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教授”方流芳：正当性比成败更重要
▲ 方流芳在家中。（艾群供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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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流芳坦言，“我迄今未申请过任何高校内研究项目，没参加过任何学会，谢绝出任法律系主任和民商法学院长”。
方流芳不建议学生做“策论”、写“立法建议”，而是找出和厘清真问题。
消息一出，法律界人士纷纷发文哀悼。方流芳生前的旧文《法律人为什么容易学坏？》在朋友圈刷屏。该文直言，法律人的道德障碍比一般人脆弱，法律职业并非具有理所当然地是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更多普通人是从网上认识方流芳的。在社交媒体上，他视野开阔，从医疗改革到缅北电诈……各类热点事件被他悉数点评，风格鲜明，言辞辛辣，有时甚至引发争议。退休后，他因以撤销退休通知、赔偿扣发工资为由起诉中国政法大学，并将庭审内容公之于网上，被网友称为“最牛教授”。
但他并非为了炒作自己。起诉法大的原因，方流芳解释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与自己为之付出了二十多年劳动的机构对立，一点也没有。起诉只是想要检验“高校教师和高校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如果有，这是什么合同，是劳动合同、人事合同、聘用合同，还是聘任合同？如果没有合同，教师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是何种民事关系？”
在噱头与争议之下，方流芳的底色是一位民商法学者与法学教育家。他被称为“第一位在美国主流法学院得到盛赞的中国法学家”“法大最年轻的一级教授”，是少有的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的中国学者。
他参与过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其学术旨趣跨越多个学科、领域。用方流芳的博士生、清华大学副教授姜朋的话来说，“读老师的作品，如同打开一柄折扇，每一根扇骨延展出去，都是一个方向，且兼具广度与深度，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
“怎能不弃医从法”
1969年，方流芳初中毕业，先后在苏北淮海农场、琼港农场度过了十几年的青春岁月。恢复高考后，他于1978年考入南京中医学院，毕业后转向法学研究，于198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师从学界公认为“中国民法之父”的佟柔教授。方流芳在人大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3年调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直至退休。
方流芳的博士生、西北政法大学讲师朱时敏早年同为医学生，他问过老师为何投身法学，“他的原话是：‘有个假期在家中无聊、无书可读，就把家里的法律书翻起来看，看着看着，就喜欢了’。”
“他一定是有想法的”，在朱时敏看来，老师转专业的真实原因没有这么轻描淡写。从方流芳微博上回忆的知青岁月来看，他在农场经历了很多事，又受到法律倡导的公平、正义和自由之理念的冲击，“这种情形下，他怎能不弃医从法？”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内地法学起步较低，而台湾地区的学者一直延续着民法的传承，很长一段时间，内地学者处于仰视对方的姿态。
2000年，方流芳发表了《公司词义考：解读词语的制度信息——“公司”一词在中英早期交往中的用法和所指》一文，考据“公司”这一中英交往过程中诞生的术语，如何演变成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主流话语，根植于本国的制度语境来理解与研究公司。
该文一经发出，享誉两岸，甚至有人评价“直接奠定了他的学术高度”。在姜朋看来，《公司词义考》打通了人们已固化的思想藩篱，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法学界的信心。“原来我们很多的概念和制度设计并非都是全盘移植挪用西方的，而是本土实践与对外交流互动中的创造。”
方流芳享有国际声誉。欧美学术界要想研究中国公司法，方流芳在《杜克法律评论》上发表的《中国的公司化实验》是绕不开的文献。他曾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当代法律制度导论。
他的学生、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晓晨回忆，她在美国读博期间，哈佛大学法学院前副院长对她说，“he has great sense of humor，称赞他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多么幽默。”张晓晨表示，“我和美国多所名校的老师一提起‘我是方流芳的学生’，他们都会高看我一眼。”
方流芳的学术视野并不局限于民商法学，还关注国企改革、宪法与言论自由、法学教育、职业伦理、学术规范等多个领域。据《中国政法大学年鉴（2006）》记载，法大把教授划分为四个职级，在民商经济法学院，江平被聘为终身教授。彼时，江平之下，只有方流芳为一级教授。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领导”
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提议他创建一所与众不同的法学院，“这让我心动，创建了法律硕士学院和中欧法学院”。
实际上，他曾犹豫过，但最终说服了自己，因为他不想失去一个探索教育制度有无改善空间的机会。
方流芳观察和反思中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已久。早在1996年，他在《中国法学教育观察》一文中就指出，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存在错位。在法学院的机构设置、法学专业划分、课程安排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根本症结在于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干预。
中欧法学院是中国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学院，致力于培养“中国法+国际法”法学双硕士研究生。2008年起，方流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创始院长。
在任期内，他精简机构，“行政人员年均5人”，弱化二级学科划分，采取“法律职业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他认为，“研究生教育中，法学被拆为众多的二级学科，使得不仅仅学生，教师的视野也非常狭隘”。在课程设置上，多门专业课用英文教学，不专门设置外语课；在任教老师的选择上，他不囿门户，为学生聘请最为优秀的学者，苏永钦、陈兴良等名师在这里汇聚一堂。
中欧法学院2010级硕士生杜明玉自认是这种培养模式的受益者。在读研初期，他对专业并没有特别的偏好，在学习中萌发对民法的喜爱。而中欧法学院也延续着法大一以贯之的自由和包容，教师授课不点名签到，学生们“用脚投票”。
在一次模拟法庭上，扮演原告的同学以浓重的口音发表辩论意见，“宠物狗死于胆囊总（肿）大、胆子粗碎（胆汁出水）”，或出于紧张，原告同学把这段话重复多遍，引得全场同学大笑。
杜明玉记得，只有方流芳全程在严肃聆听，“当时我以为是他缺乏幽默感，但并不是这样，他觉得如果他也笑，是对学生的不尊重，会加剧学生的紧张。他是发自内心地爱和尊重他的学生。”
中欧法学院学费高昂，多名学生回忆时都提及，方流芳想方设法为同学创造勤工俭学的机会。朱时敏回忆说，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张军来中欧法学院做演讲时，方流芳安排了两三个同学做记录，事后给他们发工资，不把学生当免费劳力。学生的正当诉求，他尽可能地满足，连自己与学生代表的座谈记录也公之于众，至今能在网上查阅。
朱时敏还记得，2010年，在中欧法学院新年晚会上，主持人说接下来请领导讲话，方流芳上台发言。他讲完话落座后，突然又上台抢过麦克风说，“主持人说请领导讲话，但我觉得这个场合应该没有领导。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领导，不应该被他人领导。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不同，并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
这一举动看起来或许有些匪夷所思，但在那一刻，朱时敏发自内心地觉得：“能成为他的学生，真的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一种训练怀疑主义者的教育
“在某种程度上，法律职业伦理的作用是制约法律职业的异化”，这是方流芳开设的“法律职业伦理”的开幕词。这门课程并非简单罗列法律职业的技术性规范，而或以古今中外的重要案件为引，或讨论时事热点话题，来牵出法律职业涉及的伦理问题，再引导同学层层剖析。
每一周，杜明玉们要在课前阅读材料、做足准备，再来接受连续三堂课的头脑风暴和知识洗礼，并随时做好准备，要在全班人的注视中，回答方老师苏格拉底式的提问，而这将持续整个研一上学期。方流芳将此视为“法学院唯一可以言之成理的教学方法——学生永远不会听到老师支持他的观点……这是一种训练怀疑主义者的教育。”
“往往你回答完一个问题后，他还有进一步的追问，因此，有的学生甚至试图提前揣摩他会提问怎样的问题。这样几轮下来，无论是回答者还是旁观者，都会有所收获。”姜朋回忆说。多番讨论后，老师才会集中输出他的观点，但并不强加于人。这就像康德所说，“他是学生思想的助产士”。
课上，朱时敏曾与方流芳意见不合。方流芳提到，律师不能按标的物价值收费，朱时敏不以为然。方流芳反问他：“律师要是按标的收费的话，与‘绑票’有何区别？”课堂上立马笑声一片，朱时敏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当天用一个下午写了5000字的反驳意见。令他意外的是，方流芳见到后并没有不悦，反倒夸他文章写得好，鼓励他深入研究，顺带发了篇论文。
由于学生课堂表现在评估时占一定权重，对于那些始终没发言的学生，方流芳为他们增设了“但书”——给他们布置命题作文“为什么我没在课堂上发言”。不管学生写的是什么，只要言之成理，他至少都给及格分。
时隔十多年，有学生回忆起这门课程仍感到受益匪浅。
不参加任何学会，不搞“师门”
方流芳在担任中欧法学院的院长时，学界声望高，但少有人敢报考他的博士生。
朱时敏着手考博时，一位好友对他说，“你这么牛，那你就去考方流芳，你要是提前找人请托，他反而把你踢了”，他想“报就报、谁怕谁”，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上岸。
方流芳坦言，“我迄今未申请过任何高校内研究项目，没参加过任何学会，谢绝出任法律系主任和民商法学院长”。用他的话来说，是“享受体制内的自我孤立和自我边缘化”。
在对学生的指导中，方流芳一直倡导以学者身份独立思考、不要盲从权威、要研究真问题。博士论文开题时，朱时敏想写有限责任公司立法，却被驳回了三次。每一次，方流芳都会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题目？到第三次时，朱时敏回答说：“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公司法根本上出了问题，我为了公司法的改革。”
方流芳又问，“你立过法吗？”
朱时敏有些着急，“我是没立过法，一定要立法才能提建议、才能做研究吗？要这样的话，大家做法学研究有什么意思？”他还呛老师，“那你不是曾经做过公司法起草小组负责人吗？你说一下，立法是什么样子的？”“你说，我为什么应该写这个题？”
方流芳一点都不生气。朱时敏清楚记得，老师只是告诉他：“你是一个学者，你的任务是求真，研究问题不是为了求用。把有限责任公司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才是你的目的。”
方流芳不建议学生做“策论”、写“立法建议”，而是找出和厘清真问题。他告诫学生，要对法律背后的所谓理性设计、宏大愿景保持警惕，不要对任何法律制度有药到病除的幻想。
姜朋说，这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你给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无论多么精妙，在实际落地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变数或者干脆走了样，因此不如回归学者本分”。
这个“师门”的弟子们是在老师去世后，才逐渐组织聚集起来的。在此之前，师兄弟之间超出上下几届就都不熟悉了。他们不愿提，甚至反感“师门”这一概念。早在法律职业伦理课上，方流芳就批评了师生、同学关系的朋党化，“学生在教授开设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学生为教授撰写法律意见书，学生为教授介绍需要法律服务的客户”，师生间构成利益同盟，能称之为败坏法律圈的罪魁祸首。
方流芳在《传承与未来》一文中写道：“师生之间有距离的观察，能带来更多客观信息，一旦走近，信息反而失真。”尽管这种保持距离，有时让他看上去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2017年，方流芳的忘年交“网友”邀请他到西北政法大学做讲座，不少学生因此从外地到西安来看望老师。大家一起散步时，方流芳对学生们说：“不要因为是师生，就一定要在一起。”朱时敏理解，老师希望学生们是出于对讲座话题感兴趣才来，而非给他撑场面，“他甚至可能认为这有损他的自尊”。
坚守正当性
十二年前的一个寒夜，方流芳身着深色正装、戴着大气的格纹围巾踏上中国政法大学学活中心由红丝绒幕布、黄色卡纸和五彩LED灯串搭成的简易舞台。
他一上台，就掌声不断。方流芳说：“这个夜晚使我想起一个多星期前，2011级的同学们给我送来八十多只千纸鹤，每一只上面都有同学的留言，同学们的祝愿、勉励使我深为感动。其中一个同学对我提出一个愿望：‘在新的一年多发补贴、少收学费’。”
此话一出，台下欢乐的氛围更甚，笑声、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将是方流芳最后一次以中欧法学院院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2012年12月，方流芳作为中欧法学院院长的第一个任期结束。
从方流芳关于中欧法学院工作的博文来看，他与外方在招生和课程等问题上有一些触及底线的分歧。多名学生都曾撰文提到，他据理力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要维护教育主权。
从旁观者来看，他用心做了许多在旁人看来不好做，甚至是不值得花那么大力气去做的事。“他付诸实践了，哪怕这事情很难，哪怕最后可能他自己从中没得到什么，但如果学生能受益的话，他是愿意做的。”姜朋说。
无论个中内情如何，最终的结果是，方流芳没有连任中欧法学院的院长。
在某些方面，方流芳更像是一个康德义务论的践行者，笃信“行为的正当与否是内在的，与其产生的结果无关”的理念，追求内在的道德义务远甚于外部的目标或结果。
在中欧法学院2014届学生的毕业致辞中，方流芳告诫学生们要坚守正当性。他说，面对每个行业的“潜规则”，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想坚守自持，又担心错失良机、成为丛林法则中的牺牲品。但他认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可复制、可言说的传奇，正当性比成败更为重要，你做或者拒绝做，不是因为成败得失，而是因为正当性。”
尽管他当时已离任一年半，但没有放弃他的“正当性”。他自称，自己平均每周两次质疑校方治理学院的正当性，从来没有停止，“现状可以改变，历史记录不会消失，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方流芳去世后，他的女儿在讣告中称：遵先父遗愿，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办任何仪式，不留骨灰，只由妻女送别。方流芳以他独有的行事风格，给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
（应受访者要求，杜明玉为化名。）