续走动吧”。
关系的厘清还需要时间。王志强曾在安徽马家“父母”的墓碑上刻下名字，如今要先抹去，再入崔家族谱。崔家则在族谱上写下山东淄博一家的信息，也需要订正。
蒙古族人不讲求立碑筑坟，可因为和安徽一家人认亲，王志强想着给养父母立碑纪念，这样才不显偏颇。他为此奔波忙活好一段时间。乌兰说，此前他们独自祭拜时，墓前从未有响动。王志强养父此前还有个亲生女儿，某次这个女儿到场祭拜，坟前刮起一阵旋风。夫妇俩更坚信血缘亲情的独特，“能感知到的”。
随着年纪增长，寻亲会越来越难。嘎鲁说，她比对过的DNA至少有七八回，可每一次都是失败。寻亲的动力越来越小了。她说服自己，她已尽力做了该做的事，对寻亲不再抱有执念。
可王志强认亲那天，嘎鲁哭了几回。看到宣读亲缘确定书时，王志强牵了牵旁边姐姐的手。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的想法：“我要是能有个哥哥姐姐，能握个手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